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明代中后期茶陵派的核心人物，诗人、书法家、政治家。他着述颇丰，其现存文卷 60 卷，有《怀麓堂集》《怀麓堂诗话》《燕对录》等，其文按类而分，有赋、序、记、论、书、表、箴、铭、赞、跋、传等种类。其中，序文存有九卷。与其他文类相较，序文的总卷数量最多，在文类总量中所占比重也最大。由此可见，序文写作是李东阳散文创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对李东阳序文的研究，可以窥探其蕴藏的独到的思想政治主张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其序文体现较强的实用性和文学性。

　　一、李东阳序体文概述

　　“序”字本义从《说文》之解，为“东西墙也。从广，予声”[1]。后来通过假借，有了“论次第”与“述端绪”之义。以“序”名文，最早可在先秦典籍中找到踪迹，如《尚书序》《诗大序》。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序意》和汉代《太史公自序》的出现标志着序文体例已基本完备。而序文正式作为一种文体的命名，在汉末刘熙《释名》一书中首次出现。其卷二十《释典艺》分述了奏、简、簿、笏……论、赞、叙、铭、诔……等文体。其中的“叙”，便是假借“序”而来。

　　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昭明文选》将文分为 38 类，其中“序”以其本字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命名出现了。于是，在此后的历代作品集中，“序文”便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唐文粹》《文苑英华》《元文类》《皇明文衡》《古文辞类纂》等皆有序文这一类的收录。总之，从以“序”名文伊始，到序文体例定型，再到独立文体生成，序文逐步繁衍壮大，最终在文类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李东阳的序体文是其散文写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序文不像赋文那样带有较为浓重的文学色彩，也不像碑、铭和赞等文体有着鲜明而集中的主题取向，更不像记、传等文有较为连贯完整的叙事性，但它仍有其独特魅力。从使用角度来看，其实用性强，应用范围广，阐发思想和道理较为便利，书写也相对自由。从文学角度来审视，其内容广泛并有一定深度，艺术特征也较为鲜明。据周寅宾，钱振民点校的《李东阳集》所录，李东阳序文于《李东阳集·文前稿》及《李东阳集·文后稿》中共存九卷，合计 138 篇，另外《李东阳集·文续稿》中还有序文 19 篇，其中有三篇与《文后稿》重复收录，再加上《李东阳集·文补遗》中的三篇，合计 157 篇。这些序文在具体创作上有着较为复杂的情形：首先，从其标题上看，大概有十多种标注形式：“送……序”“赠……序”“送……诗序”“……诗序”“……集序”“……族谱序”“……家乘序”“寿……序”“贺……序”“……字序“”……试录序”等。其中尤以“送……序“”……诗序”“……文序”为题的篇章数量为多。其次，从序文的类别看，大致可分为文序、诗序和赠序，其文集主要是以文序和诗序为主。再次，从序文的主旨看，有的序文旨在说明所序文集或诗集的创作缘起、意旨并介绍作者情况，如《马石田文集序》《邵孝子诗序》等；有的序文是为朋友、同僚进行饯送、贺迁和祝寿，如《送屠元勋序》《贺谕德程先生长子荫武序》等；还有的序文是对国事国策进行阐发和议论，发表独立看法和见解，如《应天府乡试录序》《两畿录刑诗序》等。总的来说，其序文的主旨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实用性，但同时也并非只“就事论事”。其往往于序文主旨之外，借势添加抒性情、谈学术、表态度、述制度等内容。因此，从李东阳序文中颇能获悉其对某种事物的思考、见解及观点。其关涉对象有诗文创作、品行修炼、官位职责履行、典章释义和礼制承袭等诸多方面。

　　二、李东阳序体文的思想倾向

　　（一）文论主张

　　李东阳有关诗文的理论主张是茶陵派的理论纲领，在当时乃至以后文坛都产生重大影响。除他的《怀麓堂诗话》较为集中记载了他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外，还有一些相对零散的诗文见解在他的序文中有见。

　　1.“诗文各体”说 李东阳的文论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诗文各体。因为李东阳所处时期，诗歌创作已经成为一种机械操作。以文为诗的散文化之风从唐到宋再到明代，愈演愈烈。诗歌的审美特质被台阁体的僵硬所掩盖。面对此种现状，他欲先从理论上进行澄清，将诗文分离，如他在《沧州诗集序》中说，“诗之体与文异，故有长于记述，短于吟讽，终其身而不能变者，其难如此”[2]443。在序文中，李东阳开端明确而简括的指出，“诗”与“文”于“体”上有别。继而在“诗之难”与“庸言谚语之易”的对比中，谈及诗文相异之处，“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以其声律讽咏，能使人反复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2]443，这是从诗的角度，说明它与文的根本不同，即诗是讲究声律的，而人在咏叹中，能陶冶心志，激荡情感。“声律”不仅是诗与文区别的标志，更是诗的本质特征，这是他对于诗的极为核心的一点认识。他也曾从诗与文所涵括的文学样式上进一步廓清诗文之关系，他说“，……则凡序、记、书、疏、箴、铭、赞、颂之属皆文也。辞、赋、歌、行、吟、谣之属皆诗也。是其去古虽远，而为体固存”[3]979。这是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说明，诗文各体虽有嬗变，但体式固存，其畛域不能混而为一。李东阳的诗文之辩，虽是以诗歌为重心，且序文中的理论表述只是因事而发的片段性说明，但这和他在《麓堂诗话》中关于诗的特质及功用的认识是相呼应的。因此，此处文字可以说是他理论系统的又一佐证和阐释。

　　2.主张创新，力避模拟 模拟与创新的问题，实则为“因”与“创”的关系问题。文学创作中“因”与“创”的关系早在李东阳之前的若干朝代的文人中就已经成为了热门话题，就李东阳生活的现世状况而言，由于明初“台阁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于文界独占鳌头，因此使得以歌颂功能、雍容典雅风格为主的文风成为文学创作的潮流。然随着明朝“中兴”局面的逝去，“台阁体”蝉缓冗沓、陈陈相因的文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李东阳于此重要的历史转捩时期，他对当时毫无活力、趋向模拟的文学创作表示不相与同，并藉此提出自己的主张。

　　例如，他在《赤城诗集序》中说，“诗文为物也，大则关气运，小则因土俗，而实本乎人之心。……既其变也，世殊地异，而人不同”[4]。此段话意在说明文学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进。不同时代、地域和创作主体，文学各有特色，代不相若，盛衰有时。可以说，李东阳的此种认识具有一定辩证色彩，这对冲击当时大的文学气候和风向，进而引领众人重新审视文学创作的途径和方法有着重要作用。

　　以上从其序文中引述的李东阳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观点，虽然在表述上缺乏系统性，也不能代表其文论思想的全貌，但这些相对零散的表述却是关乎他文论中某些重要、核心的见解。尤其是如果将其与《怀麓堂诗话》对照来看，这些观点无论是从他理论建构的完整性还是从表述的权威性来看，它们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政治见解

　　李东阳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政治家。其于成化元年（1465 年）至弘治六年（1493 年）身处翰林院，约从弘治七年（1494 年）至弘治十四年（1501 年），他身居内阁要职，肩负重任。李东阳从少年教育到从师习举子业，再到简入翰林、内阁，其一直倍受儒家传统精神的熏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李东阳信奉和践行的信念。在李东阳的序文中，无论是为诗集、文集写序，还是为即将赴职的同僚、友人写赠送序文，都能捕捉到他鲜明的政治态度和观点。

　　1.对当朝国事、国君的称颂 从李东阳的整个仕宦之途来看，其在翰林、内阁任职期间，有着强烈的仕宦意识。少年得志的他本着明确的奋斗目标，又籍着特殊际遇，时刻企盼自己有朝一日能大有作为。在这份逐渐高涨的为官热情的感召下，他在序文中对当今天下太平之国势及主上之英明进行了毫无遮掩的颂扬。其颂词有如“我国家正位凝命，扫乾荡坤，涤濯万物……自有中国以来，无若是盛者”[5]401“盖尝观于南矣，仰惟我太祖高皇帝盛德大业之所……”[6]“今文运熙洽，疆域之广，人物之富，殆过前代”[7]477等。作者眼中的国朝是一个开明盛世，不仅国家安乐祥和，疆域广大，而且典物昭备，孝理隆洽，文教广播，雄才辈出；君王也是广施恩德、开明有道之圣主。这些颂词读来难免有夸张之意、媚主之嫌，这与李东阳馆阁旧臣的身份是分不开的，但这些言辞既是李东阳对国家和君主的衷心歌颂和赞扬，也是他于国于君所寄予的一份忠诚和期盼。

　　2.对为官的思考 据史载，李东阳幼时便以神童入顺天府学，而后在天顺七年（1463）中进士，自此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政治生涯，直到弘治八年开始求退，李东阳一直保持强烈的仕宦意识[8]。这种意识促使他不仅对于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尽忠职守，而且会时常站在为国为民的高度，对为官群体进行审视。他的序体文中包含许多关于为官的观点和意见。例如，他对为官之道的认识。其于《送宋民表知华亭诗序》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又数日，复曰‘：吾尝思之，守令者，民之父母也，故恩先而威后。平易者，古人所以近民也。今之能守令者，但知有法而不知有情。故宁急无缓，宁严无宽，宁使民受其害，而不使我难于力。若是者，吾弗能也’”[5]403。这是其友宋民表对于自己所履“守令”一职的反思之辞。其中，他认为“守令”一官，实为民之父母，应学古而为平易之人，子民才会亲近于己。对于民表的说法，李东阳颇为称意，因而在序文末尾处，他以“及闻此言，则民表虽日强聒使予告，岂复有余说哉”的感慨表明了自己对为官之道的思考，即为官者当尊民、重民、保民。这是典型的“民本位”

　　思想。此外，李东阳还有对虽然才高位卑，但却仍端正态度的为官者的认同，也有对视官位为攫禄之阶的苟合之辈的抨击，这都能从正反两面获悉他对官者在为官目的、方法和规矩等方面的思考和认识。

　　（三）史学认知

　　李东阳是明朝初期的文学家、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史学家。他曾主编过明代前期的几部重要典籍，如成化二年（1466）他被任命为编修，修《明英宗实录》[9]，其他还有《历代通鉴纂要》《孝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由此可知，在李东阳的文学创作中，对典章制度的涉及自然难以避免。在他的序文中，常能看到这类文字，它们或是对某一所论之事做出的辅助性说明，或是对某一事件的由来、演变和规制等予以溯源似的介绍。

　　1.对国朝典章规制的申明 李东阳的《送翰林编修丁君归省诗序》缘于翰林编修丁原敬回华亭省亲一事，阁老学士诸先生而下皆赋诗饯行，李东阳为诸诗作序。他于序文前端即给出有关“归省”之策的内容。从其叙述可知，作为朝中官员，平日里各安其事，除了请假、差遣、辞官等因，皆不得离朝、离职、回家乡。但惟独归家省亲之礼不受以上规矩所限，而且朝廷还会补给路资。此举是国家对“孝”“忠”等观念的推崇和对子民实施礼教所需，因此将其以国朝令典的形式加以规范，以保其效行。其他如《送屠元勋序》，开篇介绍官职设置方面的朝典，其后详细说明正设官、旁设官、专设官在当朝的设置缘由及各自担当的责任；《送吏部侍郎周先生使秦诗序》则设计国朝册封王之众子的典章，进而对何谓“正使”及其职责要求等作出解释。

　　2.对史事风俗的介绍 在李东阳的序文中，除能随文了解一些当朝在立国、治国等方面所制定的规范和形成的朝典外，还常常能通过其序文，获悉一时一地的历史事迹或惯例风俗的沿革和流变。读此类序文，读者不仅能得知所序篇目的内涵，也能从中体悟相关的文化历史内涵。《阕里志序》就是颇有代表性的篇章。《阕里志》共十册 24 卷，由明提学副使陈镐编撰，当时身为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的李东阳为其作序。原文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孔氏家族史，李东阳在其序文中系统梳理了“志”文的由来，其历史时限直追秦之前的周代，并介绍“志”的内容涵盖地理、人物、文章和制度等方面。文中最后指出“志”的历史意义，即“金石虽坚，不免磨灭断裂之患。

　　板锓楮印，递相禅续,则可以至於无穷。由今日以至於无穷者,必自是书始”[3]973。可见，李东阳的序文涉及一些政书和史书中所包含的内容。通读其序文，读者颇能对当时上至国家设官之制等典章，下到民风民俗等文化历史生活形成一些清晰的认识，从这个层面上看，其序文无疑具有“史料”之价值。

　　三、李东阳序体文的艺术特征

　　（一）感情真挚

　　序体文之“序”字，从其本义“东西墙也”到引申假借之义“善叙事理，次第有序”，似乎都与写作者的情绪感情关系不大。诚然，序文最初还只是“杼泄事实，宣见之也”[10]，但随着其不断繁衍壮大，序文家族的成员也渐渐于书序、诗序和文序之外渐增赠序、游宴序和寿序等。也因此“，序体”已不再仅仅是“宣见之也”，因为场合和用途的特殊性，作者的情绪情感等因素渐渐渗透其中。

　　李东阳在其文论思想中曾力主写诗要有真性情，即强调诗人要在诗歌创作中表现自己的真实情感。虽然此说对象为诗歌，但以此考察他的序文创作，也颇能见出他对自己文论思想的践行。例如，《呆斋刘先生集序》，这本是李东阳为其师刘定之的集子所写的一篇序文。主要介绍集子的作者，叙述成集之过程及对集子的评价，但其中却有一段饱含情谊的文字，其曰，“先生尝阅东阳阁试《炎暑赋》，进而谓曰：‘吾老矣，纵不死，亦当去矣。子必勉之。’东阳虽知嗜学无所底就，目熟遗文，可存善诱，不知涕泪之交颐也”[2]444。李东阳对出于其师刘定之的一番褒奖及劝勉之言辞可谓是记忆犹新。师之遗文与犹在耳边的教诲让李东阳顿时心生悲戚之感，以至于不知不觉间泪流满面。师对生的鼓励，生对师的爱戴，其间的真情尤感人心。其他如以饯送、赠别为主旨的序文，对方无论是与李东阳交情匪浅的朋友，还是与他同仕朝廷的同僚，李东阳在篇中都流露出惜别、留恋之意。而这种情感又常常以豁达之见和殷勤规劝的方式予以表达，这也恰好传递出了李东阳对他们深切的慰勉之情。

　　（二）深于立意

　　李东阳序体文有不少题材并无什么新鲜之处，但读来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习见的，甚至是颇具程式化的内容能写出新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的不俗立意。例如，《嘉兴府志序》，其文开篇有一大段的文字写道，“先王之政，随世文质，以为简繁。盖自天下之忧书契、有坟典以明理道、纪政事，有丘索以象风气、名土物，世久事繁，国有史，地有志，至周大备。……凡制度名物，人材风俗，工作之事，前有继，后有据，而国家之史亦忧资焉”[7]476。此篇文字只不过是为嘉兴一地的府志所做的序文，但李东阳没有就事论事，把它写成一篇止于表面意义，流于形式的介绍性文字，而是着眼于历史实际，从嘉兴一地的府志记载说开来，在梳理地方志的渊源中，把文章的主旨放在编写地方志的原则上，客观地将地方志存在的现世及历史意义进行说明，同时也严肃的强调编写地方志的态度和精神。这就使得文章有了广泛、深刻的意义。

　　还有其他一些题材的序文，李东阳常于主题之外抒发慨叹，其多是作者由眼前之事而引发的较为深刻的思考。例如，《赤城诗集序》本是为一诗集做序，作者没有只在述诗集之所作及名称、参与人等方面兜圈子，而是将“赤城”一地的由来，及此地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与诗集的创作联系起来，从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高度上立意，既解说和交待了诗集的创作由来和内容，又赞扬了赤城的文化历史底蕴。此外，像《送李士常序》《送福建参政刘君诗序》《送舅氏刘侯之宁夏序》等，都是此等在习见题材中，通过立意之巧而颇显不凡的篇章。

　　长期以来，人们对李东阳序文的创作情况关注不多，对它的总体成就评价也不高，但从序文这一体式的发展过程来看，他的序文创作在内容和艺术上的特点，既有对此前唐宋古文大家序文创作的继承，也有对在他之后写作序文的作家如归有光等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汉)许 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92.
　　[2] (明)李东阳着;周寅宾,钱振民点校.李东阳集·文前稿(卷五)[M].长沙：岳麓书社,2008．
　　[3] (明)李东阳着;周寅宾,钱振民点校.李东阳集·文后稿(卷四)[M].长沙：岳麓书社,2008．
　　[4] (明)李东阳着;周寅宾,钱振民点校.李东阳集·文前稿(卷四)[M].长沙：岳麓书社,2008：430．
　　[5] (明)李东阳着;周寅宾,钱振民点校.李东阳集·文前稿(卷二)[M].长沙：岳麓书社,2008．
　　[6] (明)李东阳着;周寅宾,钱振民点校.李东阳集·文前稿(卷六)[M].长沙：岳麓书社,2008：451．
　　[7] (明)李东阳着;周寅宾,钱振民点校.李东阳集·文前稿(卷八)[M].长沙：岳麓书社,2008．
　　[8] 薛 泉.论李东阳的仕宦意识[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4)：497- 500．
　　[9] 钱振民.李东阳年谱[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37．
　　[10] (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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