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卢卡奇先于马克思 《1844 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探讨了物化理论并且表现出了对物化的强烈批判。物化理论借鉴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中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关系中人的异化状态。“没有专门化，合理化是不可能的”,卢卡奇物化理论中的 “合理化”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本文从三个方面阐明卢卡奇物化理论 “合理化”的内涵。
　　
　　关键词： 历史与阶级意识 卢卡奇 物化理论 合理化。
　　
　　一、卢卡奇物化理论思想路径。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到了原始社会这种商品形式的短暂性，因为那个时候物物交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附属在一个物品之上的，交换价值并没有它的独立性。当一个物品变成商品的时候 ,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交换的手段。从物品到商品的转换是一个质的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内部结构，但是要使得这种商品形式成为社会的基本形式还远远不够。然而由物品到商品的转换是卢卡奇物化理论思想的第一个阶段和步骤。马克思认为产品交换的数量具有偶然性，卢卡奇认为随着交换次数的增多和交换的不断进行，这种偶然性是可以消除的。但是从这种结果中得益的是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第三者---商人。卢卡奇是这样定义物化的： 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体现在人面对的是一个由物与物的关系组成的世界，人们只能认识其中的规律，但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主观方面表现在个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形式本身。
　　
　　工人在机器化的生产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特征和个性，这在资本看来是无足轻重的。工人的任务只在于把劳动的任务完成，但是劳动任务是无所谓完成的，只要资本一天在运作，劳动任务就没法完成。资本以它强有力的姿态深入每个人的内心，把参与其中的每个人完全同化，乃至于异化。至于人的价值和尊严，这丝毫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这种合理化中，卢卡奇提出了一个概念 “时间空间化”,这样，劳动对人们来说不再意味着通过创造性的生命活动而确证人的存在，而是意味着把人下降为毫无差别的物来进行计算和安排。在卢卡奇看来，“时间的空间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普遍性。工人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 “时间空间化”,这是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第二个阶段。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中写道： “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 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工人的劳动力与他的人格是完全对立的，人成为自己人格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卢卡奇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相比，得出一个结论：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有剥削人和压迫人的现象出现，但是绝不可能这种劳动变成合理化、机械化的劳动。最后卢卡奇指出： 自我变成客观的事物，这使得人正在非人化或者已经非人化。
　　
　　韦伯和齐美尔也注意到了物化现象，但是卢卡奇指出他们并没有深入物化本身。物化的形式是明显的，但是只关注形式本身是片面的。我们的问题在于看到物化的深层次，挖掘出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如何发生的。物化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它是多层次的和多方面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同时，作为专门化的大师作为社会事件的旁观者，只是出卖他们的信念和经验，而没有任何气节和操守。这体现在法律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等方面。商品关系在人的整个意识中留下它的印记。
　　
　　二、马克斯·韦伯 “合理化”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肯定的态度即肯定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思维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个方面是外部社会对人产生了禁锢和枷锁，人的主体性越来越被忽视，人的价值被漠视。这样一来，科技的发展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思想上的奴役，心灵上的枷锁。在资本主义社会，其实价值理性是被忽略的，工具理性却被高扬。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积极的一面，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人的异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不可避免的，也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人必须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才能摆脱物的奴役。
　　
　　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其实强调了理性的主体，并且这种理性更多的是工具的理性。理性要求去除感觉的偶然性，要求科学具有普遍性、清晰性和约束力。但是工具理性并没有带给我们它所允诺的东西，相反，理性使人本身被物所绑架。自从资本来到人间，在资本和人的对抗中，人的尊严和价值被剥夺了。然而，这是资本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的实质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但是其中有其合理性。起码马克斯·韦伯是这样认为的。
　　
　　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是对于资本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宗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合理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合理化有三个方面： 社会合理化、文化合理化、个性合理化。社会合理化指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机关的合理化； 文化合理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现代科学、技术自律的艺术、扎根在宗教当中的伦理； 个性的合理化是方法论的生活方式。韦伯 “合理性”指人们通过心理的计算而主观意愿地选择一种恰当的方法实现自己的目的。合理性有工具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两个内容。所谓工具合理性，只强调手段合理与否，不管结果合理与否。个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中消耗殆尽，人变成了一个机械物。价值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而韦伯强调的实质的合理性是指人的价值、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是价值理性的体现。韦伯关注的是社会的历史进程也就说是客观的世界，对于人的主体世界、人的价值和尊严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卢卡奇是在结合了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后形成自己的物化理论的，他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对人的奴役状态并且认识到不同的社会形态物的形态变化。这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积极意义。但是卢卡奇没有看到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
　　
　　三、卢卡奇对韦伯 “合理化”理论的扬弃。
　　
　　韦伯认为理想典型概念是一种乌托邦新教伦理概念，就是韦伯的阶级意识。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中的阶级意识是不受经济基础影响的。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有推动和支持作用。韦伯发现资本精神的形成有其社会文化基础，那就是新教伦理。在欧洲现代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中，韦伯揭示资本主义的起源。他认为在近代欧洲文明成长起来的人，在反思自己的历史当中，他绝对不能够否认资本主义当中的合成作用，不管这种合成作用到底是什么。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将世界观的合理化转变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力量，也是潜在理性成为社会理性关键的原因。新教伦理的核心就是新教徒所信奉的勤俭、守时和刻苦的职业伦理，这种职业伦理是由中世纪僧侣阶层中盛行的禁欲主义伦理观转变而来的。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为了唯一目的，即生产，以便产生更大的利润。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资本家和工人来说，个人只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螺丝。卢卡奇直接用韦伯的结论来分析物化理论。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物化，反倒是韦伯意义上的物化。它无视人的尊严和价值，什么都是为了服务资本。人的全面发展只是虚妄，资本是冷冰冰的，但是人本身是要求自由的。人只在实现自己的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韦伯认为这种现象发生在各个领域，不管是经济、文化还是政治，它里面有其心理基础。上帝死了意味着人可以主动地创造自己的生活，但是人的本性是贪婪的、不满足的。尼采的上帝死了并不是为平民准备的，而是为了超人准备的，超人具有强力的意志。平民并不能抵抗资本的全球化，超人对资本是不屑一顾的，因为他生活着是为了更伟大的事业。人的本性是贪婪的、不满足的，这意味着人要为自己的贪婪无度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是沉重的。只关注人的欲望本身是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但是它又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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