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利维斯（ F. R. Leavis,1895 - 1978） 是 20 世纪早期和中期英国文学文化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以犀利文风着称的文学文化批评家。在利维斯四十多年笔耕不辍的批评生涯中，他的文学与文化批评是并行不悖的，而且他的文学批评都是以反制工业文明的文化批评为旨归。有机共同体思想是利维斯批评的所关注的主题之一，他的有机共同体思想主要集中于其与丹尼斯·汤普森（ De-nys Tompson,1907 - 1988） 合着的《文化与环境》（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 1934） 一书，此书中有两篇文章专论有机共同体： 《有机共同体》（ The Organic Community） 和《有机共同体的消失》（ The Loss of TheOrganic Community） .

　　国内外学者对利维斯的共同体思想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如毕兰（ R. P. Bilan） 对利维斯的有机共同体思想的内容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欧荣教授从“少数人”与“心智成熟的民众”之间的创造性合作的角度对利维斯的文化批评与“共同体”型塑的关系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周芸芳对利维斯文学与文化批评中的有机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本文将从文化与环境的角度来探讨利维斯笔下有机共同体的内涵，以期推进利维斯的共同体研究。

　　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1855 - 1936） 将人类群体的结合概括出两种类型： 共同体和社会。他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它不仅仅是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1]iii而利维斯所探讨的有机共同体就是滕尼斯笔下的与“社会”相对应的“共同体”.与柯尔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 - 1834） 一样，利维斯经常用“生长的”、“有生命力的”、“鲜活的”这样的词来形容有机体。在《文化与环境》的第一页，利维斯就开宗明义的表达了对有机共同体消失的遗憾以及他对于有机共同体的定义： “我们失去的是一个有着鲜活文化的有机共同体。民间歌曲、民间舞蹈、科茨沃尔德村舍和手工艺品都是有机社会的标志，它们还意味着更多： 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其中包含着社交艺术、交往艺术和从远古的经验中生长出来的、与自然环境相生的跟随着年轮的节奏韵律而有所反应的调整。”[2]1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抽绎归纳出，利维斯的有机共同体思想中的关键因素是如下两个： 从“远古的经验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因素以及“与自然相伴相生的”环境因素。在具体论述有机共同体的文章中，利维斯多次用 17 世纪的乡村有机共同体作为例证，这并不仅仅只是在追忆往昔，更多的是在传递对未来有机共同体的期待，“十七世纪”和“乡村”作为时间和空间概念分别蕴含着如下两个层面的隐喻： 一是时间上的连续性，也就是利维斯强调的有机共同体中传统文化的延续； 二是空间上的整体性，也就是有机共同体中物我环境的融合。“十七世纪乡村有机共同体”中的这两个纵向的和横向的有机性，既体现了利维斯对于人类过去共同体的追缅，也体现了他对于现在共同体的忧思和未来共同体的期盼。

　　1 有机共同体必须保持传统文化的延续。

　　利维斯的有机共同体思想中的文化因素具体来说，就是他着重强调的“从远古的经验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在利维斯看来，一个有机共同体如果想要拥有远古的经验，必须保持传统文化的延续。

　　1. 1 对现代社会传统文化断裂的忧思。

　　利维斯将劳伦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 -1930） 视为他们时代最伟大的人，因为劳伦斯比任何其他的人都要清醒的意识到“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传统”正在发生变化： “一个英格兰抹去了另一个英格兰。这些煤矿让礼堂变得富有。现在他们正在抹去礼堂，就像他们已经抹去村舍一样。一个工业的英格兰抹去了农业的英格兰。一种意义抹去了另一种意义。一个新的英格兰抹去了旧的英格兰。所以延续不是有机的，是机械的。”[2]95在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和曼切斯特等工业城市的煤矿开采使当时的英格兰上空弥漫着黑色的煤灰尘粒，落下来，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灰色的煤尘，仿佛英格兰变了一个面貌，看不到原来的样子。看到如此景象，劳伦斯呼喊着： “英格兰，我的英格兰！ 但是我的英格兰在哪里？那庄严宏伟的英格兰，那有着美好景象的英格兰，那能将我们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联结起来的英格兰。漂亮的旧礼堂还在那儿，从安娜女皇时代和汤姆·琼斯时代传下来的英格兰。”[2]94冷酷无情的“抹去”这个词形象的描绘了工业社会的现代文化的恶行，现代文化并不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而是将传统文化彻底推翻后所构建的文化，因此，“抹去”意味着一种断裂，一种毫不留情的情感上和精神上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则有力的折射出英格兰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传统文化的断裂； 也凸显出利维斯对有机共同体时间这一维度的关照。17 世纪的英格兰联结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也联结着安娜女王时代，而“有钱人和工业开拓者们”则在 19 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将过去的英格兰无情抹去，“背叛了人类的精神，使一切变得丑陋。”[2]95在文化传统的延续被割断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变化之快，使“代际之间难以适应对方，家长们也不知道如何与孩子们相处。”[3]146利维斯认为，生活状态的改变会带来严重的损失，因为“即兴变化的生活很难代替细腻且成熟的被承袭下来的生活传统习惯和价值”,而且“这种损失还远远不是暂时的”.利维斯对这种文化传统的断裂忧心忡忡： “它是一种有危险性的对文化延续性的违背： 这些虽然不是故意丢掉的东西可能再也不会复原，可能就此被忘却了。”

　　1. 2 对传统文化延续的探索。

　　如陆扬所说，与霍加特（ Richard Hoggart,1918 -2014） 将“好文化”定位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不同，利维斯将“好文化”定位在 17 世纪的英国有机社群[4]142.在利维斯看来，17 世纪的有机共同体应该是现代社会所努力达到的有机状态。因为 17 世纪的共同体能够将远古的经验联系起来，而这又源于“我们的精神的、道德的和情感的传统”,也就是那些保存着关乎于最精致的生活方方面面的“被精心挑选的过去的经验”（ picked experience of ages）[2]81.显然，这“被精心挑选的过去的经验”与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1822 -1888） 关于文化的的定义---所思所言之精华---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利维斯的“文化”似乎比阿诺德的“文化”所指涉的范围更广，除了包括所思所言之外，还包括生活中的传统，如生活方式等，他的文化观“表现在文化批评的社会教化责任和文化传承理念上”[5].

　　在利维斯心中，“十七世纪有真正的民众文化”,这种民众文化在他所推崇的 17 世纪文学家约翰·班杨（ John Bunyan,1628-1688） 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他认为，虽然“《天路历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 在细节上和整体上都极力推行顽固的宗派教条，它仍然是一部人道主义的杰作”,因为一个小镇上的“匠人”也会看到其中“分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6]124比如，在班杨所写的加尔文教寓言中，有“朝拜者按歌舞的街拍前进，因为那里还有民间歌舞的整个环境。这种文明或生活方式真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艺术。”班杨的作品足以表明“他所见证的那种民众文化可以在伟大文学的水平上与文学文化融合起来。”这种民族文化中“特有的语言、智慧和风俗在过去若干个世纪逐渐获得和积累，一代一代传下来，每一代在它接受的东西上加上自己的一部分，光是继承的传统也能有高度的价值。”[6]125可以说，利维斯期盼的是一个传统不会被忘却的现代有机共同体，一个传统文化能够延续的共同体，就如同前工业时代的 17 世纪的有机共同体。

　　2 有机共同体要求物我环境的融合。

　　利维斯有机共同体思想中的环境因素，就是指“与自然相伴相生的”环境。在利维斯看来，有机共同体所要求的相伴相生的环境，具体来说就是人与自然的共生交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互爱。利维斯在《文化与环境》中多次提到乔治·斯图亚特（ George Stuart） 的笔下的乡村生活，特别是《车轮制造店》（ The Wheelwright's Shop） 中的乡村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乡村生活的怀念凸显了利维斯对有机共同体的空间整体性这一维度的关注。利维斯认为“真正的有机是指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联。”[2]85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所生活的地方则完全相反，劳动分工愈发细致，使人们愈发机械化、原子化，人们生活在“没有邻里关系的地方”,生活在“由交通系统还有燃气网、水网和电网组成的聚合结构里。”

　　2. 1 人与大自然之交融。

　　利维斯并不否认机器给人们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和工资收入的增加，但是只有当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时才能给车轮制造工们带来愉悦的感受，“他们长时间的与铁、木材、黏土、风浪、马儿的力量接触时，那种满足感随着他们的肌肉流入他们的身体。那种满足感就在触到、嗅到、闻到那些美好事物时被激发出来。正是那些没有意识的耳朵才能感受到，飞机飞过树林的声音，凿子轻轻地敲进每一块硬石头的声音。”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都已经过去了”,以前“英国人友好的与木材一起生长”,而现在，“没有经过训练的年轻人等在机器旁，他们甚至都不懂什么是橡树，什么是梣树，也不知道如何呵护它们的质地。”对于工匠们来说，“手工制造业越来越没有趣味了，虽然现在工厂做工的报酬是确定的”[2]87以前的车轮制造工们现在已经成为“机器的手了”,成为“等待在炉膛边的仆人了”[2]88;利维斯深切的意识到，工业社会给人们带来种种福利的同时，人们付出了何等代价。失去有机共同体就好像失去家园一样，令人痛心，“所有的人都得承受失去有机共同体的痛苦，因为就像一个野生动物需要栖息之地一样，工人们也需要一个生活和安葬的家乡。”而昔日的英格兰就代表了“一种动物般的自然属性，那时的人类栖息地。”[2]91在利维斯眼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大自然的环境为人类提供了所需要的东西； 还有他们自己做的村舍、谷仓、草堆和货运马车，它们一起又组成了人类的环境，这其中的自我调适和互相适应的微妙之处，是那么的恰当和必然。”[2]91显然，在利维斯看来，与工业社会的城市生活方式相比，农业社会的乡村生活方式更加代表着人与环境之间互相适应的和谐关系，因为“乡村本身就代表了对环境的适应； 他们的生活方式反映了季节的变化，他们与周边土地上的事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现代公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必需品来自何处，他们接触不到最原始的土地产品。”

　　2. 2 人与人之和谐。

　　除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之外，人与他人的关系在乡村有机共同体中也同样重要。利维斯以车轮制造店主的感受为例，谈到“店主们认识每一个顾客，也了解每一位顾客的需要； 他们知道顾客的需求和顾客的马儿的样子还有马车所经过的土地的质地； 然后会自豪的为他们提供最合适的车轮。”“大家都会觉得很舒服，因为就像在家里一样，一直以来，大家总是互相体贴，互相照顾。”[2]84即使是在车轮制造店这样的做生意的场合，大家也都像家人一样的生活，而在城市的生活中，连邻居都很难拥有传统意义上的“邻舍关系”.

　　虽然利维斯自称“反哲学者”“反理论者”,但是他对有机共同体中物我关系的理解与德国思想家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1878-1965） 的“我与你”关系哲学有不谋而合之处。马丁·布伯认为人主要置于两种关系中，一种是“我与它”,这是现代工业主义、科技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逻辑，“把一切周围的在者---其他人，生灵万物---都当做与‘我’相分离的对象，通过对他们的经验而获取关于他们的知识，再假手知识以使其为我所用。只要我执持此种态度，则在者于我便是”它“,世界于我便是‘它’之世界。”另一种是“我与你”的关系，这是非功利的关系，“在者于我不复为与‘我’相分离的对象，当我与你相遇时，我不再是利用物的主体”,“也不会冷静的分析你、认识你”,“也不会将你置于偶然性的操纵之下。”[7]6 -7令人遗憾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都变成了“我与它”的关系，于是人们逐渐陷入冷漠、孤独和绝望的状态，而只有保持乡村有机共同体中的“我与你”的关系，物我相融成为一个浑然相生相伴的环境整体，大家才能体验到滋养、包容、接纳、亲密和温暖等感受。

　　3 批评意识的培养有利于建构有机共同体。

　　利维斯对十七世纪乡村共同体的追缅，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我们可以从如下的引文中清晰地看到利维斯对于旧秩序与新秩序关系的辩证反思：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如果我们要将机器捣毁以期望回到过去的秩序中，这是毫无意义的。对旧秩序的记忆是为了激励新秩序的生成。”[2]96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没有目标可寻，只能屈服于机器所谓的‘进步'.”这目标就是利维斯心中的未来有机共同体。

　　而如何将十七世纪乡村有机共同体中的延续性和整体性这两个因素带入到新的世界中来，以改变现在的生活，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利维斯给出的解答是： 批评意识的培养。为什么批评意识的培养有助于有机共同体的建构呢？ 我们可以从利维斯对批评功能的定义中窥见一二： “在如今这样一个解体（ disintegration） 的时代，任何公式、信仰和抽象概念，都不能带来清晰有效的意义，不管还有什么必须之物，都不能像’真正一致的中心‘那样能够达到弥合（ integration） 的效果。而这个中心所预设的就是文学批评的可能性，验证这个中心是否存在就在于具体的判断。批评的功能不仅仅是表达和界定了’当代情感‘,更多的是促进’当代情感‘的形成。”[8]319由此可以看出，对利维斯来说，批评的功能在于弥合已经解体的情感，并逐渐塑造当代情感。

　　在工业文明时代，市场上充斥着广告、电影、报纸、低俗读物等为了争夺人类低劣情感反应的商品。利维斯认为唯有教育能改变此状态，学校应该承担起责任，因此利维斯特别强调，教育领域“必须系统的灌输一种批判的习惯”以此来塑造“有甄别意识的人”,这种严肃的教育能够训练以下意识： （ a） 意识到总的文明进程，（ b） 意识到当下物质的和精神的环境[2]4.不难看出，利维斯对于批评意识的培养有着一种极具历史深度的现实关怀。

　　那么批评意识应该如何培养呢？ 作为英伦经验主义研究路径的继承者，利维斯认为批评不是抽象的，而应该是具体的，是实用批评（ practical criticism） .利维斯在其批评作品以及其创办的《细察》（ Scrutiny,1932 -1953） 杂志中，文学批评所占的比例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的精神的、道德的和情感的传统，那些保存着我们关乎于最精致的生活方方面面的’被挑选的过去的经验‘,大部分都是通过语言来传递的”[2]82,语言是传承精神的重要渠道，而在一个语言被广告商、电影院、畅销书作家利用消费心理学而滥用的时代，最好的语言只能在文学中被保存下来，因此，“只有当文学鉴赏力和判断力被有智识的人维持下来，传统才能得以延续。”[2]82值得一提的是，在强调文学批评的同时，利维斯始终认为，文学批评虽然是基石，文学之外的协作（ co - operate） 也必不可少，批评不能仅仅拘囿于文学内部。在他给英语教师的关于批评意识培养的极其可贵的具体教学建议中，他提到，第一，在体裁方面，实用批评不仅仅是限于文学作品本身，他认为“对诗歌散文的分析，也可以延伸到对广告的批评，因为广告是他们引起大家兴趣的东西，可以分析广告的体裁特点，也可以与有代表性的新闻作品和流行小说进行对比分析。”[2]6第二，在学科领域方面，实用批评应该超越文学，延伸到文化、艺术、历史、道德、社会等其他文学之外（ extra - literary） 的领域。他说“莎士比亚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机会来讨论成就其辉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国家剧院和戏剧传统的本质。”“关于文化的历史方面的教学，历史学家能够协力合作。”“关于广告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历史学也能做出贡献。”“音乐也可以协作，民歌可以与现代流行歌曲进行比较研究，如比较各自起源的背景。”[2]6显然，利维斯认为，在批评实践中，只有不同领域的协作才能够将现代社会四分五裂的专门性知识重新融合在一起，当代情感也就在这个你来我往互相协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个当代情感与历史相连结，也与周围的环境相融通。

　　对于如何拯救这个社会，利维斯如同一个斗士，采取了自己都认为很“冒险的、激进的”方式，不遗余力的与社会现实角力，“即便冒着失礼的危险，也要劝阻无益的幻想”[9]31,殚精竭虑地为这个社会寻找出路。不过，利维斯在谈论有机共同体时，似乎故意将前工业社会的“贫穷、卑鄙的暴政、疾病和死亡率、无知和受挫的智力等问题”[10]276排除在外，这一点也使他的有机共同体思想颇受争议。但也正如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1921 -1988） 所说，“物质方面的劣势无法抵消精神方面的优势； 这样的共同体使我们认识到，生活是整体的和连续的---而重要的就是这个综合体。”[10]2764 有机共同体思想的当下价值。

　　利维斯所处的时代是英国技术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物质越来越丰富，精神却越来越匮乏。在这一历史语境之中，利维斯以十七世纪乡村有机共同体作为切入话题，直面的是他所处战后工业技术时代的现实困境。

　　而在当下的中国，我们也面临着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困境，面临着物质丰富精神匮乏的困境。如何走出精神困境，如何延续并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如何使人们从被手机等科技产品异化的原子化生活中走出来，对于这些问题，利维斯的传统文化延续与物我环境融合的有机共同体思想或许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迪。利维斯所提出的有机共同体建构的途径---批评意识的培养---对于当今有机共同体社会的建构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中国，我们在强调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同时，应该重视传统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有机共同体型塑中的作用[11].培养公众文学批评意识，有助于提升公众的感知力和判断力； 提倡中华传统文学经典的阅读，有助于使公众从文学语言中去感知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延续、发扬并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鼓励对文学与文化的热烈批评与讨论，有助于人们用鲜活的语言与周围的人和物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而非机械原子化的整体环境，由此形成当代情感结构，从而构建和谐交融的物我环境。

　　参考文献：

　　[1]费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2]Leavis F R. Culture and Environment[M]. London: Chatto &Windus,1934.

　　[3]Leavis F R. 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4]陆扬，王毅。 文化研究导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5]曹莉。 文化自觉与文化批评的新契机---阿诺德、利维斯、威廉斯对我们的启示 [J]. 中国比较文学，2010（ 3） :99- 110.

　　[6]F. R. 利维斯。 文学与社会。 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上编[C]. 北京： 作家出版社，1962.

　　[7]马丁·布伯。 我与你[M]. 陈维纲，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8]Leavis F R. “Restatement for Critics”,Scrutiny,Vol. I[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9]Leavis F R. “Scrutiny: A Retrospect”,Scrutiny,Vol. XX[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10]雷蒙·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1780 -1950[M]. 高晓玲，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11]刘晓靖。 孔子道德理想论析[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5） :29 -32.

TAG标签： 维斯     有机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