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通理解庄子思想的历代评析，我将罗列先秦到当代学人对其研判的一些要点，并作对比的分疏与整体的观照。

一、先秦到明清的学者对庄子思想的评论

（ 一） 先秦庄子后学的总评与荀子的简评

《庄子·天下》篇已简略地把庄子的思想精髓，作了一相对完整的呈现，即：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 天地并与？ 神明往与？ 芒乎何之？ 忽乎何适？ 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 其辞虽参差而讠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 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以此作为庄子后学的观点，是赞同某些学者的研判，也是根据先秦诸子集成性着作特点与完善性理论进程，通过各自后学的认识积淀与特别推崇而显扬后世的实际做法。该篇评述符合庄子思想风貌，它先谈“无形”“无常”的生死问题而与“天地”“神明”共沉浮、同来去，整体统摄万物的表征与命运； 接着这个问题，点出庄周“道术”的要旨，从“说”“言”“辞”的纵横驰骋而见其奇特、飘逸，从天下的总体病状入手来论证“三言”（ 即卮言、重言、寓言） 诉求的“天地精神”,“书”和“辞”不纠缠和局限于世俗生活的“是非”得失，能自我无限充实、始终超越； 最后，对本根的“宏大”渊源与“深邃”意境、宗旨的合理诉求与有效作为，作了必要辨析； 结论是“应化解物”而得“理”无穷、动无尽。

《荀子·解蔽》简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道之一隅”,道“体常而尽变”、不足以“一隅”举之。这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把握了庄子思想的认知要害，即“天”的整体遮蔽，却疏忽了“人”的个体或群体诉求。这或许是看透了“道”的来龙去脉，乐得生命自在逍遥而“尽因”,不知其道体的恒常与物用的时变，无法也无力全面地领会“道”的真意与实效。也可以说，庄子的天道太高远和完整，对人事的烦琐与残缺并无直接的实效指导，只能在宇宙生命的永恒轮回中求证，不可在人类生活的具体行动中落实。

可见，先秦对庄子思想的评述，后学合理拔高而当之无愧，荀子简明扼要而有所遮蔽。

（ 二） 两汉司马迁的传述与班嗣的评语

司马迁对其人其时其事其书，大体这样描述：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着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 “千金，重利； 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 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子亟去，无污我！ 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首先介绍了庄子的籍贯、姓名、职务与时代，然后说他学识渊博，学术立场鲜明，学术成果丰厚，学术观点针对性强，学术追求自由和学术影响力巨大，最后用一个拒聘故事说明其人格风骨与生命志向。由此可知，庄子处于战国中期，做了一个常常和大自然打交道的闲散官员，空闲时间可能都在读书和游学，喜欢虚构经典的历史故事和质疑现实的学术权威，以老子的理论主张为标尺来权衡儒墨的是非得失，能言善辩而为当世学问大家佩服，是一个独具个性与情操高尚且向往精神自由、疏离政治羁绊的知识分子。班嗣评述庄子学术曰：

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桓生欲借其书，嗣报曰： “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 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不纟圭圣人之罔，不齅骄君之饵，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系名声之缰锁，伏周、孔之轨躅，驰颜、闵之极挚，既系挛于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炫曜？ 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 恐似此类，故不进。”（ 《汉书·叙传》）班嗣曾学习过儒家思想，但对老庄的道术更加心仪和推崇，以致特别珍爱，对桓谭向他借阅，并不欣赏，认为他陷溺儒家仁义思想太深，受周孔教条主义长期影响，以颜渊和闵子的人格风范为榜样，服从世俗的名利教诲而执着于政治荣耀，与庄子自然精神不匹配，容易引起学术分裂且得不偿失。他树立老庄的自然大道，藐视周孔的人文名教，主旨在《庄子》的观念阐发中，把其内外杂篇的代表性观点作了高度概括，即人的圣智、真性、本根、自然、志趣、游乐等要旨，继续张扬对主流文化意识的精神批判与颠覆。汉代对庄子思想的评述，喜欢把老庄混联而作大体把握，不像先秦那样分开说明各自的学术特点。这或许为魏晋老庄学的兴盛，提供了直接的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

（ 三）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一些看法阮籍《达庄论》说： “彼《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 庄周之云，致意之辞也。大而临之，则至极无外；小而理之，则物有其制”; 又说： “庄周之书何足道哉！ 犹未闻夫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 直能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无所毁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 忠信不离而上下平。兹客今谈而同古，齐说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发不相须也。”庄学与老学、易学一样，成了简要的道德精神本根，统系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生态与内蕴。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 “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挣脱传统的繁文缛节而开放生命的一切可能，不局限于名利纷争而钩心斗角、拼个你死我活，尊重和爱惜生命而保养其潜能并发挥其才能，塑造共享的诗意生活空间与多元文化成果。

郭象在《南华真经注序》中也表达了类似意思，曰： “然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 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 泰然遣放，放而不敖。”他对其言和旨的表达是比较到位的，但对其体和用的理解有偏差。晋夏侯湛作《庄周赞》，曰： “迈迈庄周，腾世独游。遁时放言，齐物绝尤。垂钓一壑，取戒牺牛。望风寄心，托志清流。”其大意是生命个体的逍遥游世，不受世俗生活的烦恼，大胆抒发心中的情志，随波逐流于山水美景，潇洒面对日月风行和乾坤浮沉。孙楚《庄周赞》说： “庄周旷荡，高才英俊。本道根贞，归于大顺。”这些名士强调庄学的“崇本息末”主旨、“清心寡欲”态度和“放浪山水”形骸、“辨名析理”玄思。南朝宋刘义庆、梁刘孝标总结“晋人谈《庄》”,认为王弼说“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诸葛厷“看《庄》、《老》”后与王夷甫辩论“便足相抗衡”,庾子嵩读《庄子》讲“了不异人意”,向秀于《庄子》“旧注外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郭象作《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支氏（ 道林） 《逍遥论》讲“逍遥者”“明至人之心”,孙放“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孙兴公谈“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等等。在自然与名教、世俗与神圣、孔子儒家与老庄道家之间，进行言意的领会与申辩，求取其文采与神韵。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庄子》归结前述要点，如先秦庄子后学的总评、汉司马迁的传述和魏晋文人的清谈，评说“庄生宏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 后人增足，渐失其真”,与郭象的注解没有主旨上的分歧。成玄英《南华真经疏序》一开始就说，《庄子》“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畅无为之恬淡，明独化之窅冥……实象外之微言者也”,分疏“《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且内外篇“理本”与“事迹”妙合交融而立教传道。他把老庄学的深意融为一体，也把庄子文本作为一个整体，连贯处理其内涵诉求与实际表达。南唐潘佑《赠别》还讲“能言如庄周者，发言如雷，注耳如风，焚天下之辕，释天下之驹，浩浩然复归无物，至于无言”,是庄子的精神气势与文学风采融通于老子的思想根基（ 即无物局限的道） 与意义诉求（ 即无名言说的意） 中。

此时老庄学成了如影随形的文化生命整体，畅达于社会生活各方面，庄学的言旨得到进一步阐发与升华而开放其神境与心灵，吸引不同学术势力与政治阶层的关注及推扬。

（ 四） 宋元明清对庄子思想的大致判断

前书上编“序跋辑要”,宋人 13 篇（ 未署名 3人，同名 1 人） ,明人 42 篇（ 未署名 1 人，同名 3人） ,清人 42 篇（ 同名 5 人） ; 下编“论评辑要”,宋人5 篇（ 同名 1 人，一篇九论） ,明人 10 篇（ 同名 1 人） ,清人 14 篇（ 同名 4 人，一篇 5 提要） ; 唯独没选录元人作品。

先从宋人说起。陈景元（ 见其《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序》） 认为庄子《内七篇》是“漆园命名之篇”,外杂篇或为“郭象所删修”,《杂篇》十九“比乎内、外之目则奇偶交贯，取其人物之名则条列自异，考其理则符阴阳之数，究其义则契言默之微”,对杂篇作了名目义理上的易学象数方面的推证。林希逸《庄子口义发题》指出此书“不经而为百家之冠”（ 郭象语） ,“东坡一生文字，只从此悟入； 《大藏经》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抽绎出。左丘明、司马子长诸人，笔力未易敌此”,“所言仁义性命之类”有“五难”,即字义不同、意欲过当、言论过高、不同寻常、机锋尖锐。

徐霖《庄子口义后序第二》赞“《庄子》雄豪宏肆，以神行万物之上，以心游宇宙之表，至乐极诣，古无斯人”.褚伯秀《庄子天下篇后记》说“《南华》着经，篇分《内》、《外》，所以述道德性命、礼乐刑政之大纲，内圣外王之道有在于是”.这说明《庄子》的学问造诣极其高深、广阔、周延和圆润。李士表在其“九论”中以“梦蝶”为题，说“彼致道者，疏以通其碍，静以集其虚，诚以生其神，寂以反其照，将视世间得失、是非、贵贱、成败、生死，真梦幻尔，奚独于周与蝶而疑之”.以“解牛”为题，说“至道无在而在，妙用非应而应”.以“藏舟”为题，说“道一而已”.以“坐忘”为题，说“道无是非”和“无真伪”.以“壶子”为题，说“夫‘壶’者，以空虚不毁为体，以渊明不测为用，‘子’则有出母之道以应世者，故能托无于有相之间”.以“玄珠”为题，说“大道之原，则一性无性，在得非圣； 一真无真，在失非凡”.以“濠梁”为题，说“物之所同者，同乎一； 一之所同者，同乎道； 道之所致，无所从来”.以“坠车”为题，说“心与物对，则开天而人； 心与物冥，则离人而天。机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 适莫融而所体者，天均也。行而无迹，是谓天游； 动而无畛，是谓天机。举不足以忧之者，天乐也； 举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道术”为题，说“庄周之书卒于是篇，深包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敝，而终以谬悠之说，无津涯之辞，自列于数子之末，深抵其着书之迹，以圣天下”.以“齐物论”中“梦蝶”统摄儒释道的“道术”,疏通各自的思想障碍，静思汇集于虚灵胸怀，诚敬创生成精神境界，洁身自好为返求本真而察照天性善意，明至道遍在而妙用，因应万事万物，贯通全体而保持原初自然作为，体用流行天下而润泽众生福禄，体察真源而见天理、天均、天游、天机、天乐、天和，得用道术而知子学、经学、玄学、佛学、儒学或道学的是非得失。

明清学人解释庄子学的内涵，依然在宋人道德性命厘定的思想窠臼与汉唐三教融合的原典局限中。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序》认为，《南华》是“《道德经》之注疏”而“破天下之贪执”,其“缘督、守中，则卫生之经也； 地文、天壤，则止观之渊也； 藏神、守气，则食母之学也； 忘言、绝虑，则揔持之要也；有情、有信，则重玄之秘也； 无实无虚，则实相之理也。因是，则玄同之德也； 忘我，则无相之宗也； 生死一条，则解脱之门也”.以老庄道家思想的精髓，意会佛家原旨的教义，开示人生的妙门或法门。他在《读南华真经杂说》中指出： “看庄、老书，先要认‘道德’二字。‘道’者，先天； 道朴，无名，无相； 所谓‘无名，天地之始'.’德‘则物得以生，本然之体，一而不分。”老庄质朴的“道德”,融贯佛家觉解的“名相”,彰显儒家仁义道德性命本体。清臧云山房主人《南华经大义解悬参注序》曰： “读庄子《南华经》，见放言高论，奇绝今古，以为宇宙之文章端在斯矣，而不知为《道德》集其成也”,其“祖述《道德》而条理始终，以集大成，以广至教”,对人的教益是“幸而绝处逢生，夙因不昧，得心斋、坐忘之道，明交易、变易之理； 向之芒昧者开，迷惑者解，真伪辨，根源清，一彻万融，始悟三教一道之所由然”.他坚持用庄子注疏老子，以庄生的学术道理，开解众生的迷误，澄清人间真伪与生命根源，证成一体圆融，通达儒释道三教而开放所有可能，实现众生愿望与福利。林云铭《庄子总论》说： “大旨不外明道德，轻仁义，一死生，齐是非，虚静恬澹，寂寞无为而已。”内外杂篇划分“出于世俗”而非“着书本意”,内篇为“庄子所手定者”,外杂篇为“后人取庄子杂着而编次之者”,《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言人心“多狃于小成”“泥于己见”“役于外应”而贵“大”“虚”“顺”,《人间世》与《德充符》讲“入世之法”与“出世之法”,《大宗师》“内而可圣”、《应帝王》“外而可王”,以此人心的大、虚、顺、出入世、内圣外王而得“相因之理”,外杂篇“义各分属，而理亦互寄”.

由此可知宋元明清的庄学大体状况，在思想根源上基本围绕老庄做文章，以此作其内外杂篇的逻辑建构与义理分析，推扩到儒释道三教的文化论域与宇宙、人生、政治的实际应用。

二、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思想的认知

如果以传统和现代的学术内涵来理解古今思想流派的代表着作的精神旨趣，那么，从先秦到清末都是传统社会的创建、发展、繁荣和衰败的历史文化过程，而近现当代从清末的鸦片战争开始，更准确一些讲是洋务运动的展开和“中学”“西学”的“体用”论争兴起，一直到当前甚至以后一段时期，都还处在西方科学理性笼罩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价值诉求中。因而，近代、现代、当代的小传统区分，是在现代大传统的科学文明背景下进行的，近代与当代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过渡与转折的分界点，现代是它现实成长与成熟的关键期，而且这个时期自“西学东渐”来，始终处在“进行时”而非“完成时”.

先以民国初期部分学者观点为例，了解他们对庄子思想的评述。章炳麟《齐物论释序》说庄生“览圣知之祸，抗浮云之情”,“《齐物》文旨”---“止足不可以无待，故泯死生之分； 兼爱不可以宜众，故建自取之辩； 常道不可以致远，故存造微之谈。维纲所寄，其唯《消摇》（ 或逍遥） 、《齐物》二篇，则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他把老子“常道”、孔子儒家“维纲”与墨子“兼爱”,融入庄子“齐物论”的“造微之谈辩”,阐明古今“圣知”祸害与情状所诉求“自在”“平等”义的差异，即庄子思想没有对立面的生命本体，不是生活具体形器能局限，真理追求也不是文化经典语录所包含，这种意义诉求的理论区分隐含中西经验生活的认知分歧。奚侗《庄子补注自序》介绍《庄子》版本流传情况与注疏得失情形，说“晚近治《庄子》者，如王念孙、郭嵩焘、李桢、俞樾、郭庆藩、孙诒让、章绛诸家，理解疑滞，多所发明”,他再次补证而“求其确当”.高潜在其“补注序”中说奚“析理之微，折衷之当，解《庄》自郭氏以下，殆无有善于此者”,戚扬在其“补注跋”讲“周秦诸子，分门别户，抱残守缺”而“善本”珍稀、注解“微旨”晦涩，清训诂学大兴后其书重新被编排汇集而通释其文意与理路，奚君受此熏陶而矫正诸家异同以“补前哲之阙略”且无不精审。这种过渡期的庄学解说，有厚重的文化传统，也有保守的社会心理，还有矛盾的生活情怀与奋发的生命气象，既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就，也不满意当前的境况，总期待未来的美好。刘世珩《吴世尚庄子解跋》说： “先生此书，牵合宋儒之性理，微失本旨； 至于诠品文字，又如《诸子奇赏》诸书，近于明人习气。”本旨是什么和如何判定，应有自己的判断与说明； 文字有传统印痕也有时代气息，不可分为两截，应视具体情况来消融于圆润的意义诉求中。

这些文献整理与文字训诂所涌动着的新鲜思想的气息与血液，个体生命的创造冲动与生活诉求，交汇在民国中晚期（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 的文人学者理论研究中，有些成了新中国在这方面的知识精英与权威代表。范寿康说： “庄子也以’道‘或’无‘为本体。本体是绝对无差别的。本体是本体自己的本源，也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本体超越着时间和空间。这些都与老子所说无甚不同。”[1]97胡适讲，庄子哲学“只是一个出世主义”,他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与天然、被动的“生物进化论”有关[2]224、232.

冯友兰认为，“庄学之哲学，与《老子》不同，但其所谓’道‘、’德‘,则与《老子》同”[3]186.方东美说，“庄子一扫而空”“老子哲学系统中之种种疑难困惑”,不愧老子的“精神后裔”而“将道之空灵超化活动历程推至’重玄‘（ 玄之又玄） ”,“在整个逆推序列之中”他不以“’无‘为究极之始点”,“同时肯定存有界之一切存在”可无限回环，与“顺逆双运”为“一串双回向式之无穷序列”,把“整个宇宙大全化成一’彼是 相 因‘、’交 融 互 摄‘之 无 限 有 机 整体”[4]133.侯外庐等指出： “庄子的宇宙观或其自然天道观，在《外篇》的《天地篇》与《天道篇》多拾取老子的道德观，在《内篇》的《大宗师》、《齐物论》和《外篇》的《秋水》、《山木》、《知北游》等篇则是庄子自己的理论。”[5]289 -290劳思光认为，庄子理论是“先秦道家学说中最成熟者”,要旨是“显现’情意我‘之境界”、“破除形躯我、认知我”[6]190.韦政通说： “庄子一生思索的重点是人类的生命，他运用的方法是内在体验。”认为庄子是以此“解释整个的宇宙和人生”而创造“众多富于想象的概念”,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类如何才能从感性文化和智性文化造成的生命分裂与冲突中解脱出来”,“过一种真正自由而快乐的生活”[7]123 -124.冯契认为，“庄子建立的是相对主义的哲学体系”,包含“泛神论色彩的天道观”、“用自然原则反对人为”、“’名实‘之辩上的相对主义”和“艺术意境理论的萌芽”[8]52、56.这八位着名学者把西学的本体论、生物进化论、哲学观、无限有机整体论、宇宙观、自我意识论、阶级分析论、生命意识论、相对主义等植入其总体解读中，为批判整理旧传统思想和因应创建新时期理念提供了范本和样式。

可以说，在庄学传统思想资源的汇集与崭新学术风貌的昭示下，近现代这一批学人的研究成果可提炼出自己的兴趣点、立足点、出发点，开辟了未来研究的新对象、新领域、新世界。

三、当代学人对庄子思想的研判

当代学人与近现代学者、传统学术有何区别？用现代的文明成果消解、改进与再造传统思想辉煌，还是认可、遵循、迷信、幻想回到传统文化世界以统摄现代精神迷茫呢？ 当代学人或许没有近代保守派那么“恋旧”而替老祖宗歌功颂德，以为祖传的“灵丹妙药”可以包治现代社会的各种疑难杂症； 也没有现代革新派那么“偏激”而望西来“佛祖”“菩萨”救苦救难，相信外来“和尚”念“福经”能给我们开启幸福生活！ 不管怎样，当代人对庄子思想的解证与体贴仍未间断，决不会轻易被赶出文化王国而沦为在生活世界附弄风雅！

崔大华用“歧解法解《庄》”是“兼采义解、考据之长而避其短”,呈现“《庄子》注解的历史状况和历史发展”,并揭示其“思想的宽广意境”②。这里引述其对《庄子》内外杂篇的差异分析与文意归纳，即三个“不同”: “内容不同”,“内篇言理”为主、外杂篇“言事”“为辅”; “标题不同”,“内篇标题有义”、外杂篇标题“取篇首字”; “作者不同”,内篇“庄子自作”、外杂篇为其“后学所作”.内七篇“题意”,《逍遥游》是“任性守分则无累而自得”或“超越物我则狂放而自在”; 《齐物论》是“’齐物‘之论”（ 有“无我而物齐”、“物本自齐”、“物不能齐”） 或“齐一’物论‘”（ 有“齐一众论”、“众论本齐”） 或“齐’物与论‘”; 《养生主》是论“养生之要诀”或“养护生之主宰、真性”或“养性、护主”; 《人间世》是言“在人间世变中自处之术”（ 即“无心而顺物”） 或“在人间立生之道”（ 即“内不失己，外不失人”） ; 《德充符》是“德充之符验”“能遗外”或“能内外玄合”或“必有外现”或谓“扩充其德而合于圣”; 《大宗师》是指“某种修道方法”或“某种最高存在”; 《应帝王》是言“帝王之资格”或“帝王之方法”或“应世则为帝王”.该书未对此七篇的内在逻辑理路与完整意义诉求作系统的分析，或许在《庄学研究》中有充分展现与完备说明。此处归纳的意象是传统的，其意义向现代社会开放，它有“自在”的自由（ 情态自由） 理解、“超越”的整体观念、“养生”的成功秘诀、“混世”的方便道术、“修德”的实践作为与“帝王”的权威塑造等。

张恒寿在“序言”中说，“民族文化思想的全部”是“一个互有联系的整体”,有必要对《庄子》这个观念环节进行考证和哲学分析，作“一些归类推测”,以明断“庄子派思想文风”.他在“结束语”里讲，“在道家各派中”只有“庄子的理论”是“一个在宇宙、人生等知识方面都具有卓越见解的系统哲学”,其“哲学思想相当深刻、超越、引人入胜”,但结论未必“圆满、正确”,含有“许多消极、后退的因素”,是“众所周知的糟粕部分”.其许多“本体论、知识论的根本性”大问题可促进“人们的思辨能力”,促使人来认真考量“人的异化问题”[9].该书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开始学习和准备相关素材，在“文革”前几年创作部分篇章，改革开放后正式全盘审视该作品，并进行完善和增进。因而，其早期哲学的认知区分是他无法彻底摆脱的思想羁绊。

王树人等说“原发创生的动态整体观”,是“把握《庄子》一书的大前提”③； 杨义说，庄子“释放出混沌思维、方外思维和梦幻思维”,为“中国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作出独特的贡献”④； 傅佩荣对其“书中的关键概念（ 如道、德、天、性、情、自然等） 及价值判断”⑤，作了“清楚说明”,以“重建庄子的哲学体系”; 王德有认为，“老庄意境”是“人类大智大慧的结晶”和“对自然、社会和人生共同本原的透视”[10]1; 徐克谦认为，庄子哲学“使’道‘从确定性话语体系的封闭中解救出来”,重获“自由生命的活力”⑥； 叶舒宪认为，这种“道家典籍中蕴藏着的智慧与洞见在更开阔的古今对话与中外参照中获得新的开掘和理解的可能性”⑦； 刁生虎讲庄子哲学的主题和核心，是“立足于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寻求生命个体的精神自由”⑧； 黄克剑认为，《庄子》“虚灵的人文传承或当在于生命和历史的相互成全”⑨。这些诠释性的生命解悟与专门性的学术研讨，重新界定了庄学多姿多彩的思维方式、理论内涵。

可见，当代这些研判有系统的阐释，有零星的体验，有个人的领悟，有群体的贡献，有内在的觉醒，有外在的引导，仍混杂在矛盾的思想探索中而摇摆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没有独创的价值标识与精神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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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 一）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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