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以后, 人们都大加赞赏, 积极响应, 使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的发展。不再将这一思想的正面影响展开论述, 而就这一思想隐含的理性内部的分裂、对抗, 形成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人的全面发展和“单向度的人”、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对立作一分析和考察, 寻找弥合理性分裂、对抗的出路。

　　关键词：理性; 分裂; 弥合; 出路;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 旧的科学技术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和人的需要, 新的科学技术必须产生。新的科学技术的产生是要求人们改变对自然界认识研究方法, 应采取实验——观察——归纳的方法, 这种方法不仅有效地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 而且将这些规律迅速地转化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理性成了衡量一切事物是非善恶的标准, 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理性的“黄金准则”, 在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 却出现了理性自身的分裂, 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抗, 导致了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异化。现就理性分裂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 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 功利主义是导致理性分裂的根本原因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 理性不是人的全部, 它是人和其他动物区别的标志。人除了理性外, 还有生理欲望、情感、生存活动等。人的存在是全面的、协调的, 只有人的理性、非理性和生存活动统一起来, 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特别在人的生存活动中, 提出了“实践智慧”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 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都属于理性的范畴, 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差别, 其联系是它们的活动都是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 都必须符合理性的要求。它们的差异是“理论知识的目的在于真理, 实践知识的目的则在其功用。”[1] (p33 ) 也就是说, 理论智慧的对象是事物的普遍本质, 追寻事物的原因, 最后得到对真理的认识。实践智慧的对象是个别事件, 它面对的是具体环境和事实, 其生存活动必须符合理性的要求。怎样做才能符合理性的要求呢?首先是思虑, 对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思考, 确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使用这种手段达到什么结果, 必须要进行谨慎的思考, 瞻前顾后, 三思而后行, 最终要达到一个良好的后果。其次是选择, 通过深思熟虑, 选择出最佳的手段。选择是有意行为, 是欲望和理性的结合, 如何平衡欲望和理性的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人的内在心态不能平和,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外在状态不能协调。

　　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是古希腊理性精神在近代的体现。但是, 培根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特别是经过中世纪改造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培根认为传统的思想空洞、不实在, 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他要寻找有效地改造自然的方法, 以实现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培根说:“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利归于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而凡在思辩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2] (p8 )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 培根把知识和权利看成一个东西, 意味着人有多少知识, 就有多大的能力和权利。他把价值理性排除在实用科学之外, 而把科学仅仅看成是改造自然界的物质力量, 成为工具理性, 自然界成了人类异己的加以利用、改造和征服的对象, 实现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和统治。在培根那里, 理性开始了分裂, 形成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对抗。而在这种对抗中, 工具理性占绝对支配地位, 几乎把价值理性给淹没了, 这就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缺失, 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人的异化, 人和自然界的严重对抗。

　　从思想源渊来看, 显然是和英国的功利主义有关。功利主义者们认为, 人的自然本性是趋利避害, 自我保存, 但这样发展下去必然导致霍布斯说的“人对人是狼”。为了避免弱肉强食, 互相残杀, 通过制定契约的方式建立国家, 来保护民众的利益, 使他们共同能够生存下去。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限制人们权利的契约是完全必要的, 使特定的民族、群体和国家生存下去。而在人与自然之间没有建立一种契约关系, 人是自然的驾驭者和支配者, 人有多大的能力, 就有多大支配自然的权利。功利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幸福论和快乐主义的思想, 从自然人性论出发, 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 人的本性是追求感官的快乐, 逃避感官的痛苦。尽管, 他们都主张把满足个人和全体人的利益为最大幸福和快乐。但是, 要追求幸福和快乐, 就以牺牲他人利益, 破坏环境为代价, 陷入到矛盾的困境当中。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解决好理性和欲望, 义和利的关系问题。

　　二、 在资本主义社会, 工具理性成为人异化的工具

　　异化是私有制的产物,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尖锐地表现出来, 这是和资本、分工、机器、工厂等分不开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 ——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3] (p184 ) 蒸汽机在生产和交通中的广泛应用, 英国的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出现了“圈地运动”, 使农民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家, 利用航海技术, 发现了新大陆, 殖民主义者进行海上掠夺, 获取巨大财富, 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 实现了他们的享乐欲和占有欲。

　　机器的使用, 生产工具的改进, 理应使劳动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成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主人。然而,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 劳动的异化凸现出来, 其表现有四个方面: (1) 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产品是劳动者的结晶, 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劳动产品本属劳动者所有。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 即劳动的产品, 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 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 同劳动相对立。”[4] (p52 ) (2) 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行为本身是劳动者所有的, 是一个自由自主的活动。然而, 在资本主义社会他自己和劳动对立起来, “他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 而是否定自己, 不是感到幸福, 而是感到不幸, 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 (p54 ) (3) 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是一种类的存在物, 劳动是人自觉自愿的活动, 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类本质,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人的类本质丧失了, 劳动仅仅成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 (4) 人与人的相异化。当人同自己相异化时, 他必须同他人相对立, 人同类本质相异化, 既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 也是他们中每个人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这也形成了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

　　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在国内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工业体系, 贪婪地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 以满足他们追求利润的目的。使原来理性是摆脱精神奴役, 走向自由的精神力量, 变成了剥削人民的有力工具。在国外, 他们利用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武装自身, 掠夺、剥削世界上落后的国家和民族, 从那里获得了廉价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获取高额利润, 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西方资产阶级进行殖民掠夺的工具。在国内, 工人在资本家的严格管理和机器的“监督”下干活, 成了像动物一样被动的、适应性的工作, 不仅能动性不见了, 而且主体性和选择性也丧失了, 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 。理性的丧失, 必然导致人的精神萎靡, 文化颓废, 使人们的信仰出现了严重危机, 生存没有目标, 像一头装在玻璃瓶里的苍蝇四处碰壁, 寻找出路。在庸俗的商业性十足的文化熏陶下, 人们变得无所事事, 随波逐流, 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尼采提出“上帝死了”, 现在有人说“人也死了”。

　　三、 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是资本的本质

　　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产物, 它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的, 其唯一目的是获取滚雪球式的利润。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呢?这就是将资本意识形态化、合法化,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 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观念上的表现, 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思想。”[5] (p42 ) 从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后, 由其武装起来的资本, 既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又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人们在资本思想的支配下, 其一切行为都体现为“交换价值”、“利润最大化”。在资本主义工厂化的生产中, 监督成为强化企业管理权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在19世纪末期推行的“泰勒制”, 实行严格的管理和计件工作制, 以达到机械的连续运转和工人的生理极限的平衡关系, 工人的名义工资提高了, 但他们受双重的奴役和监督。

　　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资本的联姻形成一种强大的“客观力量”不仅盘剥着工人, 而且践踏着自然环境。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 达到投入少产出大的目的, 资本家、个体企业主在生产过程中, 降低生产成本, 使用简单粗糙的工具和技术, 对自然资源进行肆意的挖掘、掠夺和毁坏, 自然资源日见减少, 频于枯竭。由于生产安全和处理排污设施投入少, 引起大量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人员死亡。大量有害的物质、气体、污水等排放在大自然之中, 导致生态严重失衡, 大气污染, 海洋、河流、土地、森林等遭到严重的破坏, 严重的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四、通过交往理性来弥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裂痕, 使理性回到本真、合理的位置上, 不断地消除人的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对抗, 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协调发展

　　首先,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要实现和平“对话”。在当代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强势发展的情况下, 我们更应该思考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文艺复兴时期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对批评神道, 解放人性, 提高人的价值和尊严起到了积极作用。凡是合乎理性的, 就是合乎人性的, 理性是评判一切是非的标准。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 特别是数学在物理学上的应用, 理性成了再现自然规律和改造对象的强有力的工具, 人们把理性作为偶像来崇拜, 谁拥有理性, 谁就应该拥有一切。理性偏离了人性化轨道, 成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 人的价值理性受到极大的贬抑。从而出现一张一缩, 一强一弱的不协调状况。“交往理性既不是像建构世界, 但本身没有世界的主体能动性那样抽象, 也没有把为了调节绝对的历史精神而建立起来的历史扭曲为循环而封闭的目的论。”[6] (p182 ) 通过交往理性, 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双方平等的“对话”填平已裂的壕沟, 回到珍爱人的生命, 提倡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和全面发展上来。

　　其次, 反对把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意识形态化, 倡导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我们应该肯定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而不能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人, 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和危机都归结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所以他们要否定和批判工具理性、科技理性, 甚至否定和批判科技本身和工业社会带来的一切进步的方面。这种批判过于极端, 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要解决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 关键靠国家。国家的治国理念应该是全面的、可持续的和综合的。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科技理性和资本意识形态化, 鼓励科学技术的自由发展, 并且打着科学技术合法性的旗号, 对内强化政治统治的设施, 对外用高科技武装自己的军事力量, 实现其对外扩张和霸权的目的。刺激资本的发展, 使社会每一个角落都充满资本的气息, 人们的思想都被资本的观念所禁锢着, 满脑子装的都是资本。导致了人的畸形发展。

　　国家应该倡导以人为本的思想。发展科学技术, 提高经济增长水平, 都要考虑到个人、社会是否得到全面的发展, 是否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是否考虑人类子孙后代的发展。国家应该运用辨证思维的方法来处理科技、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在科技的使用上, 要坚持以人为中心, 科技的研究、开发、使用都应该以服务于人为目的, 而不是支配人的手段。在发展经济上, 坚持人文主义精神, 在激活经济, 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 注重人文关怀, 使人们感受到人除了物质生活以外, 还有更重要的精神生活, 而不能成为资本和金钱的奴隶。在社会发展上, 坚持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既要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也要使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和人的发展, 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三、认真反思工业化给我们的环境恶化带来的后果, 积极行动起来, 投入到环境保护的活动中来。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 人们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界,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切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 是我们繁衍生存的栖息地。“自然界, 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人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 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 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 (p56 ) 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的无机身体, 说明人离不开自然界, 人从自然界产生, 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又依赖自然界。如果我们把自然界破坏了, 就等于伤害了我们自己的身体, 所以, 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 爱护自然界, 创造一个美好的自然家园。庄子说“人与天一也”。“有人, 天也;有天, 亦天也。”[7] (p158 ) 他认为, 天是自然,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因而天与人是合一的。现代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要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 显然是违背人类生存的自然规律。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不能只注重精神的修炼, 而应更注重行动的操守, 实现“知行统一”。

　　总之, 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正面影响是给以肯定的, 而且近代以来人们就是这样做的, 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 社会整体进步的步伐加快, 人们也享受到了科学技术和工业化带来的好处。然而,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 人们考虑的很少, 直到20世纪, 人们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工业化的发展, 人类的生命惨遭杀害, 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残酷的践踏, 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这样的事实, 我们必须反思人类的行为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 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错了吗?还是我们发展工业有问题呢?它们并没有全错, 而是我们自身的理性出现了问题。理性在资本主义的温床上, 科学技术的刺激下, 发生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分裂和对抗。在资本主义还没有灭亡, 市场经济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上把扭曲的理性矫正过来, 使人类按照理性的要求去生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2]培根.新工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3]马克思.资本论 (节选本) [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8.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6]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7]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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