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先秦道家思想，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之后，人们普遍意识到《老子》一书并非纯粹“无为”,甚至认为它与兵家关系密切。《隋书·经籍志》兵家类着录中就有“《老子兵书》一卷”.唐代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叙表》认为，《老子》“未尝有一章不属于言兵也”.苏辙《老子解》说： “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郑樵《通志略》也将《老子》着录于兵家。王夫之《宋论》指《老子》为“言兵者之祖”.近、现代学者承旧说进一步发挥，如魏源《老子本义序》说： “五千言动称经言及太上有言，又多引礼家之言、兵家之言。”《孙子集注序》说： “《老子》其言兵之乎？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见兵之形……故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魏氏甚至认为，《易》与《老子》都是“言兵之书”.章太炎《书·儒道第三》认为，“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掌故，约《金版》、《六韬》之旨，着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俞樾《诸子评议·补录》判定“兵家源于道德”.郭沫若《中国史稿》说“《老子》是一部政治哲学着作，又是一部兵书”.翟青的《老子是一部兵书》[1]、王明的《论老子兵书》[2]等，进一步探讨了该问题。葛荣晋甚至论定“老子对于中国兵学有开山之功”[3].笔者认为，无论是否纯粹兵学之书，《老子》中包含着丰富的军事哲学思想和玄深的用兵之道，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司马迁深受其父司马谈道家思想的影响，高度认同并自觉接受了老子辩证的军事哲学思想，并将之融汇在《史记》的写作中。
　　
　　一、战争的起源---私欲是导致战争的根本。
　　
　　《老子》[4]一书的很多内容，根本上是要缓解社会的冲突和人类心灵的紧张。人类社会冲突的根源，就在于私欲的盲目扩张。所以，《老子》开出的“药方”是： 无欲、质朴、处下、谦退、不争，以此减损人类占有欲的冲动。如：第 3 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 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第 12 章：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第 16 章： 知常曰明。不知常，忘作凶。
　　
　　第 26 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第 29 章：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第 57 章：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 66 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受老子这种思想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真实反映了所谓冲突的核心在于利益之争这一战争的根本问题。在《吴太伯世家》中，借夫概之口阐明“兵以利为上”[5]1065,指出了东周后期诸侯割据、弱肉强食、互相攻伐的根本实质是对土地、人口与财产的掠夺。
　　
　　春秋末期，钟离和卑梁接壤毗邻，一属荆楚，一属吴下，两地百姓均以种桑养蚕为生。有一次，为了争采桑叶，边境有两个女子争吵以致相攻，最后竟然惊动了两国国君，遂使吴、楚两国发生大战。其实，这次民女争桑的纠纷，仅是吴、楚战争爆发的导火线而已，而真正使两国战争爆发的原因，却在于两个军事集团根本的利益冲突，即控制长江中上游的荆楚由盛转衰和处于长江下游的吴的迅速崛起强大。司马迁认识到这是必然的结果。因此，司马迁将“二女争桑”事件两次记录在了《史记》中，从而也成为后世一个着名的成语故事。
　　
　　受老子道家的兵学思想影响，司马迁对战争的根源也进行了反思。在《孟子荀卿列传》开篇，司马迁就慨叹说：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 嗟乎，利诚乱之始也！
　　
　　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 ’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5]1785在一个“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无论各国君主高举什么样的旗号，装扮什么样的“贤明”姿态，所发动的战争多属“无义之战”,都是以蚕食兼并为目的，核心利益无外乎扩充势力范围，占有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财物。在《匈奴列传》中，司马迁批评汉武帝对匈奴的连年用兵，是出于个人的义气之争，这种“躁进”和“多欲”,将整个国家民族推向战争的深渊，甚至导致了强大的汉帝国的衰败：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 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5]2335这些无非是要告诉读者，对于战争这种现象，必须寻找其根源，并站在一定高度反思其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和消除战争。
　　
　　二、战争的影响---高度的危害性。
　　
　　陈鼓应认为： “战争的残杀，是有形争夺的事件中最惨烈的。战争的意义，令人感到惶惑，追根究底，这些屠杀的事件多半只是为了剥削者的野心和意气，而迫使多数人的生命去作无谓的牺牲。”[4]44老子目睹了诸侯之间无休止的征战，以及给百姓带来的严重灾难和对社会的严重破坏，并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予以批判。
　　
　　第 5 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第 30 章：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第 31 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 战胜，以哀礼处之。
　　
　　第 46 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
　　
　　受老子这种思想影响，司马迁在《越王勾践世家》中，写越王欲伐吴，范蠡直接用老子《道德经》的话阻止说： “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5]1273结果是越王“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平津侯主父列传》说： “司马法曰： ’国虽大，好战必亡； 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5]2378在《乐书》中，司马迁更是论道： “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 军旅钅夫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5]876认为军队和兵器最好是张而不用，所谓“虽有甲兵，无所陈之”.《项羽本纪》载：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疲转漕。项王谓汉王曰： ’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5]178 -179真实再现了兵连祸结的战争灾难。《张仪列传》载： “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亦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实……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 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5]1738揭示了“失败的胜利者”这一特殊战争现象，所谓“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在司马迁看来，历史上那些无价值的角逐，蠢如庄周所说的“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6]972.这些战争悖论现象，即使今天也值得深思，特别是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更应深思之。
　　
　　三、根本战略思想---善战的理念。
　　
　　虽然战争是异常的社会现象，有着高度的破坏性，但毕竟是难以避免的。在无奈的背景下，《老子》提出了善战思想，主张“不以兵强天下”,不过分贪图胜利的果实。
　　
　　第 27 章： 善行无辙迹； 善言无瑕谪； 善数不用筹策……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第 30 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第 31 章：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 战胜，以哀礼处之。
　　
　　第 54 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修之于国，其德乃丰；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第 67 章：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 俭，故能广；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受这些思想影响，《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假借他人之口谴责扩张成性的秦国是“虎狼之国”; 《秦始皇本纪》揭示，过度用兵、积怨太深是导致强秦暴亡的原因之一，认为最好的兵法和最高的用兵之道，仅知杀戮者是无法理解的： “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5]1631其结果，只能是这些战争狂人的杀人与被杀： “语曰： ’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5]1640从而表达了司马迁对“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11]57战略思想的向往。因为从根本上说，他认为长治久安的和平“在德不在险”[5]1639,“非兵不强，非德不昌”[5]2761.《孟子·尽心下》言： “以至仁伐至不仁。”《荀子·议兵》亦云： “仁义之兵，行于天下。”这种“善战”和“不以兵强天下”的战争观，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传统。
　　
　　四、基本战术运用---以弱胜强，以奇制胜。
　　
　　老子认为，世界的矛盾无时无刻不在转化中，如： 有无、难易、大小、高下、长短、明暗、悲喜、祸福等。因而，胜可以转化为负，弱可以转化为强。这种对立转化思想运用于战争，就是军事辩证法思想。
　　
　　具体的战术应该是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奇制胜。
　　
　　第 7 章：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第 8 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
　　
　　第 22 章：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
　　
　　第 28 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
　　
　　第 36 章： 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第 40 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第 43 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第 52 章： 守柔曰强。
　　
　　第 57 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第 68 章： 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不与。
　　
　　第 73 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第 76 章：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第 78 章： 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受这一哲学思想影响，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将白起实录其暴行的同时，又肯定了他的常胜策略： “料敌合变，出奇无穷”[5]1780.他还称赞田单说： “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5]1899司马迁还对项羽运用破釜沉舟奇计大败章邯的故事，不惜笔墨进行生动描写； 对范增、陈平的“多奇计”,也不厌其烦地反复叙述。扬雄说： “子长多爱，爱奇也。”[7]第6卷而这种以弱胜强、以奇制胜的战争观，则展现了中华民族隐忍、刚毅、自信的性格和智慧、变通、灵活的特点。
　　
　　可以说，司马迁对《老子》精深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心领神会，并无痕地融合在《史记》中，增添了这部史学巨着在战争认识问题上的思辨色彩和价值维度。近人齐树谐着《史记意》，甚至说《史记》全书在明黄老道家之义，虽稍嫌绝对，但也不无道理。
　　
　　五、对战争复杂性的认识。
　　
　　战争的本质是什么？ 战争给社会生活带来了什么？ 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吗？ 谁是战争的真正胜利者？ 战场上如何对待战俘？ 究竟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战争……受老子《道德经》整体的、宏观的兵学思想影响，作为一部志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5]2790、“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8]581的巨着，《史记》作者思考并回答了这些问题。诚如张大可所论，“他的战争观不仅表述于史论中，而且也表述于述史方法和笔削内容之中”[9]104.
　　
　　（ 一） 战争的两面性。
　　
　　司马迁认识到，战争的本质是政治的延续，是社会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也是一种推进历史演变的动力，认为“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5]897,并批评“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这种不一味否定战争的态度，超越了儒、墨①等家，毕竟战争是人类社会活动不可避免的一种形态。正如列宁所指出： “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和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10]668同时，司马迁认识到，解决争端，杀伐与征服并不是最佳选择，战争只能是短暂的存在，和平、道德、仁爱才是更高级的社会文明。《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 ”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 “善。”[5]1638 -1639这里通过吴起对魏侯的教导，揭示和平治世的最高维系，并不是山河之险和坚船利炮，而是“修德”.
　　
　　这样，司马迁又超越了孙武对战争本质的片面认识---“掠乡分众，廓地分利”[11]122.清代祁骏佳在《遁翁随笔》卷下中叹服： “马迁常究心于兵法，不浅也。”
　　
　　（ 二） 战争的人性化。
　　
　　司马迁明确表示，残杀俘虏是极其可耻的。
　　
　　《项羽本纪》记录了楚霸王项羽屠城和坑杀降卒的丑行： “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阬之”[5]166; “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 ’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5]171.《白起王翦列传》记录了嗜杀成性的白起在临死前的反思：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 白起） 引剑将自刭，曰： “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
　　
　　良久，曰： “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 人，我 诈 而 尽 阬 之，是 足 以 死。”遂 自杀。[5]1776在撰写秦将世家王翦、王贲、王离祖孙三人时，对王离的被虏，司马迁却说“不亦宜乎！ ”并找出原因：“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 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5]1780特别是对李广的命运，司马迁在扑朔迷离的叙述中，也似有同情之外的复杂评价： “（ 王） 朔曰： ’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 李） 广曰： ’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 ’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5]2304《史记》还记载了每次战争的滥杀，这些血淋淋的数字，表露了太史公的人文精神。扬雄在《法言·君子篇》中说： “多爱不忍，子长也！ ”祁骏佳的《遁翁随笔》根据《白起王翦列传》，计算出秦将白起的杀人数字： “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攻魏，拔华阳，斩首十三万； 又沉赵将贾偃之卒二万于河中。攻韩陉城，斩首五万。坑赵卒四十万。其他前后斩 首 虏 且 四 十 五 万 人。则 其 斩 馘 不 啻 百 万矣。”[12]370实际上，司马迁还说他“攻南阳太行道，绝之”[5]1775,使一条道路为之断绝，又该是怎样的一种屠杀呢？ 因此，司马迁借用苏秦的话，说秦是“虎狼之国”[5]1708.事实上，春秋战国约 500 年间的 58次[9]105重大战争中，诸侯国无不如此，因而，孟子说“春秋无义战”[13]455.
　　
　　（ 三） 战争的不可知性。
　　
　　战争没有可遵守的教条。宋襄公在战场上大讲“仁义”,耐心等待强敌渡河列阵而后开战，终于招致败亡。司马迁嘲笑了这位战争愚人“襄公伤于泓，君子孰称”[5]2766.《廉颇蔺相如列传》描写一代名将赵奢精于用兵，而其子赵括却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庸才，死读兵书，不知权变，妄自尊大，头脑简单，终于在长平之战中葬送了赵国。正如《老子》所论：“用兵有言：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4]323鉴于战争的复杂性，司马迁肯定了合变奇胜的战术策略。《田单列传》中，田单以五千兵大破十万燕军，司马迁赞道： “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在井陉之战中，陈馀拒绝李左车的奇计，只知纸上谈兵，兵败身死为天下笑。司马迁语含讥讽地写道：
　　
　　成安君（ 陈馀） ,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 “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 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 李左车） 策。[5]2043笔者认为，司马迁所谓“奇计”有两层含义： 第一，是出人意料、不蹈故常的非常规之思，如田单的“火牛阵”.第二，李左车游说陈馀时说： “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愿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其实不过是延时、断后、包抄、劫粮道而已，而又的确是让对手韩信大吃一惊的“奇计”,原因是充分利用了特殊的地形和时机。也就是说在具体场景下，一切常规手段又都可能化为“奇”,“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5]898.第一种奇，是有形的奇，尚有迹可循； 第二种是无形的奇，是奇变无穷，充分体现出战争的不可预测性。因而，《孙子兵法》的第 9、10、11 篇对地形、地物的讲论尤详。
　　
　　六、结语。
　　
　　与其他史书或专门性的军事着作相比较，《史记》中的兵学视域是宽广的，是从整体和宏观的高度去认识军事和战争，蕴含着系统科学的军事理论和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太史公的这种兵道观深受老子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在德不在险”、“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善战”、“不以兵强天下”的战争观，备战、慎战、止战的军事精神，具有崇高的人文关怀，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传统。
　　
　　注 释：
　　
　　①《孟子·离娄上》有：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另见《墨子》之《兼爱》、《非攻》等篇。
　　
　　参考文献：
　　
　　[1]翟青。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76.　　
　　[2]王明。 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葛荣晋。 老子与兵家[J]. 中华文化论坛，2002（ 1） .　　
　　[4]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 北京： 中华书局，1984.　　
　　[5]王利器。 史记注译[M]. 西安： 三秦出版社，1988.　　
　　[6]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1961.　　
　　[7]张大可，安平秋，俞樟华。 史记研究集成[M]. 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5.　　
　　[8]萧统，编。 文选[M]. 李善，注。 北京： 中华书局，1977.　　
　　[9]刘乃和。 司马迁和史记[M]. 北京： 北京出版社，1987.　　
　　[10]列宁。 列宁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0.　　
　　[11]孙武，着。 孙子[M]. 曹操，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程金造。 史记管窥[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13]杨伯峻。 白话四书[M]. 长沙： 岳麓书社，1989.

TAG标签： 军事     老子     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