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1世纪初的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方综合大学某学院的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会议，校党政两个一把手带领人事、教务、科研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负责人，检查处于科级地位的哲学系学科建设情况。院领导（哲学系领导因是科级干部而没有资格）汇报情况后，两个一把手先后问作为被检查教师之一的笔者：“哲学有什么用？”我因震惊而一时语塞，片刻后回答：“可能会影响思维方式。”问、答者皆一脸茫然。
　　
　　问者茫然的意味或许是，学校投入人、财、物等资源，效果在哪里？这些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专著和论文皆为纯哲学，它们与经济效益有什么关系？答者茫然的腹意（不敢直接表达出来）是，这是问题吗？作为学问的哲学是大学各学科之母，存在了两千多年；作为专业的哲学存在了两百多年，从业者无计其数，曾是马克思的理想职业。难道对双重（学问和专业）意义的哲学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历代掌权者，投入资源，让哲学存在，都错了？哲学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文明还没有开化到承认哲学存在价值的状态？马克思以哲学为职业的理想是错误选择？深究细问，对哲学作用问题的理解实质性差别的原因就会显现出来。笔者茫然源自专业认知，校领导茫然则是岗位职责挤压的结果。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是GDP 目标高于一切，指挥一切，大学里则是任何统计图表都用“经济效益”一栏作为办学绩效的衡量标准。校领导基于政府的统计指标要求想问题并无过错，这样的茫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此类认知性冲突是目前我国大学中司空见惯的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国大学教育体制的优劣短长，在这个特定的场景中都能找到。场景中的具体情况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关系？或者问：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还有多大距离？读者自会有答案。
　　
　　大半辈子痴迷哲学（估计临死前这种状况不会改变）且靠它吃饭穿衣的笔者茫然之后是自觉意识层面的思考：如何理解哲学的作用问题？哲学到底有什么用？结果之一是从外在表现层面探讨哲学作用问题的论文《哲学作用论》。让哲学从业者纠结的是，人们为什么不承认哲学的作用，进而低估甚至否认哲学存在的价值？笔者继续思考的结果是，端因哲学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具有隐秘性质。
　　
　　二、例证
　　
　　揭示哲学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需要前提条件，即用事实证明，哲学确实能发挥作用。作用的性质好坏参半，作用的对象多到难以计数。便捷的途径是用例证说明问题。
　　
　　例证一，哲学对社会历史变迁的推动作用。表面看，1770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年份，但把它还原到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不普通的一面便会显现出来。再过6年，影响世界历史的两大事件就会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一是美国建国，二是亚当·斯密出版影响世界经济体制至今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9年后，法国政治大革命爆发，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至今仍是人们争相研究和谈论的话题。19年中出现的三大事件重塑了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推动作用是任何人都会承认的客观事实。它们与哲学有关系吗？哲学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美国建国，洛克的政治哲学功不可没，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灵魂，是以“看不见的手”的比喻而著称于世的经济哲学，而法国政治大革命的“指挥棒”则是启蒙哲学。
　　
　　正是在1770年，即法国政治大革命爆发的19年前，一位大法官说了如下一席话：“哲学家们一只手摇撼王位，另一只手推翻圣坛。其目的就是要改变对国民制度和宗教制度的舆论，可以说这场革命已经得以实施。历史和诗歌，虚构故事甚至词典，都已经受到怀疑这一剂毒药的侵害。
　　
　　他们的著作在像洪流一样淹没各省之后，才在首都出版。这种恶劣影响传播到了工厂车间和乡村茅舍。”
　　
　　话语中的“哲学”指启蒙哲学，说话者的内心是恐惧和仇恨，指称的对象是启蒙哲学对旧法国造成的致命性冲击。19年后，预言性说词变成了客观现实，哲学的作用及其威力充分地表现出来。国王上了断头台，教会财产被充公，全新的法兰西共和国出现于人类社会历史舞台。
　　
　　人们或许会怀疑，这位大法官是否会由于恐惧和仇恨而夸大其词，高估了启蒙哲学对法国政治大革命的推动作用？为了消除怀疑，笔者再举两个例证，此为例证的例证。1822-1831年，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在课堂上，他肆意挥洒，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启蒙哲学与法国政治大革命的关系。首先是启蒙哲学作用性质和程度的判定：“有人说过，法国大革命是‘哲学’的产物，而‘哲学’又被称为‘世界智慧',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不能够否定那种说法，说法国大革命从’哲学‘得到第一次的推动。”其次是对革命原因的探究。“当时法兰西的局面是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特殊权利，完全违犯了’思想‘和’理性‘--这是一种完全不合理的局面，道德的腐败、’精神‘的堕落已达于极点--这一个’没有公理‘的’帝国‘,当它的实在情形被人认识了，它更变为无耻的’没有公理‘.压在人民肩头上可怕地沉重的负担，以及政府罗掘俱空、无法筹款来供应朝廷挥霍的情绪，是造成这种不满的第一个动机。”最后是以诗一般的语言热情赞扬启蒙哲学对法国政治大革命的推动作用：“自从太阳站在天空，星辰围绕着它，大家从来没有看见，人类把自己放在他的头脑、放在他的’思想‘上面，而且依照思想，建筑现实。亚拿萨哥拉斯第一个说理性统治世界；但是直到现在，人类才进而认识到这个原则，知道’思想‘应该统治精神的现实。所以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
　　
　　一切有思想的存在，都分享到了这个新纪元的欢欣。”黑格尔高谈阔论的阶级立场与他官方哲学家的身份相冲突，但弱小的德国资产阶级肯定打心眼里高兴。这从一个特定角度说明，启蒙哲学确实推动了法国政治大革命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后来，恩格斯旧话重提，又浓墨重彩地揭示启蒙哲学的巨大社会历史性作用：“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例证中的言说者代表三个阶级，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指称的对象是一个，启蒙哲学与法国政治大革命的关系；结论高度一致，启蒙哲学对法国政治大革命发挥了生命攸关的推动作用。
　　
　　基于此，由特称判断上升到全称判断顺理成章，哲学对社会历史变迁具有客观实在的推动作用。
　　
　　例证二，哲学对高等教育的改造作用。1806年10月13日，黑格尔草草结束了《精神现象学》一书的写作，直接原因是拿破伦进攻普鲁士的战争迫在眉睫。随后，法军在耶拿战役中大败普鲁士军队，首都柏林及一大片领土被法军占领。结果可想而知，制度改变，战争赔款，大学关闭，让普鲁士爱国者无法接受的现实不断出现。
　　
　　在德意志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一位哲学家挺身而出，他就是赤贫家庭出身、康德最得意的学生、哲学教授费希特。一方面，他在已被法军占领的柏林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号召普鲁士人“教育复国”“教育救国”和“教育强国”;另一方面，他临危受命，与同为哲学家的施莱尔马赫和政府官员洪堡等人商议，创建一所新型大学，通过培养新型人才拯救已被占领的祖国。成竹在胸的费希特很快拿出了《在柏林建立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设想》，这就是现代大学的源头、暂时还存活于纸面上的柏林大学建校计划。在洪堡的筹划运作下，柏林大学于1810年秋天正式开学，费希特被委任为哲学院院长，然后是第一任校长。由此说，哲学家费希特是柏林大学的精神之父。
　　
　　哲学家拟就的建校原则现在已成为各国大学办学的金科玉律，但在当时则是与旧式大学的办学原则天差地别。第一，大学自治；第二，学术自由；第三，哲学占据中心地位；第四，教学与研究相结合[4].
　　
　　这样的办学原则让柏林大学在世界大学之林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各国学子心向往之的学术圣殿。例如，从181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这一百年间，仅美国就有一万名学子赴德国留学，柏林大学接纳了其中的五千多人，而哲学学院则是接纳了三千多人[5].统计数据表明，哲学让柏林大学一飞冲天，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为哲学与其他学科平等而抗争的奋斗成为历史[6].
　　
　　柏林大学的办学成功堪称奇迹。它与德国群起效仿的其他大学一道帮助德国迅速凝聚奋斗自强的民族意识，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国力强盛到昔日侵略德国如入无人之境的法国“跪地求和”的地步。60年之后的1870年，法国故伎重演，再一次攻打德国。德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一鼓作气攻入法国，并羞辱性地在法国昔日国王的宫殿--凡尔赛宫为统一后的德国皇帝举行加冕仪式。后来，历史学家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了一句未必全面但有画龙点睛之功效的话：“赢得战争的正是德国大学。”有人说得更直白：“柏林大学报了耶拿失利的一箭之仇。”
　　
　　回顾这段历史，德国由任人宰割的弱国一跃成为雄霸欧洲的强国与柏林大学一飞冲天成为大学楷模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柏林大学堪称奇迹的成功与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便会一一浮现出来。这样的内在联系直接揭示出来是如下命题：哲学对高等教育的变革和发展起到了无法替代的推动作用，高等教育的变革和发展对民族国家的自强不息和由弱变强起到了无法替代的推动作用。就此而言，温习一下黑格尔1807年1月致学生信中的一席话，就会更加深信不疑：“只有知识是唯一救星。唯有知识能够使我们对于事变之来，不致如禽兽一般，木然吃惊，亦不致仅用权术机智以敷衍应付目前的一时。唯有知识才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把国家灾难的起源认作某某个人智虑疏虞的偶然之事，把国家的命运认作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且可以使我们不致徒兴强权之胜利与正义之失败的浩叹。法国人经过革命的洗礼，曾经从许多典章制度里解放出来……这种死板的制度压迫法国人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有如枷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是法国的个人，在革命震动期间，曾经破除畏死之心，洗掉礼俗的生活，因为生死的念头当时代大变革的时候，对个人已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法国人所表现出来以反对其他民族的伟大力量，都是由于为这种革命所鼓舞。因此法国人就胜过了那还在朦胧中没有发挥出来的日尔曼精神。但是如果这些日尔曼人一旦被迫抛掉他们的惰性，就会激励起来奋发有为。因而在他们接触和战胜外界事物的过程中，仍能保持其内心生活，也许他们可以超过他们的老师。”
　　
　　细加品味便知，黑格尔论述中“知识”“日尔曼精神”和“内心生活”的指称对象是哲学。哲学的作用通过高等教育变革表现于外，确实使作为学生的德国人超过了昔日的老师法国人。
　　
　　例证三，哲学对个人的塑造作用。以物理学家为典型的科学家具有双重身份：
　　
　　职业人和自然人或叫生活人。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家像其他人一样，每天要吃饭穿衣，同样具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总是被所感所悟、所想所愿和所爱所恨触发的情绪左右。作为社会职业身份的科学家在职业活动中的情况与此大不相同。他或她会遇到科学知识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能解决者，只有哲学。这从一个特定角度告诉我们，哲学之于作为科学家的个人，须臾不可分离。
　　
　　爱因斯坦是世界顶尖级的物理学家，只有牛顿的名望可与他比肩。他在长期科学研究中大彻大悟，用一句话概括彻悟的结果，物理学或说科学与哲学密不可分，没有哲学，科学无法解决自身面临的诸多难题，科学家个人难以摆脱精神痛苦的困境。
　　
　　第一，科学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在科学帝国主义者看来，科学万能，在它面前没有界限和障碍，突破界限，超越障碍，需要的只是时间和条件。爱因斯坦的看法正好与此相反。“科学方法所能告诉我们的，不过是各种事实是怎样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但同样明白的是，关于’是什么‘这类知识，并不能打开直接通向’应当是什么‘的大门。人们可能有关于’是什么‘的最明晰完备的知识，但还不能由此导出我们人类所向往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客观知识为我们达到某些目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是终极目标本身和要达到它的渴望却必须来自另一个源泉。应当认为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及其相应的价值，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活动才能获得意义，这一点几乎已经没有加以论证的必要”.科学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此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但科学不能回答“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这同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科学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第二，科学局限性使科学自身具有“双刃剑”性质。科学是人类智力和体力的延伸。这样的延伸可以减轻人类负担，提高劳作效率，付出同样的人力和时间，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科学也能为害人类，甚至毁灭人类。爱因斯坦发现并指出了科学的“双刃剑”性质：“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常常具有悲剧性的含义。一方面，它产生了使人从精疲力竭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发明；但另一方面，它给人的生活引入严重的不安，使人成为其技术环境的奴隶，所有这些中最为灾难性的是--发明了人类自我大规模毁灭的手段。这实在是难以忍受的悲剧！”
　　
　　爱因斯坦在世时面临的是原子弹和生化武器对人类的威胁，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环节都面临科学发明的威胁，有毒的食品添加剂，睡觉时的甲醛侵袭和室外活动遭遇的雾霾等等。没有资本驱动下的科学发明，人类就不会面临如此无所不在且是在劫难逃的生存威胁。
　　
　　第三，科学“双刃剑”性质对科学家个人的影响。科学家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作为科学家的职业身份。他们的发明发挥作用于社会生活，其中的有害性结果对科学家深有触动，起码爱因斯坦的情况是如此。如下话语是他心迹的剖白：“物理学家们发现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同阿耳夫雷德·诺贝尔没有什么两样。阿耳夫雷德·诺贝尔发明了一种当时从未有过的最猛烈的炸药，一种超级的破坏工具。为了对此赎罪，也为了良心上的宽慰，他设置奖金来促进和平和实现和平。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指原子弹--引者注）的物理学家，不是说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感所烦恼。”
　　
　　爱因斯坦的烦恼是良心发现的结果，凡是有良知的科学家，面对自己的科学发明的有害性影响，都会被这种烦恼所纠缠。
　　
　　第四，科学家烦恼的解救之道。科学家的烦恼源于科学自身。它能求到真，但无法解决善和美的问题。爱因斯坦对理工科大学生说的一席话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点。“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
　　
　　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在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中，科学家的理想性人格是“和谐发展的人”,与此相对应的是“机器”和“受过很好训练的狗”.科学家为什么会成为“机器”或“受过很好训练的狗”?原因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有结构性缺陷，表现是只有关于真的知识，缺少善和美的滋养。从何处获得善和美的滋养？明眼一看便知，唯有哲学。
　　
　　三、内在机理
　　
　　上述种种例证表明，哲学发挥作用的领域非常宽广，形式多种多样，程度有高有低，性质各不相同，哲学发挥作用的客观事实确实存在。针对哲学发挥作用如此复杂的具体情况，我们能够发现其中起制动作用的规律性的东西。细心思考和分析便可明了，这其中规律性的东西是内在机理。
　　
　　哲学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通过提出和回答如下四个问题表现出来。（1）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不存在的？（2）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3）存在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不是什么？（4）上述看法的根据是什么？四个问题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每一个问题自身不同构成要素之间也有难以让人察知的内在联系。每一个问题中的是与不是相互包含，是什么就意味着不是什么，是这样的就意味着不是那样的，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肯定即否定，否定即肯定。当然，肯定和否定指称的对象不一样。
　　
　　这样的内在机理揭示出存在层面的问题：肯定性地回答问题是把存在层面的东西实有化，否定性地回答问题则是把确实客观存在的东西虚无化。被实有化的存在获得了确实客观存在的哲学理论地位，被虚无化的东西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事实上的客观存在变成了被哲学论证并加以宣布的不存在。这种不存在或许是暂时的，因为别的哲学家或后来时代的哲学家会把被某种哲学宣布为不存在的东西重新实有化，如被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哲学家虚无化的劳动及其社会历史作用，就被马克思以博大精深思想体系的形式重新实有化了。
　　
　　上述简单分析为我们揭示出一个重大秘密，哲学理论所宣布的存在与不存在，好与不好，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只不过是特定的理论概括和表达，它与真实意义上的客观存在二者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哲学理论正确地概括和表达了客观存在，这二者之间是一种等值关系；如果部分地概括和表达了客观存在，这二者之间是部分等值和部分不等值的关系；如果哲学理论并没有正确而是颠倒歪曲地概括和表达客观存在，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扭曲因而错误的关系。谁使哲学理论的概括和表达与真实的客观存在之间出现如此复杂的关系？
　　
　　是哲学家，是各不相同的哲学家。这里的各不相同，可以表现于水平高低层面，也可以表现于努力程度层面，还可以表现于个人价值立场层面。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都是人类思想史上屈指可数的聪明人，二者的努力程度都不是问题。他们为什么会在劳动及其社会历史作用问题上各自提出自己的哲学理论，相互之间的差别又如此之大？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的价值立场有本质性区别。亚里士多德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马克思则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说话。由此处的分析和例证可以看出，哲学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中，真正起制动作用且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者是哲学家。
　　
　　从构成要素的角度看问题，上述四个问题的提出及其回答各自发挥独特的功能。首先，什么是存在的说词解决事实的确认问题，这会使哲学接受者有一种事实确实如此的认知。其次，什么是好的说词解决价值判断问题，这会使哲学接受者无意间感受到，什么样的存在确实是好的。再次，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的说词解决时间结构中面向未来的具体内容问题，这会使哲学接受者坚定信念，把关于未来的空旷架构填满必定会是什么的具体内容。这三个要素在哲学接受者的头脑中出现并不意味着它们就能牢牢地站稳脚根，说不定会有其他异质性的哲学因素对这三者形成冲击，一至于冲击得无影无踪。最后，第四个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来。在对为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哲学家会动用一切有关哲学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方法论、哲学价值论和哲学历史观等的思想资源，再加上哲学家自己的思考和论证，使得哲学接受者无意间把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认定为哲学大智慧的再现，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这样的时刻，哲学发挥影响作用的脚步真正迈开了。
　　
　　把上述四个问题及其回答具体化，会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在这些的问题中，哲学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与此同时，我们能在这些问题及其回答中更真确地发现，上述四个问题之间有着多么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这样的内在联系同样会对哲学理论的接受者发挥作用，差别只是在于，这里的作用以不自觉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哲学家开始对什么是存在的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时，他实际涉及到了一系列虽然具体但特别重要的问题。
　　
　　其一是命名问题。说什么是存在的，前提性工作是命名，只有这一工作结束了，其他工作才能名正言顺地展开，正如中国古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命名是一种权利，也有可能是一种权力。当纯哲学家为存在做出命名时，名称的发明权或说首倡权归于他。当政治权力介入这一命名过程，使命名过程具有政治意味甚至成为政治行为时，命名就由权利变成了权力。
　　
　　权力具有强制性，它以强大的专政机器为后盾。这样的命名离真正的学术探讨越来越远，但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发生过，如“指鹿为马”就是这种性质的命名行为。
　　
　　其二是命名指称的对象问题。命名指称的对象确实客观存在，这意味着哲学家让一部分或某种存在实有化，实有化后的结果是部分存在或某种存在被突出，被定格，被升级，它貌似事实存在本身，实际是哲学家有意为之的结果。能发现哲学家主观意图者是追问这样的问题：存在的事实在种类和数量上多到无法统计，哲学家为什么偏偏要突出、定格和升级这一部分事实或这一种类的事实？不管哲学家用什么样的说词回答问题，他主观目的的考量是无法掩饰的。
　　
　　其三是指称对象的另一半问题。哲学概念具有一般性质，概念展开形成的判断是全称性判断。哲学家以全称判断的形式指称部分性存在的事实，而存在具有整体性，这说明，哲学家以全称判断的形式把作为整体存在中的另一部分事实抛弃了。
　　
　　被抛弃者变为特定哲学家指称的存在意义上的不存在，这就是虚无化，是活生生的存在被虚无化。哲学家的刻意虚无化是别有用心；哲学家因政治压力而来的虚无化是无奈；哲学家的无意识虚无化则是能力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因哲学和为哲学的虚无化是局限于哲学范围内的认识问题，因政治和为政治而来的虚无化，已经使哲学探讨的性质发生变化，由哲学家的能力问题变成了哲学家的政治立场进一步说是政治意志或政治品德问题了。
　　
　　其四是指称的含义问题。哲学家刻意把整体性存在一分为二，其中的一部分被命名，被实有化，在命名和实有化过程中被突出、被定格和被升级；另一部被虚无化，被虚无化的结果是无命名、无含义。哲学家如此行为的用意何在？他要把他以为的存在变为哲学理论中的存在，通过哲学的中介作用，使真实意义上的部分性存在变为哲学接受者心目中的整体性存在。这一哲学理论中的整体性存在并不真实，但在哲学理论接受者看来，这样的整体性存在就是真实的整体性存在，至于未被哲学家割裂为二因而是真实意义上的整体性存在，则是被彻底地投入到虚无之中。由此看来，哲学理论中的指称是手段，哲学家借这一手段赋予存在以含义，把自以为正确实际是自己属意的所谓含义表达出来。
　　
　　其五是哲学家赋予存在以特定含义，这种含义中包含特定的价值倾向。这说明，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不好的价值判断潜在地包含于含义之中。当然，这里的好与不好是哲学家自以为的好与不好，他的真实用意在于，把自以为的好与不好，通过哲学这一中介传达给哲学接受者，使哲学接受者具有自己做出好与不好的判断的感觉，实际情况是哲学家早以代替哲学接受者做出了好与不好的判断。
　　
　　其六是哲学家以哲学理论为中介，代替哲学接受者做出好与不好的判断，涉及到了一般性层面的问题：有一般意义上的好与不好的价值判断吗？从阶级价值论的立场出发，应当对问题做出否定性回答；从普世价值论的立场出发，应当对问题做出肯定性回答。现在看来，阶级价值论观点渐呈衰势，普世价值论的立场已成主流。我们应该明确指出的是，人类共有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判断是客观存在的。
　　
　　其七是哲学家以哲学理论为中介，代替哲学接受者做出好与不好的判断，还涉及到哲学家价值判断的层面问题。这就是说，如果他在一般性层面代替哲学接受者做出价值判断，这无可非议，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哲学家只不过以自己的哲学理论为中介，把普世性的价值立场重新表述了一遍而已。如果哲学家代替哲学接受者做出的是具体性的价值判断，问题便复杂化，因为在哲学接受者对哲学不了解或了解不多的情况下，哲学家有意欺骗的成分会掺杂进来，哲学的作用问题变成了哲学家的个人品质问题。例如，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御用”哲学家所提出的哲学理论发挥的就是这种作用。
　　
　　其八是好与不好的价值判断内含一种指向，实际是一种比照标准。这里的指向具有时间意义。人们依据历史，立足现在，展望未来。展望未来时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好的因而是可取的？什么是不好的因而是不可取的？这是选择性难题，难就难在未来尚未变为现实。未来没有变成现实的情况下，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和选择未来？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哲学家的哲学理论派上了用场，他把自己对未来的预测和选择以必然趋势性质的语言表达出来，哲学接受者情急之下接受了哲学家的“必然趋势”理论，把这种理论变为必定如此的固定性认知。哲学接受者自以为摆脱了思想困惑，找到了前进方向。
　　
　　他哪里知道，所谓的“必然趋势”理论只不过是哲学家由一己之见打造出来的一家之言，“必然趋势”理论中的言之凿凿，未必就是现实生活之流的“一定如此”.
　　
　　其九是哲学家为了让人更加信服他的“必然趋势”理论，往往会把场面铺排得很大，把历史上的哲学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方法论、哲学价值论和哲学历史观等思想资源都动员起来加以利用，使所谓的“必然趋势”理论具有体系的性质。哲学接受者面对这样的哲学理论体系，或许会有提出独立见解的奢望，但由于哲学理论准备不足，成为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者是必然的结局。
　　
　　其十是英国哲学家休谟曾经给把现在与未来用逻辑联系起来以造成“必然”印象的哲学理论以致命性打击。用经验主义哲学的标准衡量，未来还没有变为现实，说未来“必然”如此缺乏经验依据。
　　
　　但是，凡是论证未来“必然趋势”的哲学家，不是不知道休谟的致命一击，而是不顾及休谟的致命一击。如果要顾及，未来的“必然趋势”就会成为极具个人性的愿景，个人性愿景只不过表示个人性偏好，至于未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的个人性偏好没有一点说服力。基于此，讲未来“必然趋势”的哲学家都避开休谟，给哲学接受者造成的印象是，哲学史中一个名叫休谟的哲学家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或者让他存在，存在的身份是不可知论的代表。人人都以为自己聪明，在人的聪明面前不可知论成何体统呢？休谟变成了故意与人的聪明较劲且是死钻牛角尖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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