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鲁迅在《伤逝》和《幸福的家庭》中敏锐察觉男性在发觉与妻子之间只剩下无爱的婚姻“以后”,面临说与不说的两难选择：“不说”爱情已不存在的真相，即是“安于虚伪”;“说”出，则又意味“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对方，牺牲对方以成全自己。无论男性怎样选择，都不免空虚和绝望，而且难以逃脱犯罪感的“两难”.
　　
　　世人大多只看到男性在婚姻上面临的“说与不说”两难选择，却少有人关注到女性在婚姻上面临的“走与不走”的两难选择：“不走”出已失去爱情的婚姻家庭，即是牺牲个性和尊严“委屈求全”;“走出”,大多又意味失去“母性”和“妻性”,直面社会生存压力。说与不说，归根结底，属于人性和精神问题；而走与不走，却直接关系到社会生存问题。试想，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满足，空谈那些所谓的人性、精神和道德问题无异于建空中阁楼。
　　
　　一、“不走”下的人生困境
　　
　　婚姻生活中，“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得不到报偿和社会的承认”,[1]女性的个人权益更是经常被忽略和轻视，妻子长期处在一个牺牲者角色。为了丈夫的事业发展、儿女的教育成长、老人的晚年幸福，大多女性都会甘愿牺牲自身的青春、理想、爱好与时间等。这种牺牲虽偶得丈夫的体恤表扬，社会的伦理认可，但在历史长久对女性定位的惯性思维影响下，却经常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很少关心这种牺牲背后的代价。
　　
　　（一）个性才情被淹埋
　　
　　在传统社会，婚姻家庭是女性最基本的生存领地和人生归属，大多女性视家庭为全部世界，是其生命意义所在。而婚姻家庭却是通过男人“娶”女人而建立，女人表面上附属于家庭，实质上是附属于丈夫的。在古代，女人唯一的“事业”就是在家“相夫教子”,女性的“成功”也是以其丈夫、子女的成就为基准，实际上是掩埋了女性自我情感和个性才情而成就家庭。
　　
　　作为个体的人，当女性人格不能全面地得到发展而受到压抑、感到精神痛苦时，尤其对于知识女性，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还需要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并具有较强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徐坤《厨房》中像枝子这样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虽不用为生计奔波，也有了家、丈夫和孩子，但在面对家庭的束缚时仍是感到了无比的压抑。她受够了那些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厨房里的全部都让她咬牙切齿地憎恨，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让她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身手不得施展，个性才情不得发挥。
　　
　　叶圣陶亦在《倪焕之》中真实地展露这种家庭女性的生活图景，金佩璋曾是站在时代浪尖上的新式知识女性，一度冲破了家庭束缚，走进学校，接触社会，她思想敏捷、热情果敢。但是，能够勇敢摆脱父权的金佩璋，却止步于夫权的门外。婚后，她放弃了婚前的信仰和追求，重新认同了女性在家庭中贤妻良母的角色，而纳入了传统妇女的生活轨道，忙着生儿育女，忙着柴米油盐，在琐碎生活中不断耗损着年轻才华的生命，贤妻良母的角色将她牢牢捆绑，日复日，年复年，在理想与信念的淡化中，曾经才情无限、意气风发的她，终因碌碌无为，在年华铅洗中老去。
　　
　　苏青《结婚十年》中的怀青走上了和她们相似之路，嫁给了一个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男人，对他来说，怀青的“学问”就是用来帮他抄抄笔记、改改卷子；妻子的闲暇可以用来虚掷，却不能用来看报、读书，他甚至收起报纸、锁上书橱以防妻子偷看。当怀青想借自己的学问才华向报刊撰稿以挣取家用时，得到的却是丈夫一脸“冷冰冰的神情”,然后用“坚决的口气”说：“请你以后别再写文章了吧，要钱我供给就是。”以后甚至一反常态天天陪伴，出手大方，只求能将妻子的“兴趣转移过来”.
　　
　　这些作品对女性所遭受的才情学识的潜在压抑，细微而准确地揭示、传达出了现代社会中男权压迫与性别歧视的微妙现实。
　　
　　（二）人性尊严被践踏
　　
　　女性“不走”的生存困境最为现实的呈现，便是女性对人性尊严最低限度的维护，也在社会男权压制下和对丈夫的经济依附中，被践踏得消失殆尽。一旦夫妻失和，爱情不再，全职妻子势必就要向丈夫“讨”钱花，这可能会是一种极为屈辱的经历。丈夫可以轻蔑地把钱摔在妻子脸上，可以极为讽刺苛毒地说：“就是向我讨钱也该给我付好嘴脸看，……这些钱要是给了舞女向导，她们可不知要怎样的奉承我呢！”[2]（P125）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中……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3]
　　
　　当男人无耻到公然将夫妻关系视为一种卖淫式的性交换：“从此你可休想问我讨一文钱，因为你不尽妻子的义务，我又何必尽丈夫的义务呢？”[2]（P127）此时，女性为家庭所有的努力付出，在男人欲望的眼光中全廉价得不值一提，妻子瞬间变低贱奴隶，尊严被践踏得体无完肤。
　　
　　而在一些偏僻落后的宗法制乡村社会，女性甚是连最基本的母性、做母亲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深刻讲述一位温婉的良家妇女如何被自己狠绝的丈夫当做买卖货物---生育的容器，典当给了一个年老的地主，为其绵延子嗣。残忍的典妻制不仅剥夺了这位可怜妇人的人权和尊严，还让她一次次地被迫远离自己的孩子，最后做一个完整母亲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当然，不光在乡村社会，苏青在《结婚十年》中也揭示了现代都市女性为人母的现实困境。所谓母亲，不是“孩子”的母亲，而只是“儿子”的母亲，一个“生了女儿”的女人根本算不得母亲，而且会在实际生活中同样被剥夺掉做母亲的权力。为了“明年早些可以养个男娃娃”,怀青被吩咐“不必（不许）自己喂奶”,于是，她不得不在寂寞、痛苦和无聊之中，倾听着孩子的声音，不惜与雇来的奶母争夺对孩子的爱护与抚养孩子的权力。
　　
　　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传统分工，不仅把女性的活动空间限制在家庭内部，将女性的才情和学识掩埋，更严重的是主外和主内所带来的巨大危害：把丈夫看作是养家者，把妻子看作是被养者，以致于被养者不得不接受养家者的命令和意志，这极大加深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处在不幸婚姻围城中的女性，不仅处处受传统观念约束，以夫为天，无法按自己的意愿生活，逐渐丧失个性自由；必要时还会为求生存，甚至连做人的尊严和基本的人性都会被摧毁殆尽。
　　
　　二、无奈出“走”之下的生存困境
　　
　　“五四”启蒙思潮后，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现代女性，选择走出狭隘不幸的婚姻家庭，走向广阔的社会舞台，实现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开启一个新的人生活法。然而无奈“走”出不幸婚姻的女性，往往还面临着双重的困境：“走”时的情感挣扎以及“走”后的社会生存。
　　
　　（一）“走”时的痛苦挣扎
　　
　　面临屈辱婚姻和丈夫背叛，苏怀青选择了坚强，选择了决绝地“走”,但“走”时的那种情感的痛苦挣扎与无奈，让人感伤动容。当怀青含泪不忍离开孩子，对夫妻之情尚存留念时，丈夫却让她“以作纪念”式地留宿一晚，但要“明晚再走”.这无异于娜拉在遭丈夫挽留时的场景再现，虽无法解释娜拉出走时为何如此果决，但可以清楚感受怀青内心情感的痛苦挣扎，“他刚才亲口说的是明天再走，既然到了明天还要叫我走，我又何必多恋此一夜呢？”[2]（P148）丈夫的冷漠没有因为孩子对妈妈的眷恋不舍和怀青的泪水而减少，“明晚再走”实际上伤怀青更深，彻底把她推向婚姻的围城之外。当怀青走出婚姻家庭，成为当时社会中所谓的“现代派女性”时，她的内心只有痛苦和绝望，“我的前途也黑暗，没有儿女，没有丈夫，没有职业，没有钱，什么可靠的东西也没有。”[2]（P149）不堪忍受的情感打击和未来生活的茫然笼罩了“走”时的她，内心充满了伤痛与无奈。
　　
　　（二）“走”后的社会生存：残酷、绝望和虚无
　　
　　女人“走”向社会后，女性问题又转变成一种社会困境中的性别困境问题，正如张洁在《方舟》中所说“男人所面对的是一个世界，而女人所面对的是两个世界”.共同的“一个世界”是社会，不同的“第二个世界”是社会所掩盖的性别世界，即通过社会形式或体制所呈现出的性别压抑、性别物化和性别阻碍等。
　　
　　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为追逐理想爱情和一位诗人结了婚，但婚后烦闷无聊的生活扼杀了她对爱情的全部幻想，她毅然“走”出家庭，冲进象征精神乐园的大都市，却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渐渐迷失自我，深陷于高级宾馆的桎梏，成为大众玩物，除了向男人出售情感和身体，和旧社会“群鬼”混在一起，几乎没有别的生存之道。她厌恶这个残酷社会，却也不想“回去”,拒绝方达生的求婚，因为她不要再进围城，靠男人施舍养活，她要独立、要尊严，但这又不是她所处的社会和身份地位所能给的，现实只会更残酷。陈白露这个形象让人感到虚无而又绝望，她的身上集合太多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因爱情幻灭“走”出婚姻家庭，没有像子君那样“回去”,却也堕落了。但陈白露的堕落绝不是自甘和糊涂的，她对自己在这个不平等社会里的可悲处境有着清醒认识，却无力自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步一步沦陷，沦陷在这肮脏的“大沼泽”,她用死亡喊出了一个女性对于这个社会最深的绝望。
　　
　　不同于白露在理想爱情幻灭后的“走”,徐坤《厨房》里枝子为了实现个人才华和社会价值，她选择了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只是她却没有料到，围城外一样令她失望。因为这个社会还依然处在父权制文化体系中，“或明或暗、防不掉也躲不开的性骚扰和准性骚扰”,这一切都使枝子感到精神的疲惫、孤独和压抑。“她真的是不想再在外面应酬做事，整天神经绷紧，跟来来往往行行色色的人虚与委蛇。不知为什么，她有些厌倦人，名利场上各色各样的人：卑鄙的、龌龊的、委琐的、工于心计的、趋利务实的人……看都看得她眼花了。”
　　
　　枝子在商界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满足了自我社会价值实现的需要、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承认，但同时却也失落了家庭的爱、亲情，失落了归属感，失落了精神家园。失去了的需要重新找回，那个曾经视如樊笼的家庭，此刻“对她来说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亲切过”.枝子为了事业出“走”,可是在事业有所成，实现自身价值后，她的内心深处却又强烈渴望着重归家庭。
　　
　　枝子这种现象深刻折射出当代女性在男权社会寻求自身发展、独立、自由与幸福道路上曲折的心路历程以及正面临的精神困惑和艰难，启示人们需进一步思考当代妇女解放的出路。
　　
　　三、走与不走皆是困难重重
　　
　　女性最初都努力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承担了家庭的责任，但当现实令她失望，辛苦付出被漠视时，女性开始陷入思想的徘徊：“走”还是“不走”?
　　
　　是走出围城，找回尊严，实现自我价值；还是“不走”,继续畏畏缩缩，做一个无自我的贤妻良母？其实“走”与“不走”,不管女性如何选择，都不免空虚和绝望，她的人生都会充斥伤痕和遗憾。正如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克里斯多娃说：“女性主义的实践只能是否定的，同已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我们可以说这个不是和那个也不是。”
　　
　　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无论怎么变换角色，家庭角色也好，社会角色也好，她们都逃脱不了命运的悲剧。波伏娃说，“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造就’的。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定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实际是人类文化整体， 产生出居于男性与女性中的所谓女性。”
　　
　　这个世界仍然是男人的世界，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社会现象仍然存在。
　　
　　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让妇女的经济地位得到保障，而且在政治上也相对取得了与男人较为平等的权力，然而在意识和观念上，女性仍然受到种种歧视和压迫，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也依然背负着沉重的负荷，绝大多数的妇女仍然迫不得已的挣扎于传统和现实的夹缝当中。即使聪明如“取中庸之道，在家庭和事业间两者兼顾”的现代职业女性，在做母亲和一种有创造性的职业二者中选择仍要经历痛苦的斗争，就好比枝子。而男人就不必作此选择；他很容易地成为父亲，享受家庭生活，有妻子，有家庭，能有一种完全的、适意的感情生活，同时仍然可以是个事业者，不存在“走”与“不走”的两难困境。
　　
　　这种“走”与“不走”的选择项对男女性别的差别对待，不禁让人联想：在现代社会激烈竞争里，在婚姻家庭里，女性所要承担的或者男性所要承担的是否相同？现代女性既要在社会中同男性一样地竞争，又要在家庭中适应贤妻良母角色，若无法做到统一，必然会产生内部的分裂、分离。在她柔弱时，她觉得她必须坚强；当她坚强时，她又觉得没办法回到柔弱，这种分裂状态，使现代女性必须承受双重角色所带来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她们必须追求一种男性化的社会价值，达到“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同样能够办到”的妇女解放标准；另一方面，现代女性又面临着生理、心理等实际问题，在性别上有一定的差异性，或者说有一些先天性的东西，而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又要求她们必须认同，这就使得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困难重重。这种双重标准使女性陷入一种角色分裂，或者说是一种角色困境，而这却是现代中国众多女性所要面临的现实。
　　
　　如今，女性解放思潮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涌向前。然而“女性倘若没有文化意义上的真切解放，其解放是浅层次的，是不彻底的。”
　　
　　对于这股女性解放思想潮流的未来发展趋向，还需要冷静思索。
　　
　　参考文献
　　
　　[1]谭琳，陈卫民。女性与家庭[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P128.
　　
　　[2]苏青。结婚十年[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P77.
　　
　　[4]徐坤。厨房[J].名作欣赏，2002,（4），P6.
　　
　　[5]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M].北京大学出版社，P13.
　　
　　[6]西蒙·波伏娃。第二性[J].北京：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P437.
　　
　　[7]韩晓晶。复苏的胜利---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探索[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9,（9），P84.
　　
　　[8]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9]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出版社，2007.
　　
　　[10]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11]吴成年。论苏青创作中独特的女视角[J].广西师大学报，1998,（3）。
　　
　　[12]胡晓红。走向自由和谐的两性关系[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13]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M].三联出版社，1998年。

 

TAG标签： 现当代     作家     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