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散文已经走过了百年的现代研究历程,其间的理论探索与成果积累为近十余年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近十余年,文化研究方法引入先秦散文研究,开拓了研究的理论视野,在不断的学术探索中,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理论相结合,逐渐形成文化-文体研究范式,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也为其后的研究开拓了道路.

关键词:先秦散文;研究范式;文化-文体研究近十余年先秦散文研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与变化,这是在吸收20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已有成果基础之上,既有内在学术理路的转变,又有外在条件的因缘际会,因而促成本时段研究的新变.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 研 求 问 题,则 为 此 时 代 学 术 之 新 潮流."[1]

本文旨在简要回顾20世纪先秦散文研究成果,略论其成绩与缺失.以此为基础,考察近十余年先秦散文研究对以往的继承与开拓,探求新研究范式的建立,并作进一步的总结与前瞻,以期明了先秦散文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走向.

一、回眸与评价

   回顾20世纪百年间先秦散文研究的学术理路,一言以蔽之:"反者道之动."20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发轫于"西风东渐"的学术环境,世纪初从传统评点、辨体之杂文学研究走出,带有传统研究特色;复又吸纳源于西方纯 文 学 观念,展现出传统与现代接榫.中间经过地域时势研究、存在决定意识研究与元素分析研究等种种,延至世纪末,又复归于先秦文学原有之杂文学形态,注重传统评点研究,又兼纳西方叙事与文化研究,展现开拓与推进姿态.表层显现是复归于原点,但深层乃是螺旋式上升,在累积中完成了学术研究质与量的提升.

中国传统散文研究以评点为主,期间研究者不乏慧眼,但毕竟是散落的零金碎玉,难有系统化与理论化的建构.这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评点,往往即兴成分居多,多为一时的个体感悟.如金圣叹《天下 才 子 必 读书》中对《左传》、《国语》、《战国策》的评点,即便是被后来研究者所称道的刘熙载《艺概·文概》也只是读书札记.所以钱穆说:"'评点'只能当 为 学 文 的 '入 门',不 能 算 是 学 文 的 归宿."[2]

辨体方面,主要体现在总集或选本的序跋中,如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剖论文体流变与特点,尚可见历史观念.但所论文体过为琐碎,也难怪四库馆臣有"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所谓治丝而棼者欤"[3]

的讥评.尽管传统研究为后来者提供了充分的阐释空间,但面对理论化、系统化的现代学术体系,难免会有自身的尴尬.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经过日本而传入中国,在观念上更新了传统研究,但也有其纯文学观念的弊端,罔顾先秦文学的历史存在,而作硬性的概念判断.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游国恩《先秦文学》批评杂、纯两种文学观念,依据先秦文学既有存在,建立"允执厥中"的散文观念,确如论者所说"它把握先秦散文、先秦文学的原则,代表了20世纪的主流".[4]

在传统与现代接榫的过程中,20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开始建立自身的研究范式,大凡有三变,即地域时势决定论、存在决定意识与元素分析法.①以地域时势为视角,展开文风、学风对比转变研究,在传统论断中已有,如魏征《隋书·文学传总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气贞刚,重乎气质".融入文学当中,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与《时序》这种专篇论说,审视地域时势对文学差异的影响.此种范式并非凭空新创,而是历史的承接.

20世纪早期,刘师培发表《南北学派不同论》(1905),影响最大,曾毅《中国文学史》(1923)运用于先秦散文研究是为最早.这种范式容易和存在决定意识范式相接进.

20世纪晚期仍有坚持原有理念深入研究者,如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稿》(1988)与刘毓庆《古朴的文学》(1988).这种范式研究简洁明了,也符合先秦 散 文 历史,但自身问题也很明显,单向决定论范式只能静态关照,不是呈现动态丰富的文学自身.所以"地域、时势、思想、文章诸要素单一、单向地链接,往 往 会 掩 盖 期 间 复 杂 的、多 向 的 联系".[5]

存在决定意识范式,五十至八十年代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突出政治性而降低文学性,也导致本时段先秦散文研究成果既少且片面化,主要表现在文学史教材的编订中.如杨公骥《中国文学》(1957),对先秦散文的材料与艺术研究方面有真知灼见,但也有如《墨子》研究的硬性拔高.在该时段的大环境下,此种研究范式的僵化,也是时代原因造成的.八十年代继承本世纪以来的"文学"本位研究先秦散文的方法,即是元素分析法.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1995)从先秦散文的文学价值研究出发,以作品分析为主,考察人物形象、文本语言与表现形式等,并且结合中国传统的评点之学,推进先秦散文研究,是元素分析法的典型代表.这的确是先秦散文研究的通衢大路.但反观先秦文史哲浑融一体的时代特征,过分追求艺术性的把握,难免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继谭氏之后的研究,往往难以有所突破.如杨树增《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学》(1999)力图在结构上突破之前研究的既有模式,但到细微处又转回老生常谈.所以先秦散文研究还有待于开拓新的方法范式,以求有更大的突破.

20世纪中国学术大环境是"西风东渐",先秦散文研究除了上面所说"散文"概念上吸取了西方"纯文学"的元素,研究方法上也借鉴与消化,力求开拓出更为深广的研究成果.其间曾经取得过较好的成绩,但由于时代原因也曾有过断流,加之接受与消化的学术 环 境 变迁,其中偏颇之处也不容忽视.借鉴文化学研究方法,关键理念是对母题或模型的研究,或用归纳法从材料中归结出某种母题,或用演绎法以某一母题解读具体材料.[6]上半期以闻一多为代表,下半期以叶舒宪为代表.闻一多以《诗经》、《周易》、《庄子》、《楚辞》为对象,运用文化学理论结合传统朴学,归纳材料 证 成 新说,所得成果汇为《古典新义》一书,往往能够发掘被历史所掩盖的文化信息,颇具说服力.

但到了80年代,学术文化环境变迁,叶舒宪同样运用文化学与民俗学研究方法,号 称 运 用"三重证据法",以《诗经》、《老子》、《庄子》、《山海经》为研究对象,所用文化学理论大体相同,但缺少朴学深厚传统,所用演绎法居多,直接引入理论,以古典材料相比附,而招致"浪为配当"的讥评.在80年代引介西方理论的学术潮流中,与文化学理论影响相仿的是叙事学理论,这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种文学体裁,而是对中国文学研究有深刻影响,先秦散文也概莫能外.其代表是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1999),虽然傅着的中心旨趣在于探讨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但以"有秩序的叙述"行为为叙事,所运用的材料范围涵盖了杂文学意义上的先秦散文,故而傅着具有典型的探索意义.从材料上看,研究对象囊括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周易卦爻、《山海经》、先秦史传与诸子散文,领域涵盖面广泛,探求问题深入,体现了追溯先秦叙事传统的学术旨趣.理念上,对西方叙事理论的引入,从文学的生产、传播 、消费三环节,紧扣叙事主题,研究思路条理清晰.在世纪末的先秦散文研究中,傅着无疑是一个显 着 的 亮点.但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一路追随西方理论话语,傅着移用的叙事相关概念运用到先秦文学领域也有显得圆枘方凿.如在叙事概念的推动下,有论者言"把记言与叙事混同,把诸子散文全部当叙事文学来看待,难免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7]也有用西方新鲜的理论话语敷衍中国传统的毛病.这可以说是20世纪 最 后20年 间 中 国 文 学 研 究 的 普 遍尴尬.

回眸20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在中国传统与西方理论的融合中,已经取得了现代学术体系下的丰富成果,这是无可置疑的.不论是在学术观念与学术理路上,还是材料认识与运用上,都具有时代特征.取得成果的同时,也无需讳言存在的问题,就是在现有条件下,先秦散文研究的承与变,如何突破既有程式,开拓研究的新理念与新方法,运用新材料或解读旧材料,将先秦散文研究学术质量提高.这都是在新世纪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继承与探索

进入新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已经走过十余年历程,有对以往成果的继承,更展现出求新求变的学术性格.在学术理路上,对已有研究范式超越和扬弃,采用新视角、新思维、新方法对先秦散文重新审视,展开多元探索.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已经影响到人文社科学术的方方面面,成为重要的研究参考,近十余年先秦散文的研究借鉴明显.先秦时代文化转型是研究先秦散文的宏观背景,文史哲的圆融形态下,先秦散文更是文化的载体.对于先秦文化与思想的辨析成为透视先秦散文很好的视角.在阐释材料上,在原有材料突破之外,70年代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给研究者提供大量的学术信息,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有学者将其阑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但多是片断性.特别是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弥补了先秦散文研究的证据链条,深化了先秦散文研究的层次.十余年间的探索与新变其中得失兼具,下面缕析之.

新世纪最早体现出新变的是饶龙隼《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2002).饶着开宗明义,导言中揭橥其宗旨:从社会人群变迁与学术演变两方面考述先秦诸子自身的发展流变.全书分上、中、下三 编,分 别 从 诸 子 文 学 的 创 制 活动、诸子的前文学观念、先秦诸子的用象制度来考察诸子文学.阅读饶着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强烈的创新意识,与以往的先秦散文研究相比从理念到范畴再到行文表述均展现其特异之处.全书把文学视为一种制度和一种制度下的活动,认为制度与活动的产物是 文 学 作品.这 里 我 们 也 将 其 《上 古 文 学 制 度 述 考》(2009)一并论及,虽然后者已经不能用先秦散文研究来框定,但对于理解饶氏的新变理念有很大助益.贯穿于饶氏新变理念的是"文学制度"一词,将其定义为"文学活动在制度层面的形质表征","包括创制精神、用象形制、概念范畴、文用形态、篇 章 体 式、传 写 形 式 等 具 体 内容".[8]

《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中讴歌啸咏和创制篇什即是口头和写本,即为篇章体式、传写形态.对于"寓言"与"小说"内涵,"神怪论"的讨论就是概念范畴的辨析.至于"用 象 制度"更是明显含有创制精神、用象形制的讨论.饶氏提出自己的分析论断,往往是颠覆以往前说,独立无所依傍,让人耳目一新.特别是饶氏拈出"具象"一词,对 以 往"形 象"、"意 象"、"象征"、"兴象"等术语颠覆性最强,也是饶着中最大特色.可以说饶氏前后相继的两部着作都是对传统研究的挑战,这也正吻合了他本人在《述考》中所言的学术旨趣,即"切实考述和零点评估".[9]

在饶氏创立新说的同时,对其研究理路、术语和结论也多有置疑.如"文学制度"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就有不同分殊,会给人造成概念混淆.制度一词自有其传统定义,即:"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所谓的"文学制度"研究通常被人认为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指文学外部的、社会的一些明确的规定、惯用的规范与潜在的规则等,范围涉 及 到 创作、流通、消费、评价、教育以及再生产等各个环节.[10]而饶氏定义为"文学自身的规定性",是一种内部 研 究.与 饶 着 题 目 相 仿,罗 家 湘《先秦文学制度研究》(2011)即可以看作是文学的外部研究,罗着从礼俗制度、文学舞台、职官制度等外部环境入手对先秦文学活动的空间场域到内部制度的规定性方面加 以 探 讨.所用术语相同,内在理念迥异.更有论者认为在先秦时代文学概念尚未分明,文学制度又从何言起,即使是文学内部规定性,也是在文学自身独立之后在体裁内部的创制规定.[11]

同时饶氏所用术语虽有颠覆性,但也易于受人诟病,如"具象"、"原型具象"、"介质具象"、"观念具 象"等,被 认 为 是 故 弄 玄 虚,舍 平 易 而 用艰深.十余年间第一部明确提出从先秦文化研究角度来研究先秦散文的是程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2003,2004),初版两卷,共有三编.第一编巫卜文化与巫卜散文,论述甲骨卜辞、周易筮辞;第二编史官文化与史官散文,论述殷周青铜彝器、《尚书》、《逸周书》、《国语》、《春秋》以及"春秋三传";第三编士人文化与士人散文,论述老子、孔子、墨子.从擢举的简要纲目来看,就能发觉着者学术研究的宏观旨趣,是从"文化学的视野入手,考察先秦散文的流变","将先秦散文放在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根据文化发展的线索来清理散文发展的线索".[12]

在微观上,注重文字和概念考释,援引众家,再下己意,如对士人群体的来源与发展的考辨,对老子之"道"与孔子之"道"的细密分析,都披沙拣金,所得结论也是新意迭见.如认为《尚书》是在穆王时代鉴古思潮下融汇周初档案而成书,《逸周书》是援例鉴古而经验条理化的结果.这都是前人所未发.程着在宏观与微观结合上,能深刻透视中国早期文化嬗变,符合着作正题.但我们为程着击节赞叹时,也应该看见程着还有相应的缺失.程着中我们能看见宏观的文化类型的变迁,但与副标题相吻合的论述,即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表现得并不明显.在具体论述相应作品时,虽然不囿于以往的作家作品分析、艺术手法的探寻,但所谓的发展线索的阐释也比较茫昧,在文化嬗变的同时没有体现出先秦散文的线索问题.阅读程着给人的直觉往往是溢出文学之外,是文化史或者是思想史的相关论着.在论述时,着意于问题意识,而缺少对研究对象的整体关照,也正如论者所言:"此书属于散论、丛论,而不是'史论',更不是'史'."[13]

但毕竟程着是近十年来第一部从文化嬗变角度来论述先秦文学发展理路的着作,方法上有益的尝试为后来研究开拓了思路,研究的结论也成为后 来 者 的基石.在先秦 散 文 研 究 中,着 眼 于 从 文 化 论 文学,而且立足于文学本位的是张群《诸子时代与诸子文学》(2008).张着立意于先秦的政治现状与哲学思想发展,在文化视野中论述诸子散文,从史官文化的哲学突破到士人文化的理性思考,是诸子散文,也是诸子说理文兴起的土壤.从诗性文化特征论述《老子》、《论语》、《庄子》,从文言与象征论述诸子文学的艺术表现,从辩、难、原、解的体例分类探讨诸子说理散文.这都给 人 以 平 实 不 虚 空 的 阅 读 感 觉.并且也论说到先秦诸子与古代文体中的连珠体、诗体与赋体的文体创造.但张着的亮点在前三章,之后论述的诸子寓言、文学观念、儒道诸子与中国古代文学就稍显平庸,多为前人成说,独立创获较少.

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考古发掘,先秦时代大量的简帛古书出土,给先秦散文研究提供了材料,特别是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问世更是引起了轰动.前面所论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程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嬗变》分别探讨了简帛古书在散文艺术上的价值和文化研究的意义.但十年间将出土简帛古书用于先秦散文研究最有创获的是陈桐生,在《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2005)一文中,陈氏依据郭店简与上博简提供的文献依据,修补先秦儒家散文的证据链条,勾稽索引被人忽视的儒家礼学文献,明确提出"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概念,即"指七十子后学着述的以《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以及郭店简、上博简中儒家文献为代表的文章."[14]之后撰写《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2011)系统论说七十子后学散文.陈氏也从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转型中探讨先秦说理文的源流,将七十子后学散文视为从先秦史官记言散文向战国诸子说理散文的过渡,考述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献依据、礼学性质以及文艺抒情本质,重新为先秦儒家散文正名.其中一些考辨论点也有亮点,如孔子学说体系核心以往被认为是"仁",陈氏对出土文献与勾稽所得的传世文献对比,认为孔学理论体系是以"礼"为核心;对七十子后学作家考辨,揭开这个群体代际传承、学规门风.但陈着在提出创见的同时,对先秦说理散文的流变认识还需探讨,如将《尚书》、《国语》与上古格言视为先秦说理文的源头是否恰当;完全突出儒家学派散文在先秦说理文的作用,是否忽视道家文献价值.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深化认识.

三、创新与范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稍晚于文化研究引介,文学文体研究兴起.文体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中并不陌生,"文体"既指文类,也指语体、风格,"文须辨体"是固有观念.西方文学批评中style一词也被翻译成文类、语体、风格等.但学人并不满意于这种狭义的文体概念.如童庆炳把文体定义为: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它社会历史、文化精神.[15]

这种定义显然已经突破了文类和文学风格学意义上的文体概念.中国古代文体学意义上的文体概念,就"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16]而言,"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17]把这种文体观念还原到先秦历史文化语境中,与文化考证相结合,探求先秦散文生成的文化环境、文献编纂、文本体式、文献功能,成为先秦散文研究的主流.因此新 研 究 范 式---文 化 文 体 研 究 趋 向 渐 次清晰.

在新范式的探索中,最具代表性的着作是过常宝的《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2009).过着立意于先秦散文文献的文体探源、文体功能及文体演变研究.认为先秦文体概念中的"结构体式"是指"从载录行为和话语方式角度可辨识的文本的结构或语气方面的特征".过着"所谓文体,着眼点是不同的话语方式,……行为或职守,才是话语的真正来源,才能体现某一独特话语形式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而它们的存在方式,也就直接地影响了文本的形态,形成某种结构性的标志,也就是文体形态."[18]

先秦时期正是文化、政治、官制、社会习俗等急剧变化发展的时期,不同文化层面的信仰、传播、组织方式,不同社会阶层的职事、行为方式等,都对文献本身产生着影响."不同的话语方式也与他们独特的文化处境和行为方式有关.因此,文献所依赖的文化背景,是其文体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文体的性质和功能也由此而决定."[19]那么考察先秦时期产生不同文献的文化背景就十分必要了.但过着并不是对宏观的文化发展阶段研究,而是"对导致每一部文献产生的文化行为或职事进行细致的考察",[20]所以过着的历史文化考证紧紧和先秦文体研究结合,改变了以往论着在论及文体与文化时相隔一间的尴尬.紧扣中国古代的文体概念,从文化发展视角出发,着眼于不同文化类型的话语方式,不同的话语方式产生的文献类型,不同类型文献的结构体式,不同结构体式的文化功能,就是着眼于先秦散文的文体研究.过着隐然在理论探讨和着述实践中为文化研究与文体研究之间架设了良好的互动桥梁,是文化文体研究范式中的代表着作.过着除了在研究理念上更新之外,在具体的研究中,立足于先秦时代文献创制的三次高潮,细密考察先秦四种文献类型,把握四种文献创制群体的话语活动和话语权力,辨析先秦文献的结构体式.先秦文献创制有三次高潮,即周初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革命,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官学失守时代的文献创制,战国中晚期诸子论争的文献活动.与之相应的四种文献类型是以甲骨卜辞、《周易》卦爻辞、图画文献为代表的宗教文献,以《尚书》、《春秋》为代表的政教文献,以《左传》、《国语》为代表的史职文献,以《墨子》、《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为代表的诸子文献.文献的创制群体为商周巫卜、周代史官、春秋君子、战国诸子,他们的职事与文化活动、话语方式与话语权力反映到相应文献中展现不同的文体形态.如《尚书》中的典、谟、誓、诰、训、命等不同文体,史传散文中的经和传、记事体和记言体.在大框架之下,过着往往能转出新意,如对于春秋君子立言"信而有征"的考索,对《庄子》"卮言"与先秦"优语"关系的考辨等,往往令人信服解颐.虽然过着坦言时代审美风尚或作家个性气质的语体或风格对于十分看重话语合法性的先秦文献并不十分重要,[21]

但在论述中并非完全忽略.如孟子之于对话体散文,庄子人格之于"三言",战国策士游说之于策士寓言.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过着在先秦散文研究中的突破性方面:一、在宗教文化向理性文化过渡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不同层次文化的社会功能、表达方式、实现途径等作细致的研究,揭示它和文献之间的关系;二、对文献创造者的职事、言说范围和言说方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三、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文体的文化功能,并对其文化地位及其后世文学观念的影响等做出基本判断;四、描述各种主要散文文体的形式特征、文学意义和相互间的继承影响关系.在过着之后,在先秦散文文体研究上取得成果的是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2012).虽然从跨度上论及先秦两汉,但是主要以先秦时期《周易》、《尚书》两部经典本身,及其所影响到的散文文体现象与观念为研究范围.于着的突出特色是将先秦文体现象和文体流变放在一个长时段大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纵向关照和横向考察相结合,立足于具体文本,考察文本与文本之间、文体与文体之间的关系,追索文体生成嬗变的主客观因素.[22]

具体而言,于着分析《周易》的经传结构认为,对卦式结构、包举宇宙式结构对于《吕氏春秋》的结构影响至深.《易》传体例对秦汉着述体例以及序文的内容、风格有启示和规范作用;《周易》

经传体结构对秦汉论说文结构影响深刻.对《尚书》文体分类从行为到文本的命名方式分析,确定《尚书》中谟、诰、训、誓、命的文体命名从行为到文本的意义.考察《尚书·尧典》等事后追记文的叙事与记言特征、结构体制、语言风格,探寻 其 对 后 世 叙 事 文 的 影 响.追 索《尚书》典体对封禅文,训体对史志、谏诫文及《七发》等文体的影响.其中很多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具有创新性.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十余年间,有一批先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集中于先秦散文的文化文体研究方面,这表明文化文体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取向.如董芬芬《春秋辞令的文体研究》(2006)以《左传》、《国语》的史籍所载录的大量春秋辞令为对象探讨其中盟、誓、诔、祝、国书、书牍、命令、论谏、议论、外交辞令等春秋散文文体.叶修成《〈尚书〉文体研究》(2008)从原始宗教礼制、礼乐政教礼制入手探讨《尚书》"六体"的文体生成、形态与功能.侯文华《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2009)从源流方面论述《论语》与"语"体文献,《老子》

与箴体文献,《庄子》与"优语"的关系,对先秦诸子中问对体、经解体、"论"体的研究.夏德靠《唐前语类文体研究》(2009)从先秦"语类"文献入手,探讨《论语》、《国语》、郭店简与上博简中"语类"的文体特征.

综观十余年间先秦散文研究,是在20世纪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先秦散文研究不断探索的过程.理论追溯和材料运用方面都得益于20世纪的学术积累.对文化研究方法的借鉴,文体理论的自觉追求,融合了中国传统研究和西方学术理论,而且逐渐形成具有理论创新的研究范式---文化文体研究.材料运用上,用新视角审视旧有材料,及时运用新出土的先秦简帛古书更新材料与研究理念.虽然其中的探索尚有不足,但十余年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有目共睹.下一阶段的先秦散文研究,相信会在此期的开拓与创新中,细化研究范式,精辩研究材料,持续推进先秦散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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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 生 成[M].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2009:6.

[21]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 生 成[M].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2009:5.

[22]郭英德.先秦两汉文体研究序[M]∥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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