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作闺音”指男性作者作女音，写闺中事，抒闺中情。清朝田同之的《西圃词说·诗词之辨》中说道： “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男子借闺中事、闺中情抒发自己心中抑郁难解的情绪。中国古代诗词作品中，“男子作闺音”是常见的做法，如曹丕的《弃妇诗》、李白的《玉阶怨》、王安石的《君难托》等，在词中更是不胜枚举。到了民国初年，一种新颖的体裁日记体小说在中国流行起来，民初的诸多日记体小说也出现了“男子作闺音”的现象，即男作家借女子的口吻创作女子的日记。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因素，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日记体小说---民初新鲜的体裁

　　晚清以降，西方大量文学作品译介传入中国。中国读者见识了许多新颖的文学体裁，例如以日记、书信等入小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把日记体小说介绍到中国的影响力较大的作品。小说最后一部分以茶花女玛格丽特的日记出现，“末附茶花女临殁扶病日记数页”[1]45,使读者看到日记与小说相结合的妙处。到了民国初年，日记体小说渐渐流行起来，出现于《小说月报》、《礼拜六》、《民权素》等各类报刊杂志。

　　日记体小说在当时是一种新鲜的体裁。于读者来说，日记和小说是两种熟悉的文体，但结合在一起则之前几乎没有见过。民初的日记体小说多反映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描述的事情多贴近寻常百姓，读起来比侦探、武侠、政治类等小说更显亲切。譬如刊登于《妇女杂志》2 卷3 号的小说《赵璧如女士日记剩稿》，主人公赵璧如在日记中记录了她的日常生活，虽琐碎平凡，但与普通市民的衣食住行较为接近，其中所提及的广州西关、海珠等地的风土人情，使生活在广州本土以及岭南的读者感觉亲切，甚至可以从中寻找到熟悉的身影与环境，从而拉近读者与小说的距离。另外，当时的一些读者会把日记体小说当成别人的隐私来读。日记具有私密性，一般来说只写给自己看，不愿告诉别人的秘密都可以往日记里倾诉。清末民初，真正意义的第一人称小说在中国刚刚兴起，对于市民阶层中的普通读者而言，他们在接受上更愿意相信第一人称故事的真实性。民初的日记体小说中，作者经常煞费苦心地在小序里设计日记的来源，比如无意中捡到，或者编造日记作者遗留日记的情节，以此来达到增强读者对日记来源信任的目的。譬如《浣云日记》[2]交代了浣云是在与丈夫匆匆返沪时不小心遗漏了此日记本，《雪莲日记》[3]则设计了女主人公雪莲把日记交给小说作者李涵秋的情节。日记的真实感增强了，日记本应是私密的，猎奇心理促使读者在窥探别人的秘密中得到好奇心的满足。

　　从作者方面来说，作品畅销、赚取稿酬是当时许多作家写作的动力。清末民初，中国第一代职业作家出现了，稿酬成了写作的重要目的①，“民 初 小 说 家 大 部 分 为 了 稿 费 而 创作”[4]100.小说的商品化造成了写作的“快餐式”以及整体创作水平的低下。速度快和产量多成了小说家的追求。而相对来说，日记体小说是比较“好写”的一类小说。它选取的是普通人身上的事，不像侦探小说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否则会“穿帮”.在结构安排上，日记体小说可以沿着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叙下来，如果只是想写成而不是写好一篇日记体小说，可不用太花心思去注意整篇文章的起承转合。有点文化的人都可以记日记，所以日记体小说很容易言之成理。譬如《冷红日记》[5]从新年开始到腊月结束，记录了少女冷红一年的生活，平平淡淡，琐琐碎碎，可读性似乎不强，但也构成了一部小说。也就是说要创作好一部日记体小说当然不易，但要写出合乎情理的日记体小说则相对不算困难。这也符合了作家急就章的要求。民初的日记体小说在作家和读者共同的青睐中发展起来。

　　二、女性日记： 符合写作的逻辑和市场的需求

　　纵观民初的日记体小说，我们发现，很多日记的主人公是女子。从小说的题目可以看出：《冷红日记》、《雪莲日记》、《浣云日记》、《赵璧如女士日记剩稿》等等。而小说的真正作者却是男性。为什么民初男作家钟情于创作女性的日记？

　　从人类的接受心理来说，对异性的探知兴趣往往比对同性更强，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了解欲望会比对男性本身强烈。所谓异性相吸便是这个道理。日记，记录的是隐私，尤其是心灵的秘密。男性阅读主人公为女性的日记体小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对异性了解的好奇心。民国初年，女子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据有关数据表明，当时入学的男女生人数比率约为20∶1②。也就是说，当时报刊杂志的读者大多还是男士。既然读者群主要为男性，而男性对异性的私密又怀有兴趣，那么日记体小说以“作闺音”为形式就具备了市场。

　　在这些日记体小说中，日记的女主人公大多为十几岁至二十来岁读过书的年轻女子，或待字闺中，或初为人妇。如即将出嫁的瑶华（ 《嫁前十日记》[6]） 、新婚的浣云（ 《浣云日记》） 、十二岁的少女珠珠（ 《珠珠日记》[7]） .这一年龄段的女子是男性欢迎、欣赏的对象，年轻、美丽、含苞欲放、多情善感，符合读者群的期待。譬如《冷红日记》的主人公冷红，风华正茂，天真活泼，饱读诗书。日记里所记多为少女的闺中之乐，与姐妹们赏花、和诗，有点《红楼梦》大观园那群聪慧美丽的少女们的味道。

　　《嫁前十日记》是主人公瑶华出嫁前十日每天所记录的心情，时而害羞，时而埋怨，时而忐忑，时而期待。反过来说，选择这一类型的女子作为日记的主人公，也符合日记体小说的基本逻辑。如前所说，写日记者，需要有点文化、有点想法，有记日记的能力和欲望。读过书的青春少女，内心丰富，多情善感，需要倾诉和发泄，写日记便是一条渠道。这类日记女主人公身份的选择，符合日记体小说的写作逻辑，更重要的，还是遵循着小说商品化后市场的需要。

　　“男子作闺音”的现象古已有之，多出现于诗词中。这一传统的存在，使民初的作家和读者都易于接受这种写作方式。相对于诗词，民初兴起的日记体小说也是一种适合作闺音的体裁。第一人称的写作方式适于表达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封建时代的女子无法在大庭广众面前随性地表达自身意愿，父母之命，社会对女子的要求，女性即使内心不认同也必须遵循。深藏于心底的苦闷、不满可以通过日记悄悄地发泄出来。日记的私密性使女子得以在其中表达真实的想法； 第一人称的写作方式让情感的表达更加逼真。在包天笑的《飞来之日记》[8]中，十九岁的少女“余”在长辈面前唯唯诺诺，有苦难言； 而在日记中，“余”内心的痛苦、孤独、无助全部流露在纸上，“余”白天不敢说、不想说的都告诉了日记。可见日记体小说适合描写民国初年有一定的思想但仍受家庭、社会束缚的女性。

　　三、柔弱贤淑的女主人公---男作者的期待

　　在民初日记体小说的“男子作闺音”中，我们感受到，这些小说比较明显地打上了男性作者的烙印。

　　首先，男性作者按照心目中对女性的要求、期待塑造女性。在这些小说里，女主人公多贤淑、善良、温顺，少有反抗、叛逆的形象。如珠珠的单纯（ 《珠珠日记》） 、浣云的体贴（ 《浣云日记》） 、冷红的天真（ 《冷红日记》） .作者甚至想通过这些他们认为的“正面”形象对女性加以引导，希望女性仿效并遵循之。以《蕙芳日记》[9]为例。《蕙芳日记》是民国作家喻血轮的作品。女主人公蕙芳是一个温柔体贴、知书达理、好学上进的女学生，既识大体、又有点小俏皮； 既遵循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贤淑，又接受了新式教育而具备新女性的朝气，十分符合当时男性对女子的期待。正如小序中提到这篇小说，“其中所叙多半涉于儿女情爱，花前月下，无限相思，酒绿灯红，千般缱绻，而其体贴、其温柔尤在使人意动”[9]1.喻血轮通过蕙芳在日记中的想法、愿望，传达他希望女性遵循的“正面”思想。譬如其中《斥艳妆女》一则，记录了蕙芳与其姐妹关于女子妆扮的对话，蕙芳正辞道： “凡为女子，当求所以趋避男子，若故为新异之装束以招男子之注视，其用心诚不堪问。彼倚门卖笑者良不足责，不谓我辈高尚女学生亦不脱此习气，风俗颓靡，良可叹矣。”[9]32在《解释自由》一则日记中，同学黄鹂英被情人抛弃，遁入空门，蕙芳发了一番感慨： “自由结婚之毒人也，女子所贵者名节，所重者婚姻，故所谓自由者，当求精神上之结合，两心相契脗合无间。至于形式上 之 结 合，当 俟 父 母 之 命，不 可 私 相 授受。”[9]44蕙芳的这些言论或想法，正是作者对女性的希冀。从作者请人写的小序也可见其用心： “慨自改革以来，人心愈益浇薄，风俗愈益奢靡，而吾神圣庄严之女子亦不免沾濡恶习、为世所诟病者，何载？ 良由举世昏昏无有警惕而改刷之也。夫人心必有所寄，而转移人心之速又莫若小说家言……吾友绮情，多情人也，亦有心人也。曩者尝作长短说部，风行海内，近又以所作蕙芳日记示余，且索余序。余读之，如入众香之国，如披百宝之箱。其命意警惕，言外诱导有足多者。”[9]1正因为民初“男子作闺音”的日记体小说描写的大多为这一类“正面”的女子，也造成了女性形象的单薄和千篇一律。一方面，男性心目中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种温顺贤淑的女子；另一方面，由于创作水平的低下以及市场快餐式文学的需要，绝大多数男作者无暇也不想花心思去雕琢更为上乘的文学作品，塑造真正接近现实且形象丰满的女性。所以当时日记体小说“作闺音”的多数结果就是扁平、无新意。比如《冷红日记》中的冷红，我们在阅读中能够感受到她的聪慧、善良，但除此之外就觉得是一个“画面上的大众人物”,不饱满、没个性。

　　不过也有少数在人物塑造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在这里要提一提周瘦鹃。周瘦鹃尝试创作过不少日记体小说，如《亡国奴日记》[10]、《卖国奴日记》[11]、《花开花落》[12]等，假托女性写的日记有《断肠日记》[13]、《珠珠日记》等。《断肠日记》是一个失恋女子三个月的日记，记叙了“余”恋上个郎，个郎在“余”眼中似乎对“余”也有情意，但最终个郎娶了别的女子，“余”伤心欲绝。周瘦鹃在假托这个断肠女子写日记的时候，把恋爱中女性的心情、想象、梦境刻画得非常细腻，与恋爱中少女的心境比较吻合。例如“余”在收到个郎的回信时，激动而无措：

　　予一见其字，如见其面，虽无一语道及情字，而心已弥足。凝眸注片上良久，似见个郎冉冉自行间出，初犹小如一粟，既而渐放大，一如其本身，遥立数尺外，莞尔而笑。予将趋前即之，则觉此身乃在一悬崖之上，摇摇欲坠，又觉两足所立处，地忽下陷，瞬即坠入一万丈无敌之黑渊，弗能复起。[13]33女子痴情和心跳的感觉跃然纸上。周瘦鹃还时常运用梦境和想象，以传达深陷情网的女子奇妙的心思。在《断肠日记》中，“余”一会儿梦见个郎化作一棵玫瑰树，“余”化作树上引吭嬉春的黄鹂； 一会儿想象“余”化身一只小鸟，飞入个郎头上的云中，以窥个郎。梦境之丰富，想象之奇特，把恋爱女子的甜与苦、患得与患失刻画得生动细腻。比起同类作品，周瘦鹃在日记体小说中“作闺音”显得更为用心，更为细腻，更深入女性的心灵，接近女性的真实感受。

　　民初日记体小说“男子作闺音”所呈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几乎都会打着女子“愁”与“病”的旗号。包天笑的《飞来之日记》，“余”是一个肺病患者，亦是一伤心女子。九岁丧母，父亲虽对“余”关爱有加，但后来还是续弦生子。“余”自幼失去母爱，又病痛缠身。日记所写是三月中旬至清明前为母扫墓这段时间的伤心情绪。碧梧的《病余日记》[14]更以“病”为主题，“余”把病余的日子记录下来，寄给心上人畹哥看。《蕙芳日记》有多则以疾病命名： 《伤风染疾》、《床头述病》、《自思病状》、《偶婴小疾》、《医来诊疾》、《姐妹视疾》等。“愁”与“病”常常连在一起的，或者是病引起愁，或者是愁加重病。

　　《嫁前十日记》的瑶华，因即将嫁作人妇离开父母而引发了愁绪，继而“恹恹小病”.民初男作者特别喜欢在日记体小说中描写女性的病和愁，利用日记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扩展这种愁绪。从古代以来，在多数中国男性眼中，女子的病是温柔纤弱的标志，甚至是一种美。在民初日记体小说患病女主人公中，很多被描写成肺病患者，其实指的就是肺结核。肺结核在历代文学作品的描写中不仅不可怕，甚至是一种浪漫病，富有某种审美意义，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标志”[15]26.患肺结核的人多虚弱无力而显得柔和谦卑，形体瘦削，皮肤白皙，患病女子多因此显得柔美而忧伤。“渐渐地，作为楚楚动人的柔弱和非同寻常的敏感的象征，痨病相越来越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15]29男性在对女性病态美的赞赏性描写中，完成了对女性从属地位的想象。病中的女性没有反抗性，相当地服帖顺从。病而生怜、怜而生爱，男性在叙述中对女性施舍了怜惜和疼爱。甚至在这些日记体小说中，还借用女性的自白表达女子对男性的乞怜，乞求异性的怜爱。《病余日记》即是一例，“余”记录“余”的病情，目的是得到畹哥的怜惜。可以说，男性在女子的这些病愁和乞怜中，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一方面延续了自古以来对女性病态美的审美心理，另一方面也反衬出男性对自身强势地位的渴求。女子疾病描写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普遍现象。与现代小说家笔下的女子疾病相比，民初男作者对女性疾病的叙述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意图。现代小说作家塑造的病女形象多承载着社会批判或文明批判的功能①。在女作家那里，还从女性自身感同身受出发，贴切地表达病女的情感和欲望②。而民初小说家更多的是从女子的病痛呻吟中产生受压抑的共鸣，从而获得心灵的慰藉。民初文人的地位总体低下，在对女性弱势形象的描写中，他们找回了自信。更重要的，民初男作者把内心深处的压抑和愤懑嫁接到作品中的女子身上，表面描写女子的“病”和“愁”,实际上更多的是影射男性自身内心深处的“愁”和“病”.

　　四、作闺音---男性失意人生的写照

　　“男子作闺音”是中国文学长河中一个有趣的现象。特别表现在古代大量的诗词中，男子借女性的口吻，抒发复杂的情思。有人说，这是男人对女人边缘地位和悲苦命运的同情。而更多的人认为，男子是在借女性的身世表现自身悲凉的际遇，抒发内心积郁已久的愁思。士大夫的人生志向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官场的黑暗、君主的无常使士大夫的一腔热血时常化为泡影。从屈原开始，就以香草美人寄托壮志未酬的苦闷。

　　在女子的愁怨与痛苦中，男性观照着自我命运的悲凉。弃妇、思妇是经常运用的意象，以弃妇比逐臣，以思妇比忠贞。“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消辉。”（ 张九龄《自君之出矣》） 这是一首爱情诗，更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表达虽遭君主贬谪，但仍忠贞不贰的感情。中国文人时常悲叹自身才高命薄，生不逢时，继而自怨自艾、顾影自怜。直到清末民初，文人继续在文学作品中发泄着怀才不遇的无奈。第一人称小说兴起和被接受之后，文人找到了新的“作闺音”的写作方式。日记体小说以其真实性、私密性，得到了男性作家的垂青。

　　以日记体小说作闺音，便捷地抒发女主人公的思想感情，不需要通过人称的转换或附加介绍故事的来龙去脉。随心所欲地记录主人公片刻的思绪，并不影响小说的整体构思，反而更能体现日记的真实性和即时性。以周瘦鹃作闺音的日记体小说为例。在《珠珠日记》的小序中，他描写了一个“积病乍愈”的瘦鹃氏： “心则如万丈游丝，罥晴空而袅渺渺弗属，书中何语，乃一不之省。”[7]1继而感慨身世的坎坷和人生的虚无：

　　吾人厕身斯世，亦如飘流过客，悠悠数十年，直转眴问事耳。迨至数十年后，一棺既盖，长眠黄土之下，纵令后死者千呼万唤，付之弗闻。而生前角逐名利场中所得之俘虏品，至是究亦安在。争名夺利，无一非空明，本虚幻直同空气，而灿灿黄金，死后亦弗能携以俱去。[7]1从这里，我们读到一个似乎对人生、对社会充满失望的男子，感慨着人世的虚无缥缈。周瘦鹃的另一篇日记体小说《断肠日记》，女主人公的“断肠”,实则可看为周瘦鹃自己的“断肠”.小说开篇一首《浪淘沙》的断肠词： “断肠多在少年中，拼取伤心留影事，泪墨题封”[13]25,表达着心中的怅惘和愁思。小说的附志里，作者还这样写道： “吾之草此日记，实以泪珠墨花渗杂而成。”[13]47清末民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虽然士大夫阶层逐渐消亡，但文人骨子里修齐治平的愿望依然没有消失。特别是想通过“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依然梦想着通过读书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但是现实使他们的梦想一再破灭。政府的腐化加剧了局势的不安； 外交的无能使中国沦落为一个任人宰割的弱国。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这对寄希望于通过寒窗苦读走上仕途的文人来说，无异于一次致命的打击。他们不仅前途被阻断，还要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和另谋生路。科举制度消失，读书与仕途失去了必然的联系，许多文人被阻在政治权力中心的大门之外，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小部分文人可以很快在社会变革中重新确定自己的角色，一些人弃文从武，走上军阀的道路。一部分文人摇身变成了商人，暂时找到并继续摸索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大部分读书人因为仕途的阻断而成为一个漂浮的阶层。没有社会地位，还要为谋生而苦苦挣扎，为养家糊口费尽心思，受尽歧视。“民初因为知识分子对政治失望，甚至于颓唐丧志，所以作品也因此而更为抑郁哀愁。”[16]83他们还保存着中国文人天生的敏感和柔弱，所以在作品中抒发怀才不遇的怅惘，在“闺音”中发泄壮志未酬的隐忧。民初文人在社会上的际遇，与作品中女性的弱势角色以及失声的地位相类似。“面对女性更加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哀，文人们的苦闷伤心能在向弱势施舍同情的意绪中得到稀释。”[17]108民初日记体小说中女主人公的伤春悲秋、感怀身世，是男性作者失意人生的心境写照。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抒情传统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一个缩影。小说在古代以客观讲述为主，作者较少将情感融入其中。古代用于抒情的主要体裁是诗词和散文，如前所述，以前“男子作闺音”的文学形式主要是诗词。晚清之后，各种新颖小说样式的出现为小说的抒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小说越来越成为传递个性和内心情感的媒体，特别是日记体和自叙传等第一人称小说。小说逐渐走向了个性化、心理化和抒情化。在“五四”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日记体、自叙传等小说将这种个性、心理发挥到了极致，例如郁达夫、庐隐等所创作的自我暴露、自我剖析小说。而在民国初年，日记体小说的个性化、心理化还不完全是作者的自我抒发，凭借了“男子作闺音”的形式，这恰恰是过渡阶段的一种表现，体现了对小说个性化、心理化的初步尝试，也对“五四”后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小说创作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民初的日记体小说可以说是日记体小说这种文体在中国的首批尝试。中国的文坛正在“开眼看世界”,学习和借鉴国外各种新颖的创作方法。当时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很低，女小说家极少，却出现许多以女性为主人公的日记体小说，也就是说，日记体小说在中国的起步阶段很大一部分是以“男子作闺音”的形式出现。这类作闺音的日记体小说展现了民初普通百姓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是对在中国刚刚蓬勃发展的第一人称小说形式的一种丰富。

　　日记体小说的“男子作闺音”只是民初文坛的一股小流，后来并未形成大的气候。20 世纪 10 年代末，“五四”作家开始登上舞台，尤其是“五四”女作家崛起，真正由女性创作的描写女子的日记体小说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庐隐的《丽石的日记》、石评梅的《林楠的日记》等。相比民初的“男子作闺音”,由女性自身创作的以女子为主人公的日记体小说，更扣人心弦，更真实，更有说服力。

　　随着新文学作家的崛起以及新的创作方式的勃兴，民初“作闺音”的主体---鸳蝴派作家不再占据小说界的主流，“男子作闺音”的日记体小说逐渐淡出了读者的视野，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潜藏成一股暗流，不时地涌现出诸如茅盾的《腐蚀》、沈从文的《一个妇人的日记》等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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