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流放地》寄托了卡夫卡对犹太民族命运的思考,鲁迅通过《铸剑》表达了他立人立国的决心.通过文本细读展开比较研究,探讨两篇小说在主题,人物形象,"流放地"、"剑"意象之间的相似及相异之处:鲁迅、卡夫卡这两位 20 世纪初中西文学巨匠有着共同的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与承担,同时二者有着相异的、各具民族气质的表达方式.两位大师都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情怀融入了创作,以伟大的作品推动了人类文学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鲁迅 卡夫卡 民族 意象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是奥地利现代着名小说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作为"上帝的选民"的犹太人后裔,卡夫卡思考着民族的命运,作为作家的卡夫卡用象征、悖谬、反讽等方式展示着人类的被异化,是当之无愧的现代主义之父.鲁迅(1881-1936)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他对国民性的揭示与批判、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都非常深刻,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生活在不同境遇下的两位文学家用自己的笔书写着对现代生活的思考,他们有着文人的担当与对民族命运的思考.

一、"流放地":卡夫卡对犹太民族命运的思考

《在流放地》创作于 1914 年,发表于 1915 年.小说讲述了一个"刑罚"的故事:旅行家到流放地参观刑罚表演,执行处决的军官向旅行家介绍了由前任司令官精心设计的一架杀人机器,军官一再表示以杀人机器处决犯人这一传统的审判方式不被新的司令官所认可,当军官努力说服旅行家支持自己未果、并确认自己已无能力继续维护杀人机器后,在旅行家参观刑罚表演时,军官替换了犯人,用杀人机器处决了自己.小说的主题并非诸多研究者所言"把反动统治阶级的残忍、顽固、愚蠢暴露无遗""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1](P.561)或是"小说挖掘出人性中最残忍、最原始的情感"[2](P.118),作家通过军官劝说旅行者声援"刑罚"失败后决绝地将自己送上刑具,作为"牺牲"献祭给他所信仰的"判决",这一描写象征性地展示了卡夫卡对犹太民族于现代社会中所处困境的揭示,从侧面反映了卡夫卡对自我犹太民族身份的确认与怀疑、反思与逃遁:既割舍不断,又有游移与批判.

奥斯汀·沃伦认为:"地球是块流放地,我们都被判有罪."[3](P.121") 流放地"反映的是一种原罪意识,自从有了人(亚当、夏娃),人类就有罪,作为"上帝的选民"的犹太人更是"被流放"了的"罪人".在作品中,老司令员是这个流放地组织机构的缔造者,他令人信服、崇拜,他发明的机器让众人深深地沉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就是"上帝",是流放地生活着的人的"上帝",他让人们受刑罚,人们也自觉地承担起救赎的身份.然而新的时代到来了,尼采高呼"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故而"流放地"的秩序也瞬间崩塌,没有人再理会"原罪",没有人再去承担罪罚.这里有双重含义,既代表了生活于现代社会的犹太人越来越被现代世界所隔离、遗弃,也代表了没有了精神家园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即使军官再努力,但面对众人的思想的"舒适",努力也只能是虚无.军官作为最后一个走上祭坛的人,用生命与献身向世界发出呼喊:犹太民族几千年以被流放、备受苦难为上帝的恩赐而来,未来的出路又如何呢?卡夫卡说:

"他们随时都在找岔子攻击我们传统的做法."由此可见,卡夫卡对犹太民族的思考与关注是无处不在的,但这并不说明卡夫卡对犹太文化持有一种偏执的维护态度.作品中的刑罚充满了血腥,虽然犹太人甘愿受罚,但以"血腥"来形容这一恩赐,隐喻卡夫卡对犹太民族命运的悲苦性有一种游移的态度,既有他被世界排挤的受压迫感,也有对这种身份的怀疑.

卡夫卡曾说:"从我们民族的古代历史中有关可怕的刑罚的传说流传下来.但这并不能为今天的刑罚体制辩护"[4](PP.412- 413),更不能成为对"原罪"刑罚本身血淋淋的解释.这样的态度缘于他对自身身份的识别:卡夫卡认定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经常想着如何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属于奥地利人……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5](PP.78- 79)正是这种难以确认的文化身份使得卡夫卡对种族的思考更为深刻:不是单一地信仰或义无反顾地相信,而是时时刻刻保持着警醒与怀疑.

二、"铸剑":鲁迅对民族出路的期盼

《铸剑》讲述了一个复仇的故事.眉间尺的父亲为大王铸剑,献上雌剑后即遭杀害,母亲把眉间尺抚育成人,嘱他佩上雄剑,诛君复仇,在难以得手之际,"黑色人宴之敖者"担负起眉间尺的复仇事业,携着他的头和剑,利用计谋深入宫廷劈下暴君之头并自刎以助眉间尺.《铸剑》完成于 1926 年 10 月-1927年 4 月,此时的鲁迅目睹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张勋复辟、五卅惨案、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等一系列"血的游戏"后,进入他人生的又一个彷徨时期:社会生活的黑暗再一次点燃他复仇的火种,作为中华民族灵魂之父的鲁迅"较为认真"地创作了《铸剑》,艺术化地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思考:"铸"本身是一个动词,"剑"是一个名词,铸铁为剑,剑即被铸造而成.作品中被铸成的不仅仅是一把弑王的铁剑,更是黑暗社会现实铸就了的中国青年,即一代思考民族家国命运、向"黑暗"复仇的中国青年,它更是鲁迅将中国这块遭受蹂躏的生铁铸造成一把反抗民族压迫之剑的过程,其背后隐藏的是鲁迅的立人思想及对民族出路的期盼.鲁迅在呼唤英雄的出现,鲁迅赞扬眉间尺用生命"舓剑"、以头献给宴之敖得以复仇成功的侠士精神,对民族命运有深刻思考的同时更有几分怀疑,如作品中复仇完成后出现了万民观瞻的狂欢场面:复仇者与暴君的头骨混在一起,同被展览,复仇的神圣性消解了,仿佛壮举、牺牲在"看客"眼中只是一场闹剧而已.尽管鲁迅在感情上始终倾向于复仇,但他仍以怀疑的眼光,揭示出即使复仇得以实现,麻木的"看客"是否能够为社会带来真正的变化,这表现出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深刻性,他在为中国担忧.

卡夫卡与鲁迅,身为东西方文学巨匠不约而同地思考着民族的命运,反思民族的现状,这固然与文人的承担意识直接相关,但在更深层次上,是两位作家背后的犹太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相似之处,促使他们比其他民族的作家更能体会到精神上的游离.卡夫卡的犹太文化是被上帝选中又遗弃的婴儿,而鲁迅代表的中华民族更处于虚幻梦想被打碎后的精神虚弱中,近百年的屈辱使得这个民族有太多的媚骨与麻木.这相似的对民族身份的思考使得卡夫卡与鲁迅较之同时代作家在精神上有更多相同之处.卡夫卡对犹太文化有一种精神依托,更有对"原罪"的怀疑.鲁迅既有对中国古老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侠士精神的崇拜,更对国民劣根性进行决绝的批判.但在表现这种深刻时,两位作家却处理得各具气质.

三、"打地洞"造巴别塔与铸青剑刺苍天:卡夫卡与鲁迅各自的意象选择

卡夫卡说:"我思考的能力是有限的,但要超越的障碍却是无限的."[6](P.86") 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的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 在 摧 毁 我 ."[6](P.518 ) 卡夫卡对生活缺 乏 信心,对世界充满恐惧,但这并不阻止他反抗.他喜欢用"老鼠""甲虫"等一些小动物来比喻自身,做到的不是在地面上建造巴别塔,而是在地下打造自己的宫殿,面对现实生活更多地选择"逃遁",或者说逃避责任.

《在流放地》中的旅行者否认军官的刑罚又拒绝帮助他完成事业,军官选择了将自己呈给上帝来祭祀自己的信仰.旅行者面对此举是被感动了的,或者说是动摇了的.他对军官产生了敬意,安葬了他的尸体,并去看了被人遗忘与嘲笑的老司令员的墓.他怀着严肃与崇拜的心态去参观,并且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说笑,这说明他意识中已为之所动.但他最终却选择离开,甚至连两个人也不愿带走,这暗示了一种对责任的逃离.更深一层讲,卡夫卡想呼唤犹太民族前进,于是他向人展示了 20 世纪初世界不允许犹太民族立足的现实,直刺人们的心灵.但他并没有直接高声直呼,反而怀疑这个民族对上帝忠诚、对自觉承担血腥的"罪罚"的正确性.他无从判断,也无从承担,故而只有逃遁.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卡夫卡对犹太民族的心理皈依,而逃遁的心理使得他反以寓言式的暗语期待犹太民族的振兴.作品结尾处有预言云:"若干年后,司令官必将复活,率领信徒由此出发,收复流放地,要保持信心,等待时机."由此可见,卡夫卡有不断反抗的信念,却以"地洞"的形式让人以为他很怯懦.相较于卡夫卡"打地洞"式地建造巴别塔,鲁迅则更为直接,他高呼立人救国,铸青剑直刺苍天.《铸剑》

中的宴之敖者便是鲁迅的化身,具有强烈的鲁迅气质.鲁迅与黑色人一样有着瘦硬的骨头,黑色的面容,一生关注民族国家,探索立人途径.《铸剑》是鲁迅式的作品,是他带领中国反抗的战斗檄文.他一生最反对的两个东西,一个是锦衣玉食,一个是卑躬屈膝、低眉顺眼的奴才主义.宴之敖者有铁一般的骨头,当眉间尺无力报仇时,他挺身而出.在报仇中,王与眉间尺的头相互撕咬不分胜负时,他毅然决然地自杀,助眉杀王以实现复仇.这里面的牺牲精神,正是鲁迅为民族鞠躬尽瘁的一种表现.宴之敖者既是鲁迅反抗统治者的代言者,又是一个铮铮铁骨的真正的中国人.作品通过气势磅礴的复仇描述,塑造了眉间尺、宴之敖者铮铮铁骨的形象.与卡夫卡地洞式的反抗相比,鲁迅的反抗直接、有气魄得多.当然这两种反抗方式并没有好坏之分,而是与个人生活环境、个性气质相关,也与作家背后隐藏着的中西文化差异相关.

四、"旁观者"形象的塑造及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

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鲁迅反抗黑暗社会的一把利剑,与他一样,卡夫卡对民众的思想也是关注的,这主要集中表现在两篇作品对"旁观者"形象的描写与塑造上.卡夫卡式的反抗表面上是向下的、逃遁的,甚至是逃避责任的,他用一种寓言式的方式表达对民众的看法.尽管卡夫卡对犹太人乃至整个圣经文化均有所怀疑,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现实的反抗与对民族命运的关注.正如他的挚友勃罗德所说:"卡夫卡除了写人类悲剧外,尤其注重写他那不幸的民族,写那无家可归,幽灵般晃荡的犹太民族."[7](P.132)这正是《在流放地》的思想内容所在,作品展现了卡夫卡对现实中的犹太民众的关注,如军官回忆说:"早一天,这儿就满坑满谷都挤满了人,都是来看热闹的;一清早,司令官就和女眷们来了;军乐队吹吹打打惊醒了整个兵营;我向上级报告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集合起来的军官---高级军官没有一个敢缺席的---排列在机器周围,而现在人们再说起时总是说笑."这一方面说明,在歧视与压迫下,犹太民族本身的衰落,同时犹太人对其自身也并没有清楚的认识,上帝之法是判罚"犹太人"的"杀人器具",十二小时的行刑过程是犹太人赎罪的过程,更是犹太民族履行自身使命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中受刑者对自己往往是不自知的,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犹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罪,甚至也不知道自己被判决,仿佛由于刑罚本身才决定了自己有罪,无须对犯罪加以怀疑,要做的只是接受;其次,犹太人对自身的定位存在一种"悬置"之感,既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受罪,又不知道如何"行刑",只有正视这一过程而已.故而可见卡夫卡对两个时期人们由"痴醉"到"说笑"的态度转变的描写既有外民族人对犹太民族的不理解,更有犹太民族民众对自身的不理解.可以说,卡夫卡探讨的是犹太民众在新时代里的灭亡之路.这种批判性是深刻而又尖锐的,与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有诸多相似之处.

在《铸剑》中,鲁迅延续了他对"看客"的批判:市井小人对眉间尺的欺辱、嘲弄,"杀人复仇"的伟大壮举被民众、王妃当成"看"的狂欢……使得牺牲一一被解构,就使得鲁迅对麻木"看客"的批判更具深度.

鲁迅作品中的"看客"比比皆是,如《狂人日记》中那些"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的路人;《孔乙己》中那些嘲笑别人悲惨命运的闲人;《药》中华家茶馆里无聊的茶客和刑场上伸长颈项看杀人的观众;《明天》中单四嫂子周围那些冷漠的街坊……鲁迅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但是卡夫卡与鲁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的是怀疑,只呈现,未评价,或者说面对这一问题卡夫卡是逃遁的,鲁迅则是批判,甚至一个都不放过.

"杀人机器"这个意象代表了卡夫卡对犹太民族信仰的怀疑.用"杀人机器"这样的意象是具有双重含义的,它既代表了犹太民族勇于献身、肯于牺牲,但同时又用它来比喻仁爱为本的上帝所给予的惩罚,这就有一种双重讽喻的含义,将"上帝"写作"血腥",使得人们感受到了现代犹太人对自身身份的怀疑,在更深层面上还反映了信仰失灵后现代人空虚的心理.现代生活渐渐使现代人有一种"无根"的漂流之感,故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成为卡夫卡小说的主题之一,同时也是其作品的现代性所在.同样,在《铸剑》中鲁迅通过对眉间尺"救鼠"还是"杀鼠"这种行为的描写以及众人行为的异化,救、杀的矛盾行为正说明以眉间尺为代表的现代人在伦理观念上的矛盾与游移,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确定,甚至是悖谬的.无疑,就对人性的思考而言,卡夫卡与鲁迅在这两部作品中表现了深刻的现代性.

鲁迅与卡夫卡这两位 20 世纪中西方文学大师以各自的语言、各自的方式心系民族命运,反抗人生,并以深刻的现代性尝试奠定了东西方现代文学的基石,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卡夫卡说:"我思考的能力是有限的,但要超越的障碍却是无限的."[6](P.86)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尽管二者反抗方式不同.但其态度都是决绝的,他们对中西文学、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朱维之,赵澧,崔宝衡.外国文学史(欧美卷[) 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下[)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叶廷芳.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卡夫卡.卡夫卡全集[M].黎奇,赵登荣,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6]卡夫卡.卡夫卡作品精选集[M].黎奇,赵登荣,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7]勃罗德.卡夫卡传[M].叶廷芳,黎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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