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观念和友善精神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唯有依循中华文化传统，才能把握和谐友善的精神内涵和特质，更好地引导友善精神的培育，促进社会和谐。《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派系儒学的奠基性、主导性文献，其所包含的深刻的和谐友善精神在其交友观念之中有着集中突出的体现，因此，阐明《论语》交友观念的精神实质，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友善精神培育具有突出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论语》中蕴含的交友思想非常丰富，多个篇目都涉及到交友问题，《论语》对交友问题的阐述主要是围绕“何为友”、“为何交友”等问题展开的，因此，《论语》交友观的实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友”的精神特质，二是“交友”的价值诉求。
　　
　　一、《论语》交友观念中“友”的特质
　　
　　《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奠基性文献，生发和内蕴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派系，其交友观念中映现着友以“信”为根、以“恕”为怀、以“和”为贵的精神特质。
　　
　　1.友以“信”为根
　　
　　与朋友相处，孔子特别看重一个“信”字。他以对理想社会的美好希冀传达着对朋友之信的深切渴望，诚如《论语》中所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①。他还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②。他认为，做人处世的关键是言而有信。一个人不讲信用是难以立身处世的，就像大车的横杆和小车的挂钩，如果没有了它们，车子是绝对走不动的。只有言行一致，取信于人，才能顺利地立身处世，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
　　
　　与朋友交往怎样才能做到取信于人呢？孔子认为，首要的是自己能恪守“信”这一根本原则，能够做到对朋友诚实无欺。为此，孔子把“信”作为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正如《论语》中所表达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③。正是在孔子的教诲下，他的学生也非常重视诚信的作用，并把“信”作为交友的根本原则。正如《论语·学而》所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④。但是，孔子并不赞成无原则地守信用，他曾指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⑤。即，明辨是非是守信用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只是死板地有言必信，就会犯各种低级庸俗的错误。
　　
　　2.友以“恕”为怀
　　
　　《论语》中的“恕”体现了宽以待人的胸怀，孔子认为这是交友的根本原则。子贡曾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孔子认为，善于宽恕他人是交友的根本，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就不要强加于他人。即使他人的言行举止伤害了我们，我们也要尽量宽恕他人。因此，孔子对伯夷、叔齐不念旧恶的行为很赞赏，曾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②此外，《论语·子张》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③的说法，认为君子应该既尊重贤良的人才，又宽容普通的公众，既赞扬善良之人，又体恤他人的缺点和不足。诸如此类的观点，充分体现了《论语》交友观念中的宽容精神和包容意识。
　　
　　3.友以“和”为贵
　　
　　在孔子看来，“和”不仅是处理国家关系、家庭关系的准则，更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孔子倡导交友要以“和”为贵，但孔子认为朋友之间的“和”不是简单的盲从附和、绝对的同一，而是“和而不同”,强调朋友之间在保持个性差异基础上和谐统一。
　　
　　正如《论语·子路》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④ 为了做到“和而不同”的君子之和，孔子指出了朋友交往的基本原则，即以德为本、遵守法度的原则，正如《论语·里仁》所言：“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⑤ 由此可见，孔子虽然说过，“礼之用，和为贵”⑥ .但是，他并不认为朋友之“和”是没有分歧，一团和气，而是认为，朋友之“和”是明辨是非、讲原则的“和”.
　　
　　二、《论语》交友观念中“交友”的价值诉求
　　
　　人类活动的意识自觉性，决定了人类的活动必然有其目的意向或价值诉求，即必然是希求或追求某种“善”的活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每种技艺和探索，与每种行动和选择一样，都显得是追求某种善，所以人们有理由把善表示为万事万物所追求的目标。”⑦交友或友待他人，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也必然有其希求的善，也必然有其价值诉求，正如毛泽东所讲的“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⑧。在《论语》交友观念中，交友所希求的善或交友的价值诉求在于，弘扬正义，修养自我，移风易俗。
　　
　　1.交友弘扬正义
　　
　　“义”是儒家所倡导的高尚的行为范式，弘扬正义是《论语》交友观念最为凸显的精神真谛。孔子强调，“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⑨ .他不但把“义”作为个体行为的基本宗旨，而且把“义”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并以之拒斥各种从众媚俗、不讲原则的做法。例如，“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⑩ 言外之意是说，判断一个人，不能被他人的看法所左右，必须深入观察，用公正客观的眼光来识别。在日常的朋友交往中，孔子也极力倡导“唯义是举”敢于担当的精神，在《论语·乡党》中曾讲到这样一个事例，“朋友死，无所归。
　　
　　曰：’于我殡‘”瑏瑡? .有朋友死了，没有人来料理后事，孔子主动承担了料理朋友后事的责任。这充分体现了孔子对朋友尽心竭力，仁至义尽的担当精神。此外，孔子还倡导用正义精神感染他人，把个人的正义上升为社会正义。孔子认为交友必须分清良莠，以便扬善抑恶、弘扬正义。对于不以正义为行为底线，市侩、庸俗的做法，孔子深恶痛绝。如《论语》中所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 之。匿 怨 而 友 其 人，左 丘 明 耻 之，丘 亦 耻之。”瑏瑢? 孔子一向主张朋友要正直、真诚，爱憎分明，以便达到弘扬正义的目的。
　　
　　2.交友修养自我
　　
　　在《论语》交友观念中，交友的价值诉求在个人层面上具有突出的“修养自我”或“修己”的精神。孔子认为，交友所追求的“修己”精神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修己学问，二是修己道德。修己学问指在知识层面上朋友之间通过相互切磋，彼此启发，增进知识。如果在学习中自我封闭，拒绝交流切磋，就会导致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和“修己学问”
　　
　　相比，交友所追求的“修己精神”更侧重于“修己道德”.因为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认为青年人要懂礼仪，讲规范，在学习中以“仁德”为基础，把知识和修养相统一。正如孔子所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①。孔子认为，品德修养的途径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要内省，二是要向他人学习。《论语·颜渊》指出，“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② .强调朋友之间相互切磋学问，学有进益的同时，更要促进彼此的道德修养。孔子认为高尚的道德修养也正是得益于朋友的帮助。《论语·子路》指出，“朋友切切偲偲”③ ,认为朋友之间应该相互切磋、相互勉励，而相互切磋勉励的宗旨就在于取长补短，各修己身。所以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⑤ .由此足见交友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意义，正如古语所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⑥。
　　
　　3.交友移风易俗
　　
　　移风易俗是《论语》交友之价值诉求在社会层面的标的和归宿。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是特定地域的人群共同体长期尊奉和践行的理念和规范。根源于传统观念的陈旧风俗，往往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而需要移除和改变。然而，源于传统观念的旧风俗总是具有顽固的惯性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⑦。要移除和改变旧风俗，就必须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中培植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观念。生逢于“礼崩乐坏”之时代背景下的孔子，以其积极救世的精神，担当起移风易俗的使命，此种使命也正是其交友观念所致力追求的核心之善。通过交友达至移风易俗，在《论语》中的体现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对市侩之风气的拒斥，还体现在孔子对“益友”、“损友”之判定上。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 多 闻，益 矣；友 便 辟，友 善 柔，友 便 佞，损矣。”
　　
　　在这里孔子明确指出了判断好朋友和坏朋友的标准：朋友要正直，不性情暴躁；朋友要宽容，不优柔寡断；朋友要博学多才，不花言巧语。此外，孔子在交友上追求移风易俗，还体现在他在交友中恪守 扬 善 抑 恶 的 价 值 追 求，主 张 “无 友 不 如 己者”⑨，即不把不如自己的人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坚决遏制泥沙俱下、随波逐流的恶劣风气。
　　
　　三、《论语》交友观念的当代启示
　　
　　《论语》交友观念，特别是其对“友之精神特质”和“交友之价值诉求”的深刻揭示，映现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底蕴和意志倾向，为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和友善精神培育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然而，《论语》
　　
　　产生的时代已过去两千多年，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和友善精神培育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已根本上不同于《论语》产生时的话语背景，所以借鉴《论语》交友观念的合理思想服务于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和友善精神培育，关键在于把《论语》交友观念的思想启示与当前中国的时代问题相结合，开示出合乎民族文化个性并且因应时代处境的实践路径。
　　
　　此种理论立场和价值视域中，分明凸显出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和友善精神培育的三重维度。
　　
　　1.加快制度现代化，重建社会信任
　　
　　在《论语》交友观念中，“信”或“信任”既是“友”的根基，又是“交友”的价值诉求，在孔子关于理想社会的向往中把“朋友信之”作为基本内容。信任不但在孔子所生活的古代社会非常重要，在现代社会依然非常重要。因为，一方面信任或诚信是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的前提，离开了相互的信任，人与人之间是难以友好相处和以友相待的。人与人之间各揣心腹事，口是心非，相互欺诈，便不能形成真正的友谊，甚至无法友好相处；彼此信任，坦荡真诚才能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结为纯洁无私的友谊。
　　
　　另一方面，彼此的信任、全社会的诚信还是友善和谐的社会风尚得以形成的基础；离开了信任和诚信，友善和谐的社会风尚便无以立足、无法建树。友善和谐的社会风尚表现在多个方面，如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克己奉公等，但是离开彼此的信任和诚信，这些友善和谐的社会风尚就无法形成。诚信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和友善精神的培育如此重要，然而诚信的匮乏却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社会上频繁发生的“不敢扶跌倒的老人”或不敢、不愿做其他好人、好事的怪现象，说到底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诚信。
　　
　　当前社会诚信匮乏的根源，从根本上来讲是由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的时代状况所决定。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维系社会运转和运行的观念和规范是等级身份观念和宗法伦常规范，每个社会成员按照其固有的身份等级，“有耻且格”①，“知止不殆”②，各归其名，各安其分，社会就不会因为个体“名不副实”而整体失序。所以，孔子把“正名”作为道德教化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所谓“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③，也即“安分守己”意义上的“守信”.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的信任或“守信”,以等级身份制为前提的对其身份或名分的安分守己意义上的忠诚，也即儒学所强调的“勿自欺，亦勿欺人”的忠诚。这种以“忠诚”为基本精神的信任，由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观念所决定，因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普遍的实践效力。然而，当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被推翻，宗法观念被废除，代之以平等观念和自主意识，从而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的时候，“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④这时，传统的“忠诚”观念被消解了，新的信任观念尚未确立。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指出的，“在传统农业社会里，道德世界的核心是忠诚，商品社会里道德世界的基本准则是信任，就是诚信。”⑤当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商品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忠诚理念已被消解，新的信任观念尚未确立，社会就会出现信任匮乏的状况。
　　
　　面对由社会转型所导致的信任匮乏问题，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等级社会，重拾以忠诚为内涵的信任，只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加快社会现代化进程，确立与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信任。在等级制的传统社会，以忠诚为基本精神的信任，是通过社会倡导“正名”,从而个体对其身份负责的方式培植起来的；那么在身份平等的现代社会，社会就要通过倡导“自主意识”,引导个体对其行为负责，培植其现代信任精神。为此，社会首先要在制度体制上保障个体社会身份的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平等，不允许一部分人在身份上或事实上享有特权，以至于有了违约或失信行为而不被追责，从而确实体现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和自主精神；其次，社会要在制度法规上切实有效地鼓励守约守信的行为，强有力地惩戒违约失信的行为，加大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使人们由不敢违约失信，到不愿违约失信，再到不想违约失信，逐步在社会上建树起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从而为友善和谐的精神奠定社会信任基础。
　　
　　2.扞卫公共利益，弘扬公平正义
　　
　　在《论语》交友观念中，“义”既意味着“公益”,又意味着“正义”,“义”既是“友”与“和”的尺度，又是“交友”的价值诉求。在《论语》交友观念中，交友之“首善”和宗旨就在于“以友辅仁”⑥ ,弘扬正义，这一重要思想启示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友善精神必须着眼于伸张正义，弘扬正气。
　　
　　“以友辅仁”,弘扬正义，一方面意味着播撒大爱，泛爱众人，另一方面意味着维护公益，坚持公正，这两者对于当前中国来说，都是宝贵而亟需的精神。扭转“人心不古、惟利是图”的市侩风气，纠正损公肥私、假公济私的不良行为必须鼓励大爱精神，弘扬社会正义。失去了公正观念和正义精神，人人独爱其亲，必然造成相互间的疏远和冷漠，甚至会使人囿于狭隘的亲情之爱或帮派私利，失去是非原则和善恶观念，做出危害社会，伤害他人的事情。当前中国官场影响恶劣的帮派现象、山头主义，社会上时有发生的江湖义气行为，不但是严重干扰社会健康发展的深重痼疾，而且是阻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友善精神培育的严重障碍。唯有弘扬正气，坚持正义，破除各爱其亲、各徇其私的狭隘观念，弘扬公正无私的大爱精神，才能培育出具有中国气派和时代特色的友善精神。
　　
　　在《论语》形成的时代，主要从两个方面培植正义精 神，一是通 过宣扬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⑦ 的理念，鼓励人们追求君子境界，弘扬正义；二是通过倡导“为仁由己”⑧的自律精神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①的担当精神，鼓励人们以身体道，担当正义。这种依托于境界教化和自律劝勉的正义获致方式，在利益意识普遍凸显的市场经济时代，无疑是乏力的，不适用的。当前中国之所以存在人情冷漠、道义匮乏的现象，根源在于个人利益意识的膨胀，公共利益意识的式微，正如恩格斯说的：“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②。可见，要在当前社会培植公益心和正义感，必须发展公益经济，加固公共利益，使社会成员真切地感受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个体相互间在利益上的紧密相关性。
　　
　　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基本分配模式的制度，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政权组织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这种经济政治制度从制度体制上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高度一致，社会成员相互间在利益上的紧密相关，因而这种制度体制是有利于培植公益观念和正义精神的。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社会成员在思想观念上深受专制、自私、狭隘等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和羁绊，加上市场经济体制普遍催生了人们的物质贪欲，社会法治建设相对滞后等方面的原因，一段时期以来官员腐化堕落时有发生，国有企业领导权力寻租，国有资产流失比较严重。这些不良现象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公益事业的发展，遮蔽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道义精神，挫伤了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公共事业的热情和信心，助长了各种自私自利、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恶劣风气。
　　
　　可见，当前弘扬道义精神，增进社会和谐和友善，当务之急是扞卫和增进公共利益，使国有企业真正姓公而不姓私，使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红利真正被社会公众所享有。为此，要从制度法规上明确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属，对国有企业运营加强监管，严厉杜绝国有资产流失或挪作私用，坚决避免国有企业的利益和利润被少数人独占；要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的教育监管，落实领导问责制度，使其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③，使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真正体现其公益性，真正造福于社会公众。“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④，充分发挥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上的基础作用，使社会公众普遍过上殷实体面的小康生活，使其衣食无忧、安居乐业，才能在社会成员中普遍营造出心理平衡、心态和善、阳光正义的精神。相反，如果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失去公益性，不能切实服务于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以至于贫富两极分化不可逆转，必然会加剧社会成员的对立情绪，阻碍和谐社会建设和友善精神培育。因此，当前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友善精神培育，必须积极顺应和利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趋势，紧紧把握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依法治国等时代主题，坚决扞卫和增进公共利益，为弘扬社会正义夯实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基础。
　　
　　3.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建树和谐友善社会风尚
　　
　　《论语》交友观的精神实质体现了突出的弘扬正气，移风易俗的价值诉求，这一点在当代社会依然非常重要，只不过当代社会的制度模式以及社会公众的思想意识已根本不同于《论语》形成时代的社会，因此应该从新的方法和路径入手建树当前社会的崭新风尚，而不能机械地照搬《论语》中的思路和方法。
　　
　　《论语》形成时代的社会是伦理宗法为基础的家国同构的社会，伦理道德是社会法律的基础和精神实质，“修身”是“齐家、治国”的前提和必然路径，个体通过“为己之学”的道德教化和行为上的反省自律，就能达致“有耻且格”,“知止不殆”的成熟和稳健，与之相应社会就会呈现出秩序井然、风俗良善的景象。所以，“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⑤的进修路径在《论语》形成的时代具有逻辑和事实的必然性。当代社会是道德与法律相分化，个人修养与社会管理相区别的社会，道德教化主要应用于个人修养方面，其效力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境界水平和自律能力；法律是协调和管理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手段，其效力不受个体的境界水平和自律能力所左右，强制力是其效力的根本保障。建树和谐友善的社会风尚，无疑既需要道德教化和个体自律，又需要制度协调和法律强制，但是两者相较，制度和法律对于当前建树和谐友善的社会风尚更为重要和关键。因为道德教化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个体的自觉和自律，当个体自觉性和自律性不够时，道德教化必然是低效乏力的；与之相对，制度和法律强制性地规定了个体行为的原则和范式，无论个体是否接受和认同，都不能违反和背离制度规定和法律规范，因而制度和法律能够必然性地达致所预期的效果。另外，法律是个体行为的底线，是不容打破和违背的，道德是个体行为的上线，在保障底线不被打破甚或超越于底线之上的前提下，才可能趋就于上线，因此建树和谐友善的社会风尚首先需要制度和法律发力，确保社会公正有序，在此基础上，辅之以道德教化，激发个体的自觉自律，和谐友善的社会风尚才能得以形成。相反，过分夸大了道德教化的作用，过高估计了个体自觉性和自律性，错置和颠倒了道德和法律的地位，以至于底线不保，上线落空，必然无益于和谐友善社会风尚的建树。
　　
　　由《论语》所奠基的儒学文化传统在中国绵延数千年之久，儒学的德治教化理念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依然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少人会习惯性地夸大儒学道德观念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相对弱化了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因而相左于当前时代的“法治”主题，不利于法治观念的普及和落实。因此，借鉴《论语》交友观念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诉求，必须顺应当前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势，具化和细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念，把社会公共生活及其治理与个体私人生活及其修养作相对的界域区分，把道德的实践重心落到个体自我修养上，把法律的实践重心落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上，充分发挥法律和制度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同时充分利用道德教化在社会治理中的辅佐促进作用，两种手段各就其位、相互协调、相得益彰，才能建树成秩序井然、和谐友善的社会风尚。
　　
　　《论语》交友观念对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和友善精神培育的深刻启示，一方面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和时代价值，另一方面充分确证了立足时代精神和核心问题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因此，准确把握《论语》等传统文化经典文献的精神实质和时代价值，并运用于诠释和破解当前时代的核心问题，才可以使当前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正本清源、返本开新，才可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续更新、永葆活力，才可以使中国社会持续进步，文化不断繁荣，全面建成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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