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的重要环节, 在这一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框架与新时代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现实问题之间必然会发生新一轮的互动。在这一轮互动中, 理论与实践、逻辑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将又一次充分显现出来, “知”与“行”的统一就成了必然要求。这种统一该如何达成?新的平衡该如何获取?要回答这一重大问题, 固然需要长期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但如果能够获得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启发和助力, 很可能会大大加快此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对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具有巨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知”“行”统一要求的深入分析, 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与“知行合一”思想的高度契合。同时, 深入挖掘“知行合一”思想的丰富内涵, 挖掘出它的不同维度、不同侧面, 揭示出其促进马克思主义深入实践、融入组织、植入本土、走向世界的节点性意义。概括起来:“知行合一”思想作为哲学方法, 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的统一;作为人格修养, 能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益借鉴;作为文化传统, 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有效载体;作为中国名片, 能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传播力。总之,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以其立体深刻的内涵, 在丰富的维度集合中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

　　关键词：知行合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 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知行合一”思想。2016年9月, 他在G20杭州峰会开幕词中曾提倡要“知行合一, 采取务实行动”。2018年5月, 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要“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 正所谓‘知者行之始, 行者知之成’”。“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学说的立学宗旨,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往与当下, 能否正确处理“知”与“行”的关系, 往往决定了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的正确与否, 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兴衰。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知”与“行”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创生开始, 就具有统一“知”与“行”的自觉性。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所接触到的大量社会现实问题, 使他首次切身体会到“知”与“行”间的张力, 意识到以往的抽象理论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此后马克思在他的哲学存在论建构中, 赋予了“行”更加基础性的地位, 将人的实践活动及在实践活动中展开的社会与历史结构作为他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 打开了“实践哲学”的全新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讲,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具有“知”“行”统一的理论气质。

　　列宁将这种气质进一步推向了政治实践的领域。以十月革命为标识, 列宁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国政治实践的成功结合。列宁从一开始就是带着行动中的问题来理解马克思的, 笃定“知”源自于“行”并注定要回到“行”。他在《哲学笔记》中断言:“实践高于认识, 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 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列宁深知不能僵化地、教条地贯彻马克思主义, 而必须将“知”统一于“行”。基于此, 列宁打破了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化认知, 形成了适应当时实践需求的建党学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等理论。由于列宁对知行关系的正确把握, 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实现了对现实政治的直接指导。

　　近代中国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俄国、欧洲都有着极其显著的差别。相较于俄国, 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间的张力更加强烈。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同志跨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毛泽东作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 对当代的中国社会状况有着深刻洞察。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 他就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正如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 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

　　继毛泽东之后,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起来,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知”上, 他推动解放思想, 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要将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根本原则和实现手段、正确思想和某些错误区分开;在“行”上, 他开启改革开放, 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总结新经验, 创造新理论;在知行关系上, 他强调“知”与“行”必须有效结合, 指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 不干, 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4]33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具体行动, 一步步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 摸索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道路。

　　可以看到,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与中国化历程, 就是“知”与“行”永不停息的辩证运动过程。没有脱离实际行动的绝对的、抽象的真理, 也不能是失去理论的盲目的、偶然的实践。可以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都是知行合一的。

　　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知”“行”统一

　　2017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庄重宣告:“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5]10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定位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面临着全新的历史命题和时代课题。但无论时代的表象如何变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哲学底层的问题都始终如一, 即如何实现“知”与“行”的统一, 如何界定、调整一个清晰稳定的理论体系与复杂多变的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

　　(一) 在“知”上, 需要形成一个先进清晰、表达有力的理论体系

　　每一个民族的崛起都离不开先进理论的启示。英国崛起的背后有洛克的《政府论》和斯密的《国富论》,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马汉的《海权论》指导了美国, 魏源的《海国图志》和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启发了日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需要一个先进清晰、表达有力的理论体系来指导, 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着重强调的:“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这正是在民族复兴道路上, 新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要担当的使命。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对时代都有着自己的感受与认识, 但每个人的认识能力、直接经验都十分有限, 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完整把握时代的精髓与本质, 这就需要通过先进的理论来进行“知”的升级, 从而获得正确的“行”的方向和强大的“行”的能力。几乎无一例外, 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认识都是通过理论的形式, 从少数先知先觉者那里逐步拓展到全部社会领域。

　　同时,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一个通过理论凝聚共识的过程。任何组织———小到创业公司, 大到政党、国家———的生存和运转都需要一套与之相应的共识系统, 需要一种有感召力的凝结在所有人头脑中的共同想象。否则, 大规模协作将难以达成, 社会和政治组织也不可能存在。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5]63只有形成一个叙述清晰、表达有力的理论体系, 才可能为党的团结统一提供思想基础, 才可能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二) 在“行”上, 需指导实践、解决问题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 只是未知。”[7]10没有经历过具体实践检验的认识或理论, 都是未完成的, 都还算不上真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能只是从理论到理论, 只在逻辑和文本里闭合打转, 而必须进入新时代的具体境况和现实问题, 在人们的自觉践行中将理论外化为改造物质世界的客观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说的就是反对学习和工作中的‘空对空’。战国赵括‘纸上谈兵’、两晋学士‘虚谈废务’的历史教训大家都要引以为鉴戒。”[8]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一个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 更重要的是, 它击中了新时代的本质, 触及了当前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再到国防、外交、党的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绘制出了一幅自上而下、逐步求精的路线图, 是真正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的行动指南。

　　(三) 需弥合“知”与“行”之间的恒久张力

　　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知”与“行”, 前者是对内部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升级, 后者是对主体本质力量的释放、对外部世界的重塑, 二者是处在两个异质维度中的过程, 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恒久的张力。例如, “知”是相对稳定的, 试图把握“变”中“不变”的规律, “行”则时刻变化;“知”是抽象概括的一般原则, “行”是具体的, 有特定的运用场景;“知”追求清晰简洁, 使用有限的素材、概念与推理, “行”则需要面对无限复杂的现实, 对每一个细节进行取舍。任何既存的理论体系都会面临着这种张力, 都需要努力去弥合, 去实现对知行鸿沟的艰难跨越。这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解决的问题。

　　宏观上, 需要将指导思想转化为操作性的行动方案。作为庞大的国家机器, 要使一套“管总”的理论体系传导到实践的末端, 需要将其阐释、细化为各领域中可具体操作的指南, 同时在实干中不断积累反馈, 对行动方案做出调整, 否则就容易落入教条主义的陷阱。正如王阳明所说:“圣贤教人如医用药, 皆因病立方, 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 药在去病, 初无定说, 若拘执一方, 鲜不杀人矣。”[7]1微观上, 需要解决一些个人知而不行、明知故犯的问题。“知”可以有一定的超越性, 超越个人的、群体的利益和好恶, 而“行”只能通过具体个人的行动来实现。每一具体的个人都注定处在一定的立场中及特定的利害关系里, 同时还要受到非理性的感受、错觉、成见的影响。所以在个人层面上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对“知”与“行”有意为之的脱节。例如, 表态积极、行动消极的问题, 执行走样的问题, “两面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知行合一”, 正是出于对这种张力的洞见及力图弥合的决心。

　　三、“知行合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促进作用

　　“知”与“行”是中国哲学中十分重要的一对范畴。代表传统主流价值的儒家, 因其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追求, 对知行问题尤其关注, 如孔子的“讷于言而敏于行”, 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 朱熹的“知先行后”, 王夫之的“行可以兼知, 知可以兼行”。王阳明构建的“知行合一”思想, 内涵极其丰富, 能在简单的语句里容纳多方面的解释、展开多样化的维度, 几乎每一个维度都可成为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

　　(一) 作为哲学方法, 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的统一

　　“知行合一”的意义首先是哲学上的, 是王阳明对现实生活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指认———人是“知行合一”的存在者, 统一的“知行本体”是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唯一方式。“又如知痛, 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 必已自寒了;知饥, 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7]10在这里, 王阳明重新规定了“知”的内涵。通常意义上的“知”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静观式的把握, 正如朱熹在解释“格物致知”时指出的, “知”的要义在于“即物而穷其理”, “用力之久”然后可以“豁然贯通”[9]。这种理解十分符合常识, 却与“知”“行”的实质相悖。在实践中, “穷理”是不可能完成的, 而“用力”又玄而无着, 这就导致“豁然贯通”成了一种充满神秘性的状态。青年王阳明就曾按此法去“格竹子”, 结果无功而返, 一病不起。这种对“知”的理解, 人为切断了人与世界的生动联系, 引向了主客体间的二元对峙, 其逻辑发展的自然结果就是笛卡尔退缩到主体内部的“我思”及康德不可知的“物自体”。但在王阳明的哲学里, “知”回归了人的存在本质。“知”与“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知”绝不等同于记得一些教条和框框, 只有深入到实践的精微中才可能获得真知。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的统一, “知行合一”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为之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用力方式, 那就是充分认识到真知只能在实践活动中获得。归根结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在书斋里的理论推演, 只有在新时代中锐意进取的实践和探索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源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有没有新面貌, 有没有新气象, 并不在于制定一打一打的新规划, 喊出一个一个的新口号, 而在于结合新的实际, 用新的思路、新的举措, 脚踏实地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好的工作蓝图变为现实。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 切实干出成效来, 做到言必信、行必果。”[4]185

　　(二) 作为人格修养, 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益借鉴

　　王阳明喊出“知行合一”, 其目的一方面是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是”, 但更重要的是为“吃紧救弊而发”, 扫除人们对儒家伦理脱离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教条化理解, 针砭当时官场和学人“泛滥于辞章, 诡心色取, 相饰以伪”[10]的空洞文风学风。可见, “知行合一”所指谓的不仅是一种实然的存在状态, 还是一个应然的人格理想。所以王阳明说:“知、行二字, 即是功夫, 但有深浅难易之殊耳。”[7]240其弟子黄直也感慨:“直初时闻之, 觉甚易, 后体验得来, 此个功夫着实是难。”[7]200在不到七万字的《传习录》里, 用以表达刻苦提升人格境界的“用功”一词出现了90次, “功夫”一词出现了87次, 足见王阳明哲学饱含着对人格锤炼、自我修养的追求。

　　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推动者。“打铁必须自身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坚强的、清醒的党来领导, 必须有忠实的、高尚的党员来担当。“知行合一”思想里包含的丰富人格修养要义, 可以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党员的自我修养提供启示和借鉴。王阳明认为, 实现“知行合一”的关键一步在于树立理想,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立志”。门人黄修易曾向王阳明诉苦:“不肖为声利牵缠, 甘心为此, 徒自苦耳。欲摒弃之, 又制于亲, 不能舍去, 奈何。”阳明回答:“此事归辞于亲者多矣, 其实只是无志。志立得时, 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 读书作文安能累人, 人自累于得失耳!”[]此话说得朴实贴切, 对照令人发人深省。今天, 一些未能较好履职尽责的党员干部也会习惯于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寻找外部理由, 如为了父母、为了妻儿、环境所迫等, 这在王阳明看来都是靠不住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未能立志, 是丧失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仰, 忘掉了“初心”。正是基于对树立理想信念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 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 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5]63

　　(三) 作为文化传统,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有效载体

　　从历史维度来看, 中国传统思想更多的是对感性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的观照。而西方那种内省式的宗教、超验的形而上学, 从未在中国成为主流。“知行合一”思想是对这一思想传统的集大成之作。王阳明之后的五百年里, “知行合一”思想不断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认同, 影响和造就了无数的思想家和实干家。可以说,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是以一种文本化、经典化的理论形态, 确证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核心、最本真的精神, 重申了中华民族说实话、办实事、脚踏实地、关注当下的民族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讲, “知行合一”是一种文化传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5]41在这个问题上, 作为文化传统的“知行合一”可以发挥极佳的桥梁和载体作用。第一,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载体。“知行合一”既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习惯, 又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实事求是、锐意进取的精神特质相吻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用民族性的经典文本、常用语汇表达出来, 有助于其植入中国的文化土壤, 实现血脉相容, 避免排异反应。第二, 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载体。乍一看, 悠久的“知行合一”传统似乎与“时代化”背道而驰, 其实不然。在全球化时代,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各国都在努力提高本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与识别度, 以在世界舞台上定义自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 也前所未有地需要有力的本民族文化传统。“知行合一”就具有这种力量。第三, 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载体。“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先进理念的传播与接受过程, 这一过程的核心环节是情感认同。以“知行合一”这样有认同基础的传统文化符号为载体, 有助于使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真心认同。

　　(四) 作为中国名片, 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传播力

　　王阳明的学说早在明代就远播日本、朝鲜。日本的阳明学非常盛行, 并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精神资源。“王阳明的著作被大量印刷, 人人争学《传习录》。在车上, 在饭馆里, 到处都可以看见有人在读王阳明的书……在明治维新中, 凡是做出重要贡献的, 清一色的都是阳明学者, 或王阳明的狂热崇拜者。”[11]第二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统朴殷植在《儒学求新论》中主张用阳明学说改造韩国的传统儒学, 因为阳明学是“简单切要之法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王阳明是中国儒学的伟大复兴者, 将其意义比拟于西方的文艺复兴[12]。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出版了《知行合一:王阳明成年思想的研究》, 此书影响之大, 一度使波士顿成为美国阳明学的中心。可见, 王阳明及其“知行合一”思想得到了世界性的认可与关注, 已经成为一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创新对外宣传方式, 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13]在万物互联的今天, 国际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与交锋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我们所面对的意识形态竞争压力空前巨大。因此, 要实现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还必须同时向外用力, 在国际上展示当代中国理论与道路的魅力, 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认同度和国际影响力。作为中国名片的王阳明及其“知行合一”思想此时就展示出巨大的传播潜力。在这一点上, “知行合一”思想同时满足了三个重要条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具有世界范围的认同人群, 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保持着精神实质上的契合。要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传播力,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借力。

　　四、结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定是一个永不停滞的运动过程。在理论层面, 它既要维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信仰元素的稳定性与确定感, 又要不断整合飞速迭代的外部观念系统, 还要保持逻辑上的自洽;在实践层面, 它要不断回应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作为具有长久积淀的理论高峰, “知行合一”思想以其多维的观念整合能力与实践指导能力, 有望成为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助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02.
　　[2]列宁全集 (第5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183.
　　[3]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11-112.
　　[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6]列宁全集 (第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23.
　　[7][明]王阳明.传习录注疏[M].邓艾民, 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8]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3-03-03 (2) .
　　[9][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3:3.
　　[10]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1256.
　　[11]余怀彦.王阳明的五百年:中国与世界的王阳明[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9:136.
　　[12][德]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M].李雪涛,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152.
　　[13]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 2013-08-2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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