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在众多领域均有所建树，包括文学、诗学、翻译等。研究胡适及其作品的着作、论文难以计数，其中在诗歌翻译研究方面，廖七一先生做出了杰出贡献，先后论述了胡适诗歌翻译的转型、翻译中译者主体性、胡适诗歌翻译和现代译诗规范、诗歌翻译和新体诗的建构、诗歌翻译的平民化倾向等等。此外，汤富华从胡适等“五四”学人的翻译实践出发，论述了翻译行为对传统诗歌的颠覆和对中国诗学的重塑。
　　
　　陈太胜从文化旅行理论出发，论述原诗在译入语文化中，由于译者有意识的行为，译诗获得新的生命。
　　
　　李庆明、袁浩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出发，以胡适诗歌翻译为例，论述权力对翻译思想及翻译过程的影响。
　　
　　王泽龙、钱韧韧认为胡适把现代汉语虚词纳入诗歌，改变了其语言组合规律，从而促成了新诗的语法体系的改变及新诗诗体的形成。
　　
　　虽然学界对胡适诗歌翻译作了大量研究，也有学者论述胡适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贡献，但胡适诗歌翻译现代性建构方面，学界至今鲜有人问及。本文拟从胡适诗歌翻译内容现代性、翻译形式现代性和翻译出版载体现代性为切入点，论述胡适诗歌翻译现代性建构的路径。
　　
　　一、现代性建构的缘起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有着十分经典的论述：“现代性在国家社会、科学技术、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存在着多种体现”,[5]18它弘扬的是一种主体原则的理性的多重体现。就文化现代性而言，它可以看作是一种未完成的启蒙，同时又与后现代性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认为，现代性是一种“重新建构的具有后现代特征的现代性（reconstructucted,a sort of modernmodernity），或者说是一种可作出选择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此外，詹姆逊还对现代性的衡量标准作了界定：一是现代性不可被历史断代或分成某些时期；二是现代性是一种叙述范畴而非概念；三是现代性只有在特定语境中才可以被叙述；四是现代性需要与后现代性相关联才有意义。现代性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近代以来，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精英阶层及革新先行者践行了各个领域的现代性，这种实践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出版西方关于器物、制度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书籍实现，大量的翻译出版实践使得现代性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时至今日，已成为当前学术话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么，现代性在二十世纪前后几十年的中国语境中又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呢？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在器物、制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均落后于西方国家，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做出了杰出贡献。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有深刻见解，外来文化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与中国现代化进程遥相呼应，器物上感觉不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物质文化”的现代性之路；制度上感觉不足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在国内上演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期解决“政治文化”或“制度文化”问题；最后文化上感觉不足，“五四”学人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来应对国民“精神文化”的落后。在《西学书目表序列》中，梁启超称“中国管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最多……制造局首重工艺。唯西政各籍，译者寥寥。”[7]82梁启超以前，翻译西方“器物”书籍居多，而涉及政治、法律等书籍偏少，故梁呼吁政法类书籍的译介。较之梁启超，胡适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看得更深更远，他从文学、哲学等领域翻译入手推行“新文学”,来实现“新民”之目的。1916年，胡适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写道：“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着入手，使中国人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二、胡适诗歌翻译现代性建构的路径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不足，以及西方文学的完备。他借助诗歌翻译，通过引进西方完备的文学体系复兴中国传统文学，译诗是一种创造新文学、复兴民族语言的手段。廖七一认为，胡适的诗歌翻译是“中国文化演进所进行哲学思考的取样”[9]31,器物技能易被接受，政法制度由模仿而逐渐采用，文化思想在中国则严重失调，在文化转型期，东西方文化发生着激烈的碰撞，翻译西方诗歌成为胡适“文化哲学思考方式的一种文学实践形式”[10]46,诗歌翻译是胡适探索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途径之一。
　　
　　1.翻译内容的现代性演进
　　
　　学界大都把胡适诗歌翻译分为三个阶段。胡适就读于上海的中国公学时期为其一，时间跨度为1908年到1909年；胡适诗歌翻译的第二阶段是1914年到1915年留学时期；最后是1918年以后的文学革命时期。若从诗歌内容上考察，可以发现胡适诗歌翻译内容清晰的变化。前期译诗充满着誓死反抗的爱国热情，具有明显的政治化特征，彰显实用主义；中期的翻译则偏向于哲学宗教领域；及至文学革命时期，胡适翻译越来越关注人性，更加注重文学对人的教化洗涤功能。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仍处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对胡适影响巨大，比如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在他脑海中种下了革命的种子，随后，邹容的《革命军》，以及1905年在上海创办的《时报》都对血气方刚的青年胡适产生较大震动。1906年胡适求学于上海中国公学，该校竞业学会会刊《竞业旬报》的办报思想就是将革命思想“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11]79.《竞业旬报》自然而然地成为胡适抒发爱国情怀、实现革命理想的平台，他逐渐成为《竞业旬报》的主笔，在上面陆续发表文字十余万字。[12]
　　
　　要实现现代之国家，首先是推翻满清之统治。胡适在《竞业旬报》上翻译发表的《六百男儿行》便是怀有此种目的。该诗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 son）所作，名为 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轻骑兵出击》），该诗虽然表现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几百名轻骑兵的英勇，但作者更在于表达由于无能指挥官的错误命令造成众多士兵死亡的惋惜之情。诗歌第二节“（Forward , the Light Bri gade!”/ Was there a man dismay'd  / Not tho'the solider knew/ Someone had blunder'd.）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但胡适的翻译模糊了这一概念，更多的表现了轻骑兵们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比如将上面两句翻译成“男儿前进耳，/岂复生恇惧。/军令即有失，/吾曹岂复顾。”原诗中轻骑兵们不知错误的军令而冲入死亡之谷，译诗中六百男儿知道军令有失而义无反顾地冲杀，完全是两种情景。胡适对原诗的改写为的是唤醒沉睡的国民，推翻封建王朝，诗歌翻译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胡适这一时期翻译的诗歌还有托马斯·坎贝尔的《军人梦》和《惊涛篇》（Thomas Campbell'sA Soldier's Dream and Lord Ullin's Daughter）、托马斯·霍德的《缝衣歌》（Thomas Hood'TheSong of the Shirt）和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的《晨风篇》（H. W. Longfellow's Daybreak） ,这些译诗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他为推翻清王朝、唤醒民众、实现民主、自由国家而做的努力。
　　
　　及至胡适留美期间，所译诗歌大多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包括罗伯特·勃朗宁的《乐观主义》、拜伦的《哀希腊歌》、拉尔夫·艾默生的《大梵天》《康可歌》、亚瑟的《墓门行》。出国之前，胡适所译诗歌内容多为爱国主题。留学生涯让胡适重新思考社会，所译诗歌也展现了他更加包容的心态，以及对人生的哲学思辨。这一时期翻译诗歌的典型代表是《大梵天》和《墓门行》。《墓门行》诗前说明性文字指出了原文文本来自北伍德斯托克一条小路边墓地入口处无名氏所写的铭文（Anonymousinscription at the entrance to a little waysideburial ground at North Woodstock, N. H.）。“杀人者自谓能死人，见杀着自谓死于人，两者皆未深知吾所运用周行之大道者也。”[13]264（If the red slay er think he slays,/ Or if the slain think he isslain,/ They knew not well the subtle ways/ Ikeep ,and pass, and return again.）《大梵天》充满了哲理思辨。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中提到了对外国文本的选择会改变或强化本国文化的观念范式、文化规范等因素。[14]10较之原文，《大梵天》第一诗节的翻译中，胡适增加了老子的一句话：“常有司杀者杀。
　　
　　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者也”,[9]300由此可见，其借助创造性的翻译来更新中国传统翻译规范，迎接新文学的诞生。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主修农学，随后逐渐改为文学、哲学，专业的变化让胡适自然地关注西方与宗教或哲学相关的作品，其诗歌翻译目的跨越了社会变革的工具，而是将其与国内文学传统相联系。可以说，胡适这一时期的诗歌翻译作为不可被历史断代的现代性，为迎接五四新文学的到来做了必要铺垫。
　　
　　胡适的诗歌翻译烙着时代的印记，体现着救亡、启蒙以及文化建设的发展顺序，对现代性建构起着促进作用。1818年后，胡适翻译的诗歌侧重于对人性的挖掘，注重文学对人的教化洗涤功能，其典型代表是安妮·林赛的《老洛伯》（Anne Lind say's Auld Rabin Gray）以及萨拉·蒂斯黛尔《关不住了》（Sara Teasdale's Over the Roofs）。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对人的教化，越是体现人性的作品，其对人的洗涤越是深刻。以《老洛伯》为例，它是一首反映人们对现实生活无可奈何的叙事诗。汉语翻译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倒叙的方式进行，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尚不多见。“我的心头冤苦，都迸做泪如雨下。”（The waes o'my heart fa'inshowers/Frae my e'e）作为故事结尾的第一诗节就奠定了其悲剧色彩，胡适认为“悲剧的观念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醒的文学”.[15]971919年初，《晨报》刊登了一篇《人道主义》小说，以《老洛伯》为底本，但故事结局由悲转喜，以三人共同生活的“美好团圆”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胡适当时给《晨报》写信说，人生的无可奈何变成了美满团圆，故事的文学趣味荡然无存了。不难看出，胡适之所以选择《老洛伯》来翻译，故事的悲剧色彩是原因之一。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中国传统文学缺少的是悲剧的观念，很难让人彻底地觉醒，无法达到触及人灵魂的效果。胡适选择翻译西方具有悲剧色彩文学，看重的是悲剧的洗涤教化功能，诚如胡适的呼吁“:多多翻译西洋文学的名着做我们的模范”,[15]73他在有意识地促进并引导着二三十年代的文学革命。
　　
　　2.翻译形式的现代性
　　
　　每个民族的语言都具有约定俗成性，这种特性是以最广大的群众使用为基础。当一种语言形式阻碍了表达的需要，那么便会产生新的语体与之相适应。对于诗歌而言，传统的格律体无法满足情感意义的表达，人们便会寻找新的诗体。文言文在中国传承了数千年，是中国文人构思行文的基本工具，其意义对于封建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文人雅士等不言而喻，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建构，若不打破文言的束缚，则难有长足发展。
　　
　　胡适首先发声的白话运动改变了几千年来文人的思维方式，以及诗学规范和文学传统。他“首举义旗”,发起白话运动，提倡以新的语言形式表达新的情感、新的思想。胡适在各种场合所发之声，包括诗歌翻译体裁在内，都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胡适诗歌翻译体裁大体经历了格律体、骚体、白话体，展现了他“诗体大解放”过程中一步步探索求解、最终实现新体裁、新文学、新文化的目的。胡适早期诗歌翻译，虽然语言上较之同时代诗歌译者通俗易懂些，但仍然采用格律体，除句数视原诗长度有所变化外，每行字数、押韵、平仄、对仗等各方面都严格遵照传统文学的格律体模式。
　　
　　前期译诗代表《六百男儿行》，原诗分为六个诗节，采用“abababab”押韵模式，胡适则采用了“aaab caab”的模式。中国古典诗歌的韵脚常用在二、四、六、八句的尾字上面，胡适在翻译该诗时，虽未使用这一押韵模式，但古典诗歌的影子还是清晰可见，比如，为适应律诗对字数的要求，胡适频繁使用了语气词“耳、会、复”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原诗语义及情感的再现。胡适格律体所译诗歌还有《军人梦》《缝衣歌》《惊涛篇》和《晨风篇》，后来的《哀希腊歌》《乐观主义》《墓门行》等诗歌。
　　
　　胡适尝试使用骚体翻译，虽然仍然属于中国传统诗歌的体裁形式，但较之格律体，意义情感表达上则相对自由。以《哀希腊歌》为例，该诗每节六行，韵律格式为“ababcc”,使用的是西方典型的四步抑扬格，译诗每节八行（后两行是胡适增加，为抒发个人感慨之词），每句字数长短不一，而且韵式宽松，使得诗歌的容量大幅增加，这种参差的句式、自由的节奏对于抒发思想情感有独特优势。
　　
　　《胡适留学日记》中记录了胡适尝试用骚体翻译诗歌的情形：“以骚体译说理之诗，殊不费气力而辞旨都畅达，他日当再试之，近日之译稿，可谓为我开辟一译界新殖民地也。”[13]95从该段文字可以看出，胡适一直尝试新的诗歌翻译体裁，让形式不再束缚情感内容。到文学革命时期，胡适探索用白话来翻译诗歌。《老洛伯》是其白话诗歌翻译的第一首，《关不住了》则被胡适称为白话新诗成立的“纪元”.从翻译《墓门行》到《老洛伯》，胡适在将近三年的时间没有发表译诗。1918年之前的译诗诗体或采用“格律体”,或采用“骚体”,都属于传统古典诗体形式。《老洛伯》首次采用白话新诗体。
　　
　　1919年，白话译诗体的里程碑之作--《关不住了》问世。诗体作为“音与形……听觉之美和视觉之美的排列组合”,[10]388其“审美意义在于它的结构方式--怎样表达--而不在于它的内容。”[16]183当胡适抛弃了数千年来国人使用的诗歌体裁，又该何去何从？从英、法、意等国语言的变迁史证明中国文学走上白话文学的道路是一种必须，白话入诗则成为最难攻克的城堡。胡适在译诗《关不住了》中找到了白话新诗体，这种新诗体突破传统诗歌的格律体或骚体，直接模仿英文诗歌体裁。
　　
　　白话新诗体的基本范式就是节奏自然匀称，韵式规律，诗节基本一致，诗行相对平衡。《关不住了》作为新诗的“纪元”,除了其思想内容表现出的现代性外，更在于其诗体突破了数千年来的传统范式，这一范式为中国新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白话新诗体也成为那个时期中国诗歌艺术现代性构建的重要尝试。
　　
　　3.翻译传播媒介的现代性
　　
　　中国第一个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由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于1813年在马六甲创办，几年后，他们又在马六甲创办了印刷厂，到1833年，他们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鸦片战争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上海创办《六和丛谈》。这些早期刊物的发行虽以传教为目的，但客观上打破了国人固步自封的状态，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洞察世界的一个窗口，为中国现代性启蒙带来些许启示。
　　
　　安德烈·勒菲弗尔从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角度解读影响翻译的生产与接受。赞助人对翻译的产生和传播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地位三要素进行，当国家统一、中央集权时，上述三要素由“政府代表”来实施，反之，影响翻译生产传播的因素则呈现多元化趋势。[17]15-17清末民初，政府忙于政治、军事等事务，使文化产业获得发展空间。据统计，“一九零六年，仅上海一地出版的报纸就达六十家之多，这个时期出版的报刊总数达到二百三十九种。”[18]180到1919年，全国有“四百种白话报”.[19]156这为当时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二十世纪以降，胡适等人为中国现代性发声的时期，文化传播的载体已经相对丰富。其诗歌翻译传播载体主要有受众广泛的报刊、出版的单行本以及大学的讲堂。《竞业白话报》是胡适早期所译诗歌的刊发阵地，其“问题研究”导向的思路在该刊均有所体现。比如，胡适所主张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中，“爱国问题”就清晰展现在胡适所译诗歌之中。他曾坦言：“为祖国而战者，最高之事业也。”[20]554胡适第二阶段所译诗歌多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是其“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thinking aloud）”,[21]55大多刊在《留美学生季报》。如果说《竟业白话报》上胡适译诗的读者主要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学生，那么他第二阶段所译诗歌的读者则局限在留美学生和朋友兄弟之中，二者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都十分有限。胡适译诗在《新青年》上获得广泛影响力，包括广为传颂的《老洛伯》《关不住了》。除此之外，胡适在《晨报》《语丝》《现代评论》《新月》等报刊上也先后发表了一些译诗。①胡适1917年回国就被聘为北大教授，这是他身份的变化，其次是白话诗歌在语言和诗体上的成熟，再加上《新青年》《晨报》等刊物无以比拟的影响力，使胡适译诗获得广泛接受，并产生巨大影响，报刊是胡适建构并传播现代性思想意识的最主要媒介。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印刷并发行胡适新诗单行本--《尝试集》，他所译诗歌也大多收录其中，作为白话新诗的代表，其影响力从其发行量可见一斑。据《现代教育》统计，1922年全国中学生人数约为十三万余人，大学生人数则不足两万人，[22]866而《尝试集》单行本就发行了四万七千余册。另外，大学讲堂也是胡适译诗传播的重要媒介，《老洛伯》便是胡适“在北京大学教一点钟的英国诗”所用材料，这种在大学生中口口相传的传播作用也不可小觑。综上所述，胡适译诗传播媒介以报刊、单行本和大学讲堂为主，它们交叉影响，构成一张庞大的网络，在公共空间广泛快速传播，为知识、信息、思想的快速传播，以及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强大的平台。
　　
　　结 语
　　
　　现代性既是联通过去、现在、未来的不可被间断的进程，又是一种主体原则的多重理性体现。胡适诗歌翻译内容上先爱国、再宗教玄学、最后关注人性的主题，以及译诗从格律体、骚体到白话诗体的变化，正是现代性逐渐向前推进的过程。译诗文本中有意“误读”或“创造性叛逆”的手法不仅是译者文化主张的表达，也体现着译者对家国民族现代性的追求。报刊、单行本以及大学讲堂的多元传播媒介，有效地架起了译者、编者和读者的纽带，在相对自由的时空之上，通过嫁接西方文化，构筑了某种“民族想象共同体”,在文化层面，推动着中国现代性的启蒙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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