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思想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中最为显着的伦理观念。作为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同样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孝道思想，而且其中所反映的孝道思想，已经全面展现出孝道思想的亲情基础和社会意义。如周延良所认为，孝“在原始社会晚期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的语义系统”［１］。《诗经》所反映的孝道思想，具体表现在家庭情感、社会宗教以及道德教化的三重层次。尤其是作为民众思想感情的宣发，《诗经》更多地保留了普通民众的孝道情感，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孝道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孝道思想在社会宗教层次以及道德教化层次的反映，表明在当时的社会中孝道观念已经为社会所普遍认可，蕴含着更大的社会意义。

　　一、孝道情感

　　孝道观念的基础在于家庭中父母子女之间的情感，父母子女的情感是一切孝道思想的原始出发点和依托，这是孝道思想最基本的层次。《说文解字》解“孝”为“善事父母者”。孝道情感的表现，首先在于子女对父母的感恩和奉养之情。《诗经》中对孝子之情表现最为真挚的，莫如《小雅·蓼莪》，清人方玉润赞“此诗为千古孝思绝作”［２］４１８。

　　“蓼 蓼 者 莪，匪 莪 伊 蒿。哀 哀 父 母！生 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

　　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谷，我独不卒。”

　　《蓼莪》表达了孝子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而自己却不能对父母终养的愁苦之情。对于父母养育自己的艰辛，诗中提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诗人回忆父母抚育自己的每一个细节，“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通过这样的反复渲染，父母抚养子女的辛劳跃然纸上，而诗人对于父母的忧思和感激之情，更加感人。对于父母去世以及自己无法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诗中形象地展现了孝子的痛苦之情。父母去世之后，自己“无父何怙？无母何恃？

　　出则衔恤，入则靡至”；没有了父母，就好像失去了一切的精神依靠。出门尽是忧愁，回到家中亦没有归属。更加让诗人痛苦的，则是在父母终老之时，自己不能在父母身边，不能终养。诗人的痛苦，对于父母的感恩和愧疚，充分地得以展现。

　　与《蓼莪》相似，《唐风·鸨羽》同样表达了一位长期在外服役之人，无法照料家中父母而产生忧伤之情。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肃肃鸨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肃肃鸨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

　　面对无穷无尽的劳役，在外之人除了忧伤自己的不幸，更多地则是担忧在家之父母无所依靠。

　　诗人面对自己的不幸处境，首先担忧的却是在家之父母能否有所温饱。孝子对于父母的忧戚之情，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在动荡的社会中，普通百姓苦于劳役，即使身为官吏，同样苦于王事，无法还家孝敬父母。《小雅·四牡》即表达了“王事靡盬，不遑将父”，“王事靡盬，不遑将母”的苦闷心情，诗人只能“是用作歌，将母来谂”。齐诗称《四牡》“勤 苦 王 事，念 及 父 母，怀 归 伤 悲，忠 孝 之至”［３］５５６。与此相同，《小雅·北山》亦歌道：“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毛诗序》即指出，《北山》一诗抱怨“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鸨羽》、《四牡》、《北山》三诗，真实地反映了在动荡的社会中，从普通民众到士大夫，不能亲自赡养父母的忧伤之情。这样的孝道情感，发自肺腑，可以是一切孝道观念及其社会要求最为原始的情感基础。

　　作为美孝子之德的《邶风·凯风》，表达了子女对母亲的关爱之情，感人深切。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虽然对于《凯风》的暗讽之意，一直都有争议，但是此诗所展现的子女对母亲的深厚情感，历来为人称赞。在诗的前半部分，七个儿子忧劳母亲的辛苦，“母氏劬劳”，思念母亲的善良，“母氏圣善”。后半部分，七个儿子反而自责，自己不能缓解母亲的辛劳，不能替母亲分忧。“有子七人，母氏劳苦”，“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从对母亲勤劳、善良的怀念，转而变为对不能孝敬母氏，宽慰母心的自责，更加另人感动。有关孝敬父母，孔子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满足父母的衣食需要仅仅是孝道的最低要求，在精神上使父母宽慰，“无父母贻罹”（《小雅·斯干》），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凯风》一诗所表达的孝道情感，更加可贵。孝道思想的要求“善事父母”，可以说就是孝道情感在社会层面的反映。

　　孝道思想所蕴含的亲情关系，并非只是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和报恩。孝道思想所承担的亲情关系，同时还体现在父母对子女的关怀和精神慰藉。

　　在子女顺利的时候，会想到孝养父母。在子女遭遇困难的时候，同样会想到从家庭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如《周易·序卦》所言“伤于外者，必反于家”。古代的孝道思想，可以说是以孝为表征的整个家族亲情关系。《诗经》中有不少诗歌，都表达了在子女困难之时，家庭亲情对子女的精神慰藉。

　　《毛诗序》指出，《魏风·陟岵》的主旨在于“孝子之行役，思念父母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

　　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

　　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

　　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

　　犹来无死。’”

　　《陟岵》一篇真实反映了在外服役之人，怀念父母的思乡之苦。在艰苦的劳役过程中，行役之人想到父亲、母亲以及兄长亦会担忧自己现在的苦难，并期盼着自己能够早日结束行役之苦，平安归来。

　　这样的哀思，可以说是在子女困难无助之时，最大的精神慰藉。与此类似，《周南·葛覃》中记载了女子“言告言归”，“归宁父母”。《小雅·黄鸟》记载在外旅居之人，急切地“言旋言归，复我诸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期待早日返乡，以和家族之人团聚。从这些真挚的情感表达中，可以看出以孝道文化为核心的家庭对于个人的精神支撑。

　　家庭有着巨大的向心力，使在外之人朝思夜想早日返乡团聚。这样的家庭伦理关系，直到当今社会，仍然展现着其强大的凝聚力和精神力量。

　　在以孝道文化为核心的社会中，有父母的关心牵挂是幸福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子女没能得到父母的关爱，由此所引发的哀伤之情，《诗经》中亦有所反映。《邶风·日月》中，子女忧伤地抱怨“父兮母兮，畜我不卒”。《小雅·正月》亦感叹，“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小雅·小弁》中，诗人感慨“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罹于里。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虽然人都是父母所生，都依恋父母，但是我却不能得到父母的关心、照料，甚至不能到父母身边，侍奉双亲，为什么我的命运会如此悲惨。据说周宣王闻此歌叹道“此孝子之辞也”［３］６９７。这些诗歌中感人肺腑的哀叹，深刻地展现了子女失去父母关爱的悲伤。由此亦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个人对于父母亲情的重视，以及家庭伦理关系对于个人的重要意义。固然孝道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子女对父母的敬顺，但是孝道思想所承担的家庭亲情关系以及家庭对于子女的精神慰藉，同样是孝道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诗经》以诗歌的表现形式，真切地展现了以孝道伦理为基础的家族亲情。子女对父母尽孝，因为不能在物质上、精神上满足父母而感到忧伤。

　　同时，在家庭伦理的亲情纽带中，家庭对于子女有着巨大的向心力，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精神上的支撑和安慰。子女失去父母关怀的痛苦之情，都是在以孝道思想为基础的社会环境中子女的真情流露。以上诗歌中子女真挚的情感流露，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社会中以孝道思想为核心的家庭情感。孝道思想的发展和孕育，源于这样的情感。

　　孝道思想的确立，又进一步地维系并保护这种家庭的亲情关系不被破坏。

　　二、孝德与祖先崇拜

　　孝道观念源于家庭亲情，其主要规范的亦是家庭伦理关系。从《诗经》所反映的孝道思想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中，孝道观念已经超越了家庭伦理的范围，在社会层次上作为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诗经》中作为孝道思想在社会层面的表现，最显着的一点即是人们普遍认为，孝德是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具备的品质。

　　《大雅·下武》赞美周武王和周成王之德，其中重要是一点即是“永言孝思”。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下武》赞颂成王成为周王，获得信任，成为天下人民的榜样。对于成王的美德，此处反复强调的就是“永言孝思”，从祖先那里继承孝的美德，并且诏示后人继续传承。另外，据《毛诗序》所说，《大雅·卷阿》为“召康公戒成王也”，其中强调的还是孝之美德。“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这里提到作为一个理想的君主，在自己身边要有可以依靠之人，有辅佐帮助之人，有给予指引之人，同时自身还应“有孝有德”，能够成为他人学习的楷模。由《下武》、《卷阿》可以看出孝德在周人思想中的重要性，孝是君主必须恪守，并以之为他人表率的重要原则。作为天下之君主恪守孝道，这样的观念在周人那里非常明显。如《大雅·文王有声》提到“匪棘其欲，遹追来孝”。《周颂·闵予小子》中成王说道：“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大雅·既醉》中对于太平之世的赞美，即称道“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在周人的观念中，孝德已经不仅仅是个别家庭的道德要求，而是成为普天之下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自王侯以至黎民百姓，皆要能够遵守继承孝德。对于君王来说，这样的品德尤其重要，甚至是能否获得人民信任和拥护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孝德成为社会性的道德观念的同时，家庭关系中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敬重，逐渐地发展为宗教上后人对祖先的敬畏。《小雅·巧言》提出，“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将父母和天地等同，在祖先家族权威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宗教性的神圣权威。在周人看来，能否享受上天的福分和庇佑，亦在于后人能否对父母敬孝以及对先人祭祀，孝德具有了源自上天的宗教意义和强制力量。与此相应，对祖先的祭祀成为古人生活中重要的事情。

　　《召南·采蘩》与《采苹》两篇称赞士大夫的妻子能进行祭祀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宫”，“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能够协助宗族祭祀，是妇人之德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雅·生民》一篇，又特别强调周人的祖先“克禋克祀”。《小雅·楚茨》和《信南山》则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周人的祭祀情景，如“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此外，《周颂·载见》提到“率见昭考，以孝以享”。《周颂·雝》亦提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从《诗经》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对天地和祖先的祭祀是周人非常重视的事情，甚至成为衡量个人品德和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古人重视对祖先的祭祀，可以说是世俗家庭中孝道情感的宗教升华。如前文所述，孝道的主要表现是子女对父母的敬养，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是家庭情感，还包含父母对子女的关怀以及子女对父母的依赖之情。古人通过祭祀的方式，一方面是表达对父母先人的怀念，另一方面则希望父母先人还能够像在世的父母那样关心、保护自己。

　　如《周颂·访落》即明确提出后人的希望，“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祭祀正是子孙与祖先交流感通，祀求祖先赐福、佑护的重要形式。

　　《小雅·天保》提到通过对祖先的四时祭祀，以获得祖先所赐之福。

　　“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

　　君曰卜尔，万寿无疆。

　　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

　　群黎百姓，遍为尔德。”

　　在吉庆的日子中，用清洁的酒食祭祀祖先。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皆以时祭祀。祖先不仅会保佑自己，而且还会降福于自己的子民，使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感激君主之德。《天保》反映了古人通过祭祀，以获得祖先赐福的观念。只要君主能够对祖先四时诚敬祭祀，祖先就会“诒尔多福”，“群黎百姓，遍为尔德”。此外，在《小雅·楚茨》、《信南山》和《周颂·丰年》、《鲁颂·閟宫》等对于祭祀活动的记载中，都表现了子孙通过诚敬的祭祀，以获得福寿的愿望。

　　“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小雅·楚茨》）“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

　　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小雅·信南山》）“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 福孔皆。”（《周颂·丰年》）“春 秋 匪 解，享 祀 不 忒。皇 皇 后 帝！皇 祖后稷！

　　享以骍牺，是飨是宜，降福既多。

　　笾豆大房，万舞洋洋，孝孙有庆。”（《鲁颂·閟宫》）孝孙能够“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那么祖先必然会“报以介福”，“使君寿考”，“受天之祜”。这些诗歌明确肯定，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后人能够获得祖先的庇佑，享受无尽的福分。这样一种从祖先那里获得福分的宗教想象，可以说正是在世俗家庭中，人们对于父母关心、照顾自己的亲情关系，在宗教层面的投射。古代祭祀活动的盛行，亦是孝道观念的一个反映形式，是世俗的孝道观念在宗教层面的嬗变。

　　随着孝道观念的不断增强，由此而产生的各种风俗习惯和社会准则，亦具有了社会的强制性。

　　如子女婚嫁的大事，决不可擅自决定，而必须取得父母的同意。《齐风·南山》中提到“取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另外，由家庭中子女尊敬父母而进一步扩展的结果，即是在社会中尊重年长之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孝德表现为应当妥善照顾好老人的生活。《小雅·鸿雁》中提到，“爰及矜人，哀此鳏寡”。尊重老人的社会准则，进而在政治层面得以反映，即是为政者应当尊重年长之人的意见和经验，重视前人留下的典章制度。《大雅·韩奕》中，周王特别地对韩侯要求，“缵戎祖考”，继承发扬祖先的美德。对于商朝的灭亡，《大雅·荡》

　　借文王之口指出，“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重视老成人以及前王的典章制度，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年长之人以及前王典章的敬重，正是孝道观念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延伸。

　　综上所述，孝道思想在社会层面上的反映，突出体现为政治上人们普遍要求君主自身能够恪守孝道，这甚至成为君主能否获得百姓信任和爱戴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君主的孝道要求，表明孝德已经成为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观念。在宗教层面上，孝道观念导致祖先崇拜的出现，古人开始像祭祀天地一样祭祀祖先，并且相信这样的祭祀能够给子孙带来福佑。对于这一点上的局限，赵沛霖认为这样祭祀表现出“强烈的功利目的”［４］。孝道思想在社会宗教层面的反映，已经超越了家庭层次的局限，反过来又加强了家庭孝道伦理的强制性和神圣性。孝道观念的社会化和宗教化升华，是孝道思想得以在中国古代社会恒久传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祖先之德

　　孝道观念在宗教层面的反映，产生祖先崇拜的现象。逝去的祖先被神化，后人通过对祖先的祭祀而祈求祖先的庇佑。由于周人“以德配天”观念的出现，周人的祖先崇拜不再仅限于逝去的祖先的被赋予的神秘力量，而是更加强调祖先的道德品格。伴随着祖先道德品格的升华，最终祖先成为后代效法的楷模。对于祖先之德的颂扬和自觉承继，是《诗经》所体现的孝道思想的最高层次。

　　《诗经》“大雅”和“颂”由于其体裁的特殊性，其内容更多地涉及祖先的事迹和功德。《大雅·文王之什》所收录的诗歌，全部是对周人祖先功德的赞美。《大雅·文王》和《大明》等对文王之德赞美道：

　　“亹亹文王，令闻不已。

　　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大雅·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大雅·大明》）“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大雅·棫朴》）周文王勤勉谨慎，诚恳虔敬，赢得好声望。文王小心谨慎，诚于敬事上帝，获得福分。同时文王恪守道德，严于修身，从而获得诸国的信任和支持。通过《文王》、《大明》等诗歌的赞扬，文王崇高的道德形象被生动地刻画出来。与周人“以德配天”的观念一致，这样的赞美同时表明，周国的发展和壮大，与文王的德行是密不可分的。

　　“颂”作为宗庙祭祀的乐歌，本身就强调对祖先之德的赞美。对于文王的美德，《周颂》赞美道：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周颂·维天之命》）“维清缉熙，文王之典。”（《周颂·维清》）在祭祀的庄重场合，周人反复强调文王的品德及其建立的典章制度，确立了文王的道德形象。

　　在《诗经》的记载中，由对文王的赞美又上溯到周人的祖先，尤其是自古公亶父开始定居岐山，成为周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大雅·绵》记载了古公亶父，定居岐山，建立基业，周人由此而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由古公亶父至文王的父亲季历，《大雅·皇矣》中赞美道：

　　“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对于周人历代先王的励精图治，《周颂·天作》歌颂了周之先人的功业，“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赞美自古公亶父以至文王，历代先王对岐山之地治理，使得周人逐渐兴盛。对于直接开创周王朝的文王、武王，《周颂·武》中提到“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文王之德，武王功业，是周王朝得以建立的关键。周人对祖先之德的赞扬，并非只是为了自我夸耀。在《诗经》“大雅”和“颂”这样严肃的诗歌中，通过反复强调周人祖先的艰难创业，以及以文王为代表的祖先之德，其现实目的就是要由此警醒后人，以祖先为榜样，发扬祖先之德。

　　文王是周人心目中一切美好德行的代表，是后人效法的榜样。在《诗经》的相关篇章中，周之后人亦表现出对于文王之德的自觉继承。《周颂·清庙》提到“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明确表明，周之后人皆能够秉承文王的美德。《周颂·赉》中，武王表示“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这可谓是武王决心继承先人之德的誓言。《大雅·文王》中提出“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周之后人要想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必须效法文王，才能获得其他诸侯国的支持和信任。《周颂·烈文》中提到“烈文辟 公，锡 兹 祉 福。…… 念 兹 戎 功，继 序 其 皇之。……於乎前王不忘。”强调应当时刻不忘带给后人福祉的先人，继承弘扬他们的美德，以保基业。在敬重先王这一点上，周人甚至对被打败的商人告诫“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大雅·文王》），不要忘记商人自己圣明之祖先的美德，并以其作为自己修身的榜样。由此可见，周人在祭祀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地继承先王，修行自己的品德，以成就功业的意愿。

　　综上所述，周人的祖先崇拜，已经开始以祖先的道德表现作为崇拜的基础。在祭祀活动中，由简单要求祖先赐福发展到自觉地要求后人以先人为榜样，提升自身的道德层次，这是古代孝道思想发展所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继承先人之德，守护先人之基业，成为孝道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周人“以德配天”的观念与孝道思想结合的结果，在现实的社会中不断地激励后人努力进取，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展现出积极的现实意义。

　　《诗经》中孝道思想在家庭层次、社会宗教层次以及道德教化层次的三重展现，事实上在现实的社会中是密不可分的。家庭层次中，父母子女之间的情感，子女对父母的敬养以及依赖之情，正是孝道观念产生的现实基础。孝道思想在社会和宗教层面的反映，表明在当时的社会中孝德作为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标准，产生出一定的社会约束力。尤其是孝道思想在宗教层面的反映，导致祖先崇拜的出现。逝去的祖先被神化，成为祭祀祈福的主要对象。这样的祖先崇拜，又为现世的孝道观念赋予了宗教的神秘性。与周人“以德配天”的观念相结合，在对祖先祭祀祈福的宗教崇拜的基础上，加入了对祖先的道德崇拜。在对祖先的祭祀过程中，更加强调后人对祖先之德的继承，产生出道德教化的社会意义，这是孝道思想所展现的最高层次。

　　参考文献：

　　［１］周延良．“孝”义考原———兼论先秦儒家“孝”的伦理观［Ｊ］．孔子研究，２０１１，（２）．

    ［２］方玉润．诗经原始［Ｍ］．李先耕注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３］王 先 谦．诗 三 家 义 集 疏 ［Ｍ］．吴 格 点 校．北 京：中 华 书局．１９８７．

　　［４］赵沛霖．关于《诗经》祭祀诗的几个问题［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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