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论文第三篇

　　题目：“知行合一”思想的正确认识

　　摘要：在中国哲学史上, 对于知行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知行合一”思想是对知行关系的正确认识, 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

　　关键词：知; 行; 知行合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充分肯定阳明学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 在多个场合高度认可、系统阐发“知行合一”的学说, 强调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 知是基础、是前提, 行是重点、是关键, 要不断做到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 从提出到正确理解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一

　　在中国哲学体系中, “知”与“行”是一对重要范畴。《尚书·说命中》最早提到“知之非艰, 行之惟艰。”《左传·昭公十年》提到“非知之实难, 将在行之”, 这是从知行的难易程度分析二者的关系, 肯定了“知”与“行”中知易行难, 贵在行动、难在行动。

　　孔子在对知识和教育等问题的探讨中阐明了他的知行观。他提出, “生而知之者, 上也;学而知之者, 次也;困而学之, 又其次也;困而不学, 民斯为下矣。”这几句话蕴含着孔子对于“知”的观点, 即学习是获得知识的途径, 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知”。同时, 孔子也对“行”做出了阐述, 他认为, “弟子, 入则孝, 出则弟, 谨而信, 凡爱众, 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这就说明了孔子非常重视“行”, 并且认为“行”比“学”要重要, 行在前而学在后。从这里可以看出, 孔子是将“知”和“行”联系起来, 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论述, 这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宋明以来, 程朱理学对知行关系作了进一步分析。程颐把“知”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 认为只有先知, 才能行得。他强调“知”是“行”之“本”, “知”决定“行”, “行”则是由“知”派生而来;行之所以能“行”是建立在知的基础上的, 只要知存在, 自然见诸于行, 知而不能行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如果获得“真知”, 则知之必能行;如知之而不能行, 则是因为“知得浅”, 即没有获得“真知”。朱熹则提出了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朱熹所谓的“知”是对自己心中固有的“理”的认识, “行”是行其所知, 即以所知之“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朱熹认为, 在“知”与“行”两者关系中, “知”始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是人心固有的“天理”, 而“行”是“知之所发而形于事者”, 所以“知常在先”。朱熹指出, “论轻重, 行为重”。“知”不是空虚和虚伪的, “明理之终”的关键就在于“力行”。行就是行其所知之行, 就是以知为先、行为后, 不是泛然之行, 更不是不以知为指导的冥行。在他看来, 行是知的目的, 行是检验知程度的尺度。朱熹注意到了知行二者互相依赖、促进的关系, 提出了“知行并进”“知行常相须”“知行不相离”“知行互相发”“知行并列”等论点。

　　二

　　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突破, 不仅从理论上实现了对“知”与“行”关系的突破性理解, 而且在历史实践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对“知先行后”说的剔除, 是对程朱知行观的合理吸取。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知”“行”以及“知行合一”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知”具有三层含义:其一, 作为知行本体的“知”, 也即是“良知”;其二, 作为“行之始”的知;其三, 作为行之总结的知, 即“身亲履历而后知”之知。“行”也具有两层含义:其一, 是指主体的情绪、意念, 即“一念发动处, 便即是行了”;其二, 是指主体践履的行为, 即“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这个行就是“笃行”。“知行合一”首先是“知行合一”本体论上的内涵, 即“知行本体合一”。“知行本体合一”是说知与行本来就是合一的, 无论外界是否对其“用功”或者对其认知的深浅, 都不影响其本身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关系;其次是“知行合一”工夫论上的内涵, 即“知行工夫合一”。“知行工夫合一”是指在认识事物与自我的过程中要让知与行同时“用功”, 做到知行相互统一。

　　在对“知行合一”的内涵阐述的基础上, 王阳明从知行相即上也全面地论证了“知”与“行”的相互关系。第一, “知是行的主意, 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1]4。“知是行的主意”就是说“行”要以“知”为目的, 要在“知”的指导下进行, 脱离“知”的“行”是“冥行”;“行是知的工夫”就是说“行”是“知”的手段, “行”是“知”的途径, 脱离“行”的“知”是“冥想”。离开“知”的“行”具有盲目性, 离开“行”的“知”具有空想性。“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是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知行合一的, 以主观形态存在的“知”产生了意念, 产生了具有对外意向性特征的活动, 这就有了“行”, 所以说“知”是“行”的开始;“行”是主体本身意向的具体实施, 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知”的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 行就是知。在王阳明看来, “知”与“行”二者是相互包含、相互联系、相互规定的意义整体, 知即行、行即知。第二, “知之真切笃实处, 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 即是知”。这两句话就是说, “知”可以从“行”中看出来, 是否对事物有着深切认知的是可以反映在行上的;而行为的具体情况也体现着主体“知”的程度, 即对事物的理解程度。第三, “真知即所以为行, 不行不足谓之知”[1]40。王阳明认为, “真知”就是要行动、要实践, 不行动、不实践就不能声称其为“知”, 也不可说其“为学”或“穷理”。真正的知是知行合一的知, 真正的知是行动中的知, 是已经完成知行合一的知;真正的行是知行合一的行, 真正的行是真知中的行, 是已经完成知行合一的行。但是,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唯心主义色彩。王阳明认为的知行合一是把知当作行, 认为知就是行, 没有看到知与行的实质区别, 把所有的行都归为知, 这样就实现了知行合一。

　　在王阳明之后,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对“知行合一”进行了探讨。王夫之不仅批判了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说, 还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进行了批判。王夫之提出“行先之后”说, 这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王夫之对于知行关系的认识表现在:第一, “知以行为功”, 要想获得正确认识, 就必须依靠实践活动, 要通过力行才能获得对事物的认知。第二, “行不以知为功”, 只获得对事物的认知是没用的, 必须要力行, 真知离不开力行。第三, “行可有知之效”, 即通过实践活动可以了解检验认识的效果, 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必须依赖于力行。第四, “知不得有行之效”, 真知离不开行动, 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发挥知识的功用效果, 只学习知识不能达到行的效果。总之, 王夫之认为“行可兼知, 知不可兼行”, 他对知行关系的认识含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的色彩, 他不仅看到行是知的基础, 而且也提出了知对于行的重要性。比如他提出“唯于天下之物知之明, 而合之、离之、消之、长之, 乃成吾用。”这就是说, 只有了解了天下的事物, 才能经过处理为人所用。王夫之还提出“知行相之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工, 而亦各有其效, 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 益知其必分矣。”这就是说, 知与行都各有自己的功效, 两种功效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完整的过程, 相互作用体现了二者的区别, 正是这种区别才能产生作用。王夫之强调行对知的决定性, 体现了其重视实践的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进步意义。但是由于时代局限和传统思想的束缚, 王夫之的知行学说也有其内在局限性, 比如他对知的认识不全面, 认为还有一种“德性之知”是上天禀赋, 不是来源于行, 还有他认为的行大多是指封建道德行为, 并且他认为的知行统一在涉及圣人的时候, 又滑向了唯心主义, 认为圣人先知先能。

　　三

　　近现代以来还有很多思想家也对知行合一学说进行了探讨, 但大多不彻底。毛泽东在其著作《实践论》中对于知行合一进行深刻阐述, 是中国哲学史上对知行合一关系认识最彻底的成果, 充分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的知行统一观来源于马克思主义, 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知行观的总结和吸收, 它完整地理解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毛泽东认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要想获得认识有两种途径:其一是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能获得直接经验, 其二是在前人通过实践总结的文字和技术中获得的间接经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毛泽东指出, 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来源, 而且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人类认识只有在实践的推动下, 才能得以深化和发展。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属。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 因而能够解释世界, 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2]292这就是说, 实践是为了获得对世界的认识, 但远远不止于此, 更重要的是不断地在实践与认识的结合中改造世界。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毛泽东指出, 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 真理只有一个, 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 不依靠主观的夸张, 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 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同时, 实践是一个需要久久为功的过程, 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是需要循环往复地不断实践, “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综合, 就是绝对的真理”[2]295;“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 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2]296

　　实践与认识的运动规律。毛泽东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基础上, 科学地论述了人类认识发展过程, 总结了人类认识阶段的两个飞跃, 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毛泽东指出, 感性认识是人类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 理性认识是人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人类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毛泽东还指出, “认识的能动作用, 不仅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 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2]292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的意义更重要。第一次飞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阶段, 第二次飞跃是人们通过认识改造世界的阶段;同时, 第二次飞跃是检验第一次飞跃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阶段。最后, 毛泽东还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这种形式, 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 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参考文献
　　[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范文一： 知行合一论文（名师推荐6篇
　　范文二： 大数据背景下“知行合一”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演变历程
　　范文三： “知行合一”思想的正确认识
　　范文四： 新时代的理想信念 理性认知知行合一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范文五：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其哲学思想体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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