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道家，始于老子，成于庄子，老庄而外，在当时还有诸如杨朱学派、宋尹学派、黄老学派等思想颇具个性的道家流派。先秦道家的行政伦理思想以老子为开山始祖，经杨朱的过渡，后经庄子的深化与发展，提出了明确而系统的行政伦理诉求，包括“无为而无不为”的行政伦理境界，“以慈为怀”、“崇俭寡欲”、“谦下不争”等行政伦理规范，与民休息的治政方略及省刑罚、轻赋税、去礼文、宽政务等具体实现路径。

　　一、“无为而无不为”的行政伦理境界

　　“无为而治”是道家行政管理的“一种精神”.由老子开创的先秦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以求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行政伦理境界［１］。老子从四个方面阐述他的治国理念：“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老子提倡以“正”治国，以无为的态度来治理天下，“正”，即清静之道。

　　老子提出的这四条原则，分别从统治者与老百姓两个方面来述说，他认为统治者所做的是前提，老百姓所做的是结果，如果统治者做到无为、好静、无事、无欲，那么老百姓自然就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当然老子所谓无为而治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靠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而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而无不治。可见，老子的治国理念，体现的是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治国风范，统治者大事无为、而小事有为，统治者无为、而百 姓 有 为，从 而 实 现 “无 为 而 无 不 为”的 伦 理境界［１］。

　　以老子“身重物轻，无为而治”思想为前提，杨朱学派提出了“为我”、“贵己”的观点。在杨朱看来，应首先“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列子·杨朱》），然后才能“乐生”，才能“存我为贵”。人只有不过分追求“寿”、“名”、“位”、“货”，才能“全生”，才能让“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列子·杨朱》）。

　　杨朱学派的思想核心是实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汜论训》）。子华子、詹何发展了杨朱的思想，重视生命价值，维护健康、预防疾病，提倡节欲，注重养生方法。在他们看来，比“爵为天子”、“富有天下”（《吕氏春秋·重己》）更为重要的是生命。使“六欲皆得其宜”是子华子的追求，在他看来，只有使“六欲皆得其宜”，才能获得“全生”；如果得其宜的只是一部分，那就是“亏生”；“死”，就等于回到了未出生前的未知境况。“迫生”是指六欲皆不得其宜，历尽屈辱而苟活。比较而言，“全生”最好，“亏生”其次，“死”又其次，“迫生”比“死”还不如（《吕氏春秋 · 贵生》引《子华子》）。詹何的观点亦是“重生”、“轻利”，生命重于利益（《吕氏春秋·审为》）。杨朱学派试图通过“全性保真”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宋钘、尹文为代表的宋尹学派发挥了老子学派知足反战的思想，提出了鲜明的救民救世主张。在人与人关系方面，他们主张“设不斗争，取不随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庄子·天下》），以“宽”、“恕”作为处理人与人间关系的总原则；在国与国关系上，他们主张“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庄子·天下》），即禁止攻伐，息止兵事，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他们“救民之斗”、“救世之战”的目的，是“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庄子·天下篇》）［２］。为实现此目的，宋尹学派主张应从主观上消除荣辱、誉非、美恶的界线，做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庄子·逍遥游》）。如能做到“见侮不辱”，就可以“救民之斗”，使天下安宁了。

　　战国中期流行于齐国稷下学宫的黄老学派，既讲道德，又主刑名；既尚无为，又崇法治。主张统治者应“虚静谨听，以法为符”（《黄帝四经》），不受任何干扰，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其思想核心依然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面对战国末期统治者严刑重敛、穷兵黩武的现实，庄子深感无能为力，他以“隐士”的方式表达其高远的“道法自然”的治国之术。主张治国处世均可采取“中道”之方，因为“中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他举例说，树木成材，要被砍伐，甘甜井水，先被饮完。要人们效仿意怠鸟，飞行时不领先，退却时不落后，栖息时夹在中间，这样同伙就不会排斥它，别人就不会伤害它。以“中道”之方治国，韬光养晦，无为而治，方可长治久安［３］。

　　二、“以慈为怀”、“谦下不争”的行政伦理规范

　　为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行政伦理境界，先秦道家提出了“守朴去智”、“以慈为怀”、“崇俭寡欲”、“谦下不争”、以民为本等基本的行政伦理规范。这一系列行政伦理规范可以说是先秦道家行政伦理思想的核心。

　　１．以慈为怀、谦下不争

　　慈柔、节俭、不争是先秦道家共同的行政伦理倾向。老子特别崇尚水之慈柔、顺势、不争的性德。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八章）意思是说，水滋养万物，但却从来不与万物争高下，处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却毫无怨言，这是一种上善的境界，值得人类去学习、效法。进而，老子提出了“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个重要命题，他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第六十七章）“慈”有柔和、爱惜之意，它告诉人们不仅要仁慈待人，而且还不可做害人之事、说损人之话。“俭”不只用于财产方面，一切事情均可用俭，其内涵是节约、聚敛，包括人力、物力、精神等各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积蓄能量、成就事业。“不敢为天下先”的意思是退让、谦下、不争［４］１９１。在老子看来，此三宝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唯有仁慈，方能使人达到英勇无畏之境界；只有节俭，才能保证统治者长治久安；也只有具有谦下不争之品质，才能被万物所尊崇、才能成就大业。这便是道家慈柔思想所欲达到的“上善”境界。另外，在治国方法上，老子主张低调治国，他讲“大国者下流”，“大者宜为下”。意思是说，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就越应该把自己放在下边，不要高高在上，不要盛气凌人，不要以大压小。

　　韬光养晦、低调治国，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庄子》篇中有许多发人深思的寓言、故事，其主旨是“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庄子·在宥》）。要求统治者安守柔顺、暗昧、卑辱，以取代刚强、明察、荣耀；甘做天下谦卑的川谷，按照“道”的要求因顺自然、运用物性。

　　２．守朴去智、少私寡欲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是老子提出的治国的三项具体措施。“见素抱朴”，要求人们朴素、朴实、平凡；“少私寡欲”，要求人们节制私欲，抵制诱惑。老子告诫人们：“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第四十六章）所谓“不知足”、“欲得”是指对财富、权势的贪恋和追求，意在揭示贪得无厌的物欲对于人的危害。老子主张应自觉地避免盛满，他看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道德经》第九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道德经》第四十四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道德经》第九章）人应该效法“功遂身退”的“天之道”。只有少私寡欲，才能保身保家，避免贪欲成祸，老子说“罪莫大于贪欲”。贪欲之人，常因贪得无厌而胡作非为。

　　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第十二章）色、音、味这类刺激感官的东西，常常能困敝、麻痹人们心灵的天性，一个人如果被欲望和感官左右，不仅会迷失本性，而且会危及个体的生存。“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第四十四章）只有少私寡欲，不为欲望所牵制，才是保全生命的长久之道。由此，老子主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德经》第八十一章）其含义说，如果圣人全心全意为百姓着想，而不为自己有意聚敛财富，这样圣人自己反而越来越富有；如果圣人尽心尽力地为百姓奉献，圣人自己收获也会越来越多。历史上很多领袖人物就是如此，他们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但却流芳百世，被世世代代所敬仰。继而，老子总结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第八十一章）就是说，让万事万物都得到好处而不伤害它们，这是自然的规律；做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而不与之争夺，这是圣人的行为准则。

　　庄子主张“返朴归真”，认为不能用人为去毁灭天性，不能用贪得去追求虚名，要谨慎地保存天然的本然，而不使之丧失。他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事物的本然状态不应因人是否认知而改变。所谓“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庄子·养生主》），其目的就是求得天然，以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庄子认识到：“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庄子·盗跖》）主张通过节制自己的欲望，节俭地生活来抵御贪腐的诱惑。“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者，过也。”（《庄子·达生》）如果不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其思想和精神世界就容易在欲望的驱使下偏离正轨，利令智昏，最后只能自酿苦酒［５］。“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监，以门规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庄子 · 天运》）意思是说，以钱财为人生目标之人，在利禄面前不会谦让；以声望地位为追求目标之人，在名声面前不会谦让；以权势为追求目标之人，在权力面前不会让步。因此，面对财富、地位和权力，领导者应保持一颗平常心，保有一定的鉴别力，否则将被功名利禄所毒害。

　　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先秦道家有着鲜明的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思想。老子主张以民心为基础，提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意思是说，统治者的一切管理活动都要以百姓需要为中心，明确提出了行政管理的终极目标和价值选择。

　　老子认为，“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道德经》第六十六章）。就是说统治者要想治理人民，必须先听从人民的意愿；要想领导人民，必须把个人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后，以民心为基础，以民意为转移，而不是以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取代人民的意志，更不能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人民意志之上。

　　庄子主张以德治政、以廉治国，认为其关键是提高统治者与百姓的道德素养，强调提高道德素养应从统治者开始，自上而下、推己及人。这与儒家的德治思想有相近之处。庄子认为，统治者只有勤勉廉洁，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才能惠泽于百姓；统治者只有任人唯贤、让人尽其才，才能为百姓谋福利；老百姓安居乐业，统治者以德治政、以廉治国的作用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庄子指出：

　　“能不胜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忧也。”（《庄子·杂篇·渔父》）意思是说，如果统治者能力达不到，国家就治理不好；统治者品行不检点，百姓便会松懈倦懒；统治者毫无业绩，其职位和利禄就难以保证。这应该是从政者最为担忧的事。先秦道家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三、省刑罚、轻赋税、去礼文、宽政务等行政伦理实现路径

　　先秦道家为实现其行政伦理境界、贯彻其行政伦理规范，在国家行政生活中提出了与民休息的治政方略，并进一步提出了省刑罚、轻赋税、去礼文、宽政务的具体实现路径。

　　老子认为法律和刑罚不能过分繁杂苛刻，因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就是说，法令越是繁杂苛刻，盗贼就越会不断增加［６］。庄子也主张省刑罚，因过重的刑罚只能增加百姓负担，限制百姓自由，使百姓每天在惊恐不安中生活，艰难度日。

　　轻赋税是与民休息的重要内容。老子指出：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道德经》第七十五章）。就是说，人民之所以饥饿困苦，是由于统治者吞吃赋税太多；人民之所以难以统治，是因为统治者政令繁苛；人民之所以敢于轻生赴死，是因为统治者把民脂民膏都搜刮尽了。只有减轻赋税、与民休息，才能防止人民因怨怼而铤而走险。

　　老子认为，要做到与民休息需要去除仁义礼文的说教与束缚。因为“德”来源于“道”，“仁义”产生于“德”，是人们有心所为，而非自身真情流露；“礼”产生于“义”，“礼”是一种仪式，在其中掺杂了形式与应付的成分。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第三十八章）意思是说，“礼”产生于忠信不足，这是所有祸乱之首［６］。

　　的确，过分强调礼仪不仅会造成人们时间、精力、感情等各方面的浪费，而且还会扰乱秩序，致使整个社会道德滑坡。因此，先秦道家主张要达到不受外在制约而使人性自然流露的道德境地，就必须解除礼文对人性的拘束和对人心的压迫。

　　宽政务是指简化行政手续，改革行政管理制度。老子指出“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道德经》第五十八章）。意思是说，政治宽厚清明，百姓就淳朴忠诚；政治苛酷黑暗，百姓就会千方百计地躲避、对抗，从而人心险恶、世道日下。庄子讲“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庄子·在宥》）。

　　意思是说，如果统治者能用珍重生命的态度去治理天下，那么就可以对他托付天下；如果能用爱惜生命的态度去管理天下，那么就可以对他寄付天下［６］。先秦道家认为，与民休养生息是珍重生命、爱惜生命的最好表现。统治者不好大喜功，不过分追求政绩，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天下才能和谐太平。

　　先秦道家所追求的行政伦理境界、提出的行政伦理规范以及其倡导的行政伦理实现路径，对当今社会的行政伦理实践都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先秦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行政伦理境界，启发管理者改进管理方法，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最小的管理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其次，先秦道家谦下不争、少私寡欲的思想，对于提高领导者素质、修身养德，对推进当前的反腐倡廉教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先秦道家以慈为怀、与民休息的思想，对于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践行群众观念，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１］高振杨，刘祖云．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发端［Ｊ］．学习论坛，２０１０，（５）．

　　［２］李维香．稷下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建树［Ｊ］．管子学刊，１９９７，（２）．

　　［３］童兰兰．西汉两次法律思想转变的原因分析［Ｊ］．经济视角（下），２０１１，（８）．

　　［４］林语堂．老子的智慧［Ｍ］．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唐贤秋．从传统廉政文化渊源谈为政之德［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２）．

　　［６］毛艳明．老庄道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Ｊ］．唯实，２００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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