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策科学兴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并于五十年代被正式提出, 最终形成了它独有的学科体系。但是, 由于政策科学的“超时代性”, 在其初期的发展中, 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民主性的背离。基于此, 笔者对政策科学进行重新解读, 介绍了政策科学的由来、内涵、意义, 并针对政策科学初期的民主性缺失和应用性缺陷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提出政策科学在七八十年代之后发展的民主性与真理化趋势。作为新政治人类学“五化”之一——政策学真理化的点睛之笔的政策科学, 既是对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民主性要求, 也是当下人文价值的体现。

　　关键词：政策科学; 科学性; 理性; 民主;
 

　　一、政策科学的路径选择:政策学真理化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 政策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改变了以往对政策科学合理性的过分追求, 转而强调政策学的社会合理性, 关注人文价值。政策学真理化这一理念正是在这一路径的转变中产生的。但是, 真正将这一观点概念化是在2017年, 一名学者对此进行了总结与概括。该学者认为, 政策学真理化是将公共政策与政治人类学这两门看似不相关的学科领域交叉融合的结果。它的出现并非偶然, 而是适应了新政治人类学的发展需求, 也是顺应了学科大融合的发展趋势。它强调公共政策通过实践, 不断接近真理, 最终实现人类的尊严与价值的动态过程。

　　作为新政治人类学的重要分支, 首先, 政策学真理化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要科学, 更要民主。这一点早在1951年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一书中就有详细介绍。拉斯韦尔认为, 政策要科学, 也要民主。凡是经过实践发展起来的理论, 经研究被定义为政策的, 最终必须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不断考验, 顺应广大民众的实际所需, 从而不断接近真理。而政策学的真理化就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以权威形式, 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 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 遵循的行动原则, 完成的明确任务, 实行的工作方式, 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不断接近真理的一个过程, 它最终是为了实现统治者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而统治者所代表的阶级就是人民群众, 政策最终还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价值与意义。因此, 政治人类学家在制定政策之前, 必须要深入“田野”研究, 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真实所需来制定相关条例和规定, 紧紧围绕科学与民主的原则来制定政策, 使政策实现真理化。其二, 政策学真理化的实现还需要体现在政策实施阶段。“一般来说, 人们对科学决策的理解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 指决策的方法和程序符合科学的要求;另一方面, 指决策的结果符合客观规律。”[1]因此, 政策制定科学性是政策学真理化的前提条件, 但与此同时, 政策实施的结果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社会大环境的瞬息万变使得人类智慧的有限性被无限放大, 因此, 在政策实施阶段更要注意政策实施的结果要与客观规律相符合。这就说明政策要想实现真正“真理化”, 必须能够符合实时的政策环境, 更重要的是, 民主价值的彰显才是政策落地的“风向标”。一项政策要具有真理性就意味着这项政策必须是公民所需要的, 与公民的实际需求相符, 而且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政策科学的方法……需要一个相当明确的与政策相关的价值目标”[2]。在公共管理中, 这个价值目标就是公民的利益诉求。政策的产生如果脱离了社会实际就无法满足政策真理化的内涵与真谛, 导致一种“专家暴政”[3]。因此,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 政策学真理化将会是政策科学的不失偏颇的一种路径选择。

　　二、解读政策科学:由来、内涵与意义

　　1. 政策科学的由来。

　　从学科建设来讲, 大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政策科学开始兴起, 并于1951年被正式提出, 最终形成了它独有的学科体系。但是, 政策科学这一术语并不是亘古就有的, “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是二战前后首先在西方 (美国) 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的和应用性的研究领域, 它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行政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一次‘科学革命’”[4]。毫不夸张地说, 政策科学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划时代的意义, 它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一直以来完全没有交集的社会现象与政府决策被冠以“科学”的名号, 社会现象与行为开始接受自然科学的渗透, 从而导致了政策科学的诞生。在此之前, “对政治生活的研究往往关注的是政府的规范性或者道德方面, 或者具体政治机构操作的细节”[5]。政策科学旨在对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界定和理解, 即政府实际上应该做什么。就政府而言, 该时期的公共政策制定更倾向于“目标导向”。

　　关于政策科学, “1935年拉斯韦尔在评价麦克道格尔时就已经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政策科学’概念”[6]。这是“政策科学”概念的初次问世, 但是它还未被作为专业术语提出。它真正作为专业术语被提出是在“1943年10月1日, 拉斯韦尔在一份备忘录和一份提议上明确了‘政策科学’术语”[6]。自此, 政策科学被提出, 并且开始突破学科限制, 走向跨学科、综合性的道路, 并且接受着时代的考验。同样是在这份提议上, 拉斯韦尔指出“政策科学包括社会与心理的科学以及在一般意义上所有与政府决策有关的科学, 政策科学的目的是服务于人类的尊严”[6]。拉斯韦尔为该“政策科学”提出了独特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他指出, 政策科学与社会活动或社会现象密切相关, 政府往往基于社会的真实状况而制定出合时宜的决定或政策, 并执行这些政策, 最终达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均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利益与需求, 使人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与幸福感。可以说, 所有的科学决策都是民主的手段, 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

　　2. 政策科学的内涵。

　　(1) 政策科学的定义。对于政策科学的定义, “它以现实、合理、有效、可行的政策为追求目标, 通过诸如定性与定量、实际与假设、理念与创造力、想象与可行性、战略与策略等一系列理论和技术方法的有选择的应用, 并通过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 来制定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政策规范, 以解决那些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生存条件和人类社会未来的公共政策问题”[7]。此概念指出, 政策科学通过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融合, 将理性思维与大胆创造相结合, 将长远的宏观判断与短期的微观执行相结合, 并且强调调查方法和技术分析方法、政策信息与政策谋略的“选择性”的意义, 最终完成一系列可行的政策制定, 维护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尊严。这又一次印证了政策科学只是民主化的手段, 民主性才是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终极目标。“而几乎在同一时期, 拉斯韦尔与麦克道格尔 (Myres S.McDougal) 在《法律教育与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专业训练》一文中共同就公共政策的含义作了说明, 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探寻公共利益的途径, 法律就是公共政策的一种。”[8]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政策研究、公共事务以及公共经济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政策目标与概念方面, 政策科学追求的是一种公共利益, 它是公共利益的集合体, 能够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追求, 满足其所在需求;在基本方法方面, 政策科学认为可以通过建模的方式找出最合适的公共政策, 而政策活动的其他几种则是采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在政策结果方面, 政策科学较政策分析、政策研究等的实施结果更为明确, 它采取的是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 通过将确切的数据输入数学模型, 最终确定具体采用哪种政策模型, 也能知道采取该模式的具体结果。关于政策科学与其他政策活动的区别, 布伦纳 (R.D.Brunner) 总结道:“政策科学是指由拉斯韦尔、麦克道格尔 (Myres S.McDougal) 以及他们的合作者们发展的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注重情境关系以及方法多元的实现人类尊严的途径, 而不是指政策运动中其他的分化发展或者单独出现的部分。”[9]这与前文所述的“政策科学的目的是服务于人类的尊严”[6]的观点相一致。

　　(2) 政策科学的科学性。科学性在政策科学中显得尤为突出。“政策分析模型的意义就在于, 它可以使用成套的理论和方法, 帮助决策者突破自身的局限性, 在众多的变量极其复杂的相互关系中作出正确的选择。”[7]在政策科学理论中, 它必须使用数学公式和实证数据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 采用的是数学量化或经济学等分析方法, 所有的数据都可以保证被直接且客观地利用, 而不受人文的影响, 因此, 自然科学的逻辑运作模式使得最终制定出的公共政策更符合实际的需要, 是在排除了各种学科理论限制、人文认识存在偏差的缺陷之后的最佳选择, 这是一种最优化的政策选择模式。

　　在科学性上, 政策科学较传统理论模式的优越性还表现在“由于政策分析模型通常是由与既定政策无关的一组专业人员制作的, 因而有助于避免既得利益或情感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个人的好恶、偏见的干扰”[7]。政策分析模型的建立是政策科学制定公共政策中的一项重要的步骤。基于政策分析模型建立的复杂化与专业化, 公共政策的建模过程只能借助外来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 这些专业人员利用公共政策领域专家提供的数据资料, 并利用自己丰富的数学及其他相关知识, 来为政策选择建立一个最适合的模型。由于这些专业人员本身与政治毫无关系, 对政策背后的利益关系一无所知, 他们的判断与选择仅仅基于抽象的数学逻辑, 因此, 公共政策模型的整个建立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的物质利益与情感倾向是毫无关系的。从这个角度看, 政策科学是一种集科学性与客观性于一身的政策分析方法。

　　3. 政策科学出现的意义。

　　政策科学问世之后, 第一次被使用是在1950年, 拉斯韦尔与卡普兰 (A.Kaplan) 正式使用了“政策科学”这一术语。1951年, “拉斯韦尔与勒那 (Daniel Lerner) 在他们主编的《政策科学:范围与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中共同发展了后来一直使用的政策科学的概念, 即政策科学是关于政策过程的知识以及政策过程中的知识, 并认为政策科学是一个超越多个学科的综合学科”[10]。这是“政策科学”第一次被正式使用。在此, 政策科学之所以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主要是它对传统政策制定的颠覆。拉斯韦尔将政策科学定义为一个综合性的学科, 认为政策制定要摆脱政党、政治家自以为是的形而上的价值追求, 摆脱他们的宏观判断, 肯定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助力作用, 提倡一种运用多学科知识建立政策模型与政策框架的全新的理论模式。因此, 政策科学不仅是一种强调政策适用者或社会对象的分析, 更是注重政策制定者及其所属系统、程序、方法的优化。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这种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然科学化在当时显得极为新颖, 如同一股清泉颠覆了长期以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兵分两家的状态。政策科学的兴起时期与科层制或者官僚制的顶峰时期几乎处于同一时期, 前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拉斯韦尔正式提出, 后者在该时期达到了一种较为成熟的巅峰状态。此时的行政与政治处于完全分离的境地, 行政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而存在, 政治与行政互不干涉。又因为学科建设与现实的需要, 关于行政的研究被逐渐专门化, “以至于在这种研究指导下的行政实践, 走上了片面追求科学化的道路, 并杜绝了公共行政民主化的可能性”[11]。而前文所论述的“政策科学”的理念更是助长了“行政科学化”的趋势, 这一点源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政策科学的运用:“科学”为重, 民主缺失

　　1. 政策科学的民主性缺失。

　　政策科学除了强调政策的科学性外, 也提及了政策制定要民主。但是, 由于拉斯韦尔本人在《政策科学》一书中缺乏对民主政治的深入剖析, 导致其中论述政策民主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者被误解。因此, 政策科学虽然提及了民主, 但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将民主的意义突出强调。

　　拉斯韦尔于1943年曾公开表示, “我想要实现道德、科学与政策的整合……道德目标即自由社会的核心价值———人的尊严, 科学和政策是实现该目标的必要手段”[6], “提供改善民主实践所需的知识……最终目标是在理论和现实中全面实现人类尊严”[2]。可见在拉斯韦尔的理论中, 科学和政策仅仅作为纯粹的政治手段, 政策科学的整合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 而民主便是嫁接在政治手段与政治目标之间的桥梁。在政策科学的统一体模式下, 通过对民主的追求, 最终来实现政策的终极目标。在拉斯韦尔看来, “民主是指对人类尊严的尊重, 当政策与人类尊严相协调时, 政策就是民主的”[12]。但是由于人类尊严的衡量缺乏可操作性标准, 无法进行准确的量化评判, 因此, 政策科学的民主化程度与状态就无从得知。更进一步来看, 人类尊严自身并未传达出明确的民主信息, 这些并非简单的量化标准就可以衡量的。所以, 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与定量分析无从下手的情况下, 政策科学的民主化倾向观念逐渐成为一种空洞的、易于引发误解的口号。在民主缺乏量化标准、进展困难的情况下, 政策科学运动发展至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逐渐成为一种以科学主义取向为主导的政策分析模式。该分析模式纯粹地关注定量、操作性的工具方法而放弃或忽视了对民主的诉求。此外, 拉斯韦尔对民主政治的分析是建立在微观政治心理分析基础之上的, 所关注的始终是政治领导者或公众的心理因素, 而非制度的构建或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政策学在学科建设上科学与民主的失衡状态, 对科学性高度重视, 而将政策的民主性置之度外。

　　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 拉斯韦尔对科学的大肆提倡, 对效率的过度重视, 并且仅仅通过理性的、非人性化的标准, 通过数学模型的运用来制定政策和机械地执行政策, 必然会造成政策的另一弊端———民主的缺失。用工具的科学理性去代替民主价值的魅力, 反而会与政策的科学性初衷背道而驰。

　　至此, 笔者认为, 政策科学并非纯粹地重视科学而忽视民主, 而是在追求民主化的进程中, 理论与实践的难以着手造成了政策科学中民主的相对弱化。但是, 从今天来看, 政策科学所包含的民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定位需要被重视, 从而使其进一步吻合政策科学本该有的实证性研究定位, 使得政策科学真正实现政府实际应该做什么的合理追求, “而不至于陷入正式的法律研究那种毫无结果的困境”[2]。

　　2. 政策科学的应用性缺陷。

　　政策科学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人类文明之初, 可以说, 当人类开始有了利益分配的时候, 便埋下了政策科学的种子。但它最早是由拉斯韦尔在他的《政策科学》一书中正式使用的。后来被逐渐应用于各个工业发达的国家的公共研究领域中。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 成为一门学科体系而存在, 甚至一度有取代传统行政学成为公共管理学领域的主流范式的趋势, 足以说明政策科学在二战之后的发展迅速和影响力之大, 当然它的社会效用和实用效果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 深入探究该理论之后, 不难发现, 该理论在当时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它对量化的高度要求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拉斯韦尔作为政策科学的先驱者, 提出了运用数学建模的方式来建立政策模型的政策建构方法, 引起当时学术界很大的反响, 甚至直到今天, 我们仍将拉斯韦尔作为政策学领域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惊叹于拉斯韦尔超前的学术能力。但是, 他所提出的采用量化的分析方法在当时实际运用效果并不乐观。长期以来,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处于完全不关联的状态, 能够同时跨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个领域的专家少之又少, 因此, 将自然科学领域的量化分析方法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的政策分析的运用, 操作起来自然是很有难度的。加之, 当时大多数人坚信政策制定只是政治家的事, 绝不相信通过专业人员来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就可以制定出政策的“神奇“功效, 而且, 当时的拉斯韦尔自己也过高地估计了这些量化方法的作用, 因此, 他的政策科学路线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 他所提出的政策科学也受到了严重的排挤。来自日本的着名学者———药师寺泰藏把这些归结为拉斯韦尔的战略性失误, 他曾在自己的着作《公共政策》一书中指出:“拉斯韦尔的失败或许在于确立公共政策学的战略性问题上。尽管在他提出的公共政策学的若干特点中包含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 但是, 当他把它们归纳为方法论, 把公共政策学与方法论的进步相连接时, 出现了战略性错误。”[13]但是从今天来看, 把政策科学在当时应用受阻的现象归结为战略性失误并不是完全恰当的。国内学者张敏也对此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 “把拉斯韦尔的失误归结为‘战略性错误’是后来者的评判, 如果把历史的聚焦重新拉回到那一时段, 我们将会发现拉斯韦尔只是犯了一个‘时代性错误’”[10]。换而言之, 基于当时学科发展的有限性, 拉斯韦尔提出的政策科学与当时的社会状态无法有效对接, 无法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因此, 即使拉斯韦尔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经提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仍很先进的理论概念与一系列的操作模型, 但在当时的学科发展还不完善, 各学科处在一个比较独立且封闭的领域, 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还未完全显现出来, 跨足于多学科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的情形下, 那个时期的政治家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远远大于经济学家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对社会政策的数学模型需求度的关注。因此, 拉斯韦尔提出的通过数学模型等方法建立科学政策的方法在当时的适应性与实用性是不理想的。

　　德利翁 (Peter Deleon) 进一步指出, “拉斯韦尔对政策科学运动的学科贡献一直到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基本上是处于休眠状态”[14]。这源于当时的学科发展的整体水平落后于政策科学的知识高度, 认知水平与研究工具无法匹配最先进的政策科学思想, 也因此, 政策科学的发展受到种种阻碍。

　　四、政策科学的发展:彰显民主价值

　　拉斯韦尔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集中于政府内部的决策过程, 很少涉及外部或环境因素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同时, 政策科学对民主的忽视及其应用性缺陷是它发展一度陷入泥潭、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拉斯韦尔的贡献。相反, 拉斯韦尔在当时“超时代”的政策谋略恰恰是我们当下社会所需要的。多学科知识体系的整合与运用有利于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果说学科的整合在上个世纪是应用科学的发展趋势, 那么二十一世纪后, 它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因此, 现在对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的再次强调是对这一潮流的回应与适应。当然, 政策科学将会在一个全新的视角下被审视和修正。

　　1. 政策科学的社会合理性:

　　民主价值的回归。在以人为本的今天, 公共政策是更偏向于民主的声音的。“曾经一度被视为政策科学方法论基石的科学合理性, 也因此被一种外延更为宽泛的社会合理性理论所取代, 这种政策研究方法论上的范式转向, 导致了政策研究从以追求客观、科学、效率和效益为目的, 热衷于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 片面追求政策过程形式化技术的政策分析, 转向了以追求民主、公平、公众参与和政策效果为目标, 主张恢复和强调规范研究和定性分析, 注重政策过程政治分析的‘政策研究’ (Policy Inquiry) 。”[15]从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 由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发生改变, 传统的公共政策对科学合理性的强调虽有其合理性, 但民主的呼声使得社会合理性被提上公共政策的议程。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政策模式, 强调科学合理性的公共政策更为注重的是政策的客观性存在与效率程度, 该模式通常采用一种数学量化分析的方法, 在技术上满足政策的形式感需求;而强调社会合理性的公共政策则是回到“田野”, 通过实践调查而非实验室里的模型套用的方法, 追求一种公众参与的民主政策模式, 呼吁民主价值的回归, 所有的政策供给与政策结果都是一种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具有实实在在质感的理论观念。这种强调社会合理性的政策理论是更符合公众需要, 也是更容易被公众接受的政策形式。真理的客观性与相对性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2. 政策科学的科学合理性:

　　民主性转向。政策科学的价值观念的发展伴随着上个世纪公共管理学领域的范式变更而有所变化。在公共管理学范式高度注重效率的科层制时期, 政策学追求的也是与效率相一致的科学与理性。在新公共管理范式和新公共服务范式之后, 由于人们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思想素质也有所提高, 他们开始追求自己的政治权利, 这使得行政的意义发生改变, 官僚阶级也意识到行政而行政是不可能的, 行政只是为了政治目标, 而政治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幸福和民主的生活。这使得政策制定更加关注人的价值, 政策制定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因此, 可以说, 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 政策制定一定程度上将民主放在至高的位置, 相对地, 理性被弱化。具体而言, 在二十世纪初期, 行政与政治的分离, 使得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分属不同的部门, 由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主体不再一致, 因此便造成了政策的断层现象———制定出来的政策不能解决政策客体的利益诉求, 行政人员在执行政策时又不能完全理解政治家的政治意图, 从而造成了一定程度上对政策实施结果的歪曲。为了制定出更好的政策, 政策科学便应运而生。它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并且通过外来的专业人员来进行数学模型的建构, 最终通过数学或经济方法的计算来得到最佳的政策模式与政策结果, 在政策科学推崇的政策制定的模式中, 科学与理性是最为鲜明的特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由于战争和经济危机带来的政府信任危机使得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 不可避免地, 理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陷入了泥潭。人们希望能够参与到政府的管理中去, 最大化地满足自身的利益, 而不是被呆板的模型化的政策牵制。但是鉴于政策科学的相对理性与科学, 这个时期的政策建构既要依赖数学模型的客观性, 又要摆脱数学模型的束缚, 强调民主价值的回归。“民主价值的回归也说明了在政策科学的研究中正在发生一个从科学传统向民主传统的历史转向。”[14]因此,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 公共政策领域对政策科学性的要求逐渐降低, 民主化程度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二十世纪末, 公共管理学领域出现了风靡全球的治理理念, 该理念推崇一种协商、对话、自主、整合等的协作方式, 在该理念模式下, 所有对话主体都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 公民与政府地位平等, 与政府共同管理社会事务。

　　当今的政策科学以民主性为转向, 并逐渐上升为科学性的主基调, 将民主性作为真理化的至高标准。在2005年到2009年的医疗体制改革中, 就是政策制定的行为主体之间经过多轮的利益谈判与意见纷争, 最终形成利益妥协、意见融合的共识局面。当时的医疗体制改革历时4年, 先后共有9套备选方案被专家组反复斟酌, 经过反复论证、广泛讨论和征求各方意见, 最终推出了正式的医改实施方案, 这是国内近年来最为公开和重大的一次公共政策决策的制定过程。9套方案中“意见分歧和辩论见诸报端, 各自形成意见阵营, 并期待着最终胜出。然而最终方案并非备选方案中的“优胜者”, 而是综合各方意见的‘集大成者’”[16]。这次医改的成功, 并非选择了传统的“理性”或“择优”的策略, 而胜在了“满意化”原则。这是各方利益的折中, 更是民众诉求的融合。彰显民主价值的政策制定才是当下科学性的正确表达方式。

　　五、总结

　　政策科学既是一种研究工具与手段, 也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它作为一种程序化的模式来解决非程序化的问题, 利用定性与定量、实际与假设、理念与创造力、想象与可行性、战略与策略等来制定政策, 并随着社会实际运行状态的改变调整政策, 从而解决结构和关系都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并在一定程度上, 足以实现人类对未来的勾勒与管理。而政策科学作为新政治人类学“五化”之一———政策学真理化的点睛之笔, 既是对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民主性要求, 也是当下人文价值的体现。自诞生之日起, 政策科学就笼罩着理性的光辉, 这种理性既包括工具理性也包括价值理性。时至今日, 对政策科学价值理性的关注, 即民主性的重视, 已经是政策科学得以发展的主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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