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民主思想，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主政治思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便始终与西方民主的深刻影响相伴而行。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今天，西方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竞争还将长期持续下去。因此，把西方民主作为介入性因子确立分析框架，研究中国主流民主思想在外力作用下可能面临的风险和防范对策，有助于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研究的关注维度和理论视野。

　　一、西方民主输出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

　　鸦片战争后，从“学西方、救中国”开始，中国人就有了西方民主情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深度转型，积累了西方民主传播的一定的社会基础，而经济全球化则成为这一传播的强大助力。

　　近代以来，西方民主从未遇到今天这样全面输出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

　　（ 一） 西方民主输出中国的历史前提

　　西方民主曾是先进中国人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和改造中国的理想目标。鸦片战争后，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力量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救亡图存的努力。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从学习器物到学习制度，从改良主义到民主革命，为了能够与旧制度彻底决裂，我们最终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模式，并通过不懈的斗争，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开启了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在那个年代，西方民主作为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早已确立了其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因此，学习西方、走向共和，是近代中国符合历史逻辑的必然选择。毛泽东就曾指出： “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1]1469 -1470尽管西方民主最终并没有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历史也给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的答案，但西方民主还是先入为主地深深地印入了国人的头脑之中。经过百余年的宣传、渗透与影响，西方民主已经在许多中国人的脑海中固化为思考和叙述民主的习惯用语及表达方式。直到现在，当人们在谈论民主时，如果不加以限定，通常指的是西方民主。这种深厚的历史情结，使人们很容易把民主目标定义为西方民主模式，也让西方民主输出中国占有了历史先机。

　　（ 二） 西方民主输出中国的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调整了以往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的同质性，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和多元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为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西方民主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这种自由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打破了前资本主义时期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要求进行商品交换的双方必须以个体的自由、平等为前提，并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相互竞争，从而形成了西方民主所强调的“自由、平等、法制”等核心理念。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截然不同，但是作为同一种经济手段，它们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我国，那些伴随着经济市场化而形成的多元经济主体在逐步突破了原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统一利益格局的束缚后，为了能够以更加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并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他们会自发地形成了一些与西方民主相似的思想。

　　例如，强调个体自由、要求法制保障、限制政府权力等观点。又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已相当成熟，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刚刚起步，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当我国出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市场经济初期发生的贫富差距扩大、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时，一部分人以为只要移植了西方民主制度就可以解决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进而对西方民主产生了盲目崇拜的倾向。这些现实问题为西方民主输出中国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

　　（ 三） 西方民主输出中国的国际因素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仅强化了西方民主的世界影响，并以此为助力，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进行民主输出的力度，企图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活动在全球的扩展，还是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大碰撞、大融合。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仰仗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主宰着全球化的走向，同时也向世界各国拓展着他们的民主观念、民主价值和制度实践的影响力。如同马克思当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苏东剧变，再到 21 世纪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运动，无一不烙上了具有西方民主价值的印记。为了遏制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异军突起，西方国家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方面出发，试图通过多维度、潜移默化的渗透，把中国拖入到由他们主导的世界民主化浪潮中，以便更加隐蔽地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目标。比如利用扩大民间交往、资助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以及通过扩大影视传媒的广泛传播等多种途径，全方位、无形地向中国民众输出着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正是借着经济全球化的“东风”,部分国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将西方民主奉若圭臬。

　　二、西方民主输出对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影响

　　全球化和改革开放使西方民主从未像今天这样全方位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和制度选择，如果不能认识到西方民主输出对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危害并及早进行防范，既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凝聚力和主导地位，也必将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权合法性及政治稳定形成挑战，使中国的政治安全面临风险。

　　（ 一） 界定“普世”的民主标准，评判中国的政治制度

　　由于现代民主制度起源于欧洲，西方国家在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又一直居于领袖地位，因此，成就并推动了西方民主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西方国家利用这一天然的优势，将自己定义的民主标准悄然抬升至普世价值的高度，借此垄断着对国际舆论的引导。福山就曾直言不讳地提出，“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3].在西方学者眼中，以“个人本位、利益表达、言论自由、市民社会、选举官员、司法独立、多党竞争、自由结社”为标准的西方民主是建立在全人类“自由、民主、人权”普适原则的基础上，因其是“最先进的”理应成为全世界各国政治民主化的终极理想与价值[4]204 -206.正是以这一标准为参照系，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并非民主制度，而属于威权主义政体。在他们看来，以选举为核心的程序民主才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最为合理的制度形态。所以，只有赢得竞争性选举，才能彰显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以此为标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他们简单理解为一党专制，并坐实了中国并非民主国家这一结论。

　　事实上，实行选举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因此，只要能够体现民意的制度都可以成为执政合法性的依据。中国共产党从本质上讲就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其领导地位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人民的最终选择。就像毛泽东总结的那样： “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1]1128人民的选择要比任何形式的选举都更具说服力。如果一味地用西方“民主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实际，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质疑，从而降低民众对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认同，甚至有走上政治歧路的风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5]只有认识到民主标准的多样性，才能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 二） 放大西方的自由民主，弱化中国的人民民主

　　纵观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以及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资产阶级始终把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作为其奋斗目标。因此，西方国家所崇尚的自由民主，说到底就是强调个人至上的自由民主。正如亨廷顿所言，“民主的存在与个人自由的存在之间的相关性是极高的。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反过来看，民主政治运作的长期后果可能是扩大和加深个人的自由”[6].在对外宣扬民主时，西方国家更是刻意放大了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理念，并以此来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中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人民民主观。在他们看来，中国“没有竞争的市场，没有个人自治的环境导向……个体领导的自主性被僵化制度的自主性取代”[4]211.由此认定，中国所坚持的人民民主不能体现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才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终点。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选择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完全是由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和中国人民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近代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悲剧，个人自由的思想被救亡图存的时代课题所取代。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我们只有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制定相关的政策，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民主必须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自由民主基础之上的人民民主，这既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 三） 塑造西方的民主神话，抬高中国的民主期待

　　西方国家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全世界塑造了一个民主神话。他们将西方民主包装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灵药”,让后发展的国家误以为，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都是因为不够民主造成的，只有学习和接受西方民主，才有成为发达国家的可能。

　　改革开放后，中国仅用了三十年的时间便走完了西方国家三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道路，这一巨大成就背后也意味着我们短时期内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浓缩了他国数百年的积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差别较大，因此在西方民主的渲染下，人们往往把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统统归结为中国“不民主”,并认为只要服下了西方民主这颗“仙丹”,一切困难自会迎刃而解。这种过高的民主期待使各种问题的出路都指向了民主，也使民主突破了政治运作形式这一讨论框架变得更加复杂，变得更加难以达成共识[7].这些伴随社会转型而出现的民主分歧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化解，将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如果不加以引导，或因被人蓄意煽动而更加极端化，不仅会削弱主流民主思想的主导地位，甚至可能会产生引发街头政治的民主风险。

　　2014 年在香港发生的“占中”活动，就是部分青年学生通过大规模非法集会的方式占领中环，试图实现所谓“真普选”等民主诉求。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没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反而导致交通干道阻塞，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更酿成了抗议者与市民及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使香港的社会生活、民主法治都遭受严重损害。

　　实际上，当前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是所有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都必然面临的，并不会因为实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就能够解决。只有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渐进式改革，继续提升综合国力，才能切实解决转型期的各种矛盾。

　　三、巩固中国主流民主思想主导地位的对策分析

　　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的道路之争已转移到思想领域，抵御西方民主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较量。只有树立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理论自信、努力提升其说服力、不断增强其凝聚力，才能有效规制西方民主输出的影响。

　　（ 一） 努力冲破西方民主话语的藩篱，树立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理论自信

　　由于对民主话语权的控制，西方国家一直致力于抹杀一切差异而将西方的民主形式普世化。但是，随着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他们所标榜的自由民主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颜色革命”后的独联体国家并未从此走上向往中的康庄大道，反而陷入了经济恶化、民生凋敝的泥淖之中； “阿拉伯之春”则激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强烈反弹，将整个阿拉伯世界拖入恐怖、激进的深渊。可见，西方民主不是神话，也不能有效解决各国出现的不同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8].认清这一点，是树立中国主流民主思想自信心的前提。

　　树立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理论自信，还必须敢于表达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问题的认识，在积极应对与西方民主思想交锋的同时，充分展现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心。2005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政府文告的形式全面阐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此后，又在2007 年和2008年连续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以及《中国的法制建设》白皮书，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西方民主话语的束缚，向世界言说自己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念。这些官方的表达既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寻求搭建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体系，以增强民众对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认识，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式民主的共识。

　　此外，树立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理论自信，还要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不能有效化解我们在转型期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只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及时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有效应对发展中面临的新矛盾，才能使民众在实践中加深对中国式民主的认同，树立中国主流民主思想应有的理论自信。

　　（ 二） 合理借鉴世界各国的民主经验，提升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说服力

　　要想有效抵御西方的民主输出，中国主流民主思想还必须进一步提升自身说服力，以摆脱在世界上自说自话的尴尬。只有合理借鉴各国的民主经验，用世界能够理解的语言不断完善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用中国的民主话语讲好中国的民主故事，才有可能达到让世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以促进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在研究他国的民主经验时，我们先要认识到各国的民主政治模式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

　　因此，要想巩固和完善中国主流民主思想，既要吸收世界民主化进程中共同的经验，也要善于总结失败的教训。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虽然会体现出人类政治文明的一般性特征，但一定会保有自己文明的特殊性，因此，不能完全移植别国的民主经验。例如，西方国家民主制度是以欧美基督教文化为根基，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制度则是以伊斯兰文明为基础，而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制度必然以儒家文化为底蕴。

　　如果能够在认清差异性的同时合理借鉴，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一套既保持中国特色又吸纳世界各国民主经验的话语体系，必然可以提升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说服力，得到世界更多的认同。比如中共十八大借用西方理论界热议的“协商民主”一词，概括我国已经实践了六十多年的协商政治，把中国的民主实践用世界通行的民主词汇表达出来[9].只有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不断完善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才能真正提升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说服力。

　　（ 三） 主动吸纳非主流民主思想的有益观点，增强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凝聚力

　　主流民主思想主导地位的维系，还取决于民众对这一思想的认可程度和接受程度。因此，面对西方民主输出对国内多元民主思想的巨大影响，中国主流民主思想必须保持一定的张力，主动吸纳各种非主流民主思想的有益观点，力求兼顾各利益主体的不同民主诉求，才能进一步增强自身凝聚力，更好地引领多元民主思想的走向。正如列宁所说： “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10]

　　可见，中国主流民主思想所能容纳的非主流民主思想越多，越能够及时提取多方民主诉求中的有益观点，就越能推动自身民主理念创新，更好地保证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广纳性和社会代表性，增强自身凝聚力。

　　然而，在对待各种非主流民主思想时，我们还必须分辨它们不同的性质，不能为了取悦少数派而囫囵吞枣式地将非主流民主思想的一切观点都吸纳进来。由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因此，各非主流民主思想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分歧。其中既有那些与主流民主思想相适应、对党的领导起辅助作用的非主流民主思想，也存在与主流民主思想相对抗、对党的领导起颠覆作用的反主流民主思想。因此，在吸收非主流民主思想的过程中，不仅要本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还必须做到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才能保证中国主流民主思想在增强凝聚力的同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而即使对待那些对党的领导具有某些建设性作用的非主流民主思想，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小众的一面。只有与时俱进地明辨它们的动态，做到因势利导，才能使之更好地为增强主流民主思想的凝聚力服务。

　　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新中国不懈的奋斗目标。但如果用西方民主格式化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必然会危及中国的政治安全。面对西方的民主输出，我们既要增强忧患意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规避其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也要看到西方民主的合理成分，虚心借鉴其有益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在改革开放再起航的今天，使民主真正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35.

　　[3] [美]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 黄胜强，许铭原，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5.

　　[4] 徐浩然。 解读中国民主---西方中国学家的视角[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5]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 -09 -06.

　　[6] [美]塞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 刘军宁，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8: 28.

　　[7] 刘世华。 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4: 279.

　　[8]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2014 -09 -22.

　　[9] 刘世华。 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论析[J]. 理论学刊，2014,（ 4） .

　　[10] 列宁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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