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君道”思想是荀子的领导思想。基于领导科学所研究的几个基本范畴对荀子领导思想作初步的探讨,揭示出荀子以“王制”为基础,通过对礼的改革,逐步建立礼法并提的“君道”,使之成为适应封建君主统治的礼义法度。“君道”思想不仅提出君主在用人上应该尚贤使能、“王霸”并用,更要求建立相应的体制保障“君道”在各级领导中的实施,这体现出“君道”思想是对古代领导活动及其规律的积极探讨。

　　关键词：领导科学; 荀子; 君道; 礼法;

　　我们在此基于领导科学的角度,来谈荀子的“君道”思想。即便我们找到这样的途径,能够从领导科学的角度对“君道”加以阐释,也并不表明早在公元前3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我国就有了领导科学,这显然是荒诞的。我们对于《荀子》中相关篇章的考察在于表明:“君道”思想是对古代领导活动及其规律的积极探讨。同时,“君道”思想是荀子批判总结前人理论,并主要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实践提出的。可以说,荀子“君道”思想超越了荀子所处的时代,它明确提出了在荀子之后实行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集权体制。这给领导科学以启示。领导科学倡导的是运用科学的实证方法研究现代领导活动及其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领导科学,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理论指导,运用科学实证的方法研究现代领导活动及其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荀子的“性恶”和他所批判的孟子的“性善”一样,都属于阶级属性,而不是人的自然属性。但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下,荀子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他依据“性恶”改革奴隶礼制,使之成为适应封建统治的礼法制度,确实是顺应时代之举。领导科学要在今天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成为指导实践的有效法宝,一方面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认识当今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另一方面,是要有学科自身的勇敢追求,不拘泥于理论自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托,在尊重基本国情的情况下建设并发展社会主义。
 

　　一、荀子的“君道”思想

　　(一)荀子对礼的改革

　　在《非十二子》中,荀子从政治统一的角度逐一批判了六家思想(“六说”),得出结论:要完成统定天下的“圣王之际”,就要“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他首先指出六家思想“枭乱天下”,而若要政治统一,天下安定,就要在政治上抵制这六家思想。如何“以务息十二子之说”?荀子指出,仅像孔子那样根据一个笼统的治国方针,统一言论、礼仪,告诉知识分子们古代帝王治国之道,只能使“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而得不到天下百姓的信服和拥护。因为在《性恶》中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389。也就是说,人若没有经过礼义教化,则只会贪图私利。所以,除了要讲礼义,统一言论和行为,还要讲恩惠,应该像舜、禹那样“长养人民,兼利天下”。如此,则“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

　　如何做到“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荀子为此对礼进行了改革,那就是在礼的基础上提出法,但是为了提高法的权威,又将礼法并提。首先,他以“性恶”为前提,认为并非人人生来就乐于追求礼义,“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其次,他又认为必须以法作为礼的制度保障,“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可见,荀子的礼同时就是指礼义法度,将礼法并提是为了提高法的地位,使法既成为礼的制度保障,又成为礼的实际内容。荀子对礼的改革无疑是大胆的。《礼记·礼运》中记载:“是故夫礼必本于天,于地……”[2]1731也就是说,孔子认为礼是效法天地之道而有的,既然礼显示的是天地之道,那么人就应该谨慎遵守。而荀子认为:“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1]308人天生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是不会罢休的,而当对欲望的追求没有节制时,就会不断与人争抢。因此,礼不仅是统治者为了满足人的欲望需求而制定的,不是为了效法天地,而且还是为了禁止人对于欲望的无节制追求。荀子的礼显然已不仅仅是孔子所说之礼,而是礼义法度。

　　荀子通过礼法并提,认为天地虽然能生万物,却不能治理万物,而是任由万物自生自灭。天地更不能治理人类,如果人类由着天性,只会为了满足一己之私而陷入没完没了的争斗。所以,荀子得出的结论是:“性伪合而天下治。”[1]322能够遵守礼法的,就能够使天下统一安定,而“圣人”就该如此。

　　(二)以“王制”为基础的“君道”思想

　　荀子根据其“性伪合而天下治”的结论,提出“王制”,要求礼法并重。荀子说:“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孟子曾提出“法先王”的思想,认为“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2]238。荀子则批评孟子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认为思孟学派的学说“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1]67。荀子的看法是治国的基本礼义,根据夏、商、周三代而定,再往前则没确定的根据,而法度应该根据近时代的贤君,否则就是走歪了。荀子说的法度虽然是和礼义并提的,但其实已经不是孟子所说的“法”。孟子说的是效法先王礼义,荀子则认为“道不过三代”,再远就说不清了。另外,荀子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显然已不同于“先王”,甚至“三代”之时,遂提出“法不贰后王”。礼义主要是承袭以前的制度,具有权威性,不可说废就废。法虽然与礼并提,但只是借助礼获得权威,内容还是有所不同的,是根据近代的现实制定的。可见荀子“王制”思想名为礼法并重,实则主要为了推行法度,可谓之“王法”。荀子说:“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1]124显然,“王法”已经不像孟子说“法先王”那样模糊不清,而是具体的治国政策,比如按等级规定赋税、主持公道、处理民事纠纷、管理使用好各项物资等。

　　荀子认为“性伪合而天下治”,而礼法又不是天地自然之理,因此需要“待圣人然后分也”[1]322。“圣人”无疑就是指君王。于此,荀子以“王制”为基础,提出自己的“君道”思想。“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1]195。荀子认为,“君道”最基本的应该是修身、养心。孟子谓之修身在于“思”,因此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2]293。意思就是:诸如仁、义、礼、智这样的道德,并非外在的虚荣,而是人内在固有的追求,如果人们尚不具备这些,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荀子对此持批判态度。我们已经指出,荀子是以“性恶”为基础的,因此他认为要具备一定的道德,特别是遵从礼法的要求,则必须首先依靠良师的教化,因为没有良师的教化,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礼法;其次按照礼法的要求去做,仅仅意识到什么是礼法并不能使之满足礼法的要求。因此他说,修身、养心的目的在于使“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修身、养心是对“君道”最基本的要求,更进一步的要求是“能群”。一方面,荀子认为君王要“能以公义胜私欲”,这是治国理政的前提,因为君王是万民的表率,所谓“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1]195。君王就是万民的良师,是他们遵从礼法的楷模。另一方面,荀子认为君王之道,在于“能群”。他说:“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1]197。君王之道就是治国理政之道。它要求君王能够善于按照礼法所要求的等级和分工使得国家统一安定。它大概包括四方面:能够使人们得以休养生息;能够主持公义,处理民事纠纷;能够合理安排工作;能够合理划分等级。

　　荀子的“君道”思想是以“王制”为基础的,修身是要让君王自身符合“王制”的要求,“能群”则是要君王按照“王制”去治理国家。荀子所谓“王制”就是礼义法度,因此在“君道”的四方面内容中,首先是要满足人们“生养”的共同需求,除此之外都涉及如何划分等级。荀子在《王制》中说:“贤能不能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1]114由此可见,荀子对礼的改革虽然形式上不甚彻底,依然将礼法并提,但是在内容上却是彻底的。孔子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2]1731同时也认为:“如用之,则吾从先进。”[3]109就是说要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士大夫的子弟。但如何判定谁是“先进”还是“后进”?孟子则提出:“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2]180意思是说:国君选用贤才,不要听信身边的人举荐,也不要听朝里的官员们举荐,全国人举荐都说这个人是贤才,再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能,再用他。我们试想,国君若求贤若渴,哪怕有一人举荐,也应“察之”,哪还等全国人举荐?而且,一般的贤能,如何能使得全国举荐?可见,孟子和孔子一样都是将选贤用能限制在知识分子甚至更高的阶层。最后,孟子也没提出具体如何“察之”。荀子认为对待贤能不能靠依次举荐,不足以胜任的就要立刻罢免他。具体实施则要依据“礼义”,其实就是“法度”。无论是官员子弟还是庶人出身,都要符合法度考察。这不仅是“尚贤任能”,更是在“尚贤任能”基础上划分等级。荀子说:“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1]203一方面,礼法是检验人才的标准;另一方面,礼法也是限制其等级、分工的准则。荀子举例说“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1]204,不仅指出考察要根据其贤能类别设定具体的考察措施,还要求公开、公正使人信服。

　　二、从领导科学角度看荀子“君道”思想

　　(一)“君道”的领导属性和本质

　　什么是领导?现代领导科学认为,领导首先是领导活动,它包含四要素:领导者、被领导者、客观环境和领导目的。社会主义领导的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人类本性直至获得完全自由。因此,社会主义领导的本质是服务。而荀子对此有两方面的看法:其一,领导就是领导活动;其二,领导的本质是统治。

　　荀子的“君道”思想无疑就是他的领导思想,他认为“君”是“能群者也”,因此在他看来,领导不是领导者,而是领导活动。显然,在领导活动中,除了领导者,还有被领导者。荀子认为礼义“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1]327,这就指出“君之所道”是根据天地法则和人的本性制定的,而在荀子看来这些都是不变的。也就是说,荀子对于客观环境的认识是固定的,这体现出其思想的局限性。荀子认为领导者应该是“善生养者也”,所以,领导活动的目的是“生养”。荀子的“君道”思想是以“君”为核心的,把“君”或者说领导者的地位抬得很高。领导者虽然也要服从礼法,但礼法本身就确定了领导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被领导者只能服从。因此,荀子认为领导的本质就是统治。

　　荀子的领导观念很符合当时统治者建立封建统一的政权需求,但在今天看来,首先,“养”和“别”不是人的所有追求,荀子将人的阶级属性下的欲求当成了人最本性的需求,人的自然属性应该是追求更高的自由。其次,荀子认为领导的本质是统治,只认识到领导活动的自然属性,即指挥和服从的关系。他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认识到领导活动的社会属性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不仅领导活动具有二重性,而且结合马克思关于人的二重性理论,我们还可以认识到领导者也有其二重性。一方面,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作为个人又处于被领导者的地位,既要指挥也要服从;另一方面,集体利益,或者说集体的共同发展是领导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者作为集体的代表就站在了包括自身在内的、组成集体的诸个体的对立面。这里,领导者自身的矛盾显然是由于领导活动的自然属性而获得的,而领导者作为集体利益代表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则是由于领导活动的社会属性获得的。所以,在现代领导科学研究中,领导者应该作为领导活动的矛盾结合点,领导规律即在于如何使这种矛盾在领导活动的实践中得到统一。但我们也要看到,荀子在儒家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修身思想,虽然是为了论证领导统治的合理性,却也为解决第一方面即领导者自身的二重性问题提供了自己的方法。荀子认为,作为领导者要用道德约束自己,并为被领导者作出表率。这也要求领导者处处以身作则。

　　(二)“君道”的领导方法和艺术

　　领导方法和艺术,既能体现出领导者的领导能力,也能体现出领导者的领导作风。领导者有效行使领导职能必须有科学的领导方法。荀子认为,首先,领导者要会选人——“尚贤使能”;其次,领导者要会用人——“王霸”并用,建立威信。

　　荀子说:“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1]172领导主要就是用人。正所谓:“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1]169治理国家不可以一个人独立承担,国家的强盛繁荣关键在于用人。对此,荀子进一步说:“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1]172一个人治理天下,每天还有空闲,事情不够忙的,就是因为分配给别人做了。既然如此,那么如何选人就很重要。荀子提出:“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1]169这是选人的原则,即不能任人唯亲,也不能根据等级,而要根据才能。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才,又有什么才呢?上文提过,荀子说:“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既不是依赖权贵举荐,也不是依赖乡人举荐,完全就是通过实践来检验,可谓是公开、公平、公正。现在人事选拔大多也是考试聘用制,即便有选举的情况,最终也要通过实践考验。这样就不难做到“故王者已于服人矣”[1]174。

　　荀子认为,领导的本质是统治,天子就如“民之父母”,“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1]179。这种统治难免带有封建家长式的专制色彩。父母对孩子是又打又疼的,君王的领导方法相应的是“上可以王,下可以霸”。而父母对孩子是天性使然,把君王等同于父母是种掩盖统治本质并显示其合理性的说法。但是仅仅将君王比作父母,百姓是不会爱戴他甚至为他牺牲的。荀子提出君王用人之道,“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1]169,“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他故焉,道德诚明,利则诚厚也”[1]184。让百姓把他当上帝一样,爱戴他如父母,能够为之牺牲的原因,就是这位君主真的道德显明,而对老百姓的恩惠也真的深厚。在此基础上,荀子认为:“故立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1]162树立遵守道德的典范则可以称王于天下,树立遵守信用的典范则可以称霸于诸侯,而如果树立玩弄权术的典范则要灭亡。君王以礼义为本,任用贤能,又以法度定赏罚,则“上可以王,下可以霸”[1]180。“王霸”并用,一方面是说如此进可以统一天下而称王,退可以称霸诸侯做个强国之君;另一方面则显示出荀子倡导的领导风格,即“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用礼义道德笼络人心,用等级法度获得威信。

　　(三)“君道”的领导体制

　　领导活动的主体除了领导者个人或者集体之外,还有领导体制。领导体制是发挥领导职能的重要保障,服务、决策、用人都有赖于领导体制的构建。另外也应该认识到,领导体制的内容是有阶级性的,因此也有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社会主义领导体制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战国末期,统一是大势所趋,荀子不仅竭力拥护君主集权,还提出以礼法为依据的封建等级制,从而为君主集权提供保障。同时也应该看到,荀子提出的以“王制”为内容的封建君主专制有以下特点:其一,君主专制的基础是等级制,内容是“王制”,是不变的;其二,体制的有效性,要靠对人的考察任用,人治和法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

　　“君道”的领导体制显然就是“王制”,即“君主专制”。我们已经论述了“王制”,礼义法度是其制度内容,也是荀子领导思想的基础。一方面以“礼”确定等级名分,另一方面要以“法”保障君主的权力得到逐级实行。礼法并提不仅为统一社会确定了等级名分,也确定了君主的权力地位。如果只有礼而无法,则政令不行,只有法而无礼,则行之无名。礼法相提并论则国治。正如荀子说:“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1]200荀子的领导方法和艺术是“王霸”并用,礼法并提也是这一方法的体制保障。

　　荀子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1]190这就是说,荀子认为体制是不变的,故谓之“无乱国”,但承担体制的人可以改变,故谓之“有乱君”;而法又是不能够自己施行的,需要人来实施,故谓之“有治人,无治法”。可见,荀子认为“人”和“法”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不过,荀子也看重人的作用,在其倡导的封建礼法体制中更突出人治。他说:“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1]224荀子不仅在《王制》中有关“序官”的文字中描述了他理想中领导阶层的各个等级,也提出了相应的官员或者领导问责制。虽然表面上强调法治要靠人治来推行,但是其基础在于作为“王制”的国体不变,而无论是君王还是其他任职的人都是可以变动的。荀子认为:“故政事乱,则冢宰之罪也;国家失俗,则辟公之过也;天下不一,诸侯俗反,则天王非其人也。”[1]130由此可见,荀子的人治是受法治制约的。荀子所谓的“君”,更多地代表了其封建等级的社会性。最后,我们还应该看到,荀子建立新的领导体制,虽然是为了使之适应新的统治要求,但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当时的阶层流动。

　　三、荀子领导思想的现代意义

　　领导科学在我国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其研究对象是现代领导活动及其规律。运用领导科学范式解读古人的领导思想,不在于重新解读古人,而在于扩展领导科学的理论应用,丰富学科自身体系,并在历史背景下对这一学科范式进行检验,有利于学科范式的改进。领导科学是一门讲求实践的学科,它是对领导活动的总结,同时要求其研究成果能够立刻应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古今不仅领导活动的主体不同,领导观念、面对的客观条件甚至领导目的都有不同,因此说不在于以此重新解读古人。领导科学既然作为一种科学,就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即通过经验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进而在本学科范畴内总结出其理论以应用并指导进一步的实践。古人的领导思想是古人对领导活动的经验总结,凝结了古人的领导智慧,是研究现代领导活动最为宝贵的间接经验和重要参考,因此,以领导科学范式解读古人领导思想,不仅有利于丰富学科自身体系,还有利于本学科范式的检验和改进。

　　从领导科学的几个基本范畴综合来看,荀子的领导思想本质上是为封建君主专制服务的,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性;荀子以“性恶”为起点,把人的阶级属性当成人的自然属性,把领导活动仅仅看成是领导者在一定层次上满足人欲求的基础上的统治,而忽视了人对自身发展的需求;荀子“王霸”并用的领导方法和艺术仍有其可资借鉴之处,在今天的领导实践中依然具备明显效用。

　　思想来源于实践。荀子作为先秦末期儒家的一位集大成者,其领导思想不仅深受儒家前辈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念,而这些都使得他的领导思想比孔孟甚至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更为进步,更为符合其时代的实践需求。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连年累月。战火带来的伤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统一安定是人们当时的心声。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在战国末期,奴隶制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然消解殆尽,生产力发展要求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因此,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成为时代的趋势。在荀子之前就有许多领导思想是为了追寻社会统一安定,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中尤以孔孟的思想对其影响最为重要。孔子处在春秋末期,因此提出尊周礼,继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3]174,孔子认为,社会需要统一安定是符合社会以及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但要继续在周的领导下。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与历史背道而驰的。孟子处于战国中期,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统一安定需要有新的领导,但他继承孔子“仁”的思想,法先王、行仁政,显然还没有认识到新的领导统治不仅是政治需求,更是历史需求、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新的领导统治自然要求新的领导体制。这也就难怪孟子的政治主张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4] ,虽然来源于对时局的认识,却无法立刻应用于实践,自然就难以被各国采纳而得以实行。荀子则处于战国末期,在荀子幼时,秦惠王称王,虽然还未呈现战国七雄的局面,但很多小国在连年征战中被逐一吞并,荀子第一次去齐国游学时,秦已灭蜀,到荀子四十岁左右离开齐国去楚国时,齐又灭宋[1]513-514。这些无疑让荀子不得不重新审视各家学说,以便提出更符合时局的“君道”思想。“君道”思想既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要求,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体制下的生产关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排斥它的一切,忽略它在一定程度上对领导活动规律的成功把握。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袁祖社.四书五经全注全译[M].北京:线装书局,2001.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安平秋.史记全译[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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