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企业成本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我国研究企业文化的文献很多, 根据中国知网统计数据显示, 2006~2016年有关“企业文化”的核心期刊论文共计1990篇, 其中CSSCI论文共计721篇, 但研究企业成本文化的较少, 力作更少, 2006~2016年有关“成本文化”的全部期刊论文仅19篇, 其中CSSCI论文仅1篇。有研究成本文化、多元成本文化, 以及具体企业成本文化, 虽然对成本文化的重要性一致认可, 但成本文化的概念依然比较模糊、观点不一。本文拟在分析企业传统成本文化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从战略性、满意性、人本性、集成性、和谐性五个方面进行创新, 以形成“新常态”下企业成本文化。

　　关键词：  企业，创新，成本文化，创新策略
 

　　一、企业传统成本文化存在的问题

　　企业成本文化是在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中涉及全员、全过程的一种具有战略性、满意性、人本性、集成性、和谐性, 同时也注重细节、讲究节俭、严格管理的企业文化。企业成本文化对于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成本管理理念的影响;二是对企业员工的成本行为准则定位的影响。

　　(一) 传统的低成本战略难以为继《2016全球制造业

　　竞争力指数》显示中国全球制造业竞争力位列第一, 但从人才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看, 德国、日本、和美国分列前三, 而成本竞争力是整体竞争力中第二重要的驱动因素。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以牺牲职工薪酬福利、产品质量与安全保障, 透支土地、矿藏与环境等资源的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障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的“四低”成本战略。虽然低成本模式曾经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这种严重扭曲的企业成本文化———企业的“低成本”和社会的“高代价” (例如, “维稳”、环境修复等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 , 违背了发展的终极意义和目标, 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摩擦和冲突, 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升级换代构成了较大的约束。经济新常态要求“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 展望未来, 在职工薪酬福利、资源价格上涨, 质量和安全要求提高, 生态环境补偿成本急剧增长的背景下, 我国需要新型的企业成本文化来打造核心的国际竞争力。

　　(二) 成本控制思路需要重新审视

　　传统的企业成本控制总是按照成本最小化的思路来控制, 属于单目标最优化决策。由于成本是企业在一定的交货期和一定质量水平下的产物, 成本越低可能会导致交货期和质量不能满足要求, 因而企业实际上是不存在成本最小化的单目标最优解, 即使存在成本最小化的单目标最优解, 实现这个成本最优解相应交货期和质量的代价可能会更大。应进一步拓展企业成本控制的思路, 从追求成本最小化的单目标决策转向围绕“成本满意+持续改进”的“交货期-质量-成本”联动控制的多目标决策, 通过持续改进逐步逼近最优化。

　　(三) 成本控制主体缺乏有效激励

　　企业成本控制主体是人力资本所有者 (包括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普通员工) , 他们对降低成本作出了重要贡献, 就应该分享“成本-收益”, 而现实他们只是较少或部分地 (如:部分企业设立原材料节约奖, 一些企业试点高管的年薪制、股权激励等) 分享了“成本-收益”, 成本降低形成的税后利润几乎全部被非人力资本占有, 成本控制主体没有得到有效激励, 没有贯彻“成本-收益-激励”一体化设计, 只是靠非人力资本所有者 (股东) “推动”人力资本创造“成本-收益”, 没有考虑人力资本平等地参与“成本-收益”的分配, 尤其是未建立人力资本参与成本降低所形成税后利润的分享机制, 有效激励成本控制主体主动“拉动”“成本-收益”, 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架起一座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合作的桥梁。因为企业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共同创造财富的平台, 传统的分配机制过分强调了非人力资本的作用, 忽视了人力资本的主观能动性, 人力资本未能同非人力资本一样地获得平等的“成本-收益”分配权, 参与企业“成本-收益”分配也不充分 (众多学者研究表明资本要素“侵占”劳动要素回报) , 处于非人力资本赐以恩惠的不平等的弱势地位, 且缺乏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成本-收益”分配上的法律制度安排, 人力资本所有者对降低成本的欲望和积极性远不及非人力资本所有者那么强烈, 只是被动地、屈从地、应付式地降低成本, 激励作用较弱。

　　(四) 成本管理方法很少综合集成

　　很少企业通过多种成本管理方法的综合集成来实现成本控制目标。纵观传统的战略成本法、全生命周期成本法、全面质量成本法、目标成本法、作业成本法、供需链成本法等成本管理方法均是从某一侧面或角度来实施成本控制, 且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弊端, 单独应用某种成本管理方法往往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 在当今企业信息化条件下多种成本管理方法的综合集成变得越来越便利, 应将这些成本管理方法综合集成起来控制企业成本, 通过多种成本管理方法之间的扬长避短, 起到“1+1>2”的效果。

　　(五) 成本管理和谐性认识得不够

　　成本管理的和谐性是指成本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泰罗制之前, 企业成本管理是经验管理为主, 更多的是强调成本管理的艺术性, 即巧妙的应变性、灵活的策略性、完美的协调性。泰罗制之后, 广泛应用的成本管理方法 (如:标准成本、目标成本、作业成本、战略成本、全生命周期成本等) 更多的是强调成本管理的科学性, 即成本管理的规律性、严密的程序性、先进的技术性。管理既具有科学性, 又具有艺术性。成本管理也不例外, 不应该只考虑成本管理的科学性, 不能仅把人看作是“经济人”, 而“霍桑试验”证明了“人是社会人”, 应该将成本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经济新常态下企业成本文化创新

　　经济新常态是要实现速度变化 (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稳定增长) 、结构优化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动力转化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 是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更加深刻的认识, 必将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呼唤企业成本文化从战略性、满意性、人本性、集成性、和谐性五方面进行创新。

　　(一) 战略性:实施新型低成本战略

　　战略性是指将成本因素同企业竞争力联系起来, 寻求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与成本的持续改进。经济新常态要求不能只着眼于经济发展单一目标, 应统筹兼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环境等综合性目标, 摈弃“赶超”心理支配下“急功近利”的短期化行为, 超越传统的“四低”成本战略, 实施新型低成本战略, 有效地避免企业的“低成本”和社会的“高代价”。

　　(1) 针对低劳动力成本, 应真正落实从十六大就开始提出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使得收入分配结构更加科学、公平、合理, 尤其是要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础上, 切实推进“先富带动后富,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防止两级分化。这样才能扩大消费市场的社会基础, 强化需求侧管理, 真正解决“想买的没有钱, 有钱的不想买”的内需不足问题。

　　(2) 针对低社会福利成本, 应进一步理顺国家与企业、居民的关系, 让政府切实履行维持公平正义和提供社会保障与福利等公共服务的职能, 不断提高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水平, 保障居民的社会权利。

　　(3) 针对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 应进一步摆正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博弈关系, 强化全生命周期成本的理念, 促使企业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和安全保证来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防止由“三聚氰胺”事件引发的对整个国产奶粉的信任危机, 也正是许多消费者选购进口婴儿奶粉, 才能倒逼国产奶粉提高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

　　(4) 针对低环境污染成本, 应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 加大环境的保护力度, 摒弃先污染再治理的理念, 防止“只是把污染的企业搬到了郊区或更偏远的地方却没有让总污染量减少”的现象, 积极推进自然资源离任审计, 同时只有通过提高民众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参与度, 才能在环境问题上对企业和政府等形成监督和约束。

　　(二) 满意性:围绕“成本满意+持续改进”拓展成本控制思路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 “成本满意”是指成本控制的目标应综合权衡交货期、质量等的得失, 而非一味地去追求成本自身的纯科学优化理想的最小化状态。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个性化, 产品交货期和质量等的要求和水平往往处于一种多变的状态, 这样就难以定量化地、准确地把握成本最优化的水平, 即使能确定成本最优化的水平, 可能交货期或质量上不许可, 或实现交货期或质量上的代价是较大的。随着成本管理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提出用一个满足交货期和质量要求的“成本满意+持续改进”的概念来拓展成本控制思路, 采用逐步逼近优化的思想, 反而却会实现较优化的状态, 把成本控制从成本单目标的局部优化转向“交货期—质量—成本”多目标的整体优化, 从短期优化转向长期优化, 从成本水平不变的定式优化转向成本水平可变的不定式优化。

　　(三) 人本性:激励成本控制主体主动降低成本

　　人本性是指企业应进行“成本-收益-激励”一体化设计, 激励成本控制主体 (人力资本所有者) 发挥主观能动性 (包括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聪明才智、技术技能等) 来主动降低成本。为了使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长远性、整体性、系统性、主动性、合作性 (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 的降低成本动力, 应建立人力资本参与成本降低所形成税后利润的分享机制, 使成本控制主体能享受到成本控制收益的成果并得到充分的激励。

　　(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重申“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应真正转化为企业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共享税后利润的法律制度安排, 使企业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从利益“对抗”走向利益“联合”, 以解决我国贫富差距过大、分配不公, 实现共同富裕, 寻找中国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动力, 保持新常态而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 随着人类受教育程度和知识信息作用的不断提高, 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和贡献越来越大, 同时企业治理的模式也在向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治理的方向迈进, 非人力资本独享税后利润的时代背景已不复存在, 人力资本应该参与企业税后利润的分享, 企业税后利润分配原则的制定权应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主导向人力资本所有者主导的方向转化。

　　(3) 人力资本参与税后利润分配不充分, 加之机制不健全且缺乏法律制度上的安排, 对扩大税后利润的欲望和积极性远不及非人力资本, 知识信息社会条件下人力资本有效激励不足, 难以实现利益相关者共赢。“工资报酬+税后利润分配”则可以实现对人力资本更有效的激励,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基于能力主义的职能工资制”更重视知识和高智力劳动、技术和企业家管理及风险累积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并要求通过一定的分配制度给予其合理的回报的成功经验, 就是有力的证据。

　　(四) 集成性:强化“成本管理方法的优化设计”

　　集成性是指将多种成本管理方法进行综合集成, 扬长避短。单一的成本管理方法往往是从不同侧面对成本实施的管理, 且各有利弊, 应该把这些成本管理方法有机集成起来, 防止交叉重合和彼此矛盾, 通过“成本管理方法的优化设计”实现“高聚类低耦合”。“成本管理方法的优化设计”是指在战略成本管理思想指导下, 根据全生命周期成本的视野, 统筹兼顾制造成本、使用成本、社会成本, 拓宽全面质量成本的视野, 在顾客可接受的合理质量水平和交货期要求下, 权衡全面质量成本与全面质量收入, 通过目标成本与作业成本等的综合集成来控制制造成本, 并强化供需链成本的协调, 真正起到多种成本管理方法集成“1+1>2”的效果。

　　(五) 和谐性:注重成本管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成本管理方法的优化设计”突出了成本管理的科学性, 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则突出了成本管理的艺术性, 成本管理除了通过“成本管理方法的优化设计”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分别单独发生作用以外, 还应该注重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两者互动、耦合, 实现成本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因此, 在应用成本控制方法时, 应该注重通过成本控制主体的有效激励, 形成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利益共同体, 促进成本控制主体主动降低成本。

　　三、结论

　　经济新常态呼唤企业成本文化的创新, 本文在分析了企业传统成本文化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从战略性上发挥低成本优势, 满意性上围绕“成本满意+持续改进”拓展成本控制思路, 人本性上激励成本控制主体主动降低成本, 集成性上强化“成本管理方法的优化设计”, 和谐性上注重成本管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五个方面进行了经济新常态下企业成本文化的创新。企业成本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形成优良的企业成本文化。新常态下应积极实施新型低成本战略, 进一步拓展成本控制思路, 切实建立起“成本-收益”利益共同体, 有效激励成本控制主体主动降低成本, 不断强化成本管理方法的综合集成, 特别注重成本管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充分发挥企业成本文化“软约束”的良好导向作用, 真正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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