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政界领袖，救民于苦难是他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其爱国主义精神在当代尤值得大力弘扬。围绕张澜的爱国恤民，学界从多个角度展开研究，目前已积累一定的成果。有从政治主张的视角阐述张澜的心怀天下： 如考察保路运动时期的张澜坚持立宪救国的政治立场[1]; 如强调抗战期间的张澜利用其公信力与影响力，力促地方实力派、国民党与共产党等多方势力的团结抗战的历史贡献[2];如研究张澜对民主党派发展的促进与推动作用[3]; 如讨论张澜民主思想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其缺乏现实可行性的消极面[4].有从教育思想的角度诠释张澜的救国之志： 如论析他教育救国的理念与实践[5]; 如分析其教育思想中传统儒家与西方民主的二元性[6]; 如强调他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之先河的开山之功[7]; 如关注其教育理念中解放妇女的进步意识[8]; 如论述他的实业教育思想于当下高职教育的启示及意义[9].有从个人品格的角度展现张澜的心系于民： 如彰显其不为物质利益所诱的一身正气[10];如突出其面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仍不畏强权的大义凛然[11]; 如感叹身居高位的他，仍坚持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12].总观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诠释张澜民主爱国的政治理念以及宣扬其高风亮节的品德情操，关于张澜救国方略的主张及思想变迁的系统性研究则所见不多，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张澜所处的时代，国家积贫积弱，专制传统影响深远，使其救国之路举步维艰。但张澜不改民族中兴之志，彰显爱国情怀，根据国内时下形势的变化发展，适时调整救民兴邦的方略： 从主张地方势力的省内自治，到各民族的团结抗战，再到民主党派的中间路线，最后定格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商建国。对于张澜救国方略的探讨，不仅可以从民主思想历程的变迁说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增强道路自信，而且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 清末民初： 省内自治
　　
　　1903 年，张澜被公派至日本留学，日本近代化的快速推进与中国蹒跚不前的两相对比，令他深刻体会到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在留日学生会上，张澜积极支持康梁改良反对慈禧专政。回国后，张澜很快投身救国实践，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当选为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副会长，成为保路运动的领军人物。他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举债列强”的卖国政策，要求给予川路股东“保路破约”的权利，并坦言其目的就是“为爱国而来”[13]1.但是，他在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信中，称“未敢有暴乱行为”[13]13; 并要求参与运动的成员焚香朝拜光绪的“圣位牌”,以示无叛朝之心。因此，他这一时期对于救国路径的思考比较模糊，只是居于国家主权与川民利益的立场上不满封建专权，并未有彻底推翻封建帝制的决心和觉悟。
　　
　　随后，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中国迈入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这让张澜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1912 年，他出任川北宣慰使，踌躇满志地推行政治改良。
　　
　　1915 年，袁世凯逆时而行恢复帝制，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掀起护国运动，由此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联省自治风潮。中央政府的倒行逆施以及联省自治的遍地开花促使张澜开始思考救国方略的调整： 由倚赖中央的政治改良转向以地方为主的省内自治。1916 年 5 月，四川督军陈宦宣布独立，张澜发电祝贺以示支持。1920 年，张澜提出解决“川省内迭次祸乱”的根本之法是四川实行“独立自治”.[13]40 -42此时，在救国方略的探索中，张澜开始了地方自治的尝试。需注意的是，张澜主张的“省内自治”并非四川搞分裂闹独立，占蜀为王。其自治理念，应有三方之义：
　　
　　第一，从自治的功用来看，地方自治是张澜对抗不合理施政、救民救国的重要途径。1916年，滇军在倒袁战争时借机入川，在罢袁成功后却久踞四川不出； 且滇军与川军多有间隙，两军相争，造成“川局难危，生灵涂炭”.张澜认为，“滇军一日不出川境，匪独后患无穷”,“必确定滇军出川之前提，而后川局乃有治安之可策”.
　　
　　他提议实现省内自治，以清除盘踞于蜀地之滇军势力。[13]231917 年，段祺瑞掌握北洋实权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及国会，全国掀起护法运动。
　　
　　张澜时任四川省长，再行“自治”与中央分庭抗礼[13]25.1934 年，蒋介石欲借红军长征途经四川之机，挑唆川军与红军相争，从而图谋蜀地，坐收渔翁之利。张澜识破蒋介石的阴谋，再次提出“川人治川”,以此抵制蒋对四川的干政[14]76.
　　
　　从上述史料看，张澜数次提出四川自治的主张： 在面对久踞四川不出的滇军时，在面对弃民主法统于不顾的北洋专制政权时，在面对各方军事势力虎视眈眈觊觎四川时。他认为，诸多乱象皆可以借由“省内自治”得以根治。在他看来，实现“省内自治”是对抗恶政实现和平的有效手段。
　　
　　第二，从自治的主体来看，其自治理念的重心在“民治”,权利的主体是人民。张澜主张的“自治”并非为一已独私，只要能使川内“免兵祸连结”,他于所任的省长一职毫不眷恋，“愿以军民政治交付”[13]27.张澜强调，自治的关键在于实现民治，人民与政府达成公约。以约束军人权力，避免战祸。
　　
　　1926 年 5 月，川内军阀之争以刘湘获胜告一段落，四川暂停内乱。他反思省内多年战乱，认为其原因在于“人民对于每次战后川事之处置，从无意见参加”.要避免军阀作乱，势必充分发挥人民的作用，需要“先由人民代表与政府协定一种公约”.他主张，各县需推举一名人民代表组成善后会议，以保障民意的顺畅表达，以抑制蜀地再乱。在此基础上，他对于人民参与政府的方式提出具体的建议： “从速组织省宪机关”,“以后川事，悉依省宪进行”.[14]60 -61在张澜眼中，实行自治的核心要义是在自治政府中建构起足够代表民意的政治机构，从而实现“人民与政府合作，以制军阀之跋扈”.只有充分动员人民的力量才能对乱蜀已久的军阀势力形成有效的钳制，蜀地才能避免战祸，达成真正的长治久安。
　　
　　第三，从自治的实践范围来看，主要集中于实业及教育领域。1920 年，张澜在家乡南充践行“省内自治”,公布《四川南充县暂行自治大纲》共 23 条。他主张，要实现自治必先振兴实业。结合南充当地的地理环境与生产传统，其实业计划“专在发展蚕丝业”,“首先从推广桑株入手”.同时，他举办实业教育，于 1922 年春“特开农业班”,传授“农蚕业”的“学识和技术”,培养“农蚕业的指导者”; 次年春“特开工业班”,教授“染织”,以期“改良机织业”.[13]51 -54可惜的是，1926 年张澜即赴蓉任成都大学校长，地方自治实践的具体措施未能得以充分实施。
　　
　　出任成都大学校长期间，张澜将其自治实践的领域由地方转向学校教育。他强调学业的重要性，因为“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知识”,才能“为实行民治打下基础”.[15]55他认为，教育自由是民主在精神领域的最直接体现，故“发表精神独立的宣言，以实现学生的求学自由，研究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最终实现“教育精神的民主化”.针对国民党施行的党化教育，先生直言不讳： “现代的所谓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他在校内创办《科学思想》，约集中共党员、进步人士担任撰写工作，宣扬民主，以实际行动对抗国民党的党化行动。[14]69在张澜的自治理念中，民治是自治的关键，平民教育则是实现民治的基石，而教育的民主化又是平民教育的基本前提。
　　
　　自 1911 年投身保路运动到 1931 年辞去成都大学校长职务，这段时间张澜的救国方略主要以反封建为主要特征。同时，在与封建专制的对抗过程中，其思想渐渐走向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其救国方略集中体现在： 政府民治、实业奠基以及教育民主化。张澜此时的视野主要局限于省内，致力于解决困扰川地多年的兵祸之乱，故提出实行“民治”以制兵乱。为更好的践行1开教育，以求教民。然在实践层面上，四川长年军阀混战的乱局、民众较低的文化素质、统治当局党化教育的高压环境，都令张澜这满腔热血的救国方略难以真正实施并取得成效。
　　
　　二 抗战时期： 团结抗战
　　
　　在成都大学任职期间，党化教育的巨大压力令张澜认识到“不要存教育救国的幻想”[13]100.
　　
　　同时，南充自治实践难以为继也令张澜基本放弃地方自治的尝试。正在他苦思救国之际，日本入侵令民族危机空前高涨，其救国重心不得不转向抗敌御侮。
　　
　　在抗日救国的问题上，张澜坚持首要之责是团结各方力量一致抗日。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构的过程中，他奔走于国共之间，力促两党合作抗日。一方面，张澜一直把中共视作抗战的重要有生力量。抗战爆发前夕，他叮嘱其旧部“四川王”刘湘“派人去陕北与共产党中央取得联系”,共同抗日“此乃唯一上策”[16]141,力促中共与各方抗日力量的整合。另一方面，介于国民党此前“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张澜一直督促国民党放弃党派之争，坚守抗日立场，一再要求国民党当局“共同抗战，共同建国”[13]184.
　　
　　他殷切希望国民党能以民族为重，虑及国难民危，与各方抗日力量合作无隙，共御外侮。
　　
　　然而，形势发展却令张澜忧心不已： 抗战局势的恶化及国民党反共苗头的抬头，致使他不禁忧叹举国上下“人才未能集中也，民意未能伸展也，党争未能消弭也。”诸多问题的症结皆在于当局“政治之未能实行民主。”他指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必须实行民主”,具体方法有三： 一是“本天下为公之旨，选贤与能，只问才不才，不问党籍”; 其二，“废除言论、思想、出版的统治与检查，使人民各本所欲与所恶”; 其三，“不以国家政权垄断于一党”[13]183 -184,呼吁国共合作。
　　
　　此刻，张澜对民主的推行仍寄望于国民党政府，苦口婆心地劝诫其在选才、言论及政治合作等领域给予更大的自由空间。
　　
　　然当局对施行宪政的诸多推诿令张澜大失所望，此间其言辞已带有怒意： “这十几年来，我们 的 政 治 是 什 么 政 治，是 一 党 专 政 的 党治。”[13]205 -2061944 年 12 月，日军侵入贵州，蜀地危在旦夕，他再次强调政治的中心思想“就是保川卫国，实行民主”.甚至直言，“政府军队的失败，共产党军队的发展，就是因为一个能爱民助民，另一个不能爱民助民”[14]104 -105.此时的张澜已一眼洞穿了国民党的不得人心，也朦胧渐察国家前途的未来走向。
　　
　　尽管对国民党渐生间隙，但张澜仍以民族存亡为重，在抗战期间始终高举“民主、团结、抗战”义旗，为促成团结抗战辛劳奔波，对缓解存续已久的国共纷争费尽苦心。其创立民盟的动机，是“因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团结并无效”的情况下，在“国共两党之间”“组织一民主政团同盟”,以行“调和监督”之职[13]207.民盟实质上是以张澜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力促国内各方势力团结抗战之产物。1941 年 3 月，张澜应邀参与共商民主政团同盟事宜，会议提出《政纲》12 条。
　　
　　不料，这 12 条政纲却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迟迟未能得到各党派负责人的一致认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主席黄炎培的辞职。接任主席的张澜为统一意见，力主删去第五六条，修改而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 简称“十大纲领”） .
　　
　　民盟成立之初，张澜于国共两党并无明显偏向，其态度“是极其公正明白的”.对国民党： 若其“能实行真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民盟即“与之携手”; 但若其仍“保持一党专政的独裁”,则“绝不合作”; 对共产党： 若其能“放弃阶级斗争”,民盟即“与之携手”; 但若其“蹈袭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则“绝不合作”.可见，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张澜试图以中间力量之姿超然独立于国共双方。他赞同中共团结抗1全理解； 同时，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但不并否认其统治的合法地位。他努力着不偏不倚地调解国共双方矛盾，力求团结抗日、共御外敌，最终达成“主权在民，天下为公的真民主政治”的根本目的。[13]208抗战期间，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维护团结大局的奋争中，张澜的救国方略逐渐成形： 坚持“民主、团结、抗战”三大主张，其中尤以民主1专制，实行民主宪政。简言之，张澜资本主义民主抗战的救国方略是，站在捍卫民族独立的立场，致力于推动国共两党消除党争，并组建民盟，以第三方势力力促国共团结，合作抗日。但是，虽其诚意拳拳，无奈在执意于专制统治的当局面前却收效甚微。
　　
　　三 解放战争前期： 中间路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再无续行的理由，“中国向何处去”的命题提上日程。在抗战胜利前夕，张澜就已在思考这一命题，并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八字号召。在他看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要实现民族新生，重点有二： 一是“和平建国”,调停国共党争，二是“民主统一”,促建联合政府。[14]117首先是和平建国。张澜很清楚，国共两党实现和平建国谈何容易！ 他清醒看到，尽管有了可暂且消弭纷争的“双十协定”,然战争却不可避免。但是，他坚信，“不管内战再怎么打下去，中国终究必走和平、民主、统一的道路。”为此他坚守民盟的政治角色： 以“超然独立之第三者立场”,“在国共两党之间”“调解武力之争”[13]288,实现和平、民主、统一。
　　
　　再次是民主建国。张澜极力主张，新的国家“必须在真正的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为此，他有多重努力： 有多年坚持---历数过往“调解国、共纠纷，已六、七年于兹，且遭受各种困难”,但他始终坚持“在抗战结束之时，召开各党派及社会 贤 达 的 政 治 会 议，成 立 统 一 的 联 合 政府”.[14]117这其中，有真诚劝诫---面对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试图挑起内战的野心，他直书蒋介石“国家前途，必行民主，沛然洪流，谁复能御？”[13]213有怒然抗议---面对国民党拒绝组织联合政府，他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
　　
　　以张澜为代表的民主人士不论是善意的规劝还是强硬的抗议，都无法撼动国民党根深蒂固的党治体制分毫，使其对国民党渐生离意。另一方面，张澜在反国民党专制立场上与共产党一致，但他坚持以和平之法行救国之义，对共产党主张的阶级斗争无法理解认同。因此，在救国的路途上奋争多年，在回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主题时，经由长时期的实践操作和理论思考，张澜在解放战争前期，形成了以“中间路线”为核心的民主救国方略。
　　
　　首先，在国家体制上，张澜提出“国由民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建国方案。他强调民主政治主要体现为五大基本要素： 主权在民； 民众议事；民选代表； 保障代表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四权； 宪法治国。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完整地勾勒出“主权在民”的美好愿景。[13]186 -188其次，在民主政治的实现路径上，坚持和平方式。张澜很清楚，在民主体制尚不健全的中国，民主党派作为“第三者的力量”,“是十分微弱”.他也明白，康梁改良时的“磕头的办法，无论如何是磕不出民主来的”.[13]201不过他仍坚1忌。“同时，面对国民党的频频暴行，他反对借武力之器行民主之实，他指出，如谓”民主必侍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13]228故而他仍苦苦寄望于和平，寄望于集合民主力量通过舆论监督调和国共矛盾，实现民主政治。无奈在民主政治名存实亡的中国，舆论之力过于苍白，张澜却迟迟不肯接受现实，以理想主义之姿苦苦寄望于以和平之法行民主之实，使其民主建国方案流于空文。
　　
　　四 解放战争后期： 在中共领导下协商建国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力量的残酷迫害令中间路线几无生存空间。恶劣的政治环境以及政治形势的发展令张澜不得不对其救国方案进行两方面的重要调整： 一方面放弃中间路线，与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 另一方面则是与共产党合作，共商民主建国。
　　
　　随着内战的推进，国民党独裁专政气焰甚嚣尘上，坚持民主政治的张澜决然与之对立。在张澜看来，”国民党执政以来，厉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13]280.二中全会更是公然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精神，对此张澜拒绝出席以示抗议。然而以张澜为代表的民主人士抗议的结果却是迫害民主的变本加厉： 李闻惨案，下关惨案，杜斌丞遇害，张澜因袭受伤。此时，张澜一方面不得不承认： 在专政体制下，其寄予厚望的”舆论监督“之法收效甚微。由于政府不断施压以及”舆论力量还不够大“,他不能不感叹”第三方的力量太小了“.[13]280更糟糕的是，民盟的生存面遭遇空前危机。
　　
　　1947 年 5 月，国民党公开污蔑”民主同盟“”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系循中共意旨而行“.[17]325 -326面对不实指责，张澜冷静以待： ”愿以其在野身份“,”与政府遇事商谈“,”减少党派之间无谓的摩擦“.[13]307张澜此刻对国民党仍存有幻想，但是，11 月，在民盟遭当局迫害被迫解散时，幻想彻底破灭。为此，他怒问： 这样的政府”尚何民主之可言？“[13]324民盟的解散意味着中间路线的破产，代表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救国方案的失败。但挫折并未击垮张澜，民盟解散次日，他仍斗志高昂： ”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13]326国民党大失民心的做法让张澜预见到战争的胜负，直言”蒋介石必垮，共产党必胜“[14]137.
　　
　　这让他最终放弃中间立场，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彻底决裂，并号召”国内外全体十数万盟员“,”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17]362.与此同时，张澜完成了革命性的跨跃，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协商民主建国的救国之路。事实上，张澜与社会主义的接触早已有之。
　　
　　早在 1919 年，他任《晨报》常务董事时，便聘请李大钊为第七版编辑，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在该报”自由论坛“的专栏上，他还与梁乔山共论社会主义。虑及中国民众生活之艰难，一向主张改良的张澜也试探性地提出”夫果真能以社会主义而为社会革命，忍须臾之痛，能得长久之安，虽痛亦何害“[13]35.这是张澜首谈社会主义。
　　
　　尽管社会革命手段不符合他一向主张的和平改良方式，但他并未因此否定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
　　
　　抗战期间，在团结抗日的大旗下，张澜一直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民盟虽说是为调停纷争超然独立于国共之间，但更多的还是其对国民党的失望与不满。他指出，由于国民党当局”三民主义未见实行“,民盟不得不”起而要求“,从而让”共产党得而利用，这是国民党人应该自己反省的“.[13]207 -209尔后，国民党的执意独裁令张澜渐趋亲共，直言： ”共产党说得对，做得对，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赞成、支持呢？“[14]1051949 年 1 月，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恳请张澜”调解“国共两党关系。但张澜未予支持，他认为，”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作调解人。“[14]140上海解放令张澜欢欣鼓舞，此刻他刚刚才经由中共帮助、从国民党的关押中获救，把当前的革命称作”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共同参加的人民革命，这是中国全体人民整个民族彻底翻身、彻底解放的革命。“[18]
　　
　　可见，在解放战争后期，张澜已完全放弃”中间路线“,在救国为民的征程中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盟友。
　　
　　1949 年 9 月，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张澜使用了”革命建国“及”革命到底“的措辞。这表明张澜放弃了坚持多年的和平改良之路，正式接纳了共产党阶级斗争的政治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今天是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再走上共产主义。决不再走英美帝国资本主义的民主的路。“[13]374在经历了诸多艰难探索后，张澜的救国方略最终定格在与共产党的通力合作，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救国之路。
　　
　　结语
　　
　　纵观张澜一生，满腔热血，心念救国，矢志不渝。初面对国之一团乱象，军阀林立，从经济及教育入手，在南充首践自治，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蜀地自治之先河。无奈财政窘迫民智未开，令自治之果不了了之。再寄望于确立起全国统治之国民党，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国民党放弃党治行民主政治。无奈国民党行一党专政已久，沉疴痼疾令建言之法收效甚微。后不畏强权，改以政党活动为中心，自行组党对抗一党专政，仍望以和平方式开启中国的新生。无奈强权之下难容民主，舆论监督亦非良法，唯有黯然散党，放弃中间路线。终在国共政争中，果断选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国民党专政，以民主协商建国的方式实现救国恤民的毕生夙愿和理想抱负，这给历史以诸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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