一、引言。

　　由Berle 和Means （1932）所提出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象标志着公司治理学科的诞生。在公司治理领域，学者们纷纷就如何解决现代公司制组织形式内部的治理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而明确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便成为了首要研究对象。国内外对于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已有很深入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可分为两大层面，即研究公司治理单一机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考察公司治理整体机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二、研究公司治理单一机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以单一公司治理机制为切入点来分析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但根据清华大学宁向东（2006）教授的研究，可以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即代理型公司治理问题和研究剥夺性公司治理问题。

　　（一）代理型公司治理问题。

　　代理型公司治理问题主要针对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关系，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旨在强化企业内部董事会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作用，实现企业经营正常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主要的研究涉及公司的董事会。

　　在针对董事会的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从董事会的独立性出发，研究董事会与企业绩效二者之间的关系。主流理论认为，增加外部董事可以有利于董事会对管理者的监督、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进而能减少管理者的自利行为，增加企业的绩效；然而也有理论质疑独立董事能否真正产生作用，并认为更多的聘任独立董事只会增加企业的人力成本，从而会影响企业的绩效水平。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对此也存有争议。Pearce 和Zahra（1991）认为外部董事的增加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Agrawal和 Knoeber（1996）在对近400家美国公司的研究中却发现公司绩效随着外部董事数量的增加而下降。

　　Kaplan 和 Minton （1994）也发现糟糕的企业绩效与独立董事的任命相关。然而也有研究并为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如Kang和Shivdasani （1995）在对日本企业的研究中发现独立董事的任命与企业绩效无关。

　　（二）剥夺型公司治理问题。

　　剥夺型公司治理问题涉及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主要研究的是控制性股东与非控制性股东之间可能存在的治理问题。研究主要是为了探求企业中具有控制权的股东是否会凭借其有利地位，侵害不具有控制权股东的利益，也即是否会产生隧道效应（tunnelling）。主要的研究涉及家族企业。

　　针对家族企业的研究多为对比研究。Benjamin（2006）在对西欧1672家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家族企业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更好的营利性，说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要小于非家族企业，但他的研究同时还发现，当具有控制权的家族其控制权较高时可能会存在牺牲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即存在剥夺型公司治理问题。不仅如此Villalonga和Amit（2004）在研究中还发现如果家族企业的创立者担任CEO或者担任董事长的职位时，家族企业的价值较高，这说明具有控制权的家族如果对企业实行积极管理，将会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绩效8.同时，企业外部环境对家族企业的影响也进入了学者的视线。Daniel等人（1998）9以及Anderson和Reeb（2003）发现了家族企业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更好的盈利性这一观点在美国的证据，而Faccio 等人（2001）则发现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东亚国家，家族企业会侵害小股东的利益。由此可见外部环境对于家族企业绩效以及大股东剥夺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研究公司治理整体机制对企业绩效的关系。

　　以总体公司治理水平为视角，研究公司治理整体机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利用已成熟的公司治理指数或构建相应的公司治理指数来分析二者关系，进而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

　　构建公司治理指数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公司治理与绩效关系研究的主流。Gompers等人（2003）依据24项公司治理原则构建了治理指数（GIM），用来研究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在研究中他们发现公司治理指数对企业绩效在不同时期内，影响程度不同，并推测是一些不可观测到的因素造成了这一结果。Cremers 和Nair （2005）认为GIM指数的研究数据取自美国90年代，而该年代正是美国并购的高峰期，该指数更多的侧重于反对恶意收购，属于针对企业外部环境的治理指数，不适宜作为公司治理的综合指数，因而还应进一步发掘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构造综合治理指数提高公司治理评价的有效性。

　　Bauer 等人（2010）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公司治理评价指数ISS和GMI,将其与公司价值进行回归估计，发现公司治理评价与公司价值并不具有显着的相关关系。Rob等人（2008）则针对日本企业运用公司治理评价指数，发现一年中治理机制好的企业与治理机制差的企业在绩效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国内对公司治理评价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大量成果。李维安和唐跃军（2006）利用专家评分、层次分析法，通过对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有助于增强财务弹性和财务安全性，进而能够对公司业绩和公司价值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这为我国的公司治理评价奠定了基础。

　　四、简评与展望。

　　综合以上研究的成果可以发现，在公司治理领域内，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展开了研究，所得的结果各不相同。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是研究样本选择的差异。其次是研究角度的不同。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还存在以下突破。首先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学者对公司治理与绩效关系的研究。除此之外，强调动态视角的公司治理动态理论也逐渐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出现，动态理论强调公司治理与绩效间的动态关系，克服了以往从短期角度进行研究的不足，研究的结论也更符合事实的情况。

　　其次研究方法的创新将进一步推动公司治理与绩效关系研究的深入。在研究方法方面，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的计量工具给予了公司治理研究有力的支持，这些新颖的数理方法使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和前瞻性的成果。如近来在克服异方差方面具有优势的GMM方法已逐渐成为模型参数估计的主要方法，而面板数据模型则以其在解决遗落变量问题上的优势逐渐在该领域占据优势。笔者相信随着这些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未来针对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必将取得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1]Berle A .A and Means G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Property[M].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2]宁向东。公司治理理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

　　[3]Pearce II J.A. and Zahra S.A The relative power of CEOs andboards of directors: Associations with corporate performance[J]. StrategicManagement Journal,1991（12）

　　[4]Agrawal A. and Knoeber C.R Firm performance and mechanisms tocontrol agency problems between managers and shareholders[J]. Journal of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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