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工具理性张扬的命题是培根的名言。本文旨从弗兰西斯.培根的这一命题出发探究了知识论范畴中知识的概念。追溯到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 对比了我国东汉王充提出的“知为力”, 并从他们不同的时代背景出发, 分析了知识的不同涵义, 通过对知识问题的提出, 分析, 发展的探究, 得出我们今日知识之困境。

　　关键词：知识; 美德; 力量;

　　一、知识问题的提出

　　当我们看到“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时, 首先想到的是它属于认识论范畴, 在西方传统思想中, 西方人特别强调哲学层面上对知识论的研究, 由此我们想到最早提出知识这一命题的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的“美德就是知识”这一命题。在古希腊, 知识问题一直是哲学家们探讨的主要问题, 普罗泰戈拉认为, 每个人只能安于对象世界对自己所呈现的样子, 个体的感觉是每一个体所唯一可信赖的东西。“人是万物的尺度” (1) , 他借助于感觉的个体差异性来论证普遍性的知识存在不可能。高尔吉亚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第一, 无物存在;第二, 即使有物存在, 那它们也无法为人所把握;第三, 即使他们可以为人所把握, 也不可能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 (2) ﹙P119﹚这三个命题分别否定了存在, 认识, 和语言交流的可能性。在西方思想史上被视为怀疑主义的开端。这样, 便使“我们能否获得关于对象世界的知识”这一问题变的无法回避。以苏格拉底为先导, 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主力, 对知识本性问题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证分析, 从而奠定了西方“知识论”的理论基础。柏拉图所第一个系统研究知识论问题的哲学家, 他最早在苏格拉底的“知与无知”之间体出了“意见” (亦作臆见) 这个范畴, 在苏格拉底看来, 人应该自知自己无知, 神才具有真正的知, 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 柏拉图第一个区分了认识对象的认识能力, 他把认识对象区分为存在—既存在又不存在—非存在;认识能力区分为真知—意见—无知。这样他把苏格拉底的探究方法和目的中所蕴涵的关于“知识的本性”的论点析取出来, 然后系统的分析了知识是对普遍本质的把握, 并提出理念世界以保证知识的存在。在柏拉图之后, 亚里士多德把知识作了系统的学科分类, 他把一切科学区分为逻辑学, 理论科学, 实践科学和创制科学, 并给出了西方思辨哲学的三个基本构成条件:

　　1. 形式意义上的真理

　　2. 实证意义上的真理

　　3. 反思批判意义上的真理

　　由逻辑学, 物理学, 后物理学三位一体包容起来的思想经验就是亚里士多德提供给西方人的思辩哲学体系, 或者说如果把中国哲学称之为道德哲学, 西方哲学就该称之为思辩哲学。亚里士多德之后, 在漫长的中世纪, 神学牧师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对上帝信仰修炼之余对那些无实用价值或不能立即产生实践效果的逻辑学知识和数学知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一方面出自研究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需要, 另一方面又满足了他们对追求纯粹知识的欲望。所以, 中世纪的牧师中以逻辑学家, 大数学家居多。逻辑和数学的发展需要一个非功利的环境, 中世纪的神学牧师对逻辑学和数学的研究奠定了文艺复兴时期及之后科学发展的基础。在文艺复兴讨神运动中挣脱上帝怀抱的人转身面向了自然。征服和改造自然刺激了人的欲望, 人由此变得兴奋不已, 并借知识之助开始了改造世界的浩大工程, 这就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背景和动机目标。

　　二、知识问题的分析

　　苏格拉底最早提出了“美德即知识”并对其进行了论证。首先其涵义是一切美德都离不开知识, 知识是美德的基础, 知识贯穿于一切美德之中;美德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些观念和准则, 任何美德都须具备相应的知识, 无知的人不会真正有美德。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 在实践意义上他对当时流行的四种美德即:智慧、正义、勇敢、节制都进行了论述, 并认为每一种美德都离不开知识, 知识是美德的本质。他认为, 智慧是一种美德, 但有智慧的人必须善于思考, 而思考离不开知识, 这种知识就是辨别是非、真假、善恶的能力。正义也是美德, 而这种美德的基础是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他人与我之间关系的知识。勇敢也是美德, 而理性的知识贯穿于勇敢之中, 没有理性的知识勇敢是无益的。节制也是美德, 而节制离不开克制欲望、了解需求、严于律己的知识。因此, 他认为知识是美德的共性, 是所有美德中共有的东西, 任何一种美德都不能离开知识而存在, 故得出结论“美德即知识”。从这一论断出发, 苏格拉底对人的善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的善恶不决定于人的本性, 而决定于人的知识。即知识不仅包括一切真, 还包括一切善。尽管“苏格拉底最初是从实践的特殊意义了解善”, 但“苏格拉底的特出贡献, 就是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概念, 亦即他把伦理学加进了哲学, 而过去哲学只是考察自然的”。 (3) 也就是说从苏格拉底起, 哲学才从对自然的研究转为对人类知识和道德的研究。

　　“知识”问题本来就西方话语系统中的, 如果说硬要在中国追溯其源起, 那么在我们原有的话语体系中, 有“知”, 有“识”, 所谓“知”是“知道”的知, 如“乾知大始”《易传·系辞上》, “玉不琢,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道”《礼记·学记》;所谓“知”也是“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论语·为政》) 的知;“识”是“多识鸟兽花木之名”、“转识成智”的“识”, 虽然对知、识有“德性所知”和“见闻之知”之别, 但在根本意义上, “知”与“识”仍是指人在心性与道德修养的基础上, 对天人合一之道的体悟和把握, 是内敛的直觉把握, 不是外求的逻辑归纳演绎。所以, 这种意义的“知”与“识”是不能和西方意义上的具有明确形式规定的知识相提并论的。而后, 如果说在知识论方面有所建树的恐怕要数东汉时期的王充了, 他在哲学名著《论衡·效力》中提出了“知为力”, 直译为现代汉语便是“知识就是力量”。他说:“人有知学, 则有力焉”。他认为汉初名相萧何之所以能辅佐刘邦起义, 又慧眼识骏, 荐韩信为大将, 为大汉王朝立下不世之功乃识“文力之人, 助有力之将, 乃能以力为功”。他以萧何, 樊哙, 骊食其三人为例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还回答了“知骊”从何而来的问题:不是“生而知之”, “神而知之”, 而是“知物由学”, “学之乃知”“虽圣贤不能生知”必须“乐学”, “好学”, “勤力”方能获得“知力”。他为什么提出这一观点呢?是为“治国”, 为“指挥自然”, 文武张设, 二力具备方能治理好国家。由此王充建立了他所认知的体系, 较为简明的知识概念由此提出。

　　而在西方, 知识概念发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形成了近乎完美的体系。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弗兰西斯·培根于1620年发表的《新工具》中庄严地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 (4) ﹙P8﹚这一工具理性张扬的命题, 他把知识作为自己始终研究的对象。在他的《论说文集》中对知识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系统的研究, 揭示了知识的价值与功能, 探索了知识发展的规律。其中最重要, 最本质的并引起科学观革命性的变化, 就是知识不是一种纯思辨, 而是一种力量, 培根从多方给予了论证。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 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 在当时的环境下所提出的知识问题与我们现在所赋予“知识”的概念是不同的。苏格拉底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时代, 经历了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的繁荣, 但是这繁荣富足的背后也隐藏着危机。雅典人开始变得骄傲自满, 奢侈淫逸, 见利忘义, 道德败坏。而苏格拉底热爱他的祖国, 热爱雅典人民, 眼看着雅典城邦日益衰退, 民风日下, 他十分悲痛, 决心用自己毕生的精力挽救祖国的命运。他为了提高雅典人的道德水平和造就治国人才潜心研究道德哲学并积极从事教育工作, 这样“美德即知识”这一命题便应运而生了。但是这里要指出的是, 此知识不是关于自然的知识, 也不是后来所谓“形而上学”的知识, 而是人对“美德”的理性把握。在苏格拉底这里, “美德”包涵了人的一切优秀品质, 包括这些品质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样一种能动性, 因而可以理解为“人”的本质, 是人之为人的“理念”。这样, 对于“德”的知识实际上就是对于人的“理念”的知识, 就是人的自我认识, 就是“认识你自己”。对于自我的认识,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反思自我, 即是真理, 又是道德, 在这里知识与道德统一起来。而我国东汉的王充所处的时代, 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东汉王朝的统治者在精神上更加需要宗教唯心主义,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王充作为唯物主义先锋对当时的宗教迷信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批判, “知为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王充的“识知”仅仅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他说:“倮虫三百, 人为之长。天地之性, 人为贵, 贵其识知也。” (《论衡·别通》) 如果没有“识知”这个标志, 则人“与三百倮虫何以异?”, 此处的“知识”的概念未免太过单一。培根, 这位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所处的时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完成其革命的任务, 需要冲决各国封建的羁绊, 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迫切需要开拓知识领域和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此时, 近代自然科学冲破了神学的束缚而得到了加大的发展。作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 培根适应了时代的要求, 和资产阶级的需要相妨碍科学技术的神学和经院哲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 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响亮的口号。培根对知识的看法无疑是对当时神学知识观的重大挑战, 是近理性知识冲击神学信仰的首次尝试。此时的知识已不再是教会和封建统治者所认可的知识, 而更多意义上是指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知识。培根认为科学知识不仅是人们驾驭自然的力量, 而且还是一种破除迷信和偏见的力量。从而, 我们可以看出, “知识就是力量”的提出, 与其说是对知识巨大作用的肯定, 不如说是对知识的尊重。但是要指出的是, 这里的知识是通过培根的归纳法所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此时的知识是主体对客观的客体的理性认识, 因而知识是中立的, 是与感情无涉的, 不在道德范畴之中, 到此我们可以清晰得看到知识这一概念在经历了历史的冲刷与洗涤之后已经面目全非, 这里的知识就是近代以来的科学知识, 丝毫没有了美德影子, 当然也与苏格拉底的“知识”已无半点关联。

　　三、知识问题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 知识论是西方哲学的核心, 并且有悠久的传统。西方哲学对认识问题的研究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科学技术则成为人类改造世界的主要力量。中世纪之后, 人类借助科学技术开始了改造自然的浩大工程, 原来在自然面前软弱无力的人类借助科学之力增强了征服和驾驭自然的信心, 这个时代主题被培根表达在“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中, 也由此产生了人和自然的复杂关系。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 自然就是physis (弗西斯) , physis的自然就算涌现, 显现, 敞开, 经过logos (逻各斯) 的聚拢, physis被纳入到人的计算, 谋划, 征服, 改造的框架中来。Logos成为logic (逻辑) 。Physis变成nature。nature意义上的自然是在自然科学的尺度下被征服, 被改造的对象。严格说来, 这个自然是近代科学技术复苏和取得长足发展以后的概念, 人从对physis敞开的保护转变为对nature进行大尺度的征服与改造。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然变成了一个意欲的对象, 人为自己的科学发展和技术发明以及征服和改造自然所取得的成功兴奋不已, 这就是所谓的“人的自持”。

　　培根之后, 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 科学, 哲学, 存在, 理性和人性具有同等的含义。欧洲人的人性就是用科学, 理性来刻画的。具体科学, 尤其是自然科学 (physis) 包涵在一般科学 (哲学) 之内, 并通过哲学来为自己奠定基础 (metaphysics) 。一切科学的一般原理或真理都必须纳入到metaphysics中的批判性视域中进行考察, 即“哲学视科学之母”的含义;培根之后, 随着科学技术的成熟与独立, 科学对哲学提出新的要求, 要么为科学理论或方法提供论证, 要么放弃自己的存在。哲学从“科学的女王”降阶为“科学的仆从”。这就是现代从科学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的“哲学的终结”或“形而上学终结”的口号。与培根同时代的笛卡儿试图重建哲学的权威和地位, 他提出“我思故我在”之一命题, 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用思的方向。“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推论命题, 不是从“我思”推出“我在”, 而是指“我思”本身就是“存在”。这个“我思”不是指外在自然的存在, 或物的存在, 而是指纯粹思维或纯粹意识的存在。“我思”作为纯粹思维或纯粹意识是哲学把握世界或认识世界的绝对基点。但由于时代的局限, 笛卡儿的“我思”所具有的心理学的经验主义痕迹, 他要把“我思”纯化为先验自我, 这就是康德的先验哲学。

　　在康德哲学中, 先验自我有三种能力:感性, 知性, 理性。在康德看来, 任何知识都是由质料和先天形式两个素质构成的, 感性的先天形式是时空, 人作为感性主体接受外物的刺激, 接纳外物的刺激为感性居多 (感性质料) 。感性在运用自己的先天形式 (时空) , 对这些感性居多材料进行整理构成“现象”。知性的先天形式是范畴, 知性的质料是感性所提供的现象, 知性运用先天范畴把现象做成判断构成知识。在康德那里感性和知性提供的是关于现象的知识, 一切科学都是关于现象的知识, 所以一切科学知识都是知性能力的结果, 即理性。科学运用知性能力, 只能认识有限的对象, 并获得有限的知识, 理性试图超出经验范围之外去认识无限的对象:上帝, 灵魂, 世界, 它认识无限对象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先天形式只能借助知性的先天形式 (范畴) 去认识无限对象。如此便形成了用有限范畴去认识无限对象, 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先天形式只能借用知性。如此便形成了用有限范畴去认识无限对象, 结果导致二律背反:两个相反的命题在同等程度上可以证明为真, 按照形式逻辑的要求, 两个相反的命题不能同真或同假, 一真另一必假, 一假另一必真。但康德却在关于上帝, 灵魂, 世界的论证中, 两个相反的命题被同等程度地证明为真。按照康德二律背反即矛盾是不真实的, 但我们却又无法取消上帝, 灵魂, 世界的存在信念, 他们存在却不能被证明, 或要证明就会陷入二律背反, 即矛盾的境地, 所以康德的结论是:上帝, 灵魂, 世界存在但却不可知。康德指出实际上上帝, 灵魂, 世界不是知的对象, 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在这里保持沉默, 他只是我们认识的对象。这是康德的名言:“我们划定知识的范围, 是为了给信仰保留地盘。”但康德又指出, 上帝, 灵魂, 世界作为信仰的对象而非知的对象, 对人类极为重要, 他虽然没有像感性, 知性理论为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提供论证那样, 为形而上学知识 (关于上帝, 灵魂, 世界的知识) , 提供论证, 在他认为, 人在天性中就包涵着形而上学的成分, 只要人类还有着对“无限”的渴慕, 人类就不可能没有形而上学。

　　黑格尔后来指出:“一个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如同神庙里没有供奉佛像。”康德虽然后来写作了《论任何一门能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道路》, 但在康德的构思框架中我们是无法提供关于上帝, 灵魂, 世界的科学知识的, 他永远指的是信仰的对象。但康德没有放弃对这种形而上学在未来的希望和要求。只要人类不突破他们的用思框架, 这样被寄托在未来实现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就无法完成, 所以康德之后的哲学家纷纷背弃拒斥形而上学。黑格尔试图弥合康德在知性和理性划定的冷峻的“鸿沟”, 他采取的方法是辩证法, 但是黑格尔在沟通知性和理性借助辩证法使人类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同时却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理性知性化, 或知性理性化。理性知性化或知性理性化都削弱了柏拉图意义上的理性, 由于人类思维能力的局限和天然具有的惰性, 我们无力把知性提升到理性, 就只能把理性降阶为知性, 这种知性化的理性是以科技理性 (工具理性) 的面目出现的。黑格尔拯救理性的结果导致了理性被彻底遗忘, 并推出了人类的哲学生活, 科技理性 (工具理性) 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一切都要在科学技术面前受到审判。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就是这种片面化了的时代精神的完整表达, “我们的每一个认识都相继经历三种不同的状态 (阶段) , 即神学的或虚构的状态, 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状态和科学的或实证的状态”。他认为, 科学的或实证的状态才是真正合乎人性的状态。 (5) ﹙P246﹚现代就是一个科学技术时代, 如果说宗教神学提供信仰, 形而上学培育理性, 那么在科学技术时代的教育理念的设计中信仰和理性这些本质性的东西都从我们的生活中隐退了。现代教育只关心知识的传授, 而不再过问信仰的失落和理性的隐退。现代人拥有各种各样的知识, 但却不能对这些知识对人类生活有何意义进行通盘考虑和理性思考。信仰、价值和意义的失落即使得宗教和伦理学处于尴尬境地, 又使得价值意义和信仰的虚无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特征。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开启的。

　　参考文献
　　[1]①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0。
　　[2]②苗力田 (主编) 。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3]③[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 (第二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0。
　　[4]④[英]培根.新工具[M] (第1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5]⑤近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资料[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注释
　　1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0。
　　2苗力田 (主编) 。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 (第二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0。
　　4[英]培根.新工具[M] (第1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5近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资料[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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