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是东汉后期社会批判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善恶思想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色彩。他对当时人们因为重利轻义导致善恶不辨的社会风气进行了大力批判，并通过分析善恶的特征，告诉世人应如何止恶扬善，希望能借此提高人们的自身修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一、王符善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东汉后期，社会风气日渐衰败。君主频频大赦，使“恶人昌而善人伤”（《潜夫论·数赦》，以下只注篇名）；为官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考绩》），名实不副；世人长期“长于淫邪诳惑之中”（《卜列》）而不见正道，嫌贫爱富而丝毫不去考虑对方的品行；恶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轻薄傲慢，凶悍无辩。明以威侮侵利为行，以贼残酷虐为贤”（《数赦》）。作为一个“指讦时短，讨谪物情”（《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的政论家、思想家，王符对这些社会风气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为其善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关于善恶的特征

　　１．累积渐进性

　　王符认为，下自百姓，上至国君，善恶的形成与发展，正如大山的增高和川谷的凹陷，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演变的过程。他说：“有布衣积善不怠，必致颜、闵之贤，积恶不休，必致桀、跖之名。

　　非独布衣也，人臣亦然。积正不倦，必生节义之志，积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非独人臣也，国君亦然。政教积德，必致安泰之福；举错数失，必致危亡之祸。”（《慎微》）因此，在王符看来，无论是平民还是君主、官吏，善积多了就会招来幸福，恶积多了就会导致灾祸。结果，很多人因为不注意小善、小恶，“以小善谓无益而不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也”（《慎微》），结果小善不去做，小恶越积越多，小人“是以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慎微》）。最终沦为罪大恶极、不可赦免之人。因此，王符告诫世人，积善还是积恶全在于自己，积善多福，积恶多祸，只有坚持不懈地行小善去小恶，做到“勿以小善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旧唐书·卷一百八十》），才可能成为善人。

　　２．对立性

　　王符认为，善与恶是根本对立、无法相容的。他说：“且夫邪之与正，犹水与火，不同原，不得并盛。”（《慎微》）在王符看来，善与恶如同水与火，根本不能兼容。但王符并没有把善恶的对立看作绝对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王符把人分为上智、中庸、下愚三个层次。对于中庸之民，他认为：“中民之生世也，犹铄金之在炉也，从笃变化，惟冶所为，方圆薄厚，随镕制尔。”（《数赦》）人是可善可恶的，但是需要通过教化，才能使他们由恶变善，否则就会步入歧途。但对于那些“下愚极恶之民”，“虽脱桎梏而出囹圄，终无悔改之心”，“大恶之资，终不可化”（《数赦》），因此不能指望用教化使他们弃恶从善，而是应该坚决用刑罚加以惩处。

　　三、关于善恶的评价

　　王符指出，当前是一个以富贵贫贱、家世、习俗评价人善恶的社会。人们根据自身的利益，都争着去结交出身富贵、有地位的人而嫌弃贫贱的，丝毫不去考虑对方的品行，“苟能富贵，虽积狡恶，争称誉之，终不见非；苟处贫贱，虽积恭谨，袛为不肖，终不见是”（《交际》）。而王符认为，不能根据人的富贵贫贱、家世、习俗去评价一个人的善恶，“富贵未必可重，贫贱未必可轻”（《交际》），“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论荣》）。

　　在王符看来，荣华富贵与善恶之间并不存在着简单的对应关系，有德的人不一定享有荣华富贵，享有荣华富贵、身居高位的人也不一定有德行，“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论荣》）。王符认为这也是“俗化之所以浸败，而礼义之所以消衰”（《交际》）的原因。

　　此外，王符还对于如何评价一个人行为的善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行善多的人，假如无意中做了一件坏事，也是可以原谅的；而行恶多的人，即使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也是不可原谅的。“积善多者，虽有一恶，是谓过失，未足以亡；积恶多者，虽有一善，是谓误中，未足以存。”（《慎微》）因此，在王符看来，评价一个人行为的善恶，不仅要看他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还要看他品行的优劣。

　　四、关于如何止恶扬善

　　对于如何止恶扬善，王符认为：“夫天道赏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将以诛邪恶而养正善。”（《数赦》）而止恶扬善的措施则在于刑罚和教化。

　　１．刑罚

　　对于刑罚，王符认为，立法的要旨就在于好人受到奖赏、恶人受到惩罚，立法时要把握一条重要的原则，即：“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断讼》）因此要隆赏重罚，民众才能向善，“徒悬重利，足以劝善；徒设严威，可以惩奸”（《明忠》），“夫积怠之俗，赏不隆，则劝不善；罚不重，则恶不惩。故凡欲变风改俗者，其行赏罚者也，必使足惊心破胆，民乃易视”（《三式》）。但王符认为刑罚只是让社会稳定下来，还不能达到太平盛世，“是故法令赏罚者，乃所以治民事而治整理尔，未足以兴大化而升太平也”（《本训》）。因此还需要追本寻源，立足教化，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敦德化而薄威刑”（《德化》），才能“化可美而功可成”（《本训》）。

　　２．教化

　　对于教化，王符指出，人的性、情是本，行为、习俗是末，“末生于本，行起于心”（《德化》），假如人的思想能够端正，就不会有邪恶的事情发生。因此，要想治理好社会，就应该先本后末，先去改变民众的思想性情，再去改变民众的行为，而要改变民众的思想，关键就在于教化。“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害人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德化》）而要形成良好的教化，关键在于君主、官吏、个人身体力行和家庭教育。

　　（１）君主正己修身王符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关键在于君主正己修身，“世之善否，俗之厚薄，皆在于君”（《德化》）。作为一国之君，首先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身作则，注重用仁德、道义、礼制来教育感化人民，“务正以为表，明礼义以为教”，“和德气以化民心，正表仪以率群下”（《德化》），唯有如此，才能引导民众向善、行善。

　　（２）官吏为民表率“夫吏者，民之师也。”（《汉书·景帝纪》）官吏作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管理者，一直以来就有为民之师、率民为善的责任和义务。秦朝就曾提出官吏要具有为民表率的义务，在秦简《为吏之道》中就有相关的记载：“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王符也认为：“遭良吏，则皆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皆怀奸邪而行浅薄。忠厚积，则致太平；奸薄积，则致危亡。”（《德化》）这就是说，作为国家的官吏，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做到品行端正，以身作则，民众的善心和善行就会不断地累积起来，国家就会获得太平；反之，就会招来危亡。

　　（３）个人道德修养王符指出，要想提高自身的修养，首先在于学习。他说：“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赞学》）在王符看来，学问乃是做人的开端，是天地之间最重要的事情，即使是“上圣”，“犹待学问，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赞学》）所以他一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希望人们能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修养。此外，他认为人还要有一颗向善之心，听到善行就提高自己的品德，听到恶行就要不断反省自己，“夫君子闻善则劝乐而进德，闻恶则循省而改尤，故安静而多福。小人闻善，闻恶即慑惧而妄为，故狂躁而多祸”（《卜列》）。此外，他还把行善的多少作为君子的一种荣辱，他说：“行善不多，申道不明，节志不立，德义不彰，君子耻焉。”（《遏利》）

    （４）良好的家庭教育王符认为，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人善性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王符指出，人的善恶来源于出生前家庭的熏陶和后天的教育环境，在婴孩还没出生之前，人们就要树立良好的榜样，从而形成向善的意识，即所谓“胎教”。他说：“和德气于未生之前，正表仪于咳笑之后。”（《德化》）在婴孩出生以后，作为父母，就应该告诉他如何为善，“是以贤人智士之于子孙也，厉之以志，弗厉以诈；劝之以正，弗劝以邪”（《遏利》）。

　　（５）必要的物质基础孔子曾经说过，治国之道，必先“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管子·牧民》也曾提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而王符则进一步指出“民富乃可教”，“民贫则背善”，“贫则厄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务本》）。王符认为，只有人民生活富裕了，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想到礼义，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爱日》）。因此，王符要求君主要“爱日”，即减轻徭役，给予农民充足的生产劳动时间，使人民富裕起来，再给予教化。

　　综上所述，王符的善恶思想，是针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日益恶化而提出的，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他希望能通过刑罚和教化来实现止恶扬善，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对于社会风气的改善，提高人们的社会认识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王符并没有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上对善恶的根源做出合理的解释，而是如前文所述，把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明君良吏。

　　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员，其思想同古代大多数思想家一样，仍不可避免的受到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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