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鲁迅后期思想的研究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贬抑前期而抬高后期,普遍的公式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认为鲁迅后期实现了世界观的伟大转变,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高度;另一种是否定后期,认为鲁迅后期进入了政治误区,中断了前期发展到颠峰的文学创作,留下极大遗憾.

我的观点与这两种倾向都有所不同,认为鲁迅后期确实接受了阶级论,但他的阶级论与一般阶级论是有区别的;中断了发展到颠峰的《彷徨》《野草》时期的文学创作,的确有些可惜,但他1934年到1936年临终前两年,写出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半夏小集》《女吊》《"这也是生活"》《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等散文如红火化为青烟,升华到了文学艺术的极境;《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四篇杂文深刻到了令人惊悚的程度,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以前没有人达到如此深度,以后更没有人再说出这样的话,甚至中国鲁迅学史上少有人注意.前两篇讲的是中国士人与统治者皇帝之间存在着"隔膜",盲目地向皇帝"请谥"而遭流放或杀身之祸.这两篇我在《深读鲁迅,学会思考》等文中已经多次谈了.这里集中谈后两篇.这两篇,究其实质,其实是鲁迅对士人心理的透视和打破"历史恶性循环"的思考,无人企及,亦无人提及,对现实极有意义.

二

先谈鲁迅的阶级论与一般阶级论的区别.鲁迅后期接受了阶级论,是无争的事实.他在《三闲集》序言中明明白白说过:在广东1927年4月的屠杀中,"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这年年底鲁迅到上海后,先是受到创造社、太阳社的围剿,转而在1930年被奉为左联盟主,倾向左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手,主张阶级论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时鲁迅所持的阶级论与一般的阶级论是不同的.一般的阶级论把各个阶级的品质看成凝固的.资产阶级就是贪婪、自私自利,无产阶级就是勤俭、大公无私.而鲁迅不同,他把各个阶级看成是转化的.在左联成立一年零四个月之后,即1931年8月12日,他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道:"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这本是明摆着的事实,鲁迅以他一贯运用的利笔揭示了这个事实.但如果以一般的阶级论,特别是20世纪40至70年代的阶级观点衡量,简直是在诬蔑工人阶级了.揭露阶级之间的转化,恰恰是鲁迅比一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人深刻之处.

鲁迅不仅看到了工人与小工厂主之间的转化,他的更为伟大之处还在于看透了历史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转化:"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这正是历史恶性循环的形象表述,中国近现代史上鲁迅以外的任何一位作家、思想家没有看到,更没有说出.

三

1934年12月,鲁迅生了一场病,脊肉作痛,盗汗.靠在躺椅或躺在床上,不愿动.经过一场严重的折磨以后,他的疾病,居然有所减轻,能够起床活动了.这不但使全家和他的朋友们庆幸,而且他自己也感到愉快和放松,悠闲地靠在躺椅上,想着自己的文章.

看来生病还真有点"雅趣".让脑子空出来,杂七杂八地看些闲书,任意闲思,思无禁区,会更为无拘束地敞开来思考一些问题,对于思考和写作都有好处.这样,他写出了一生中极为重要的《病后杂谈》.笔下竟这般悠缓、潇洒,开头任情写了两位特别的人: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等等,真是空灵、散淡之极,接下去就极为冷峻,谈起了残酷至极的酷刑---"剥皮":一位朋友送给他一部从成都带来的《蜀龟鉴》,从中看到张献忠祸蜀时使用的"剥皮"法---"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鲁迅又说了各朝各代的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时是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1652年),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即那时的安龙.据《安龙逸史》记载:孙可望令属下张应科杀弹劾他的李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

'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张献忠的自然是"流贼"式;孙可望虽然也是流贼出身,但这时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为秦王,后来降了满洲,还封为义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实是官式.

鲁迅并非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对史料作过细的系统的梳理.他是一位感悟性的思想家,也不可能在一篇随笔式的杂文中把历史讲得那么完整,作为学术研究,有必要从其他野史提供的史料中整理出明代的"剥皮"全史---明朝时,剥皮之刑用得最多、最狠.从明初的太祖皇帝朱元璋,到明末的张献忠,不少人都用过剥皮之刑.朱元璋开国之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用法峻苛,"剥皮揎草"就是他的一项重要发明.据叶子奇《草木子》记载,朱元璋对各地官员责治甚严,若有官员贪污暴虐,准许百姓赴京诉冤.官员贪污的数额在60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处以死刑,杀头后还要枭首示众,并且剥下他的皮,皮里填上草,把这"人皮草袋"置于衙门里官座旁边,让后任官员触目惊心,起警戒作用.

府州县衙附近,都要设立一座厅堂,祭礼土地神,若需要对某人实行剥皮就在这里执行,因此这座厅堂便叫作"皮场庙".洪武年间,宫中的太监犯了死罪应当处死者,一般都不用斩首,而是凌迟或者剥皮.朱元璋的宫禁甚严,太监如果有娶妻者,也要处以剥皮之刑:明初开国功臣蓝玉被处死之后也剥了皮,朱元璋还下令把他的皮传示各省.因为蓝玉的女儿是蜀王妃,蜀王朱椿就把蓝玉的皮保存下来.明末张献忠占领成都时,他看见端礼门楼上供着一尊人像,穿着公侯的华服,皮肤和手脚都是人的肉身,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蓝玉.

朱元璋剥皮的手段传给了他的子孙.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赶走了侄子建文皇帝,占了南京,对忠于建文帝的朝臣进行了残酷镇压,景清和胡闰都是被剥了皮的.景清刺杀朱棣未遂,被捕后骂不绝口,朱棣命令剥了他的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胡闰是被缢杀的,然后用灰蠡水脱他的皮,剥下来,揎上草,悬挂在武功坊示众.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赵饽(即赵疯子)谋反,兵败被俘,同时起事的陈翰、贾勉几、庞文宣、郭汉、宋禄、孙玉、朱仓、孙隆、张富、李隆、孙虎等共37人也先后被俘,一齐带到京师午门,朱厚照下令把他们全部处死,并将为首的六人剥皮.当时法司官员启奏说对剥皮之刑曾有祖训让禁止,正德皇帝不听,又下令把剥下来的六人的皮制作成马鞍镫,他有时出行,就骑坐这备有人皮鞍的马.

明初洪武时,韩观任两广提督,杀人成性,曾剥人皮作成坐褥,这人皮剥得非常完整,耳目口鼻俱全,把它铺在座椅上,人脸正好在椅背上,头发披散在椅后,韩观升帐就坐着这人皮,以示威严.嘉靖年间,着名抗倭将领汤克宽率兵平定海寇,将海寇首领王艮俘获处死,把他的皮剥下来蒙作鼓面,叫"人皮鼓".这鼓放在北固山佛院内,后世不少人都见过它.它的声音不如牛皮鼓响亮,据说因为人皮比牛皮纹理厚而没有牛皮结实,所以它的声音不如牛皮.

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政时也常用剥皮的手段.当时,"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舌,所杀不可胜数."而且,魏忠贤剥皮的方法非常奇特.有一天,某旅店里有五个人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个人说魏忠贤作恶多端,不久肯定会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不语,有的感到害怕,有的劝他说话要慎重,不然会招来灾祸.那人大声说:"魏忠贤虽然专横,他总不能把我剥皮,我怕什么!"当天夜里,众人都在熟睡,忽然门被推开,闯进来几个人,举着火把照了照每人的面孔,把那位说大话的逮走了.不一会,又把一同饮酒的另外四个人也逮了去,带到一处衙门,先捕的那人一丝不挂地躺在那里,手和脚都钉在门板上,堂上高坐着一位衣装鲜丽的显官,正是魏忠贤.魏忠贤对四个人说:"这位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天不妨试一试."他就命令手下人取来熔化的沥青浇在那人身上,过一会沥青冷却凝固,用锤子敲打,只见沥青和人皮一齐脱掉,形成一幅完整的人的皮壳.那四个人吓得半死,魏忠贤对他们每人赏给五两银子压惊,把他们放走了.

明末张献忠将人剥皮的事例很多.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对明朝统治者的虐政实行"农民式"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

他大概是因为亲眼看到了蓝玉被剥的人皮,所以他也对明朝的官员予以剥皮.他不仅使用了明朝皇帝曾经使用过的剥皮手段,而且还有不少独出心裁的花样.张献忠入蜀后动不动就拿人剥皮,而且大都是活剥.剥皮时,先从被剥者的后脖颈开刀,顺脊背往下到肛门割一道缝,然后把皮肤向两侧撕裂,背部和两臂之间撕离开肉的皮肤连在一起,左右张开,就像两只蝙蝠翅膀似的.这样被剥的人要等到一天多才能断气.如果被剥的人当场致命,行刑的人就要被处死.当时成都府彭县有个叫龚完敬的,本是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崇祯十六年(1643年)因死了父亲回原籍守孝,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他表示降顺,被授予官职,但他心里不愿背叛明朝.张献忠想杀他,把他的仆人抓来问龚完敬每天在家中干什么.其中一个叫龚应登的仆人说,完敬每天五更时起床焚香祷告,不知祷告些什么,每天退朝回来只是叹气,不说一句话,过节时给祖宗绕纸后,记账单下只写乙酉字样,不书大顺年号,等等.张献忠听到"不书大顺年号"这一句,勃然大怒,喝令刀斧手把龚完敬拿下,推出朝门,活活剥皮,并把剥下的人皮揎上草,晓谕四方.龚完敬的弟弟龚完淳、龚完敬熙及家属婢仆共一百余人同日处死.再就是鲁迅说过的孙可望对李如月"剥皮揎草"的事了.于是鲁迅说道,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是这样的.

由此得出一句历史的感悟: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鲁迅的这一感悟是振聋发聩,切中肯綮的.尼采的着作具有格言和警句的风格,他说他的野心是要在十句话中说出旁人在一本书中说出的东西,以至没有说出的东西.鲁迅的杂文正具有这种尼采式的格言和警句的风格,他作为大思想家的一句话,其意义可能远超过书斋里愚钝的学者皓首穷经写出的多少部大书.鲁迅的这一句话就是这样的.这句话是1979年6月,林非在当时的廊坊师范专科学校讲学时点到的.当时,我为之悚然一震,之后连忙找《鲁迅全集》第六卷中的《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细读,方初悟林非读鲁迅之深!他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深度,是他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期间潜心细读了全部《明史》、具有鲁迅研究界无人可比的文史修养和思想的深刻性分不开的.38年来,我一直像骆驼反刍一样,思索林先生的点拨,反复细品,回还往复,经过多少次的"焖焐""消化""深思""省悟",才略有所得.且等下文细解.

四

写了《病后杂谈》,鲁迅犹觉意思未尽,接着写了《病后杂谈之余》,说道:"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永乐硬做皇帝,建文帝的忠臣景清、铁铉反对,于是永乐就将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们的妻女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并亲自下旨决定对她们的处置.永乐的上谕,和张献忠比起来,真是凶残猥亵到极点,《立斋闲录》有这样的记载:"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鲁迅感慨道:"君臣之间的问答,竟是这等口吻,不见旧记,恐怕是万想不到的罢.但其实,这也仅仅是一时的一例.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铁铉妻女的悲惨遭遇使士大夫不舒服,因而有人编出故事说,后来两个女儿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鲁迅对此慨叹道:"这真是'曲终奏雅',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她虽然做过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诗的才女,她父亲又是大忠臣,为夫的士人,当然也不算辱没.但是,这不过是士大夫的想象."在《病后杂谈之余》后面,鲁迅又作了这样的附记:"倘使铁铉真的并无女儿,或有而实已自杀,则由这虚构的故事,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因献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是鲁迅后期才有的话.

说明他后期开始从社会心理的深层次窥视"人心",其实早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他就已注意到所谓士人的矛盾心理了.《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对《野叟曝言》做了这样的评语: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但欲会当时所谓"理学家"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评《儒林外史》写王玉辉之女殉夫事尤其深刻:其述王玉辉之女既殉夫,玉辉大喜,而当入祠建坊之际,"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中不忍"(第四十八回),则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刻深.

鲁迅的"品人",也可用"殊极刻深"形容.到了后期,这种心理分析更加"刻深"得令人战栗.他不仅窥见了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杀人的凶暴、狠毒,在《晨凉漫记》中指出他们杀人、剥皮的心理动因并非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所以这些"农民起义领袖"的为己心理与统治者皇帝是相通的:"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这真是窥视了永乐等封建统治者和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凶残猥亵之心的一致点---都是为了抢夺或护卫那"一把旧椅子".不止如此,鲁迅尤其可贵的是看透了社会士大夫既想"有趣",又要忠君的猥琐心理,戳穿了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大团圆公式,揭露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得以延续数千年的思想牢笼.《病后杂谈之余》最初发表于1935年《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三号,发表时题目被改为《病后杂谈》,副题"关于'舒愤懑'"也被删去了.

五

对于鲁迅晚年所写的《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我感悟最深的就是鲁迅所得出的那句历史的断语: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这是鲁迅对中国乃至人类历史所作出的极为重要的概括.这句概括所含的深义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尽管形式不同,花样翻新,但始终如一的就是用"剥皮"这种残酷到了极点的酷刑与暴力杀虐对方,建立自己的威权.

新的政权在"剥皮"的残酷暴力中开始,又在反抗者的"剥皮"暴力中终结,可谓始终不变.历史始终进行着恶性循环.鲁迅在很多文章中一再批判过刘邦、项羽、张献忠式的"彼可取而代也"的所谓农民革命,指出这种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达到自己作威作福的目的罢了.诚如阿Q幻想"革命"成功后的独白所说:"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何等的斩尽杀绝的彻底复仇精神!预示着阿Q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之后的空前大屠杀、大扫荡,只是把赵太爷专政换成阿Q专政,其结果可能更残酷更黑暗更槽糕的"历史恶性循环"!

其专政将是空前残暴的.不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更不会实行什么"民主主义"!不过阿Q还没有永乐皇帝和张献忠那么残忍,顶多是杀头,不至于去"剥皮"和油炸.这也是鲁迅把他作为《阿Q正传》的主人公的原因,因为他并不那么坏,因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把"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人们从他身上能得到启发.

其次,这种"剥皮"暴力的罪因,主要归咎于统治者.鲁迅还在《南腔北调集·偶成》中谈及了与"剥皮"相类的中国历来的"酷刑"---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但是,对于酷刑的效果的意见,主人和奴隶们是不一样的.主人及其帮闲们,多是智识者,他能推测,知道酷刑施之于敌对,能够给与怎样的痛苦,所以他会精心结撰,进步起来.奴才们却一定是愚人,他不能"推己及人",更不能推想一下,就"感同身受".只要他有权,会采用成法自然也难说,然而他的主意,是没有智识者所测度的那么惨厉的.绥拉菲摩维支在《铁流》里,写农民杀掉了一个贵人的小女儿,那母亲哭得很凄惨,他却诧异道,哭什么呢,我们死掉多少小孩子,一点也没哭过.他不是残酷,他一向不知道人命会这么宝贵,他觉得奇怪了.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用奴隶或半奴隶的幸福者,向来只怕"奴隶造反",真是无怪的.要防"奴隶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却因此更到了末路.在现代,枪毙是早已不足为奇了,枭首陈尸,也只能博得民众暂时的鉴赏,而抢劫,绑架,作乱的还是不减少,并且连绑匪也对于别人用起酷刑来了.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就会嚷起来的,现在却只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

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的信中又说---自首之辈,当分别论之,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都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鲁迅逐渐深刻地洞见了历史恶性循环的内在原因,最根本的是要使全社会懂得人命的宝贵,具备人性的自觉和人道主义精神.不要像《铁流》所写的那位农民那样,杀掉了一个贵人的小女儿,见那母亲哭得很凄惨,却感到诧异.

再次,"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深刻地观察到中国士大夫的矛盾心理:"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因献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这的确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沿续了数千年,至今流毒犹深,这种社会心理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六

在人们的心目中,鲁迅一向是主张"打落水狗",坚持复仇精神的.有人甚至认为近代中国的"仇恨政治学",正是以鲁迅式的复仇精神为核心的.我们以上所述的鲁迅对打破"历史恶性循环"的探索,和对暴力、酷刑的反对,岂不与这种观点相违吗?鲁迅是主张"打落水狗",坚持复仇精神的.但是这与所谓"仇恨政治学"不相关."打落水狗"的实质意义是除恶务尽,不能让恶势力有卷土重来、疯狂报复的机会.现今对待极端的恐怖分子依然要坚持这个原则.对于给人民造成严重破坏的坏人,也应该复仇,给他们以历史的惩处.对付这种人必须使用必要的武力,但俘虏之后只能以法制裁,不能施以"剥皮"等酷刑.即便罪大恶极者,也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据法治去处理.虽然中国目前的国情,不能废除死刑,但还是要做到以法判处罪犯死刑时,须采取人道的方法结束其生命,不能污辱其人格,施之以残暴.鲁迅提出一个着名的命题: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他指出:"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连辱骂和恐吓都坚决反对,何况是"剥皮"等酷刑呢?鲁迅是反对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时刻在提醒革命者不要成为统治者的"一丘之貉",使历史陷入"以剥皮始,以剥皮终"的恶性循环.

鲁迅不但对于人类的生命,尊重爱护,推而至于渺小的动物亦然.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鲁迅伟大的心!他后来决心学医以及弃医而学文学,都是由此出发的.鲁迅的小说《兔和猫》中有这样的话:白兔这两条小生命失踪了,生物史上不着一点痕迹,推论开去,说到槐树下的鸽子毛呀,路上轧死的小狗呀,夏夜苍蝇的吱吱的叫声呀,于是归结到造物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他1927年后转向左倾,很大的原因是看到那时的当权者"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而已集·答有恒先生》)悲天悯人,换境思考,爱世上一切灵物,一切生命,将心比心,思灵之痛,是鲁迅也是所有称得上文学家者的出发点和本性.诚如挚友许寿裳所评价的:"挚爱是他人格的核心,也就是作品所以伟大的原因."提出"打落水狗"的主张,实质上也是出于对人民的大爱.担心忠厚的人们会由于善良而遭致敌人的反扑.不热爱、悲悯生命,无论怎样聪明,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家,甚至连"真的人"都成不了!

还有人认为:鲁迅死前写散文《死》,在该文原稿上立下了着名的七条"遗言",就是对"仇恨政治学"的主要方面作出了扼要的规定,标志着"仇恨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诞生,是企图将"个人事务"或"家族事务"公共化,也就是试图将其转换成一个重大的政治纲领,对中国的20世纪政治运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为20世纪中叶及后半叶的广泛蔓延的中国政治仇恨与暴力,开辟出无比犀利的文学道路.

按照这个观点,鲁迅不仅不是暴力、酷刑的反对者,简直是暴力革命在文学上的倡议者与推动者了.这完全是对鲁迅的曲解.鲁迅的遗嘱是他对爱人许广平最后的嘱托,充满了爱的深情,也表现了他对现实的绝望和对绝望的反抗."一个都不宽恕"的名言,恰恰呈现出他独特的个性和一贯的绝不向世俗妥协的精神,并没有说对不被宽恕者要施以酷刑或置于死地,怎能理解为"仇恨政治学"的复仇核心呢?我敢肯定:倘若鲁迅活到20世纪60年代,看到周扬等"四条汉子"受到暴力的残酷迫害,一定会不同意的,甚至会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对他们竭力保护.当然,这只是假设.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七

鲁迅在《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中的论说,在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先讲一讲曼德拉的故事.曼德拉因为反对南非白人统治,曾被关压27年,受尽虐待.但在他终于获得胜利,就任总统时,却邀请了三名曾虐待过他的看守到场.当曼德拉起身恭敬地向看守致敬时,在场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仍在狱中."这个故事的启示是:原谅他人,其实是升华自己.要宽容,要和为贵,不要冤冤相报,以暴制暴,以恶制恶,而要从人道和宪政的立场出发去解决问题.只有跳出以暴力改朝换代的旧有模式,实现人类精神的升华,才可能终止历史的恶性循环,进入长治久安的健康状态.

1947年,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说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縨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事后写下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毛泽东回答和黄炎培的总结都是很对的.人是有情感的,对于与自己友好的人抱有好感,而对曾经反对甚至伤害过自己的人心怀怨恨,是人之常情.在个人和社会处于文明度不高的状态中时,可能会任一己之情感恣意发泄,对友好者施以恩惠,对仇恨者予以报复,怎么解恨怎么做,以至于发展到实行"剥皮"这种极度残酷的暴行.但在高度文明的法制社会,任何人都不能任意而为,即使夺得权力的人也必须遵守法律,依法行事.

而且当人类达到文明的境界时,人们会自觉地不按照自己的好恶情感行事,一切依法,依据道德文明律己.如曼德拉所说:"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仍在狱中."其意就是从野蛮、颟顸的人类蒙昧期的"监狱"中走出来,进入真正文明的世界.整个人类社会就是在从野蛮到文明的进程中发展的.依法行事,以文明的态度处理一切问题,正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只要我们保持坚强定力,敢于正视现实、直面矛盾,把权力者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就有信心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打破鲁迅所说的那种"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的"历史恶性循环",探索出一条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道路,实现以法制治理社会,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

鲁迅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空前伟大、深刻的感悟型思想家,一位向着思想的深层掘进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不可能,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为我们设计好具体的政治方案,提出思想就已经非常伟大了.鲁迅给我们的思想启悟是:重要的不是指摘哪一方,而是改变我们自己的惯性思维方式.

习惯性思维,即思维定势,指人们在考虑研究问题时,用固定的模式或思路去进行思考与分析的倾向.固有的东西是很难打破的,这是经过历史的证明的.每次改朝换代,无一不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要想突破自己,使社会长治久安,就一定要打破固有的、惯性的思维!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创新思维是不受常规思路的约束的,寻求对问题全新的、独特性解答和解决问题方法的思维过程,是创造力发挥的基本前提,我们要摒弃从众心理,不钻牛角尖,善于采取多向思维方法,学会创造性、建设性的思考.

打破思维定势是一种美.而我们习惯于定势思维堵塞了自己洞悉的目光和创新的思路,就让我们清除塞堵,展开新的思维吧.今天我们讨论鲁迅与新文学的关系,一定超越过去的思维惯性,不能只讲鲁迅如何"打落水狗",如何斗争,而看不到鲁迅晚年对打破"历史恶性循环"的思考和他悲天悯人的大爱精神.为社会少一点暴戾之气、多一些文明之风尽微薄之力,这是鲁迅研究学者力所能及的,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仅鲁迅,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文学家,都是在传播爱护生命之道.《红楼梦》写的宝黛差别主要在哪里?我认为就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黛玉葬花,而宝钗扑蝶---这一典型细节正表现了两人对生命的不同态度.花与蝶,一是植物,一是动物,但都是万物中的生灵.黛玉葬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及敬畏之态,意在万物是有神灵的,各司其职.黛玉是把花当做人,有血有肉看待的,她是真正的送花人,收尾者.人死了是要埋的,埋就要有冢,便于祭祀,还要有棺材,不能裸埋,即软埋,否则不得超生.所以无论多窘迫的年代,都有卖身葬父的,哪怕换口薄皮的也好.颦儿同样给花缝了一个锦囊,也就是棺椁,把它们装殓起来,亲手埋掉.曹雪芹这样写不是平白无故的,是有寓意的,绝不是简单地突出黛玉浪漫的天性,别出心裁,特立独行的姿态,而是对生命更高一层的热爱,精神世界的另一重打开,由人及物的宽广,这种境界不是人人都能有的.而宝钗扑蝶呢?是她作为少女形象,最浪漫美好的一个镜头,非常难得.她的一生多处于人际周旋中,不太留意自然之态.同时,她是个自身禁锢很深的人,平日端肃,并不多言,有一定的威望,颇受敬爱.扑蝶那天她独行,看见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地飞,非常有趣,就想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扑.可那两只蝴蝶起起落落的,并不好扑,她就蹑手蹑脚地跟着,一直追到滴翠亭边.她胖,有杨妃之姿,难免香汗淋漓,娇喘细细的.没扑到,也就罢了.这个画面非常短,但也有很深的寓意,就是宝钗内心深处并没有把蝴蝶当作生命,只当是供自己扑来戏耍的玩物.不光是蝶,由此类推到人,也缺乏将心比心的爱心.三十二回写金钏儿死一段,王夫人知道被自己打嘴巴轰出去的金钏儿投井死了,内疚不已,薛宝钗却在一旁进行了一番劝解: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这一句话充分表现了薛宝钗对金钏儿这个活生生的生命的蔑视和为人的世故,把金钏儿说成是憨傻、顽梗的"糊涂人",落井身亡是自找,与王夫人无关,以此为王夫人开脱.仅这两个细节就足以表现了宝钗黛玉二人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的差别,也证明了黛玉的善与宝钗的恶,反映出曹公雪芹有一颗多么伟大的爱心!

最近不幸故去的鲁迅研究大家王富仁在《舜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鲁迅的文化寻根,没有到禹而止,而是继续向历史的深处回溯,一直回溯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中华民族的始祖---女娲.在小说《补天》里,鲁迅实际是把女娲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来塑造的.""女娲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就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就是我们生命的保护神.我们看到,正是在'人的生命'或'有生命的人'

这个根柢之上,鲁迅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文化观念,进行了有别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在他的观念里,生命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国家却应当是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不是为文化而存在的,文化却应当是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不是为道德而存在的,而道德却应当是为生命而存在的.要说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这就是中国文化现代转换的基本内容.没有这样一个转换,所有其他的转换都不过是一种文化的新包装.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文化向以人为本位的社会文化的转换,就是这种转换的本质意义所在.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和《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灯下漫笔》和《春末闲谈》,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的《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和《祝福》,无不表现出对人、对人的生命的关切,无不体现着中国文化由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文化向以人、以人的生命为本位的社会文化的转换.所以要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离开鲁迅是谈不通的."由此证明:在构建中国新文化时应该注入鲁迅以人的生命为根本的大爱精神,绝非我一人之见.

爱因斯坦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说过:"如果我们想要自己的物种得以存活,如果我们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想拯救这个世界和每一个居住在世界上的生灵,爱是唯一的答案."只有在新文化和新文学中注入鲁迅反对"剥皮"酷刑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大爱精神,以及他所继承的曹雪芹等伟大仁爱作家的爱心,才能从鲁迅那里汲取真正对现实有益的思想营养,建设起有利于国家和个人的现代新文化、新文学,也才能将鲁迅研究推进到真正科学的理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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