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贽对《论语》的评点可以说是开启了明清散文评点的先河，在中国散文评点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后人对《论语》的了解研究莫不从中得到启发。学界关于李贽《论语》评点本的真伪争议正是体现了其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所在，李贽《论语》评点本一方面有着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有着独特的评点方式，展示了《论语》作为哲学着作之外的元典文本功能和史学功能。
　　
　　关键词：李贽；《论语》；评点；经典阐释。
　　
　　对于李贽点评《论语》的真伪问题，学界目前尚存疑问。有人说这是李贽的作品，也有人说不是李贽的作品，争辩激励，各有理据，相持不下，因此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而其主要争论的焦点便是李贽是否点评过《论语》。
　　
　　一、李贽《论语》评点本之真伪。
　　
　　《论语》作为四书之一，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对它进行研究和注解。对此唐代魏征等人撰写的《隋书经籍志》论语小序中有相关论述。[1]通过该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汉代先是有《齐论》《鲁论》，后来又发现了古《论语》，即有三《论》并存于世的情况。并且，张禹、郑玄都分别对它进行过修订，而郑玄是在张禹《张侯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修订，在汉代时，地位甚微，一直到隋代才盛行起来。何晏做《论语集解》，在汉代时已经立于国学的显着地位，此后不少儒生都为之做注。自唐代以来影响较大的有韩愈的《论语笔解》，陆德明的《音义》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宋人邢昺有传的《疏》，而朱熹对《论语》的诠释更是开辟了理学论语的时代，把论语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元代现存的相关着作只有许谦所作的《论语从说》。之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譬如清人朱彝尊，《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等。但是，李贽作为文人士大夫对于《论语》的评点基本被淹没，如今我们要对李贽点评《论语》做一个研究，那么李贽评点本《论语》之真伪便成为我们需要探讨的首要问题。
　　
　　首先，明末以来有相当多的言论认为李贽评点本《论语》是他人假托李贽而作。譬如，明代末年的盛于斯说：“近日《续藏书》貌李卓吾……又若《四书眼》、《四书评》、批点《西游》、《水浒》等书，借称李卓吾，其实皆叶文通笔也。”[2]
　　
　　周亮工《书影》中指出“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多读书，有才情。留心二氏学，故为诡异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隐。或自称锦翁，或自称叶五叶，或称叶不夜；最后名梁无知，谓梁鷄无人知之也。当温灵书盛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书，皆出自文通之手。文通自有《中庸颂》《法海雪悦客编》诸集，今所传者独《悦容编》耳。文通甲子乙丑间游吾梁，与雍丘侯王汝戡，倡为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镌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后误纳一丽质，为其夫殴死，文通气息仅属，犹鸣冤邑令前，惜乎无有向其事者，侯汝戡0言其遗骸，至今旅泊雍丘郭外。”[3]
　　
　　无疑，周亮工的说法影响颇大，这也成为后来很多人认为李贽没有点评过《论语》的依据。为《续焚书》做序的焦竑、张鼐等人也一致说“先生书既尽行，假托者众”[4]（P1），“卓吾之书重而真书、赝书并传语天下”[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则几乎是照抄周亮工之文：“相传坊间所刻贽《四书评第一评》《第二评》皆叶不夜所伪撰。”[6]而“张岱年、容肇祖等认为非李贽所着。”[7]当代学者崔文印认为“周亮工之说不能否定”[8],次年对于李贽点评《论语》的真伪问题，学界目前尚存疑问。有人说这是李贽的作品，也有人说不是李贽的作品，争辩激励，各有理据，相持不下，因此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而其主要争论的焦点便是李贽是否点评过《论语》。
　　
　　一、李贽《论语》评点本之真伪。
　　
　　《论语》作为四书之一，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对它进行研究和注解。对此唐代魏征等人撰写的《隋书经籍志》论语小序中有相关论述。[1]通过该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汉代先是有《齐论》《鲁论》，后来又发现了古《论语》，即有三《论》并存于世的情况。并且，张禹、郑玄都分别对它进行过修订，而郑玄是在张禹《张侯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修订，在汉代时，地位甚微，一直到隋代才盛行起来。何晏做《论语集解》，在汉代时已经立于国学的显着地位，此后不少儒生都为之做注。自唐代以来影响较大的有韩愈的《论语笔解》，陆德明的《音义》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宋人邢昺有传的《疏》，而朱熹对《论语》的诠释更是开辟了理学论语的时代，把论语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元代现存的相关着作只有许谦所作的《论语从说》。之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譬如清人朱彝尊，《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等。但是，李贽作为文人士大夫对于《论语》的评点基本被淹没，如今我们要对李贽点评《论语》做一个研究，那么李贽评点本《论语》之真伪便成为我们需要探讨的首要问题。
　　
　　首先，明末以来有相当多的言论认为李贽评点本《论语》是他人假托李贽而作。譬如，明代末年的盛于斯说：“近日《续藏书》貌李卓吾……又若《四书眼》、《四书评》、批点《西游》、《水浒》等书，借称李卓吾，其实皆叶文通笔也。”[2]
　　
　　周亮工《书影》中指出“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多读书，有才情。留心二氏学，故为诡异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隐。或自称锦翁，或自称叶五叶，或称叶不夜；最后名梁无知，谓梁鷄无人知之也。当温灵书盛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书，皆出自文通之手。文通自有《中庸颂》《法海雪悦客编》诸集，今所传者独《悦容编》耳。文通甲子乙丑间游吾梁，与雍丘侯王汝戡，倡为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镌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后误纳一丽质，为其夫殴死，文通气息仅属，犹鸣冤邑令前，惜乎无有向其事者，侯汝戡0言其遗骸，至今旅泊雍丘郭外。”[3]无疑，周亮工的说法影响颇大，这也成为后来很多人认为李贽没有点评过《论语》的依据。为《续焚书》做序的焦竑、张鼐等人也一致说“先生书既尽行，假托者众”[4]（P1），“卓吾之书重而真书、赝书并传语天下”[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则几乎是照抄周亮工之文：“相传坊间所刻贽《四书评第一评》《第二评》皆叶不夜所伪撰。”[6]而“张岱年、容肇祖等认为非李贽所着。”[7]当代学者崔文印认为“周亮工之说不能否定”[8],次年对于李贽点评《论语》的真伪问题，学界目前尚存疑问。有人说这是李贽的作品，也有人说不是李贽的作品，争辩激励，各有理据，相持不下，因此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而其主要争论的焦点便是李贽是否点评过《论语》。
　　
　　一、李贽《论语》评点本之真伪。
　　
　　《论语》作为四书之一，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对它进行研究和注解。对此唐代魏征等人撰写的《隋书经籍志》论语小序中有相关论述。[1]通过该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汉代先是有《齐论》《鲁论》，后来又发现了古《论语》，即有三《论》并存于世的情况。并且，张禹、郑玄都分别对它进行过修订，而郑玄是在张禹《张侯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修订，在汉代时，地位甚微，一直到隋代才盛行起来。何晏做《论语集解》，在汉代时已经立于国学的显着地位，此后不少儒生都为之做注。自唐代以来影响较大的有韩愈的《论语笔解》，陆德明的《音义》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宋人邢昺有传的《疏》，而朱熹对《论语》的诠释更是开辟了理学论语的时代，把论语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元代现存的相关着作只有许谦所作的《论语从说》。之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譬如清人朱彝尊，《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等。但是，李贽作为文人士大夫对于《论语》的评点基本被淹没，如今我们要对李贽点评《论语》做一个研究，那么李贽评点本《论语》之真伪便成为我们需要探讨的首要问题。
　　
　　首先，明末以来有相当多的言论认为李贽评点本《论语》是他人假托李贽而作。譬如，明代末年的盛于斯说：“近日《续藏书》貌李卓吾……又若《四书眼》、《四书评》、批点《西游》、《水浒》等书，借称李卓吾，其实皆叶文通笔也。”[2]
　　
　　周亮工《书影》中指出“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多读书，有才情。留心二氏学，故为诡异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隐。或自称锦翁，或自称叶五叶，或称叶不夜；最后名梁无知，谓梁鷄无人知之也。当温灵书盛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书，皆出自文通之手。文通自有《中庸颂》
　　
　　《法海雪悦客编》诸集，今所传者独《悦容编》耳。文通甲子乙丑间游吾梁，与雍丘侯王汝戡，倡为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镌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后误纳一丽质，为其夫殴死，文通气息仅属，犹鸣冤邑令前，惜乎无有向其事者，侯汝戡0言其遗骸，至今旅泊雍丘郭外。”[3]
　　
　　无疑，周亮工的说法影响颇大，这也成为后来很多人认为李贽没有点评过《论语》的依据。为《续焚书》做序的焦竑、张鼐等人也一致说“先生书既尽行，假托者众”[4]（P1），“卓吾之书重而真书、赝书并传语天下”[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则几乎是照抄周亮工之文：“相传坊间所刻贽《四书评第一评》《第二评》皆叶不夜所伪撰。”[6]而“张岱年、容肇祖等认为非李贽所着。”[7]当代学者崔文印认为“周亮工之说不能否定”[8],次年又发文，明确指出：“正如盛于斯所说‘其实皆叶文通笔也'.”[9]
　　
　　《论语》是四书之一，否定了《四书评》是李贽的作品，也就是否定了李贽评点《论语》的真实性。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李贽确实评点过《论语》。譬如，侯外庐仍然认定为李贽的作品，因为该书“精神内容、文字风格与李贽其他着作吻合，《提要》仅指为’相传‘系叶所伪撰，可能即本周亮工之说，并未确证。”[10]
　　
　　当代学者刘建国指出“周亮工之说不可轻信”“盛于斯之说不可轻信”“思想倾向不抵牾”“文字风格相一致”[11],由此肯定了李贽点评本《论语》的真实性。而张建业、张岱将《四书评》收入到《李贽全集注》中，可见其对李贽点评《论语》也是持有肯定的态度。
　　
　　笔者认为李贽评点本《论语》存在一定的真实性。首先笔者也认为周亮工的说法有待商榷，因为他的观点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来支撑，譬如周亮工以为《水浒》也是他人假托他人点评，但是事实上，经过严格考证，李贽确实是做过《水浒》点评的，因此以周亮工之说来做依据有失恰当。再者，万历十六年，李贽在写给焦竑的信中说道：“年来有书三种《焚》《说》《藏》……得数年未死，将《语》《孟》逐节发明，亦快人也。”[4]（P7）《焚书》卷一中的《答焦漪园》提到，李贽于万历十九年底写给焦竑的信中又说：“《焚书》五册、说书二册……外《坡仙集》四册、批点《孟子》一册，并往请教。”[4]（P7）由此可见，李贽当初是有心对四书进行点评的，并且又在万历十九年底写给焦竑的信中提到《孟子》评点完毕，而《孟子》却是四书中的最后一本，这说明李贽是进行过四书评点工作的。李贽评点《论语》，为我们了解研究《论语》、儒家思想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观点和视角，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而本文主要是以明万历间刊本《四书评注》中的《论语》评点文字为研究对象。
　　
　　二、李贽《论语》评点之内容。
　　
　　李贽《论语》评点的内容也是无所不包，他作为散文评点的先驱，较早运用评点的形式对文本本身、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及人物关系、社会背景、文本所传达的思想观念进行了分析与阐释，对后来的散文评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散文评点也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散文评点家，梳理李贽的《论语》评点，我们可以总结归纳出李贽的评点观，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
　　
　　1.重视人物形象的独特性。
　　
　　《论语》本身就是一部语录体的散文，其中包含着非常多的孔子和其弟子以及他人的对话，通过李贽的点评，我们可以看到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李贽在点评《论语》时充分发挥议论的便是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他非常注重人物描写要符合其特定的身份，因此说人物形象应该具有独特性，在塑造时还必须挖掘出其性格的独特之处，写出个性来。
　　
　　对于孔子，李贽直言其为大圣人，有千古质眼。《论语·为政》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李贽评论说“又委婉，又直接，圣人之言”.《论语·公治长》载“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李贽评论说“好先生好弟子”.
　　
　　《论语·述而》载“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李贽评论说“读夫子此二篇，乃见诲人不倦。”点评“奢则不孙，简则故。与其不孙也，宁固”,李贽说“救世苦心”.《论语·子罕》载：“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李贽评论说“真是时中之圣”.点评“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李贽说“大圣人”.通过这些，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孔子的大圣人形象，正因为其语言文字符合特定人物的特定身份，他使孔子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使他成为他本身，可见李贽也不是人们传统上所认知的那样否定孔子。
　　
　　然而，李贽也让人们了解到“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作为历史人物，是研究对象，而不是盲目崇拜的对象。”[12]点评《论语·子罕》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李贽说“夫子婆心直至此地，极像如今急功名者，欲得一好梦也不能，安得不心焦！说’已‘,正见其不’已‘处。”大谈其实孔子也是个官迷。
　　
　　点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李贽说“原不望人不好色，只望人好德如好色耳。”调侃孔子其实也是好色的，在这点上他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论语·乡党》中，说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言孔子吃东西和常人一样，也要讲究色香味俱全，他便言“唯酒无量，不及乱，其余都与大众一般”.点评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李贽说“圣人亦只完得人臣之常”.点评《论语·宪问》中“原壤夷俟。子曰：’幼儿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李贽评论道“一头骂，一头打，孔子直恁慈悲”.其实是讽刺孔子也开口骂人。可见在李贽的眼中，孔子虽为大圣人，但是他也首先是凡人，和所有的普通大众一样，而不是束之高阁需要供奉的神仙，“他这种看法并不是贬低圣人，而是提高凡人的地位，强调凡人中也不是没 有才华出众、智慧过人、与 圣人 不相上下之辈”.[13]
　　
　　通过李贽之眼，我们看到了孔子的大圣人形象，也认知到孔子的凡人之处。我们不会贬低孔子，因此也不能低眼看凡人。
　　
　　不仅是孔子本人的形象，透过李贽的点评，我们也仿佛亲眼看到了孔子那些形象迥异的弟子们。子贱并不是尊贤取友，子路痴，载我善言辞，子路可人，公西华亦惠，樊迟小人等。譬如《论语·公治长》载“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李贽评论说“把子贱来做一尊贤取友的样子，非徒赞子贱也”,子贱以德行着称，善于用人，“身不下堂而单父治”,但是通过李贽的评点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孔老夫子对他的另一个认知，并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那样尊贤取友。点评“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李贽直言“子路痴”,一个痴字将子路的形象栩栩如神地呈现出来。点评 “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李贽说“宰我借’从井‘问夫子之出处耳。逼真言语之科。”宰我果然是以言辞见长。点评“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李贽说“子贡的是可人”,可见子贡是有才德，性行可爱，称人心意的人。点评“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李贽说“公西华亦惠”.点评“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李贽说“斯民何可忘也？乃学稼圃，真小人也”.李贽从常规之外来看待人物形象，似乎打破了人们传统上认知的某种条条框框的人物形象，文本中的人物不是非黑即白，不是所谓高尚或低俗，而是多种人格品质相互融合的饱满的有血有肉的形象。
　　
　　2.强调人物关系的立体化。
　　
　　作为一部语录体的散文，《论语》当中通过问答这种记叙方式原本也呈现了立体化的人物关系，而李贽对人物关系的品评，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到孔子对不同人物的品鉴和论断。可以说是我们透过李贽之眼看到孔子之眼。据《论语·八佾》中所载“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李贽点评说“孔子于夷吾可谓’好而知恶‘”.“好而知恶”四个字形象地说明了孔子对于管仲的认知，肯定功绩，对于其道德修养却也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譬如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李贽点评说“仪封人是仲尼第一个自己，亦是老天的一个知己。
　　
　　异人异人。”《论语·公治长》载“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琏瑚也。‘”李贽说“知己”.
　　
　　3.注重观照现实。
　　
　　李贽在评点《论语》时，不忘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背景针砭时弊，使评点具有现实意义。譬如《论语·八佾》载“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李贽不禁发问“今则何如？”.譬如“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李贽评论说“可想见古人淳朴厚重之风”.
　　
　　又譬如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李贽评论说“今之从政者亦果乎？达乎？艺乎？思之思之！”又譬如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李贽评论说“今之号为仕者，亦有’以为己任‘者乎？亦有’死而后已‘者乎”.
　　
　　又譬如“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李贽发问“今之居室者能如是否？”又譬如“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李贽评论说：“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
　　
　　客观而言，无论是对人物形象、人物关系还是社会现实的关注，李贽其实都遵循了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既看到其中值得肯定称赞的部分，也提出了需要否定的部分。对于《论语》的品评，他真正坚持了“原情论事”而“断自本心”,也就是将特殊性和普遍性，共性和个性相结合，设身处地地从古人的历史情境出发，同古人对话，从而做出符合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
　　
　　三、李贽评点《论语》之方式。
　　
　　评点就是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对其思想内容和方法技巧的评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对于文学甚至文学理论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明代以前，评点主要是用于诗文，通过圈、抹、批语等对其进行分析、评论，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小说散文评点才逐渐发展起来。其中，李贽是较早进行文学作品评点的文人，而署名李卓吾评点的文本更是不胜其数，譬如《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李卓吾批评琵琶记》《李卓吾批评玉合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李卓吾先生批评浣纱记》《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这些评点不仅数量多、涉及面广，而且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评点风格。“他的文学批评又以强烈的主观性为主要特色。他文学批评的主要目的乃自适自娱。”[14]（P197）“李贽以评点求自娱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其重批评者主观创造的特色。此种主观创造首先在于开掘出研究对象自身的意蕴，辨识出对象中尚未被他人所揭示的深层内涵，从而表现出自我眼光的独到。”[14]（P198）“批评者有价值之主观创造是他人所不能代替的。”[14]（P199）当然“李贽重主观创造的文学批评与其整个学术思想相一致”.[14]（P200）李贽所处的明代末年，《四书》之学非常盛行。
　　
　　《四库》馆臣追溯四书源流时，评价明代《四书》之学：“《论语》《孟子》，旧为各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佑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15]（P454）“明代儒生以时文为重，时文以《四书》为重。”[15]（P485）“至明永乐中，《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
　　
　　科举之文，名为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且所谓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唯揣测其虚字语气以备临文之模拟，并不问注意何如也。盖自高头讲章一行，非为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15]（P485）。
　　
　　由此我们了解到南宋淳熙年间，《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开始合称为《四书》，但是在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以后，《四书》逐渐由阐释儒道之书变成了获取功名的快捷方式。在这种背景下，李贽阐释评论《四书》也就不足为奇，而他的《论语》评点也是风格独特。
　　
　　行文技法的起承转合对于各种问题的写作都非常重要。李贽评点《论语》的方式可谓多样化，而其中最鲜明的特点便是旁批和段末点评相结合。旁批的评点语言文字相对简单，很多时候只用一个字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甚至情绪情感，譬如说“缩”“伸”“偶”“妙”“狠”“画”“痴”“巧”“病”“药”等，这些单字评点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会成为一种独特的评点风格，也可以算是一种文学理念的表达。譬如说“真”,是对作家描绘水平的一种评价，“真的确也成为贯穿其创作与批评过程的一种审美标 准 与 审 美 意 向，从 而 获 得 非 同 寻 常 的 意义”.[14]（P240）。
　　
　　段末点评，语言文字有的三言两语，有的形成段落，字数也相对较多。有一些直接用孔子本人的语录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譬如《论语·公治长》载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李贽便直接用《论语·先进》篇中的“是故恶夫佞者”来评论。关于“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的点评是直接用《论语·雍也》“樊迟问知”章中的“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来表述。《论语·雍也》载“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也。‘”是用《论语·先进》篇中的语言“訚訚如也”来点评。《论语·泰伯》载“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用《论语·卫灵公》中的“学也禄在其中矣”来点评。《论语·颜渊》载“居之无倦，行之以忠”,用《乡党》篇中的“真是化工付物”来点评。用《论语》中的语录对相关内容来点评《论语》，可见李贽对《论语》的掌握研究非常通透，借助其文本中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见解，由此我们也可以窥探到李贽的思想在某些方面还是跟孔老夫子所契合，并不是人们传统上所认知的那样否定孔子，他自己也曾很清楚地说过：“人皆以为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
　　
　　与之相对应的也有一些评点是借助其他相关文献来进行点评的。《论语·乡党》载：“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李贽点评说“一部《礼记》”.《论语·宪问》载“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
　　
　　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李贽点评说“一部《春秋》，三人定案”.点评“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只用两字《春秋》。《论语·卫灵公》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李贽点评说“余尝谓此八字，分明一部《易经》。”
　　
　　此外，在其评点中，也有很多的佛教用语，譬如说“好棒喝”“打坐”“后身”“法眼”“好喝”,据《论语·乡党》载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李贽点评说 “分明一则禅语。若认作实事，便是呆子。”当然也有一些道教用语，譬如“礼乐是丹头”中的“丹头”就是道家术语。无论是用他人作品直接点评，还是这些佛教道教术语的运用，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李贽本人的知识渊博，涉略广泛，也能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思想碰撞和摩擦。显然，李贽在评点《论语》过程中也是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借助孔子之言论，借助他人之着作，借助佛教术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见解，通过他人之观点来表达一己之见，嬉笑怒骂皆成见解。
　　
　　综上而论，笔者以为在明代《四书》学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李贽评点《论语》存在一定的真实性，而当时“为牟取功名计，八股文章之作，唯着意于揣测出题者心思，而非在意于《四书》注释者之意。如此以来，不但《四书》本旨无从了解，即便是程朱等人注疏原意，也没有人关注了。”[16]
　　
　　在这种境况下，李贽关注《四书》文本本身，无论是内容评点还是评点方式，都有着典型的李贽式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意义。
　　
　　显然，李贽并没有把《论语》当作纯粹的哲学着作来看待，而是尽可能多地关注到了元典的文学功能和史学功能，其视野之独特，评点之精彩，方式之多样，可谓极大地丰富了先秦儒家散文的相关研究。“认真地讲，李贽在文学成就上最为世所重者是其文学批评而非其文学创作。”[14]（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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