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始于隋文帝十八年(公元583年),止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前后绵延1400多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极为重要的文官选拔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科举制度选拔出了一大批才华卓越的优秀人才,建立起了文官治国的原则,促进了中国文化、古代文学的丰富和发展。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唐代的科举考试直接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顶峰,《全唐诗》共收集唐诗近5万首,其内容之繁富,风格之多样,及作品与作家传诵于众口之多,均为其他任何朝代所难以比肩。
而唐代诗歌走向繁荣,攀上顶峰,与唐代科举制度以诗赋取士有直接关系。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
“唐以诗取士,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唐既然以诗取士,作诗就成了文人的进身之阶。诗歌、仕途、利禄紧密相连,这必然吸引士人毕其全副心血精力倾注于诗的创作上,从而促进、推动了诗歌的繁荣。
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壮大了诗歌的创作群体,开掘了诗歌博大深广的内容,形成了五彩斑斓的风格。
科举制度为寒士庶族提供了公平进取入仕的可能性。以匡时济世为己任的士阶层只有“学而优则仕”,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科举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把士子终身的注意力都吸引至磁场的周围。这一点直接刺激了诗歌作者群体的壮大。诗人们多半来自庶族士人阶层甚至下层社会,他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切身经验与深入认识,对唐诗博大深广的内容与五彩缤纷的风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科举考试还扩大了文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举子们汇集京师,无论及第还是落第,他们的流动量都很大。这就在唐诗中形成了许多送人赴考、贺人及第、慰人落第以及自述这类经历的诗篇。前人说,唐诗之佳篇多产生于羁旅行役之中,这跟士人们奔忙于科举之途关系甚大。
落第的诗人张继来到了苏州。美丽的古城,触动了诗人愁情。月亮西斜,意兴阑珊;乌鹊悲啼;江岸上,霜结千草。
夜空里,星子如霜;江上渔火二三;钟声响了,张继无眠……这是一个不朽的失眠,他推枕而起,摸黑写下那篇不朽的诗篇--《枫桥夜泊》。
科举考试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读书、虚心向学、勤奋治学的风尚,这对于唐诗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北宋晁冲之《夜行》诗有道:“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宋时如此,唐代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为求科名,挑灯夜读者遍及千家万巷,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读书、虚心向学、勤奋治学的风尚。
士子们孜孜不倦寒窗苦读,加入到了“读书破万卷”的行列中去,同时“十年寒窗无人问”的苦痛,使得他们奋力挣脱,这在某种程度上练就了士阶层认真勤奋的治学精神,以至有了唐代士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赋诗风范,有了“推敲”的典故。
唐代的科举考试盛行行卷之风。所谓行卷,就是在考试前把自己的代表作品写成卷轴,投献名公巨卿,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故应考前,考生必云集京师,“拜谒”之风盛行。“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是唐时考生朱庆余在考前写给主考官张籍的诗。诗人杜牧在参加会试前,也拿自己的千古名篇《阿房宫赋》
投献名公巨卿。这就说明,在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影响之下,士子们在考前进行着多么广泛而艰苦的创作,这无疑是唐诗繁荣的原因之一。
考前如此,考后那些及第士子的荣宠又是怎样的呢?
唐科举放榜常在二月,“十年辛苦一枝桂,二月艳阳千树花”.新科进士春风得意,扬鞭策马,长安市民万头攒动,争睹风采。中唐诗人孟郊的《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登科及第士子荣宠心理的真实流露。
另外,一些士子由于个人的性格和遭际,他们未能参加科举考试或者屡试不第,但是这不能说明他们没有受到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影响。
他们之中也有彪炳史册的大诗人,其诗作流传甚广。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赵嘏)落第文人的辛酸在诗篇中又是怎样的呢?杜甫就有进士不第的深切体会。他困局长安达10年,四处投献诗文,行卷干求,“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李商隐、孟浩然、温庭筠、韩愈、孟郊、李翺等都曾有过屡试不第的经历。
以“落第”“下第”为题材的诗篇几乎形成一大门类。落第的苦痛,“十年寒窗无人问”的艰辛,又使得他们奋力挣脱,星转斗移,年复一年,矢志不渝地向着目标挺进,这种奋进在客观上又促使他们不懈地读书、创作。
综上所述,科举制度本为统治者选拔官吏、牢笼士子的手段,而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不仅选拔出了一大批才华卓越的优秀人才,壮大了诗歌的创作群体,开掘了诗歌博大深广的内容,形成了五彩斑斓的风格,还扩大了文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读书、虚心向学、勤奋治学的风尚,这些对于唐诗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