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一生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与创作的分期问题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将其思想与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已成为共识，只是对分界点的认识有分歧。早期的文学史教材和研究专著一般以江州之贬为界限，“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的一生，大体上即可依此分为前后两期，而以 44 岁贬江州司马为分界线”[1]135,认为前期“志在兼济”,后期“独善其身”.后来，有论者认为白居易思想的转折点是元和五年卸任拾遗；[2]也有论者认为这一转折发生在长庆二年主动请求放外任之时。[3]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白居易的思想并不能以任何一个时间点作为界限作截然的划分，其复杂思想的形成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它的起点是渭村闲居。元和六年（ 811） ,白母病逝，白居易辞去官职，怀着对慈母的忧伤，率领家人扶柩回到渭村，开始了他为时 4 年的丁忧生活。此前，白居易的思想以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主。渭村闲居期间，白居易渐渐对宦途生活有些厌倦了，开始产生退隐的念头，但看到农民的困苦，又起兼济之志，他渴望通过做官为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面对官场的险恶、生死问题、生活的苦恼，白居易开始用道家思想为自己释怀； 但苦恼的彻底摆脱只能借助于宗教，于是佛家思想悄然进入其思想领域。儒、道、释三家思想从此时在白居易的思想领域开始统一协调，形成复杂的思想格局，以儒家思想为主，向老庄、佛家倾斜。儒家思想促使他积极进取，佛道成为他精神苦闷的避难所，消解痛苦的一剂良药。这直接影响着他一生的思想与创作。因此，了解白居易渭村闲居时的思想，对研究诗人一生的思想与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儒学思想： 兼济天下的执着
　　
　　（ 一） 学习儒教经艺，杂取中唐儒学思想，为儒教秩序奋斗
　　
　　白居易出生于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他出生之时，是安史之乱爆发 17 年后，还看不到社会的新秩序。地方割据势力兴兵作乱，吐蕃不断入侵，北方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白居易少年时期不得不离家远游，避难越州，衣食不充，颠沛流离，这对他以后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此时，国家秩序的重建还难以实现，但随着两税法的实施，重建国家财政的办法逐步制定，重建国家总体秩序的观念也有所显现。中唐儒学的复兴，是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次重大调整，并在封建社会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这一思想运动却并非来自统治阶层的有意识提倡，安史之乱中先后继位的肃宗、代宗，都崇奉佛教。另外，以经学注疏形式维持传统儒学教育则面临危机，基本的教育设施也在连年的战乱中遭到破坏。经学作为国家取士的科目，虽然一直被提倡，被读书人看作进身之阶，但实际的教育状况却令人担忧： “明经之目，义以为先。比来相承，惟务习帖。至于义理，少有能通。经术浸衰，莫不由此。”（ 《全唐文》） 这种教育形式下所维持的经学早已失去了思想活力。在这种状况下，儒学复兴仍不可阻挡地兴起了。这其中尊王肃藩的现实政治需要，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但这种现实政治需要只有通过一大批地主阶级杰出分子的自觉行动才有实现的可能。他们敏锐地感到维护王权的政治斗争迫切需要一种更有力的意识形态政策支持； 同时，也痛切地认识到传统儒学的陈腐衰败，深知不努力推陈出新，就不能挽救儒学。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推动了统治阶层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调整，完成了儒学的“内转”,再次确立起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白居易在中唐儒学复兴中是一个积极响应者，但他有自己的思想旨趣。白居易对比较抽象的哲学本体论和宇宙问题不是很感兴趣，所以他无法参与柳宗元、刘禹锡之间的哲学讨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以“中人”、世俗人自居的中唐士人典型，从未自视为“圣人之徒”,所以不能完全接受韩愈的道德性命学说，特别是不能将这种道德意识彻底贯穿到自己个人内在生活方面中去。因此，他对儒学的吸取主要集中在从政治国方面，致力于封建社会基本秩序的挽救、重新设计和维护。白居易对儒学的接受仍带有明显的“重外轻内”的倾向，他的儒学保留了较多的纯朴性和现实性，他的思想代表着儒学在生活中的实际效价。[4]249白居易刻苦攻读，致力于比祖父、父亲更高层级的进士考试，他“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在参加考试的过程中，白居易就开始将儒家经典与自己对现实的思考结合起来，提出了很有个人特点的见解，顺利考中进士。后来，白居易应吏部的书判拔萃科考试，授秘书省校书郎。书判拔萃科考的是高度的行政判断能力。白居易在郑重精炼的文字中，从儒教立场出发作出明确的判断。他在有志于书判科的时候，就做过认真精密的准备，他就过去的行政纷争，有可能产生的问题，选择了近百件，预先准备了解答。这就是流传下来的《百道判》。它们几乎都是从包括传注在内的儒教立场出发作出的结论。宪宗元和元年（ 806） ,白居易和元稹准备一起参加制举考试，据白居易《策林序》说：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这 75 篇“对策”,实际上是白居易早期政治思想、政治主张的纪录。在白居易看来，造成当时中唐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藩镇割据和政府赋税过重，这二者造成了内乱不息、民不聊生的局面。因此他主张“节财用，均贫富，禁兼并”（ 《策林》二十五） ; 主张“戒厚敛及杂税”（ 《策林》二十三） ; 并且公然指责“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 《策林》二十一） .这些都是从儒教立场出发，加之对政治弊端的深刻认识提出的现实措施。白居易制科登第后，授京兆府周至县尉，第二年，任京兆府试官，这种考试与他自己为考进士而在宣州应考的乡试相当。考试中，白居易依靠所积累的儒教教养来向后进者们要求“经艺”.他希望重建儒教古风，此时，白居易的儒教信条已经不可动摇了。元和二年（ 807） 秋，白居易被召回长安，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五月拜左拾遗，他尽职尽责，屡次上书请求革除弊政。总的说来，自元和三年至元和五年的三年谏官任内，是白居易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进行勇猛奋斗的时代，同时也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他的最富于斗争精神的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讽喻诗，大部分是这个时期写的。其中《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等诗，题材广泛，锋芒尖锐，像连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现实，几乎刺痛了所有权贵，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使“执政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做谏官期间，对于朝廷发生的事情，无论巨细，只要他认为不妥，都会直言进谏，且言辞激切，甚至当面指陈宪宗的过失，使皇帝不能忍受。虽然指陈时弊是谏官分内事，写讽喻诗也可看成是谏官职责的延伸，但无论如何，白居易此期思想与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精神是不可否认的。
　　
　　（ 二） 渭村退隐，目睹生民疾苦，重燃兼济之志
　　
　　元和五年（ 810） ,白居易卸任拾遗，他做谏官时每每直言上书，主持正义，虚伪的统治者对他怀恨在心。宪宗暗谕崔群使求自便，皇帝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白居易自己也有所认识，他上《陈情状》，“以陈母多病，臣家素贫”为名，请求改授京兆府判司，结果授兵兆府户曹参军。这时，他的思想产生了变化，在《初除护曹喜而言志》中说：
　　
　　“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时促管身。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他认识到统治者的虚伪和朝政的腐败，并且体会到这种黑暗政治非他一人直言所能改善。因此，在“一入金门直，星霜三四年。主恩信难报，近臣徒久留”的感慨下，产生了退隐思想。元和六年（ 811） ,白居易母亲病故，诗人怀着对慈母的忧伤和政治上的苦闷回到故乡。农村淳朴的生活使他有几分安然：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 《隐几》） 离开朝廷，远离朝政，身心无累，安闲自乐，俨然一个超然世外的隐者： “况兹孟夏月，清明好时节。微风吹夹衣，不寒复不热。移榻树荫下，竟日何所为？ 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日不自适，何日是适时。”其《渭上偶钓》更典型地表现出此时安闲的心境： “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偶持一竿竹，悬钓至其傍，微风吹钓丝，袅袅十尺长。谁知对鱼坐，心在无何乡。”长安黑暗的政治生涯，宁静秀美的渭水乡居，两相对比，我们不难理解诗人独善其身的隐居意愿。村居期间，诗人经常主动与农民往来，有时还亲自躬耕于野，他在诗中说“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长安的十多年，每日在上层社会中周旋，所看到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欺诈，相互排挤，相互嫉恨，而在农村接触的是一向为达官贵人所不齿的下层人民，使他感受到了许多朴实的友情。渭村的生活使诗人有几分皈依了，官场的险恶更促使他远离是非之地。“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自从返田亩，顿觉无忧愧。蟠木用难施，浮云心易遂。
　　
　　悠悠心与世，从此两相弃。”（ 《适意》之二）白居易并未能始终处于这种安闲的心境中。
　　
　　在朝为官时，他的俸禄远不能养家糊口，不得不在乡下种几十亩地补贴家用。丁母忧期间，闲居停发俸禄，没有生活来源，他靠耕种三十亩农田来养家：
　　
　　“种黍三十亩，雨来苗渐大，种韭三十畦，秋来欲堪刈。”（ 《村居卧病三首》） 归乡之后，白居易也像陶渊明一样树立了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的思想： “学农未为鄙，亲友勿笑余。更得明年后，自拟执犁锄。”（ 《归田三首》） 接近下层百姓的生活实践，使诗人切实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如《观稼》： “停杯问生事，夫种妻儿获。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村居苦寒》：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 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夏旱》： “太阴不离毕，太岁仍在午。旱日与炎风，枯焦我田亩。金石欲销铄，况兹禾与黍。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元和七年（ 812） ,长安附近旱灾严重，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就到田野里去采地黄，换有钱人家的马料吃。地黄属于补药，用来喂马，马自然肥胖。目睹这种贫富悬殊的现象，诗人作《采地黄者》： “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 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这个阶段，白居易的讽喻诗写的少了，闲适诗多了，讽喻的诗篇也少了以往的尖锐，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为数不多的讽喻诗和看似闲适的诗篇中，诗人仍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民瘼的关心，部分诗歌闲适的外表掩盖着激愤。白居易感到“独善其身”的隐居有负于天下百姓，他重燃兼济之志，渴望出仕，有所作为。寒夜中，诗人抚摸着新制的布裘，想起的是千千万万无衣无食的农民：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他从野外移来一株小松树，种在阶前，并借松言志： “爱君抱晚节，怜君含直文。欲得朝朝见，阶前故种君。知君死则已，不死则凌云。”诗人思想深处蕴藏着青松般坚强的意志，松的品格正是他性格的本色。
　　
　　赠答友人的诗篇，也蕴含着积极执着的出仕之意。《旅次华州赠袁右丞》与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立意相近，诗人歌颂袁相，希望能够得到其援引。《得袁相书》写诗人在田间劳动时收到袁丞相派人送来的信： “谷苗深处一农夫，面黑头斑手把锄。何意故人犹识我，就田来送相公书。”诗人田间耕种，收到信件格外高兴，希望出仕之意不难体味。
　　
　　儒家思想，是白居易坚定的思想根基，虽然卸任拾遗后稍有变化，但毕竟深深植入诗人的内心，在渭村生活中又重新燃起，贯穿诗人一生的政治行动与创作中。
　　
　　二、道教信仰： 委顺自然的通达
　　
　　（ 一） 时代熏染，推崇道教
　　
　　唐玄宗推崇老子，称其为“大圣祖”,建造宫观，赠尊号“大道元元皇帝”.另外还追赠庄子为“南华真人”.并把他们的著作分别命名为《道德经》和《南华真经》。以老庄为中心的道教，与已经建有庞大体系的佛教势均力敌地进行论争，与作为国教的儒教实际上已两教并立。在这样的情况下，贞元十五年，准备参加进士考试的白居易写了《求玄珠赋》，发挥了老子“玄之又玄”的“玄”的观念，引用了庄子的“虚白”观念，并以“苟悟漆园之言，可臻玄珠之极”作结。从对老庄的关注出发，他还写了《大巧若拙赋》。对老子的理解也很快影响到政治方面。白居易《策林·黄老术》主张“尚宽简”,“务清净”,“则人俭朴，俗和平”.这正是“黄老之道”.白居易还列举一些史实证明自己的观点，论述了黄老思想的政治意义。但这时老庄思想在白居易思想中只是停留在观念方面。任翰林学士时，白居易作《夏日独直》： “澹然无他念，虚静是吾师。形委有事牵，心与无事期。中臆一以旷，外累都若遗。”“澹然”出自《庄子》，“虚静”出自《老子》，“情性聊自适”正是源自老庄思想的心境表白。
　　
　　（ 二） 渭村退隐，内省委顺
　　
　　白居易向老庄思想的倾斜，以退居渭村为契机而加深。母亲去世，丁忧渭村，他不断遭遇亲人的离世，切实面对人的死亡问题，老庄思想深深浸入他的内心世界。他写下《慈乌夜啼》： “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未尽反哺心。百鸟岂无母？ 尔独哀怨深。
　　
　　应是母慈重，使尔悲不任。”这首寓言体的诗，借咏叹慈乌抒发自己深切的思母之情，感人肺腑。人生的灾难常是相伴而行，母亲去世后，幼女金銮子夭折，白居易肝肠寸断： “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
　　
　　亲爱零落尽，安用身独存？”《病中哭金銮子》《念金銮子二首》都蕴含着诗人的挚情。母亲与女儿的相继逝去，使白居易的精神濒于崩溃。病弱的身体加上痛苦的折磨，使他未老先衰了。同时白居易陆续搬迁了葬在他乡的亲人灵柩，连续的葬礼将他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氛围之中。生离死别的痛苦折磨，诗人难以摆脱，只好借助老庄思想，努力“遣悲辛”了。人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天地之气偶然凝聚成为身体，因此，以恩爱为中心的骨肉之亲也无非是虚妄的东西。《庄子·知北游》中说：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白居易借助这一观念来思考生死问题，遵循《庄子》的理论，努力“遣悲辛”,从精神上寻求解脱。
　　
　　渭村是与京城完全不同的田园耕种生活，他开始专注于对官僚时期的内省。[6]73《遣怀》诗开头云： “寓心身体中，寓性方寸内。此身是外物，何足苦忧爱。”又继而言： “况有假饰者，华簪及高盖。
　　
　　此又疏于身，复在外物外。”“外物”一词出自《庄子·外物》，指心性之外的各种东西。如果从重心性的立场看，连身体都是外物，而“假饰”身体的官职和地位等，更是“外物”之“外物”了。因此诗人说“自得此道来，身穷心自泰”.淡泊的乡居生活促使白居易对过去的为官生活作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从其诗歌中能够感到他对老庄思想的向往。他的《隐几》诗，更是终篇贯穿着庄子的思想。《庄子·达生》篇云： “忘足，履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这种思想引出了白居易的“不知吾是谁”“身心忽两遗”.可见在渭村生活中，儒教在白居易的生活中不那么强大了，道教思想使他似乎要抛弃是非之心，“微风吹钓丝，袅袅十尺长。谁知对鱼坐，心在无何乡。”身心相忘，超然于庄子追寻的乌有之乡。
　　
　　渭村闲居，白居易以“委顺”的态度适应生活，调整节心态，看淡荣辱穷通之变。《冬夜》： “长年渐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学坐忘心，寂寞安可过？”
　　
　　“坐忘”出自《庄子·大宗师》，指一种无所执着，融通无碍的境界。“坐忘”成为白居易从庄子那里得来的消除寂寞孤独感的法宝。在辛苦耕种中，他潜心研究老庄思想，看穿荣辱之变。《归田三首》：
　　
　　“三十为近臣，腰间鸣珮玉。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何言十年内，变化如此速。此理固是常，穷通相倚伏。”在此，他由《老子》“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得到启迪，领悟到一切变化都应该接受，从而达到这样的境界： “化吾足为马，吾因以行陆。化吾手为弹，吾因以求肉。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
　　
　　白居易从庄子顺乎自然的思想，求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这使他度过丧服期后还能留在渭村一段时间，并影响着他以后的思想、生活和创作。
　　
　　三、佛教信仰： 死亡恐惧的消解
　　
　　（ 一） 政治上抑佛、限佛
　　
　　白居易按照其儒学思想进行政治批评时，佛教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消极因素遭到排抑和否定。
　　
　　元和元年参加制举考试时作《策林》六十七《议释教》，主张抑佛，从儒教的或政治的立场进行批判，他指出： 推究佛教之兴，是因近代“德既下衰，道又上失”,导致儒、道、释三教鼎立于天下； 从王教根本来看，“令一则理，贰则乱”,以西方之教与天子抗衡，有乖“古先惟一无二之化”; 从政治现实来看，佛教僧徒众多，不从事农桑，伤生害民，致使“天下凋敝”.白居易抑佛的言论，在宪宗朝是有积极意义的。
　　
　　（ 二） 生活中信佛
　　
　　白居易在政治上主张抑佛，在生活中却又深深濡染于佛教思想。他结交了众多佛门大德，虔诚地接受了佛教信仰。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始于 30 岁前后。应举高中，诗文中却少有春风得意的表示，倾心佛门的原因何在？ 这个时期，白居易母亲染心疾，外祖母离世，家人分散。他诗中还出现含蓄的怀人之语： “欲入中门泪满巾，庭花无主两回春。
　　
　　轩窗帘幕皆依旧，只是堂前欠一人。”（ 《重到毓材宅有感》） 这里伤感的是湘灵还是其他女子，不得而知，白居易悲痛的感情是深重真挚的，宦途顺利，但情感磨难，对空门产生兴趣也就自然而然了。
　　
　　渭村丁母忧，加之女儿的夭折，面对生死的问题，白居易先是从老庄求解脱，无法彻底摆脱痛苦折磨，只好走向佛教。《念金銮子》： “一朝舍我去，魂影无处所。况念夭化时，呕哑初学语。始知骨肉爱，乃是忧悲聚。唯思未有前，以理遣伤苦。”《九日登西原》： “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自觉二首》： “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亲爱零落尽，安用身独存？”这种对死亡的不安和苦恼，是老庄之理难以克服的。于是，白居易早年从法凝大师那里得到的“无生”观念再现，这是一种超越生灭的思想。“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置心为止水，视身为浮云。抖擞垢秽衣，度脱生死轮。”（ 《自觉二首》） 诗人于佛教中寻求生死伤感的彻底解脱。佛教趁诗人遭遇痛苦，进入其内在心灵世界，成为一剂止痛剂。
　　
　　白居易的儒家思想的根基是牢固的，政治的挫折也未能全然消解他的进取之心。时代的熏染，他亦推崇道教，人生的痛苦，更使他走向内省与委顺。
　　
　　政治上他虽然抑佛，生活中却信佛，以佛家的无生之念超脱人生的苦痛。这种复杂的思想格局，早在渭村退隐时期已经形成，糅合发展，存在于白居易整个的人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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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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