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焦琳及其 《诗蠲》

　　焦琳 (1872年—1937年),字俦玉,号青兆,松村乡里峪村人。出生于翰墨世家,幼年敏而好学,16岁赴州考试,以位居榜首。他的父亲焦中琴,是清同治贡生。焦琳受父严教,认真治学,学识渊博,系清光绪年间优廪生员。焦琳审时度世,不愿为腐朽清政效力,乡里父老慕其文采,争相请其设帐建塾。他19岁,设帐武乡县五龙山受徒,从教48年,终生授徒立说。他一生边学、边教、边着述,着作颇多,有 《诗蠲》一部12卷、 《易炯》一部四卷、《孔礼》、《孝经核》、 《左传索原》、《论语朱注锓》、《学庸朱语录》、《孟子朱注钞》。另外他还有一本 《致告子下篇》因生病,体力不支而没有完成。

　　在 《诗蠲》开篇焦琳即说: “欲炼浑金者,必去其渣滓;欲求其正学,必蠲其歧途。学 《诗》多歧途,虽不能尽,然凡知其歧途即当蠲除之,故名为 《诗蠲》。”该书全录经文,逐章评析,重要字词的解释则于经文中简洁标注,置 《大序》于书末,诗题之后,多用一两句话概括诗人作诗之意。焦琳对自己不同意的说解,多以 “蠲曰”起首,发挥议论。他多引朱熹之说,而对考据派的烦琐考证、割裂经解、文字训诂、史实考证、古音考定无不视为应蠲除的歧途。 《诗蠲》重视国风的民歌特征,认为并非首首与朝政有关, “国风采自民间,民俗歌谣之词耳,则间巷家户之事,无不可因以作诗而说诗者”。[1]5在清末民初时期,社会变革,经学失去独尊地位,这位接受旧式经学训练的清末儒生,不能不对传统经学进行反思,而试图进行变革。因此,焦琳对诗篇的分析多以文本展开,以情为重,表现出对 《诗》文学本位的重视,诗篇分析充满文学思想。但处于偏僻地区的焦琳,对当时的新文化感知甚少,虽然对 《诗》的文学本位有所认识,但仍维系儒学传统的延续,强调 “《诗》可学而通圣贤之志”。因此,他的变革只能停留于解 《诗》的方法和着重点,而不能突破传统儒学的思想体系。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下,焦琳的 《诗蠲》既具有经学思想又具有文学的特征。

　　二、《诗蠲》的经学思想

　　1、尊 《序》尊 《传》

　　在谈到 《雅》的分类上,焦琳同意 《大序》云雅即正,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有大雅的观点,焦琳认为,夫人弛时则各随其俗,张时则君子略同者,圣王礼教所行,因此,《雅》不分国别。而 《序》言王政废兴云者,正变之解。政即正也,政有大小云者,即正中有正又有尤政之谓也。雅所以别大小。焦琳虽然认为 《大序》之言虽若未显明,但无疵弊。焦琳 《诗蠲》对有些篇目的主旨分析与 《序》也是相同,如:

　　《鹿鸣》中, 《序》曰: “燕君臣嘉宾也。[8]551《诗蠲》曰: “此诗为燕作也,古者燕礼,以示慈惠,皆必用乐,故作此诗。”[5]2《四牧》中 《序》曰: “劳使臣之来也”[8]556《诗蠲》曰:“劳使臣之诗也”。[5]5《伐木》中 《序》曰: “燕朋友故旧也。”[8]569《诗蠲》曰:“燕朋友之作。”[5]12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诗蠲》在论述诗篇主旨时,与 《序》相同, 《鹿鸣》中 《序》所说诗篇主旨与 《诗蠲》一样,都是燕作也,只是焦琳没有明确指出燕享的对象,而 《序》则认为燕享的对象是君臣。在 《四牡》与 《伐木》中焦琳对诗篇主旨的分析则与 《序》完全相同,所以焦琳在对诗篇主旨的分析上没有完全脱离 《序》的束缚。

　　尊 《传》在 《诗蠲》中的体现:《柏舟》:蠲曰,故朱子以为庄姜之诗,今从之。[2]2《大车》蠲曰,集传以为淫奔者畏大夫之作,其言甚是,至除去序说,则朱子之大功也。[3]9在 《柏舟》中,焦琳反对,刘向所说的该篇为宣夫人所作的观点,他赞成朱子谓庄姜所作的说法,认为,诗篇全言忧愁不言时政,其要意在于“威仪棣棣”之不可选,男人忧其国事,岂但在己威仪已乎,所以认为此诗是女子所作,诗文又言愠于群小,则非臣民之妇,因此赞成朱熹所说为庄姜所作。在 《大车》中,焦琳反对陈古刺今,以男女之讼为振礼仪的说法,认为若依旧说谓男女不可混淆,以异室为礼,那夫妻死之同穴,已为百世不易之礼岂不矛盾,因此他赞成朱熹所说为淫奔者谓大夫之作。

　　2、疑 《序》疑 《传》

　　早在宋代,就产生了怀疑批判的学风,对于经传辩伪的风气更是大为盛行,宋代朱熹就曾说过:“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10]186在民国时期,要求重新评估一切传统经典的社会风气下,怀疑经典的学风亦为猖獗,因此,《诗蠲》具有疑 《序》与 《传》的特点。疑 《序》在诗篇中有:《芣苢》蠲曰,古之诗 《序》者,自炫其通晓乐性,造为乐有子之说。殊不知非饥馑丧乱之极,与夷狄禽兽之风,妇人万无不乐有子之理。”[1]20《竹竿》蠲曰,旧解淇水,是思母家之事,窃为此拘于,《序》说,必 谓此女嫁在异国,而淇则魏国之水,则一言淇必在母家耳。[2]57在 《芣苢》中焦琳不赞同 《序》言此篇为妇女乐有子之说。他认为,芣苢不过言其有用,以见人有采之之时即可,不然,妇人虽无事之时,何故采无用之物。而 《序》者认为,芣苢是写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焦琳则以为,天下古今之妇人都乐有子,无论和平与饥馑时期都应如此,而 《序》谓文王后妃教化大洽之后,乃妇乐有子之盛,是不达人情之说。在 《竹竿》中焦琳反对旧解以 《序》为宗的说法,谓 《竹竿》为女子嫁在异国思念母家的说法,他认为此诗并没有女子嫁在异国之据,诗文乃民俗之歌谣,或为女子仍嫁在卫国且在淇水之上,欲驾舟出淇水已解忧,如此之解,则滺滺二字与弥见一水可通。

　　对 《传》的质疑,如:《葛覃》篇,朱子云,于此可见后妃已贵而勤、已富而俭、已长而敬不驰于师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蠲曰,由一事以想其余,以见其有如何德行上拍合,亦弊端耳。[1]10《樛木》篇,朱子曰,后妃恩泽逮下,故众妾乐而称愿之也。无嫉妒之心,诚不足以形容后妃之德之万一,故删之。”[1]14焦琳认为 《葛覃》是后妃宫中闻鸟声,因时思葛,亲往刈葛属于想象假设之词,并不是朱子所说,贵而勤已富而俭、已长而敬不驰于师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等为颂后妃之德而处处往德行上拍合。《樛木》中焦琳认为,后妃恩泽众妾并不是无嫉妒之心,而是被恩情之多也,若仅以无嫉妒之心来形容后妃之德,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质疑朱子所说此篇为后妃恩泽逮下,故众妾乐而称愿之也。

　　三、《诗蠲》的经学与文学互动

　　《诗蠲》是民国时期的代表作,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经学独尊的地位开始下降,焦琳不得不对传统经学进行反思,重视对 《诗》文学性,但对于长期接受旧式经学训练的焦琳,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经学思想。因此, 《诗蠲》具有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并存的特点。

　　焦琳注重 《诗》之 “教化”功能,开篇即写“《诗》可学而通圣贤之志。[1]1对 《国风》的解释:“通国之言行相同之处,名为国风。然其出于民之自然者为俗,因上之教化而然者为风。”[1]7焦琳虽然重视 《国风》的民歌特征,认为并非每一首都与政教有关,但他更强调 “因上之教化而然者为风”肯定了 《国风》中教化的功能。同时在介绍 《周南》时,焦琳认为,《周南》言周之教化行于南也,周国至文王昌德化,大成于内,而诸侯乐取法焉。

　　焦琳对 《召南》的分析,也强调 《诗》之教化的功能,认为召公布施文王之风化于南方也。在具体诗篇分析中,焦琳也逐一分析诗篇的教化主旨。如,《麟之趾》中焦琳认为此篇主旨为 “美文王子孙宗族之仁,而叹王化之成也。”[1]23《兔置》为 “周之化行,贤人众多,诗人见兔置之人,处微事而能久敬,赋其所事而美之也。”[1]17《汉广》为 “文王太姒之美化行乎江汉之域,而变其前日之俗,故女子出游,诗人见其端庄浩瀚之度,反复咏叹也”[1]19等,这些分析都是言政教的经学思想。另外,焦琳在分析完一国之风后,会对一国诗篇进行总结,这些总结中也体现了经学性的思想。如,在写完 《周南》,焦琳进行总结时写道 “君子之道,造瑞夫妇,王化基于此,即学者之格物莫切于此,故首 《关雎》,道莫大于孝,故次之以 《葛覃》德本化多情,故次之以 《卷耳》,德而有情必及于人,故次之以《樛木》,《樛木》被德化为乐也,德能乐人,必昌其后,故次之以 《螽斯》,被德者必化,故次之以《桃夭》,化之者众国必多贤,故次之以 《兔置》,国人多贤,民乐无事,故次之以 《芣苢》, 《芣苢》

　　者,太和元气之流行也,文王圣化之成也,成化于国者必及天下,故次之以 《汉广》化及天下者,天下莫不尊亲,故次之以 《汝坟》。”[1]24从这些材料看出,焦琳分析诗篇时,强调 《诗》的教化功能。焦琳在分析结构诗篇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文学性的思想,在解 《诗》过程中,焦琳从文学的视角出发,重视 《诗蠲》的文学性。这里的 “文学”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与先前两汉时期提出的 “文学”概念不同,先秦时期的 “文学”概念一般指学术。关于文学的概念,中外有各种说法,但归而言之,可以分为: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抒情、独立发展和存在价值、语言艺术等。[9]342以 《诗》为例,主要表现为,关注 《诗》之文本、以情解 《诗》、以文艺心理学析 《诗》、《诗》学方法、比兴新论以及对 《诗》的发生过程探析从而形成的诗歌发生论的等。焦琳对 《诗》的分析多以文本展开,以情为重,表现出对 《诗》文学本位的重视,诗篇分析充满文学思想。具体表现为:

　　首先,注重文本,焦琳注重文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涵咏文本,通过对诗歌文本进行详读、咀嚼、细察来把握诗歌主旨大意;从上下文审视诗篇,注重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对诗篇重点字词进行分析,但他反对在文字上徒求深意,从而以文害辞。其次,关 注 《诗》 中 的 情。焦 琳 特 别 关 注《诗》中之情,他认为:“诗之情,亦内动其好恶恶之心,而外发为喜怒哀乐之态度耳,故诗言志,歌咏言,然后声依永,即以声依喜怒哀乐之态度也。……若不论喜怒哀乐之态度,而但取字音之真,是反害诗之神情矣。”[1]6焦琳认为诗为言情之作,为人心之喜怒哀乐而作也。在论诗歌发生时,充分体现了焦琳的心理情感。再次,以意逆志的观点,“以意逆志”是孟子的文学主张之一为 “以意逆志”,即说诗者不要拘泥于个别字句的表面意义,当根据全篇分析作品的内容,体会作者意图,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焦琳继承了孟子的文学主张,认为,以 “逆”与 “古人之志”心心相印,水乳交融,才能了解诗旨,不要拘泥于个别字句的表面意义才能正确理解作者意图。第四,以诗解诗,焦琳以诗解 《诗》表明了他感知到了 《诗经》的诗歌本质特性,注意到了 《诗经》文学性的表现。 “以诗释诗”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将 《诗经》中的诗篇互相比较来释 《诗》。二是用后世的诗歌作品来释 《诗》,由于后世创作的诗词,语言更加通俗易懂,情感也变得较为集中明显,以后创世作的诗词来阐释 《诗经》中的作品,人们可以更好的感受《诗经》中的主旨与情感,这种方法,把文学性思维表现得更加显着。第五,比兴新论,焦琳在谈到“比兴”时坚持 “取物比兴,但取一义”的原则。

　　他认为: “凡以彼物比此物,不是两物处处皆同,若两物处处皆同,则竟成一物,何比之有,既知不必处处皆同,则两物但有一处略相似,即可取以为比,何者,我之意但取其同处耳,其虽有大不同处,直可弃而不论也。”[2]24这种比兴新论,为学诗者学 《诗》提供了更多的思索空间。

　　四、《诗蠲》的时代内容

　　民国时期的改革与变法运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社会男尊女卑,阶级制度森严的局面有一定的冲击,晚清时期,上层统治者派人留学,使西方 “平等”、“自由”、“开放”的思想慢慢传入中国,民国时期更是大为盛行,在这样的风气下,生长在民国时期的焦琳难免会受一些影响。因此,在他的 《诗蠲》中也体现出一些 “民本”思想。但焦琳并未突破经学思想体系,其思想之根源仍以经学为主,所以在以经学为宗与民国时期追求自由、民主、开放、平等的两种思想的夹杂下,决定了出版在民初时期的 《诗蠲》,在时代内容上有自己的特色。其表现在:

　　首先,虽然焦琳打破朱熹在 《国风》中轻视妇女的观念,在 《国风》中朱熹对许多诗篇的解释都过于轻视女子的地位,用极为污秽的词语对她们进行评价,焦琳在 《诗蠲》中以情论诗,反对为淫是女的观念,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与平等的思想观念。但是,焦琳仍维护礼制,认为朱子所说的淫奔之女虽不解作淫,但却不守礼制。如:

　　《摽有梅》蠲曰,强暴之辱,污秽之极,不知朱子何为必说至此,其或以女子自言欲早嫁,则为淫荡无耻,必有所惧,必大有所惧,然后几可得言与,然后有强暴之辱与否。使为女子者,自顾其影,欣欣然六七多尺,自计其岁,累累然二十余年,尚未闻媒妁之语,即无以释父母之愁,而心中乃愤然不介意焉,是得为性情之正也乎。[1]34在 《摽有梅》中焦琳反对朱熹把此诗定位淫奔之诗的观点,痛斥朱熹所言女子自言欲早嫁,则为淫荡无耻的说法。他认为,女子二十有余,若还未闻媒妁之言,不但让父母担心,其无后为不孝,欲言早嫁实为性情之正。但他在诗篇中,也认为 《摽有梅》、《静女》、《桑中》中的女子虽是其情专、其志一的,但今日之配不由礼。反映出焦琳注重妇女地位,批判唯淫是女陈腐思想,也维护传统三纲五常的礼制。

　　其次,焦琳在对 《诗经》篇章的解释中,还体现出大同的思想,这可能与民国时期,平等自由的社会风气有关。但在诗篇的分析中也体现出浓厚的经学思想。如:《东门之池》中 “蠲曰,今诗中并未明言何者为美何者为淑,则柔顺善入,渐渍不觉,善恶所同。此以知其为以女悦女之诗云。”[4]37《东门之池》中,焦琳反对 《序》说谓思贤女以配君子的说法,认为,淫昏之君,自以其所嬖幸之为美淑,而诗中并未言何者为美,何者为淑,淫昏之 君,当 赞 其 嬖 幸 之 人,而 沉 溺 于 此,所 以《序》中贤女配君子不可取。若为自美其妻妾,犹浅陋自夸而可憎,何况是外会夫男女,自是淫乱卑污之极,因此,他把此诗解释为女悦女之诗。焦琳的分析既反映出受当时开放、自由风气的影响,同时在分析过程中把他的经学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

　　焦琳反对旧解轻视伶官的职业,认为仕于伶官是君不用贤也。焦琳则认为人的职业与德才相配则不辱,圣贤之王立此职业之时,因才用之,则有之,绝无有以职业辱人者,若天下果有污辱之职业,圣王志必将取消其职业,况先王正乐本为古之伶人所执,执掌教育之事,本不为贱。焦琳对诗篇的分析,体现出了平等的思想,批判了古代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焦琳对这种等级制度的批判却是以圣王的态度,圣王制定的职业都为不辱职业,若被圣王消除,则为低贱的职业。因此,焦琳在追求平等的思想上始终摆脱不了经学思想的束缚。

　　结语

　　焦琳既是一个经学大师又是一个文学家,他在《诗蠲》一书中完全展现出了他的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他的经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经典文本 《序》与 《传》的遵从与怀疑以及他在诗篇中高度关注《诗》之教化功能,强调政教的作用。同时,在对《诗经》的分析中展现出了他的文学思想,其主要表现在注重 《诗经》文本、以情论 《诗》、重视章法结构、以诗解 《诗》、以意逆志以及他的比兴新论,这些 《诗》学研究方法,充分展现出 《诗经》文学性的本质。

　　参考文献:
　　[1]林庆章·民国时期经学丛书·诗蠲(第一卷)[M].台湾:文听阁,2010.
　　[2]林庆章·民国时期经学丛书·诗蠲(第二卷)[M].台湾:文听阁,2010.
　　[3]林庆章·民国时期经学丛书·诗蠲(第三卷)[M].台湾:文听阁,2010.
　　[4]林庆章·民国时期经学丛书·诗蠲(第四卷)[M].台湾:文听阁,2010.
　　[5]林庆章·民国时期经学丛书·诗蠲(第五卷)[M].台湾:文听阁,2010.
　　[6](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清)段玉裁·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谭德兴·汉代诗学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TAG标签： 经学     诗蠲     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