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蒙以独特的思想和标新立异的艺术实践, 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存在。那么, 王蒙在文学创作上又是怎样获得成功的呢?从成功学有关明确的目标、积极的心态、正确的思想方法等三个方面, 以《王蒙自传》为依托 (也就是说, 本文建构的逻辑起点是基于对其自传的真实性认同的基点上展开的, 侧重其前期文学创作的成功) 对之进行解读, 可以发掘出王蒙的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王蒙; 王蒙自传; 成功学;

　　Abstract：With his unique thoughts and unconventional artistic practice, Wang Meng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writer of the contemporary period of Chinese literature.How, then, has he attained such a success in literary writ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code it according to the Wang Meng's Autobiography by examining his specific objective, positive attitude, correct thoughts and so on. (In other word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is paper's construction is to place especial emphasis on his early literary writings according to his self-identity with the reality of his autobiography.) The purpose is to exhume the inherent laws of his success in literary writing.

　　Keyword：Wang Meng;Wang Meng's Autobiography;success study;

　　我们在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之路进行研究时, 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最初一些崭露头角、才学比肩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空间的变化, 有的人会默默无闻于乡闾, 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有的人则执着于自己追求的目标, 始终不悔不弃, 最终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当代著名作家王蒙无疑就是一位获得较大成功的人。王蒙, 1953年着手创作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 195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小豆儿》, 1956年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引起轰动。王蒙以独特的思想和标新立异的艺术实践, 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存在。那么, 王蒙在早期文学创作上又是怎样获得成功的呢本文拟从成功学有关明确的目标、积极的心态和正确的思想方法三个方面, 以《王蒙自传》为依托对之作出解读, 从而发掘出王蒙的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内在规律。
 

　　一

　　拿破仑·希尔认为:“只要你拥有最起码的想象力, 能清晰地描绘出你的未来, 甜蜜地展望它。一旦把这样一幅美妙、生动的情景当作你‘专心’的主要目标, 并为之不懈奋斗, 那么, 结果将令你难以想象”[1] (P1) 。其实, 作家在成名之前, 也是先把作家梦描绘出来, 把它当作生活的全部和中心, 然后再通过艰苦的奋斗历程, 写出为社会承认的作品, 使更多的读者为之感动和啧啧艳羡。王蒙在早期文学创作上获得巨大的成功, 最为重要一点就在于他把作家梦想定位为自己明晰的人生目标, 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最终皈依, 并在此基础上激发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热忱。

　　没有目标的文学创作, 不但没有动力, 而且难以保持文学创作的持久性。王蒙正是从对文学的热爱开始, 逐步地把人生的价值追求和作家梦有机地契合在一起, 无论身处何境, 都导引着他锲而不舍地为之奋斗。正如王蒙所言:“我相信, 文学提升了人生, 文学使男人英武而使女人美丽, 文学使生活鲜艳而使战斗豪迈, 文学使思想丰富使情感深邃使话语与岁月迷人, 文学使天与地, 月与星, 鸟与兽, 花与草, 使金木水火土都洋溢着生命。文学与革命都追求献身, 追求完美, 追求圣洁, 追求爱恋和永恒, 文学是多么光辉的事业!”[2] (P118) 这就是说, 王蒙把文学看作了最值得献身、也同时最有终极价值的“事业”, 以至于“接受它们的时候, 我的投入我的激动我的沉浸, 使它们成为我的年轻的生命的价值追求, 价值标准, 价值情愫……而且成为王蒙的准宗教”[2] (P118) 。如果说事业足以使一个人把自己的全身心投入其中的话, 那么所谓的“准宗教”则完全构成了“活着”的全部意义和价值的最终归宿。事实上, 王蒙正是在这一“准宗教”的导引下, 才有了“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的成功。

　　作家梦这一清晰的人生目标, 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功固然非常重要, 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一定的清醒的生命反思和思想认同作为支撑, 那所谓的目标就极有可能会成为断线风筝。王蒙作家梦的形成和实现, 便与他对于平淡生活的反思紧密相连。王蒙说:“我还要老实承认, 我的日常工作渐渐让我看到了另一面, 千篇一律的总结与计划, 冗长与空洞的会议, 缺乏创意新意的老套话车轱辘话……我相信自己应该有更大的学问, 更高的能力, 更精彩的成果, 更宏伟的成就。我不愿意混同于庸庸碌碌, 人云亦云, 我不愿意原地踏步, 照本宣科, 颠过来倒过去, 我要的是创造和前进。”[2] (P121)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清醒的反思, 王蒙才会从日常的工作轨迹中挣脱出来, 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

　　人生目标的确立取决于人的价值观念。王蒙正是在对自我人生有着更大成功的期盼的时候, 通过阅读, 完成了对文学创作终极性的价值认同:“爱伦堡的一篇文章《谈作家的工作》, 他的文字如诗如歌, 他把文学创作的美丽与神奇写得出神入化”, 这促成了王蒙把价值认同归结到了“文学是真正的永远。文学比事业还要永久”这样的终极目标上来, 这才有“一个想法像闪电一样照得我目眩神迷:如果王蒙写一部小说”[2] (P121) 王蒙正是在这一“想法”的基础上完成了作家梦目标的最终确立。

　　实际上, 作家梦的核心点就是在众多的人生目标中, 明确自己最期望到达的目标。没有明确的目标, 作家就无法凝聚起精力和思维力, 也就无法专注于一个领域。古人说过, 吾学有涯, 生也有涯, 在这“学”与“生”都有涯的框定下, 人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出一点“人间奇迹”, 也就只能采取“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策略, 对那些契合了目标的方面可以孜孜不倦而为之, 而对那些与目标不相吻合者则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正是有了明晰的“有所为又有所不为”, 王蒙才会“悄悄地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从事我的有点像冒险家的尝试……我拿起片艳纸写我的伟大的小说, 门一响我就用其他卷宗把小说草稿纸盖上。我觉得我的神色有点不自然, 说话有点魂不守舍, 希望结束谈话, 越快越好, 我有点不合群”[2] (P125) 。这里的“魂不守舍”与“专心致志”恰好说明了王蒙把作家梦超然于一切追求之上。

　　如果说鲁迅皈依文学的目的在于通过文学改变国民的精神, 这使鲁迅的作家梦获得了最为坚实的支点支撑, 那么, 王蒙的作家梦要获得支撑, 自然也离不开一个支点的支撑。那么, 是什么支撑着王蒙去追求作家梦这一目标呢

　　首先, 王蒙对死亡这样的生命哲学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死亡和存在这样的哲学问题经常缠绕着他, 因此, 文学便构成了王蒙反抗死亡的一种方式。王蒙只有9至10岁时就对死亡产生了疑问:“我问姐姐, 你说死是怎么回事姐姐的话并没有减少我对于死亡的恐惧, 却使我愈想愈觉得睡觉是一件可怕的事, ……我还想到我的身体并不健康, 也许离死亡并不是那么遥远。……我忽然想, 如果就这样睡去——死去呢我只觉得正在向一个无底的深坑黑洞, 陷落、陷落着再陷落着。”[2] (P35-36) 这种对死亡的恐惧与反抗, 即便是在团区委工作时, 依然得到了强化, 如“有领导当着我的面说, 此孩太聪明, 早熟的结果很可能是早夭”[2] (P184) 。这说明, 在王蒙的潜意识中, 存在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 王蒙把文学创作看作是永久的, 恰好构成了对抗死亡的生命存在形式。

　　其次, 从王蒙的心理情结来看, 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的“功名”心理一直潜藏于心灵深处。“功名”常常被看作狭隘且自私的心理, 这就使人很少去谈什么“功名”在人生中的积极作用。似乎一个人精神越纯粹越高尚越伟大, 就越会成为全社会的楷模, 一旦染上了什么“功名”的毛病, 就似乎犯了不赦的“原罪”。其实, 渴望“功名”并在“功名”中确立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 本就是一切有志于未来、不甘于平庸或循规蹈矩的人的重要文化品格。这关键是看“功名”是否有利于自我人生潜能最大限度的释放, 是否有利于社会公正公平且又和谐有序健康发展。王蒙正是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体悟的基础上, 确立了作家梦的目标。

　　王蒙在实现作家梦目标的心理路程中, 毛泽东诗词的宏大气势给他精神的洗礼作用不可小觑。这正如王蒙所说:“我感到的是震动更是共鸣。青春原来可以这样强健、才华原来可以这样纵横, 英气原来可以这样蓬勃, 胸怀原来可以这样吞吐挥洒。我只能不揣冒昧地说, 在近15岁的时候, ……我开始找到了青春的感觉, 秋天的感觉, 生命的感觉, 而且是类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感觉。”[2] (P83) “从这个时期, 我发现了秋天也发现了自己, 发现了生活, 也发现了志气, 发现了毛泽东也发现了诗:我不能虚度年华, 不能碌碌无为, 我必须努力, 我应该努力, 我自然要努力变成巨人。”[2] (P84) 这显示着, 王蒙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 已经确立了“巨人”目标, 只不过通过怎样的“努力”成为什么样的“巨人”还没有“浮出历史的地表”。

　　最后, 王蒙超越了自我人生局限、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王蒙在革命理论的熏染下, 其思想往往能够超越具体事实, 获得较为深邃的内涵。早期, 一些共产党人对王蒙有着很重要的启蒙。如李新的雄辩, “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 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与表达方法, 他的一切思路的创造性、坚定性、完整性、系统性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力, 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顶, 拨云见日, 大放光明。”[2] (P40) 由此感受到自己“所有的这些卑微, 所有的这些耻辱, 所有的渺小和下贱, 在接触到革命以后是怎样地一扫而光了啊……关于有朝一日闹翻身的愿望, 都因了革命的存在革命的主张而有了寄托了”[2] (P54) 。这不仅使王蒙的人生获得了进一步地提升, 还为他的作家梦涂上了丰瞻的社会色彩。再如王蒙在1949年3月被调入团市委时候, “被认定的优点有思想清楚、看问题尖锐、动脑筋等等”, 而且还做到了“不论群众如何议论纷纷, 莫衷一是, 都要从大处高处总结几条:革命在前进, 群众的觉悟在提高, 我们的工作成绩显著, 新的积极分子正在涌现之类”[2] (P76) 。这一切尽管还显得很稚嫩, 但作为一种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 无疑对王蒙后来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王蒙在中央团校“听了许多高质量高规格的大课”[2] (P77) 之后, 为其“理论知识打下了基础。此后我一直喜欢探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我养成了分析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 什么问题都能分析它一个头头是道, 都能有个一二三条看法, 我这时已经开始注意培养自己的理论能力了”[2] (P80-81) 。如果考虑到这一点, 那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的“宏大叙事”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王蒙把作家梦和作品的社会意蕴有机地贯通起来, 表明他把文学创作不仅看作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方式, 而且也看作实现社会价值的方式。王蒙在确立了文学创作的目标之后, 那他到底要赋予文学以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呢我认为, 王蒙所表白过的“我挽留了伟大的时代, 我挽留了美好的青春, 我挽留了独一无二的新中国第一代青年人的激越, 我挽留了生命的火焰与花饰”[2] (P124) , 可以看作王蒙对文学创作的社会意义的归结。该表白起码包含了如下的内容:对于自我所处的激越变革时代的书写;对青春在激越变革中的认同和书写;对新中国第一代青年人的整体人生的书写;对生命的存在形式的书写。这四点的核心还是王蒙对那个激越的时代以及激越青春的同构与矛盾的书写, 特别是对矛盾的书写, 使王蒙的作品被贴上了“干预生活”的标签。

　　在作家梦这一人生目标的召唤下, 王蒙有了文学创作的热忱, 并驱动着自我向着作家梦的目标接近:“写作唤醒了所有的美梦。写作激活了所有的情感。写作调动了所有的记忆。写作生发了所有的趣味。”[2] (P124) 王蒙为此而影响了“进步”, 甚至还受到了领导的“批评”[2] (P126) , 但这没有动摇他对作家梦的追寻:“我知道从此我的一切经历经验, 喜怒哀乐, 阴晴圆缺, 伟大渺小, 风雨雷电, 鸡毛蒜皮都有了色彩, 有了意义, 从此生命的一切都不会糟贱, 从此生命的强音奏响了。”[2] (P124) 这正可以看作王蒙在皈依文学之后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终极意义的认同。

　　二

　　在希尔的成功学理论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隐性护身符:“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隐性护身符, 护身符的一面刻着PMA (积极的心态) , 一面刻着NMA (消极的心态) 。……那么心态是怎样影响人的呢则是‘当你有一种信念或心态后, 你把它付诸行动, 就更能加强并助长这种信念了’。”[2] (P30) 如果我们用这一理念来考察王蒙的早期文学创作之路, 就会发现王蒙在文学创作中走向成功, 恰好是其积极心态作用的结果。

　　实际上, 在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 没有一个不拥有着积极的心态。王蒙在从事文学创作之时, 就有着积极的心态。“我知道我与众不同, 但是不同之处尚未得到权威的认可。我知道写作会使我大露头角, 但是我知道我为此要付出不知什么样的代价。”[2] (P124) 王蒙的这一表白恰好表明了他在从事文学创作时所拥有的积极心态。

　　当然, 王蒙的积极心态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这与他青少年时代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接触到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

　　第一, 王蒙在上学期间就以聪慧和成绩优异而著称, 这对培植其积极心态起了奠基作用。王蒙进入了一般学生难以进入的“好学校”, 这使他的积极心态在对比中获得了健康发展的机缘:“我小学在北师附小。北师是北京师范学校 (中专) 的简称, 现已不存。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好学校。邻近的一个煤球厂的工人的孩子名叫小五儿, 他几次想考这个小学, 硬是不录取, 他后来只好去上我们称之为‘野孩子’上的西四北大街小学”。能够进入好学校, 又成为好学生, “一年级的两个学期, 我的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三名”, “从二年级起, 我次次考试皆是全班第一”[2] (P29-30) 。王蒙的聪慧和优秀成绩, 自然获得了老师的认同和肯定, 这对培养其积极心态更是起到了促进作用。像“二年级时我渐渐显出了‘好学生’的特点, 我的造句, 我的作文, 都受到华霞菱老师的激赏。……华教师对我的恩情我永志不忘”[2] (P29-30) ;“我的初中几何老师王文溥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数学老师……数学问题上我也表现了自己的狂想遐想……他欣赏我的钻研精神”[2] (P48) ;“整个阅览室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工作人员“见我不走, 无可奈何, 只好陪我不得下班, 同时他们又笑嘻嘻地不无夸奖地欣赏我的喜读爱书”[2] (P48) 。所有这一切, 如果从王蒙的心态予以审视, 便会发现这样的“激赏”、“欣赏”、“笑嘻嘻”, 正好对其自我认同起促进作用。

　　第二, 父亲王锦第极为良好的自我认同, 对王蒙获得一种积极心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北大学业后, 父亲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教育系, 三年毕业。回国后他最高做到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有几分神气。”[2] (P7) 王蒙的父亲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 尽管没有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 但他所具有的良好心态对王蒙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不可否认的。

　　王锦第对王蒙的熏染, 不但体现在人生理想上, 而且体现在其主体意识的培养上:“父亲强调社交的必要性, 主张大方有礼, 深痛恶绝家乡话叫做‘怵 (读上声) 窝子’的窝窝囊囊的表现, 说起家乡的女孩子在公开场合躲躲藏藏的样子, 什么都是‘俺不!’父亲的神态叫做痛不欲生。”[2] (P8) 也许, 正是耳濡目染于这样的家教, 才使王蒙在三年级首次参加讲演比赛时, 看着底下那么多脑袋, 那么多黑头发和黑眼珠并不打怵:“这是我在公众场合讲话从不怵头的开端”[2] (P30-32) 。王蒙这里所显现出来的“气度”, 不能不说是积极心态使然的结果。

　　王锦第在骨子深处有着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 这对培养王蒙的社会意识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热爱新文化, 崇拜欧美, 喜欢与外国人结交”, 甚至连良好的生活习惯也能够升华到民族的高度来体认, 如对孩子驼背这样的事情, “只要一发现孩子们略有含胸状, 他立即痛心疾首地大发宏论, 一直牵扯到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未来”[2] (P8) 。这立论上的归结点, 恰好说明了其人生理想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特质。不仅如此, 王锦第还有着理想主义的情结:“父亲热心于做一些大事, 发表治国救民的高论, 研究学问, 引进和享受西洋文明”[2] (P10) 。所有这些形而上的追求, 对早年王蒙积极心态的培养与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的形成起着潜在的影响。

　　第三, 王蒙独特的生活经历, 使他以小小的年纪就获得了较高的社会位置, 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其积极的心态。王蒙在十四五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对此, 王蒙说:“小小年龄, 我得到了激情, 得到了胜利, 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欢欣, 我趾高气扬, 君临人世, 认定历史的舵把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看到父母这一代人和更老的人, 想到历朝历代的过往者, 我相信他们都是白白地度过了一生……而今, 人生从我这一代开始啦。”[2] (P75) 王蒙年龄不大, 却成了“老革命”, 甚至一些年岁大的还称呼其为“老王”, 这对王蒙的心态来说, 自然会引发其无所不能的英雄气概。

　　第四, 王蒙出手不凡所获得的称赞, 又强化了其对自我的作家梦的认同, 这对其从事文学创作时拥有的积极心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作为作家, 社会的认同和赞赏是其个人价值实现的重要标志。在通往文学创作成功的的道路上, 孜孜不倦的跋涉固然重要, 但不能否认, 社会赏识也同等重要。赏识意味着社会对其存在价值的一种认同, 意味着自己逐渐地融入到社会中, 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这种情形在文学界比比皆是, 如鲁迅先生对胡风、萧军、萧红、王鲁彦等作家的赏识, 就为社会的接受和认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赏识从成功学的视角来看, 其核心点在于促成了身处逆境的跋涉者拥有更为积极的心态, 使他们的自信获得了强化, 而这又反转过来促成跋涉者不断的攀登。

　　王蒙在还没有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之前, 便得到过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潘之汀的赞誉:“你有了不起的才华”, 这使王蒙感到“这样的说法又使我发了一回高烧, 只如快乐死了一回”[2] (P131) 。据王蒙回忆, 萧殷高度评价了“我的‘艺术感觉’”[2] (P132) ;“吴小武同志肯定了我的激情, 说:这篇东西改好, 你会取得大的成功”[2] (P132) 。王蒙把剧本草稿寄给曹禺时, 甚至还获得了“邀我到他家共进午餐”[2] (P132) 的殊荣。至于1956年春, 应邀出席了由作协与团中央联合召开的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 更使王蒙“尝到了梦想成真的滋味”[2] (P133) 。等到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发巨大的反响, 以至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赞扬王蒙“是新生力量, 有才华, 有希望”[3] (P180) , 这样的赏识, 对王蒙最大限度地鼓荡起积极心态的风帆, 就有了更为特别的意义。

　　王蒙后来对此反思道:“我现在常想一件事, 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而是另一样呢如果吴小武与萧殷是把我的初稿干净利落地否定了呢我还有勇气继续努力吗多么脆弱的青春、才华、激情和创造的冲动呀!除了感激这些恩师, 我能从中得出点什么更多的体悟来呢”[2] (P132) 王蒙的这些话语, 不能不说是有着深刻道理的。因为一旦由于多次的努力而依然碰壁, 那么积极心态就有可能转向它的反面, 从而降低其成为作家的可能性。

　　第五, 王蒙在和同时代人的对比中, 强化了其对自我独特人生价值实现的渴望, 进而拉动了其积极的心态进一步提升。王蒙和同时代人的对比, 实际上是从两个纬度上展开的。其一是王蒙潜在地把其父亲和同时代的人进行的对比, 其父亲尽管北京大学毕业, 尽管也有过三年的留洋生活, 但和他同时代的同学或者一些同事相比, 则显得寒碜一些。其父王锦第“在北大上学时同室舍友有文学家何其芳与李长之。我的名字是何其芳起的”[2] (P7) 。父亲与这样一些文艺界具有影响的人物相比, 不能不使王蒙在潜意识里产生反应。在王蒙那里, 这一对比的坐标体系当是或潜在或显性地处于“在场”位置的, 并对王蒙文学创作的积极心态起到促进作用。

　　另一个纬度上的对比, 则是王蒙和同时代人的直接对比。这对比带来的震撼和影响对王蒙文学创作的影响无疑是更大的。这首先来自与身边的同龄人之间的对比:“‘红学’领域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的一举成名令我心潮澎湃”, 因为其中的蓝翎就是“我们区的团员”, “我们办理过对他的处分事宜”, 但“他很快与李希凡一道调进人民日报文艺部则是令人艳羡的事实”, 这由此激发了王蒙对“人不能没有成绩, 人必须有所作为”[2] (P121) 的认同和追求。其次, 是和那些已经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较大成功的作家的对比。当王蒙“战战兢兢”地进入青年作家的圈子时, 像刘宾雁、刘绍棠、邵燕祥、邓友梅等青年作家就成了王蒙进行横向对比的参照系。实际上, 当王蒙从事文学创作时, 其所具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是不言而喻的:“比你小两岁的刘绍棠已经名声大噪, 紧随其后的丛维熙已经崭露头角。你佩服感动得五体投地的邵燕祥已经巍然矗立。”[2] (P125) 1956年春, 王蒙应邀出席了由作协与团中央联合召开的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 这对王蒙促成新的参照系的建立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此, 王蒙说:“像刘绍棠什么的, 早已经加入作协成为会员, 又比我辈写了个把东西就来开会强得多阔得多了。”[2] (P133)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景中, 王蒙建立了自我在青年作家中的坐标位置。这样的对比, 在王蒙远离了中国文学的中心地带后, 依然存在并起着作用。

　　总的来说, 王蒙的积极心态, 不仅对其青少年时期的文学创作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且还确保了他在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再次辉煌。王蒙中年时期面对突然而至的“灾难”, 依然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审慎地对待, 并逐渐地形成了处理危机的原则和方法, 从而在“剑走偏锋”时不仅保持着积极的心态, 而且以“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我认同, 积蓄着力量, 保证了他以后走在了新时期文学前列。

　　三

　　在成功学理论中, 希尔强调了培养正确的思想方法的重要性。认为正确的思想方法再加上积极进取的心态, 能够使一个人获得伟大的成就。[1] (P60) 其中, 创造性思考是正确的思想方法中最为重要的一点[4] (P383) 。如果我们由此观照王蒙早期的文学创作, 可以发现王蒙能够获得文学创作上的成功, 离不开其正确的思想方法的支撑。具体说来, 王蒙在早期文学创作中所显示出来的正确的思想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王蒙有着极强的模仿和创新能力。

　　模仿是人接受既有文学精华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是创新赖以展开的重要平台。王蒙在对既有的文学传统继承的基础上, 实现了对前人的文学精华的吸纳和转化。

　　早期教育所受到的文学熏染, 对王蒙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这不仅体现在王蒙的语言中, 而且还体现在王蒙所接受的审美启蒙上。例如“二年级后半学期, 为了作文课的需要, 我买了一本《模范作文读本》。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范文中对于月亮的描写, 可以说, 我从此对月亮有了感觉, 有了情绪, 有了神往。”[2] (P34) “模范作文的另一个动人的主题是对于春天的吟咏。潺潺的流水。青青的草地。桃花杏花梨花丁香海棠都令我入迷。……模范作文中有几篇写母爱的文字, 令我十分感动。”[2] (P34-35) 这表明像《模范作文读本》一类读物对王蒙的文学话语体系和文学主题建构的影响是深刻的。

　　王蒙在青少年时期读的文学名著非常多, 这恐怕是他“少年有成”的根基所在:在1945年前后, 王蒙读过的书就有《世界名人小传》[2] (P49) 、《灭亡》、《日出》、《腐蚀》、《子夜》、《铁流》、《卖火柴的小女孩》、《活命水》、《灰姑娘》、《快乐的王子》、《稻草人》、《大克劳斯与小克劳斯》、《白雪公主》[2] (P40-41) 。以后还有《悲惨世界》、《北京人》、《祝福》、《故乡》、《风筝》、《好的故事》、《莎菲女士的日记》、《水》、《木偶奇遇记》、《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集》、《格林童话集》[2] (P49) 、《孤村情劫》、《虹》、《妻》、《钢铁是怎能样炼成的》、《时代三日刊》等[2] (P54) 。正是在阅读中, 王蒙“感觉良好, 使我进入一个美好文明的世界, 我明明觉到了, 读书在增长我的知识、见闻、能力。”[2] (P48) 正是这样的积淀, 使王蒙的文学创作在起步阶段就获得了较高的平台。

　　王蒙工作后, 读书几近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差不多把全部宝贵的休息时间 (这个时间常常被占用) , 用到了阅读和欣赏 (电影与演出) 上。”[2] (P114) “我把更多的空闲时间放到阅读上了。我喜欢读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巨浪》。”并且在阅读的过程中倾注了浓郁的感情:“我至今记得他写到的游击队的歌词:快点打口哨, 同志, 是战斗的时候了。我现在已经看不出这词有什么好处, 但是当时这三句词也令我热泪如注。”[2] (P116) “我喜欢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他的笔触细腻生动, 精当神奇。我从中开始感受到了爱情, 感受到了人生, 感受到了交际、接触、魅力与神秘, 更感受到了文学的精雕细刻的匠心与力量”, “我用更舒适更贴近的心情读屠格涅夫”, “而陀斯妥耶夫斯基令我震惊”, “1952年的深秋与初冬的夜晚我在阅读巴尔扎克中度过”, “超越一切的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 “我同时愈来愈喜爱契柯夫, 他的忧郁, 他的深思, 他的叹息, 他的双眼里含着的泪, 叫我神魂颠倒。我也特别喜欢汝龙的翻译, 顺溜而且文雅, 含蓄而且深沉, 字字句句都深入我心, 发芽生长”。[2] (P117) 此外, 像《暴风骤雨》、《骆驼祥子》、《英士去国》、《到青龙桥去》[2] (P58) 这些文学名著, 也进入了王蒙的阅读视野, 并成为王蒙文学创作赖以展开的重要参照。

　　进入了文学创作的自由天地之后, 王蒙总会带着破解他人创作的内在“密码”的视点来进行阅读, 这对提升和确保王蒙文学创作的“先锋性”特质起了重要作用。对小说创作技法, 王蒙是从具体文本出发, 在通过对具体文本的讲解中把小说创作的技法慢慢地领悟出来的。[2] (P78-85) 这是王蒙阅读和揣摩小说的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法。

　　第二, 从生活出发, 超越对具体的文本的模仿, 完成对生活的再创造。

　　从生活出发还是从文学创作的模仿出发, 其基点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把生活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后者则是脱离于现实生活并在亦步亦趋中消解掉个性。

　　王蒙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 并没有看过什么小说做法之类的“秘笈”, 他的文学创作之路, 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则:“从生活出发”。[2] (P126) 因此, 王蒙的文学创作中有着大量的现实生活的影子。王蒙在“基层”工作期间, 生活对他的馈赠, 都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方法论上的制导作用。他在参加天主教“三自革新”的工作期间, 看到孤儿院的孩子生活愚昧, 与世隔绝。“他们在我的心目中的形象, 后来我写成了《青春万岁》中的呼玛丽。我非常爱呼玛丽”。[2] (P92-93) 至于王蒙的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则和他的工作经历有着更直接的关联:“1950年5月, 作为中央团校第二期毕业的学员, 我回到北京团市委, 分配到了第三区团工委, 担任中学部后又担任组织部的负责人。”[2] (P86) 其实, 如果结合着王蒙的家庭生活来审视的话, 生活无形中给他的馈赠实在是丰厚而慷慨的!像萦绕在王蒙头脑中的大人之间的“互相碾轧, 互为石碾子。他们互相只能给予伤害和痛苦, 而且殚精竭虑地有所作为——怎样能够多往要害处给对方一点伤害, 以求得多一点胜利的喜悦”[2] (P12) , 就自然更富有人性的深度;至于父母的离异, 也在客观上使王蒙对社会人生有更为深刻的体验。这使王蒙自然地置身于复杂的社会中, 切身地体验到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 爱和恨的交织、希望和绝望的冲突、自我和非我的融合, 生命和社会的某些内在况味。这些都说明, 王蒙把切身经历过的生活转化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

　　严格讲来, 任何一个作家的生活都是丰富多彩、不可复制的, 王蒙能够把自己接纳的生活和艺术转化为自我深刻的体验, 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庞杂的文本世界, 这本身不能不说是“从生活出发”之根上衍生出来的蔚然景观。

　　第三, 不愤不悱, 不启不发。

　　对文学创作有着清晰的目标和极大的热忱, 并不能确保创作主体必然会获得成功。对此, 王蒙有着清醒的认识:“写作使自己显得力不从心, 千疮百孔, 无一是处。如果你要写作, 那么不论你曾经自以为或被认为多么丰富, 仍然会显得贫乏”[2] (P124)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深刻的感触, 王蒙才“开始读一些谈写作的文章了”[2] (P126) , 尤其是从文学创作“之所以然”的视点体味名著构思的肯綮所在:“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青年近卫军》, 画出它的结构图。我想弄清那么多人物, 作者是怎么样结构他的宏篇巨制的。”[2] (P127) 显然, 王蒙对名著的重新解读, 就不再是仅仅停留在文学欣赏上, 而是深入到文学创作时作家如何结构和表达的层面。其指向是破译作家“怎样写”的, 而不再仅仅满足于知晓作家“写什么”了。

　　对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感悟, 从来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反复咀嚼是必需的。这在王蒙也是如此:“在一个星期天, 有一次我去南池子中苏友协去听新唱片的音乐会, 好像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一部新的交响乐。我突然发现:这就是结构, 这就是组织长篇小说的法门。……我知道怎么写长篇小说了, 乌拉!”[2] (P127) 这表明, 王蒙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 已经建构起了以艺术创作为鹄的的思维方式。在王蒙自以为已经领悟到了写作的真谛后, 萧殷的指点又具有了醍醐灌顶的“点化”效能, 意识到“书稿主要问题在于主线, 没有主线成不了书”。这使王蒙恍然大悟于文学创作的肯綮所在:“原来如此!原来我的救苦救难神灵活菩萨, 我的祖宗娘老子就是您, 伟大的主线!主线就是俺的魂儿啊!也就是俺的刽子手, 丧门神!”[2] (P132) 至此, 王蒙的文学创作完成了除思想建构之外的小说“图式”的建构。

　　不可讳言, 几乎所有的作家, 他们的作品都曾经稚嫩过, 他们本人都曾经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留下过一些歪歪扭扭的脚印, 但其可贵之处在于, 他们从不停歇地跋涉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 他们有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梦想和目标, 也有着成为一个大作家的积极的心态, 还有着成为一个大作家的必要思想方法, 这一切合力的结果, 使他们最终走出了自己的稚嫩, 成为令人们景仰的大作家。他们以自己不懈的人生追索, 实现了自己的双重飞跃:一方面, 他们通过文学创作, 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人类情怀的人;另一方面, 他们通过文学创作, 把他们的精神带到了更为久远的未来, 成为滋养读者的精神资源。王蒙以及《王蒙自传》, 无疑就清晰地向我们标示出了这一点, 尽管其价值和意义并非仅仅如此。

　　参考文献
　　[1]田野.拿破仑.希尔成功致富全书[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2]王蒙.王蒙自传:第1部:半生多事[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6.
　　[3]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A].温奉桥.王蒙.革命.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4][美]拿破仑.希尔.成功法则[M].刘树林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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