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是 20 世纪 80 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其主要内涵是“指政治共同体中自由、平等公民通过参与立法和决策等政治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治理形式。其核心概念是协商或公共协商，强调对话、讨论、辩论与共识。”[1]“是一种为了共同的善而诉诸主体间对话、讨论与沟通的共识形成机制和治理形式。”[2]

　　其兴起的主要背景是西方学者针对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困境和缺陷，力图找到一种途径克服高度发达选举境况下，公民日常权利被漠视，政治态度冷淡、理性不足等危机和挑战而提出的。进入新的世纪，协商民主理论被我国学者介绍到国内，迅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热潮，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注目，逐渐将其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支点。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的协商民主的因子是密不可分的，本文试就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协商民主理念做一点探讨。

　　一、“ 和”为贵的传统政治价值理念与协商民主求合作、达共识的价值诉求具有一致性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是中国早期思想家的重要共识。儒家推崇“和为贵”,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如孔子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家提出了“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国先贤们奉行的“和”为贵的思想，自古以来始终贯穿着中国政治文化思想的发展脉络，成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影响十分深远的基本理念。

　　“和”的基本含义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其内在精神就是强调不同事物、不同因素间的兼容并包、共存共处、和谐统一。一方面，它蕴涵了处理事物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强调矛盾和冲突各方要容忍百纳、互利互补、和衷共济，指出事物之间矛盾和差异的存在是他们辩证统一的前提；另一方面，它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所要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合一，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与社会之间的合群济众等等。可以说，中华民族注重用和谐化解社会矛盾，主张和衷共济、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思想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探寻社会和谐、构建和谐政治关系的历史，“和”为贵的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对整个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华民族行为方式和思维准则的根基。

　　而协商民主，按照它的基本含义，就是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公开的协商讨论，相互交流，彼此妥协，最终达成共识，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民主形式从其实现的前提、过程及目标上所包含的理念来看，与中国以“和”为贵的思想文化传统并无二致。从前提上看，二者都认为“异”和“同”是事物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主张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过程上看，二者都主张通过沟通交流、磋商协调获得相互理解、进而奠定合作的基础。从目标上看，二者都认为通过合作，才能达成共赢，而互利共赢才是事物关系的最佳状态，才会使事物的发展有根基，有动力。

　　“和”为贵的政治价值理念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追求，是国泰民安的基本表征，它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与现代协商民主所主张的协商主体间的平等地位是有差异的，尽管如此，它对利益主体多元共存、和谐发展、互利共赢的强调，仍然为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背景。

　　二、中庸思想包含了协商民主所倡导的公共参与的理性精神

　　中庸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中庸，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具体来说，它有三层含义。

　　一是中不偏，庸不易。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

　　二是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

　　三是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中庸思想强调凡事应当遵循一个合适的“度”,不能超过或者不及，倡导公允相待，以客观的态度看待事物，对不同的意见和事物，采取理性、宽容的精神。

　　中庸思想是一个至上的道德标准，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

　　中庸思想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强调忠恕宽容，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不要走极端，不要轻率，做事情要考虑他人和国家。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折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并且随时以处中，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在言行上要留有余地等等。

　　中庸思想提出的和平处理矛盾的方式，讲究调和与妥协，通过按照一定的标准行事，满足各方的愿望，达到事物的平衡，这正是协商民主理论的重要内涵之一。不仅如此，中庸思想与协商民主理论的关联还在于，中庸思想中包含了协商民主倡导的理性精神。协商民主主张积极的政治参与，是一种大众参与式的公共决策机制和治理模式，以公开的协商对话为基本手段，协商过程以公共利益、共同的认知为依归，共识是协商的结果，是政治过程参与者在充分协商基础上形成的，而共识的达成不仅依赖于制度建设和程序规范，也依赖于对话各方的慎重考虑和理性精神，即在协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合理的观点，而不是情绪化的诉求，更多地包容不同利益的需要，更主动地寻求共识，谋求各个主体之间的合作互补。中庸思想强调君子对个人、社会、国家的责任，隐含了理性处理事物关系的思想和态度，与协商民主所倡导的公共参与中的理性精神不谋而合。

　　三、民本思想承载了协商民主提高决策合法性的价值准则

　　民本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

　　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说，荀子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只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稳定繁荣。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是统治者允许人民对国家的政策进行讨论、批评和辩论的基础。《尚书·尧典》、《尚书·舜典》中就记载，凡是国家大事，尧、舜都要召集“四岳”或“十二有牧”“、四岳群牧”共同商议，由这些酋长会议做出决策，再加以推行。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都是建立在这一制度基础之上。

　　公元前 841 年，周历王被推翻后，出现了“周召共和”时期，即周公和召公带领其他贵族共同执掌政权。

　　春秋时期，郑国思想家子产不毁乡校，鼓励国人议论朝政，把乡校作为听取信息的场所。

　　战国时期，齐桓公建立了稷下学宫，广招人才，目的也是让他们自由论政，畅所欲言，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出谋划策。

　　秦汉以后，历代基本上都建立了言官或谏官制度。

　　如西汉设立了谏大夫，东汉有谏议大夫，唐朝除了设置谏议大夫，还设置了专门对皇帝进行规谏的补阙、左右拾遗等官阶，宋朝谏院机构中的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均为谏官，专门负责规谏朝政缺失，对朝廷各部的政策措施、文武百官的任用都有权力提出意见。

　　言官谏官的议谏规失，虽然是封建专制王朝下的政治生态，从本质上说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协商民主理论所主张的充分的辩论、听取、融合各方面的意见，才能超越冲突，有效提高决策合法性的思想。

　　协商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通过自由的辩论、阐述，让各种意见充分深入地得到展现，从而实现个人或组织偏好的转换，让公共政策的选择更具有说服力，得到更深程度的理解。

　　中国古老的民本思想蕴涵的政治智慧，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承载了协商民主理论提高决策合法性的价值准则。

　　参考文献

　　[1]陈家刚。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J].学习与探索。2007（2）：85-91

　　[2]陈家刚。中国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 新视野 2014（1）：23

TAG标签： 传统文化     协商     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