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蒲鲁东和马克思文献中看其关系
　　
　　这里主要谈蒲鲁东的代表性着作《什么是私有财产》中对马克思有很深影响的观点。蒲鲁东首先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即所有权来源于劳动，但是这又没有办法说明资本家不劳而获的现象。这里，蒲鲁东实质上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现实中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为了找到公平的道路，蒲鲁东通过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体系和改造的方法。同样的，马克思其实早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就真正开始涉足物质利益这一领域，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开始真正地关注现实。1842年10月，马克思初读了《什么是财产权》，并在《致安联科夫的信》中粗略地谈了自己一些观点。其中不乏许多赞美之词，这些赞美主要因为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看到蒲鲁东相比一些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进步的地方。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全盘肯定蒲鲁东，同时马克思对待自己的着作也一样。随之，1844年1月，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当中的许多观点对马克思的影响极为重大，尤其是恩格斯对私有制的看法。随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共产主义”等的分析，已经和蒲鲁东有明显分歧。这一过程的发展，最终导致马克思不得不对蒲鲁东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犯的错误进行清理。
　　
　　二、《哲学的贫困》对《贫困的哲学》的批判折射出研究方法的不同
　　
　　笔者对《贫困的哲学》研究方法的探究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大问题展开的。
　　
　　第一，1844年蒲鲁东出版了《什么是财产？》一书，马克思对其持肯定的态度，但是为什么1847年就转为否定的态度？
　　
　　第二，《哲学的贫困》作为对《贫困的哲学》的答辩，对其方法而言，到底以哲学的方法去批判蒲鲁东的经济学，还是以经济学去批判蒲鲁东的哲学，抑或其他的。总之，马克思用了什么方法？
　　
　　第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既批判了德国哲学，又批判了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哲学。那么这三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于1847年1月开始撰写，同年7月即在布鲁塞尔出版。在这之前，即1846年，马克思其实已经读到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而且在1846年11月给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对很多问题进行了论述。当然，在这信里确实还只是纲要式的批判，没有作具体的分析。对于这封信，许多学者都看到了其重要性，但是很多学者把信的内容仅仅作为《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的纲要，显然不合理。下面我们就先看看《哲学的贫困》中的具体内容。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的思想有如此大的转变，在对蒲鲁东的看法上可以说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态度。首先，马克思和蒲鲁东最初是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两位社会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虽然马克思在早期的名气远不如蒲鲁东。蒲鲁东率先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严格地说是直接批判的私有制。尤其是《什么是财产，或对权利和政治原理的研究》（又译为《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利的研究》，简称《什么是所有权》）。蒲鲁东在所有权问题上，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布里索的名言，提出“财产就是盗窃”这一命题。通过我们的分析，为什么蒲鲁东会认为财产就是盗窃呢，这得简单地分析财产的起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已经提及了这个问题。当然关于所有权问题，洛克早在《政府论》下篇第五章“论财产”中说，无论是从自然理性还是从上帝启示来看，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权利，即“世界上的东西”为人类所共有[1],然而，人们却难于理解，“怎样使任何人对任何东西享有财产权呢”[1]这样的问题。因为，既然上帝将世界上的东西给予了人类，为他们所共有，那么有什么理由从上帝给人类所共有的东西中取得其中部分归为个人所有呢。洛克从人身权出发，得出劳动作为人身权的体现，从逻辑上讲，就劳动本身是不可转让的。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知，1847年后马克思对蒲鲁东持否定态度是必然的。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也必须从第一个层面入手--批判的方法，两者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区别。很多学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进行了深入研究，我们暂且不管学者的分歧，如是否《哲学的贫困》是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性着作等，只具体分析两者的方法差异，或者说马克思用了什么方法。首先，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是一部论战性的着作。显然，不管从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与蒲鲁东不一致甚至是相矛盾的地方。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面对着相同的时代课题--找到一条社会变革的道路，这是我们应该给予他们的认可，至少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我们认为，从他们所处的时代而言，都看到了工人为什么贫困这一事实。蒲鲁东把这一问题正确地归结到所有权上，从而希望建立“绝对平等的体系”,蒲鲁东特别重视“平等、正义”,提出要在“平等、正义”的原则下通过对所有权的批判来重新实现真正的合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而解决贫困这一时代问题。他用的具体方法是：（1）重新明确“正义”原则的定义、必要性、体系和公式，检视所有权与正义原则是否相符，以完成对所有权理论的破坏工作；（2）从人性论出发，寻求所有权的存在性与不合理性并存的根源，指明重建社会形式的方向。在此基础上，蒲鲁东力图求得一个“绝对平等的体系”[2]“在这个体系之下，除去所有权或所有权流弊总和之后的一切现有的制度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它们本身还可以用来作为平等的工具，工具即是一个用作过渡手段的立即可以实行的体系”[2].蒲鲁东认为这种方法不仅是认识的方法，还是社会存在的原则，因为整个人类社会是由其全部成员彼此制约而构成的统一整体，或者说是所有成员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的特殊系列，他试图将这种体系真正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以实现他所谓的，也是我们理想中的平等。可以说，蒲鲁东的全部探索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他后面深入地按照此方法讨论“构成价值、交换价值”等内容，但是很显然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方法是形而上的，为什么蒲鲁东要将这种形而上的方法作为社会发展的永恒规律呢。其实根源还在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建立的“人类理性”之上的。“西方纯粹理性的哲学把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形而上的世界，一部分叫形而下的世界；一部分叫本质的世界，一部分叫现象的世界；一部分叫神圣的世界，一部分叫世俗的世界。它把神圣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严格地分割开来，并且对立起来。因此，在西方的观点里，规则和规范属于理念世界，是神圣的。”其思想的范式没有改变。通过文本研究，我们认为蒲鲁东的主要思路就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重建-社会主义学说。在《贫困的哲学》中具体表现为：首先找个“系列辩证法”,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矛盾体系，分工、机器、人口等，在这个矛盾体系中，实现价值构成；其次，只要实现了价值构成，就能解决贫困问题，而贫困问题正是社会革命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后，在怎样的革命道路或者措施问题上，蒲鲁东认为真正的革命者是资产阶级。这一认识是基于他的形而上的方法，也是他只看到所有权，而没能进一步科学分析“所有权”的原因，同时这也是我们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原因所在。
　　
　　那么既然说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有独特之处，我们就应该搞清楚，在《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近期文章中开始形成或者正在运用的是一种怎么样的方法，其科学性又在哪。“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实际上隐喻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观点，一切重新建构抽象的哲学逻辑体系并以哲学来投射现实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马克思有自己的新哲学，从广义上说，它首先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离开了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科学研究，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视域中就不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合法性。”[3]这里，笔者认为：说马克思用什么方法去批判的提法严格意义上是不合理的。首先，马克思针对的蒲鲁东的具体问题，既有哲学上的，也有经济上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本身就涉及两个方面。其次，通过研究也说明了哲学和经济学发展的关系。通过文献阅读和文本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上存在这样一种关系，马克思在对以往哲学包括蒲鲁东的研究中，发现现实和理论的矛盾，从而研究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建构起新的方法--唯物史观。不同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分别论述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关系，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认清基本的一点：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身就带有批判性，同时其本身具有的，或者说以往已有的哲学方法自身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以，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唯物史观是方法，但是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才能生效，才有其价值和意义。这种方法的运用在马克思本人《资本论》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从这个层面上讲，不存在没有具体内容的方法，否则就是空的、虚的。这里要指出这种方法对于实践、理论本身的批判作用。基于唯物史观的方法，从文本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即方法对实践研究的促进作用，“总括起来就是：劳动本身就是商品，它是作为商品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要生产这种劳动商品需要什么呢？需要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须的物品的劳动时间。”[4]这时的马克思只是从劳动时间这一量上分析问题，而并没有以劳动的二重性来分析，后者是在《1857-58年经济学手稿》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才完成的。也就是说，方法的形成是在实际运用中完成的，但是一旦方法形成，对实践活动的影响可能就是长久性的。至于为什么马克思在这一文本中还在批判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讲，蒲鲁东并没有摆脱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范式。这《哲学的贫困》中，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说：“布雷先生的着作中可以找到了解蒲鲁东先生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着作的钥匙。”马克思在这里用了很长的篇幅摘录和分析了布雷先生的观点，同时批判他的方法，间接批判蒲鲁东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布雷先生的思路大致可归纳为：“现实中存在不平等，为了消灭现存的不平等，就应该找出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归结为‘财产的不平等’为什么财产会不平等呢，社会制度所致。”从表面上来看，布雷先生好像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寻找具体措施的时候，是希望“建立起按照劳动和交换的性质，严格的公正，达到社会公平”,这种错误和蒲鲁东是一样的，这里马克思的言下之意就是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这个方法的不满。当然，对这种公平理想观的批判，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已经讲的很清楚，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头脑的公平是无法取代事实上的不平等的。
　　
　　以往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几乎不提“现实的人”是因为“现实的人”这一思想是早期受到人本主义的思想的影响所留下来的。但是笔者认为，为什么不提，是由马克思本身的研究方法决定的，也就是从研究现实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再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或者得出的方法上升到逻辑，而“现实的人”恰恰就是对这一逻辑层面而言的，所以还得再一次返回到现实政治经济学。换句话说就是，“现实的人”正是在运用了唯物史观这一方法的前提下，用政治经济学这一现实生活的研究来体现逻辑层面上的“现实的人”,可以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雏形。这时的“现实的人”和人本主义意义下的显然是有较大的区别。

　　参考文献：

　　[1]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租菊农，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18.
　　[2]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M].孙署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6.
　　[3]吴晓明.哲学与我们的时代[N].商周刊，2014-05-26.
　　[4]张一兵.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最初结合--蒲鲁东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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