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斯克拉反对激进的不充分决定论， 认为其依赖的经验等价理论并非真正可供科学家选择的理论。他提出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指出， 已有观察证据不足以使我们决定选择， 即使是现有最佳的科学假说， 因为其面临着尚未诞生的假说的挑战， 未来的科学家会根据新观察证据的确证选择其中的一个。为了应对这一温和的怀疑论， 我们可以根据保守性等合理性标准暂时持有现有假说， 并通过重构其结构和形式， 寻求通向真理的可能路径。斯坦福进一步提出了潜在可选理论问题， 力图更连贯地看待科学理论和理论的更替。

　　关键词：斯克拉； 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 保守性； 重构； 潜在可选理论问题；

　　作者简介： 顾益 （1985-） 男， 江苏江阴人，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Email:guyi@jiangnan.edu.cn; 郑天竹 （1988-） 女， 江苏泗阳人， 江苏省社科联科普部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科技伦理。Email:751541933@qq.com;

A Study on Sklar's Transient Underdetermination

　　Abstract:Sklar opposes radical underdetermination and argues that the empirical equivalence theories on which it relies are not real available theories for scientists. He proposes transient underdetermin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existing evidences of observation are not enough to make us decide to choose even the best scientific hypothesis. Because it is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the unborn hypothesis, one of which future scientists will choose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s of new observation.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is mild skepticism, we can hold the existing hypothesis temporarily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reasonableness, such as conservatism, and so on, and reconstruct its structure and form, in order to seek the possible path to truth. Kyle Stanford has further raised the problem of unconceived alternative theory and tried to take a more coherent view of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their replacement.

　　Keyword:Sklar; Transient underdetermination; Conservatism; Reconstruction; The problem of unconcived alternatives;

　　一、不充分决定论的短暂性

　　不充分决定论，或更完整地表述是证据对科学理论的不充分决定论（underdetermin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y by evidence）指的是，在给定时间内，已有的可观察证据无法充分决定我们如何“在相互竞争的假说或理论之间作出选择”.[1]蒯因和迪昂认为，不充分决定论源于整体论哲学。迪昂指出，观察证据检验的是由科学理论、辅助假说、背景理论以及实验条件等共同构成的整体，而不是单个的理论或者假说。蒯因则进一步强调，面对经验检验的是“知识或者信念的整体”,[2]当信念之网面对经验反常时，我们需要对科学中的陈述做出调整。这时会有多种调整方案可供我们选择，只要调整后的整体可以蕴含原本相冲突的经验，但经验本身无法决定我们如何从中进行选择。库克拉（A.Kukla）甚至认为，给定任意科学理论，我们都可以构造出无穷多与之经验等价的竞争理论。[3]无论两者在内容上是矛盾的还是只在某些方面不一致，在证据面前它们都是同样可供选择的理论。总之，经典的不充分决定论认为，检验理论的证据被限定在理论的可观察后承中，理论本身又是由多个部分构成的，或者具有多种形式，与经验相符的理论都是经验等价的，都具有同等的可选性，我们无法根据有限的经验在多种可能理论中做出选择。

　　不充分决定论遭到了学术界的多方质疑。汉森（N.R.Hanson）、费耶阿本德认为，观察语言是负载理论的，当理论和证据相冲突时，观察证据可能已经受到理论的“污染”,[4]同样值得怀疑，因此不存在如何根据观察来决定理论的问题。庞加莱和达米特（Paul Dummett）均指出，不充分决定论其实是一词多译的伪问题，因为只要交换一个理论中的两个非观察术语，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在经验上等价，但逻辑上不相容的所谓理论。劳丹和莱普林（（J.Leplin））认为，不充分决定论中的可选理论并不会永久地在经验上等价，它们的经验后承会随着可观察范围界线的变动，以及辅助信息的改变而改变，而即使是在经验上等价的理论也不必然具有认识论上的等同性，我们可以通过间接确证等方式给予经验等价理论不同程度的确证。[5]劳丹（Larry Laudan）、莱普林（Jarrett Leplin）指出，我们无法保证经验等价理论同等地符合任何可能的经验证据，也无法确保它们同样可供选择，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不充分决定论是不合理的。

　　劳伦斯·斯克拉（Lawrence Sklar）同样反对上述激进的不充分决定论，认为所谓的经验等价理论只是理论语句的歧义谬误（fallacy of equivocation）引起的对同一个理论的不同表达。他指出，合理的不充分决定论问题应该基于不相容（incompatible），且真正可供科学家选择的假说。斯克拉由此提出了“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transient underdetermination）”,[6]他认为，我们无法仅仅依据现有的观察证据决定选择，哪怕是当前最佳的科学假说，因为很可能存在“未诞生的（unborn）的假说”,[7]这些假说可以等到现有证据同等程度的支持，并且很可能是在理论概念上更好、更趋近真理的可选假说。但不充分决定论不是永恒的困境，而是短暂的问题，因为未来的科学家会基于除保守性之外的其他合理性标准，特别是根据未来的观察证据的确证，选择未诞生的假说中的一个。需要指出是，国内学者曾把transient一词翻译为“变动的”[8]或者“瞬态的”,[9]但他们对该词的理解和翻译都还有待商榷，因为在斯克拉所述的transient不是指物理学中的瞬变，而是指不充分决定论的短暂性。

　　在斯克拉的视阈下，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中可供选择的假说并非哲学家设想的，或者逻辑上的可能性，而是科学研究中已经，或者将会出现的假说。因为能够支持得到科学家认可的已有假说的观察证据，也可以同样良好地支持概念和深层结构上不相容的潜存在假说。而根据保守性之外的，例如先验可能性、确证度等合理性标准，科学家们暂时无法在它们之中做出理性的选择。但斯克拉认为，在这些当时科学家还未想象出的（unimagined）科学假说中，必定包含能够得到未来观察证据更好地确证，并因此被科学家选择的假说。例如，广义相对论得到了支持牛顿力学的证据的确证，但前者并不是后者的经验等价理论，广义相对论得到了很多与牛顿力学不相容的新的观察证据的支持。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意味着，即使科学家选择了某一先前未诞生的假说，这种选择也是暂时的，因为该假说同样面临未诞生的假说引发的不充分决定论。斯克拉相信，即使是怀疑激进的不充分决定论的人也会承认，“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是认知生活（epistemic life）中的事实”.（[6],p.381）

　　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有其适用范围，斯克拉指出，只有描述了有关时间、空间、物质的基本结构及其状态的宇宙学（cosmology）等基础物理科学中的假说，例如时空物理、量子场论、统计热力学等才面临该问题的挑战。而其它论域更狭小，即描述更具体事物的特征的假说则不会面临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问题，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宇宙学的基础之上的。斯克拉认为，尽管基础物理理论的改变也会引发更狭窄论域中理论术语的改变，但这并不会导致我们怀疑这些领域中公认假说所做的论述。例如，无论构成脱氧核糖核酸的物质是莱布尼茨的“单子”还是生物大分子，亦或者是惠勒（John Wheeler）设想的连接的时空点，我们都不会怀疑它在生物遗传中的作用。斯克拉认为，尽管观察和理论术语是否可以严格区分一直处于争议中，但宇宙学“已经预先区别了观察的类型，并把它们构建到了理论本身中”,（[1],p.71）这种预设使得观察渗透理论等反对严格区分的观点不会对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构成任何威胁。

　　二、斯克拉温和的怀疑论

　　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是斯克拉提出的新怀疑论。他怀疑我们可以从现有的观察证据中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怀疑我们现有哪怕是最佳的科学假说是最终的真理。就方法论而言，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是对归纳概括的一致性的质疑，既然现有的全部观察证据可以同等地支持论述内容完全不同，甚至是蕴含矛盾经验预测的归纳结论。斯克拉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得到科学家公认的假说也只是适当的猜想，我们也有理由进一步怀疑科学家可以永久地选择某一科学假说，因为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表明，潜存着（potential existent）科学家尚未想象到的在经验和概念上更合理的假说，既然科学家无法穷尽所有可能的合理猜测，那么我们只能短暂地持有某个假说。

　　基于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的怀疑论是一种温和的怀疑论，而非普遍怀疑。斯克拉认为，以往激进的不充分决定论只是笛卡尔式的普遍怀疑的另一种表述。因为激进的不充分决定论认为，我们无论是根据已有，还是未来会发现的观察证据都无法确定如何在多个可能假说中做出选择，其怀疑我们有将现有世界与任何一个假说所描述的世界相对应的能力，完全否认我们直接确证假说预设的不可见实体的可能，否定我们通过科学假说把握世界的能力。相反，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的质疑不是基于会遭科学家拒斥的虚构的候选者，即得到给定观察证据确证的所有假说，无论其有多荒谬，而是基础物理学中能够蕴含已有观察证据，并且可以得到未来证据确证的更具适当性的，却还未被当时的科学家想到的假说。因此，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只是温和地怀疑宇宙学中的现有假说是最佳的，或者唯一可选的假说。斯克拉在质疑以往仅考虑已有可选假说的理论选择模式，指出我们假说构想能力的贫乏性的同时，也承认科学家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可以暂时地、尝试性将选择某个可错的假说。

　　科学家是否在长期的思考过程中排除了大量不合理的设想，最终选择了唯一可能的正确假说呢？斯克拉认为，这种观点仍然忽略了未诞生的真正可供选择的假说的可能性。他再次强调，温和的怀疑论意味着，即使意识到潜存可供选择的科学假说，科学家也有理由相信，当前没有可以使我们立即抛弃现有科学假说的假说，如果有，那么它们一定会被科学家所知。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以永久地持有某个假说，只要我们将其视为仅适用于特定经验范围和实体，例如，牛顿力学适用于对于宏观物体的低速运动进行描述，在这样的限制下，我们可以不怀疑当前最佳假说的真理性和可选择性。斯克拉认为，这种通过缩小适用范围来保留假说的观点仍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好的假说应该追求适用范围的普遍性，科学家也应该选择那些能够解释、说明和预测更大范围内的可观察现象的假说。虽然牛顿力学对行星运动规律的总结是近似真的，但是由于未来能够符合更多观察结果的假说还未诞生，特别是在我们宇宙观革命性的转变之前，那时的科学家无法确定牛顿力学具体的经验适用范围和理论概念上的近似和错误之处。因此，我们也无法通过与未诞生的假说的比较研究来确定现有假说的近似之处，无法预设其在限定范围下的永久可选性。总之，斯克拉认为，限制和弱化假说在经验和概念上的真理性无助于现有科学假说回避温和怀疑论的挑战。还有一类观点试图通过诉诸假说的多值逻辑来规避怀疑论，认为我们可以保留不同可能性的科学假说。斯克拉认为，这类对科学假说更微妙的态度无法完成令人满意的认知转向，因为它们无法回应普遍怀疑论者提出的观点，即已有假说的似然率为零，更不用说因为无法估计未诞生的假说的似然性，其同样无法避开由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引起的温和怀疑论了。

　　三、通过比较暂时保有现有假说

　　劳丹和莱普林提出了扩充性规则不充分决定论（amplified underdetermination），他们怀疑，根据经验确证和简单性等非经验的合理性标准，我们仍然无法从可选理论或者假说中选出最可信的，因为合理性标准本身也有待进一步检验。斯克拉并不赞同上述观点，他认为我们无法完全抛弃合理性标准，没有它们，科学家甚至都无法完成对经验现象的归纳概括，总结经验规律，更不用说深入理论层面。而在宇宙学中，当面对未诞生的假说引起的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和怀疑论时，我们并非无所适从，而是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选择或者约定标准来暂时保有现有科学假说。

　　从先验概率的角度来考察，根据贝叶斯定理，已有假说比未诞生的假说中的任意一个都有更高的先验概率和置信度。斯克拉指出，未诞生的假说几乎是无限多的，但是我们可以认为，暂时保有现有假说的理由之一是“先验可能性在一些初期的可选假说中聚集，剩余的少数则分散在众多其余的假说中”.（[1],p.71）尽管该基于假说构想顺序的理由是主观的，但斯克拉相信，它是建立在科学史和心理学假说的基础之上的，凯库勒“梦见”苯的环结构，以及孟德尔遗传定律的重新发现等案例表明，科学家首先构想到的科学假说通常也是合理的，值得当前信赖的假说。简单性也是我们暂时保有现有假说的合理性依据之一。斯克拉认为，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更为简单的宇宙学假说设定了更少的理论本体，因此在概念方面，至少是在本体论上更优秀的假说。从先验概率方面来看，科学家通常先构想出简单的假说，后考虑到复杂的假说，即现有假说比未诞生的假说更简单，也更具先验可能性，因此，相比立即放弃现有的而选择相信未诞生的假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暂时持有现有假说是更合理的选择。

　　斯克拉着重论述了我们运用保守性标准应对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的方法。他指出我们已经拥有，或者曾经相信一个科学假说并不能成为我们继续保有该假说的理由。他认同丹尼尔·戈尔德斯迪克（Daniel Goldstick）的观点，即保守性标准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合理性标准，保守并不意味着坚守荒谬的命题。[10]进一步地，斯克拉在假说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保守性概念，他认为我们无需因为新发现了反驳证据就立即放弃现有假说，在面临未诞生的假说挑战时则可以通过暂时坚持，乃至悬置现有假说，避免陷入普遍怀疑。（[6],p.381）他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指出，先前科学家在未曾想象到现有假说之前，仍然保有先前的假说，并非放弃所有假说，而科学家对现有合理假说的坚持也正是保守性原则的体现。他指出，我们还可以通过将现有假说与过去曾经持有过的假说相比较以获得假说进步的信念。该信念并非是关于假说是否是真理的一级信念，而是有关假说进步的二级信念，即假说在理论概念、确证度以及方法论等方面相较于过去假说获得了怎样的进步。例如，现有假说比先前假说更适当地解释了经验现象，或者其在设定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方面更为简洁。这些比较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有助于我们在面对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时暂时保留对现有假说的信心。

　　四、重构现有假说以通向真理

　　斯克拉相信即使我们意识到潜存未诞生的假说也不会摧毁我们对已有科学假说的信心，对保守当时最佳假说的科学史实进行归纳概括，也不会使我们得出科学研究已经终结的结论，因为现有假说在经验和概念上都至少是近似或者局部为真。但换言之，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指出科学家最终会选择“目前还不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内”（[1],p.56）的更深刻的假说，这恰恰表明现有假说在概念和经验等方面存在种种问题。假说可能在理论概念和形式上存在困难。基础物理学中的假说需要通过数学来表述，而数学问题或者没有科学家选用合适的数学工具会导致假说的概念问题。已有假说之间的不协调也会导致概念上的困难。此外，假说复杂的内在结构所隐含的矛盾，例如牛顿力学对绝对时空的预设，同样会导致概念问题。在经验上，假说与观察之间的可能的矛盾是另一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受限于当时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条件，假说对自然的描述只是理想化的，任何假说都无法提供对事物严格真实的描述，只能提供对世界的部分解释，因此其做出的预测和解释始终是有限的，例如在假说中描述刚体的运动，或者不考虑量子涨落的影响。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假说都会面临经验反常的挑战，无论其在当时与经验相符的程度有多高，随着技术的发展，最终都会面临与观察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面对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斯克拉认为，我们相信假说是通往真理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并暂时持有他们的同时，可以通过重构现有假说，即依据基本原理重新建构原有假说的结构或形式，更为深刻地理解假说的内在结构和特征，从而为修改假说或者探索新假说指明方向。例如，拉格朗日、汉密尔顿（W.Hamilton）等通过数学分析等方法以不同形式重新表述牛顿力学，厘清其特性和各个组成部分，展现出其在点粒子运动等不同情况下的运用。尽管科学家希望在重组假说结构，重新论述其内容的基础上彻底理解牛顿力学，以继续保守该理论，并运用其处理某些特殊或者极限的情况，但他们的重构工作实际上为后人进一步分析概念、经验问题产生的原因做了准备。另一种情况是科学家直接为了探索新假说而进行重构，例如爱因斯坦为了建立统一场论，对万有引力的几何形式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概括。科学家可以通过探索更多形式的假说内在结构的重构方式以及系统探索在相互作用中构成当前假说数学结构的具体要素，弄清楚当前假说中哪些元素有助于构成完整的、丰富的假说或新的理论结构。科学家也可以削弱结构成分对现有假说的约束，探索更高层次的理论结构，将现有假说作为更具综合性的新假说的局部理论。

　　斯克拉认为，重构现有假说是进一步应对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的可操作性方法，但其本身也只是通向未诞生假说的一个长期的、连续的理论发展纲领，其方法论意义在于指明潜在假说的发展方向和路径，而不是指导我们如何直接获得具体的假说。该纲领无法指明发现后继假说的具体法则，也无法告诉科学家如何在具体的理论情境中重构假说，只能告诉我们通向未来假说的大致路径，即在经验和概念上可能的进步之处。斯克拉强调，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指出，未诞生的假说有丰富的可能性，但重构现有假说的纲领既指出了前后假说之间深刻的连续性，又可以表明假说通往真理道路上有着“适度的必然性”.（[6],p.67）

　　五、潜在可选理论问题：斯坦福的继承和发展

　　斯克拉首次将不充分决定论中的潜在竞争理论由经验等价理论转变为，会真正得到科学家认可的尚未诞生的假说。他依此提出的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基于同样能够蕴含当时观察结果，并且经验和概念上更优秀的未诞生假说，从而消解了仅仅是哲学上预设理论的可选性，突破了库克拉、劳丹等学者围绕潜在经验等价理论的合理性争论最终谁也无法说服谁的困局。斯克拉不但立足于科学研究的过程阐述不充分决定论，而且基于人的局限性提出了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即想象力上的贫乏（paucity of imagination）限制了我们的构想能力。斯克拉也给出了应对问题的趋真实在论的态度，以及通过重构寻求逼近真理路径的方法。

　　但就核心概念“未诞生的假说”而言，斯克拉在随后的诸多论着中未能将其贯彻到底。首先，他用统一的语词来表述，他还曾使用过未构想假说（inconceived hypotheses）、未想象可选理论（unimagined alternatives）、未诞生可选理论（unborn alternatives）等来表达相同的含义。其次，斯克拉对于是否要严格区分假说和理论也左右摇摆，例如他在《Methodological Conservatism》和《Do Unborn Hypotheses Have Rights?》等论文中区分了理论和假说，倾向于认为已被科学家选择的是理论，而其它可供选择的是假说。但是他在《理论与真理：基础科学中的哲学批判》一书以及其它论着中则主张理论也只是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可错的假说。斯克拉在假说的比较研究中也会使用激进的不充分决定论概念，例如他曾认为，在以下两种情况中都会产生不充分决定论：第一种情况是，在我们已经普遍接受一个理论之后发现了另一个假说，新的假说同样得到了所有可能的观察证据的支持；在第二种情况中，在我们提出新假说的过程中，我们无法依据证据的确证情况在可供选择的多个假说中做出选择，因为它们都是经验等价的。（[6],p.394）他还曾表示，可选理论是从现有同期和过去已有的理论中选出的科学理论，认为“我们的理论顶多是众多假说在相互竞争中的暂时优胜者”.（[1],p.5）显然，这些论述中的可选假说都不是未诞生的假说，都很可能会是被科学家排除的，或者没有得到科学共同体认可的假说。

　　另一重要问题在于， 斯克拉在论述中割裂了不充分决定论的短暂性与假说的短暂性。他分别在《Methodological Conservatism》和《理论与真理：基础科学中的哲学批判》中分别论述了两者，没有将两者联系起来。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从前者推导出后者，即不充分决定论自身的非永久性蕴含了假说自身的短暂性问题：在任意时刻，科学界公认的假说都面临未诞生假说的挑战，即科学家会在未来放弃该假说，选择不但能够得到现有证据同等程度确证，而且能够做出更多、更好解释、预测的假说，因此仅仅根据已有证据，科学家无法决定选择当前最佳的假说。科学家只能依据保守性等原则暂时持有当前最佳的假说，任何科学假说都非终极真理，它们都只在短暂的时间内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性。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凯尔·斯坦福（Kyle Stanford）继承并发展了斯克拉的不充分决定论。他将未诞生的理论或者假说统称为潜在可选理论（unconceived alternatives），认为“在我们还没有想象出或者考虑到的理论中，可能存在与现有理论在经验上不等价；但得到良好确证（well-confirmed）并且严肃认真的可选理论”,[11]这些理论会因为其能够对可观察现象做出更好的解释和预测，并且得到新证据的确证而被未来的科学共同体接受。斯坦福和斯克拉都认为迪昂、蒯因等提出的整体论的不充分决定论只不过是普遍怀疑的另一种表述；[12]同样摒弃了缺乏科学史支持，仅仅是哲学家虚构出的经验等价理论，转而基于未来能够得到科学家公认的可能理论；也都指出我们想象力的局限是导致忽视潜存假说的原因。但两者的区别在于，斯坦福将该概念一以贯之，并由此提出新的不充分决定论--潜在可选理论问题（the problem of unconceived alternatives），即在任意给定时刻，已有证据无法充分决定我们选择当时哪怕是最佳的科学理论，因为潜在可选理论是它们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尽管尚未被科学家构想出来。他认为不充分决定论绝不只是斯克拉所说的短暂的认知事实，而应是“反复出现的（recurrent）认识论困境”.[13]他从证据对理论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推论出，科学家构想潜在可选理论一再失败的困境和理论终将被抛弃的命运。他认为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反复出现的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11],p.17）即无论何时，科学共同体暂时接受了某一科学理论，基于已有的观察证据，始终潜存着得到证据同等程度良好支持，同样可供选择的理论，科学共同体会接受其中的某个理论，而这些理论恰恰是当时科学家没有设想到的。

　　潜在可选理论问题的另一个进步之处在于拓宽了问题域。斯克拉将短暂的不充分决定论局限在基础物理学或者说宇宙学理论中，他认为描述更具体事物的理论因其基于基础物理学的规定而不受影响。斯坦福却认为，真正的不充分决定论还会威胁包括化学、生物学等更多基础学科领域，这些学科中的理论也是构成我们世界观的核心知识。为此，他对潜在可选理论问题在科学史上的普遍性进行了新的归纳论证，并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案例表明，在基础学科中，过去科学家的确都没有构想出当时的潜在可选理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当前以及未来的科学家同样难以避免该问题的发生。相反斯克拉并没有给出科学史的论证，他对于我们能否在科学史上找到明确的案例信心不足，他认为必定有，但也只有少量的案例。类似地，他同样怀疑科学史上是否有明确的案例可以支持他保守现有假说的观点，他甚至悲观地认为，我们可能找不到一个这样的案例。[14]

　　斯克拉也坦诚，重构现有假说的纲领只能在解析、重述现有假说表述和结构的基础上，给予我们后继假说大致的发展路径。然而，斯克拉的方法无法通过理论间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指明现有假说在发展中的位置，无法表明现有假说中的哪些结构或者元素能够以怎样的方式被后继理论继承，也没有给出后继理论继承了先前理论元素的案例，仅仅是表达了理论逐步趋近真理的信念，即前后相继的理论是在通向真理中占据了连续的两个位置“每一个后继理论的概念都是对它先前理论的概念的进一步精致化和深刻化处理”,[24]而没有具体说明这样的处理如何进行。实际上，斯克拉认为科学家自己会在具体理论情景下进行不同的处理，他只是总结了科学家努力寻找理论发展方向的历程。在斯坦福看来，重构纲领恰恰意味着科学家放弃了先前相信其是逼真的部分，实际上是弱化了趋真实在论。既然斯克拉无法提供理论趋近的具体标准，那么重构方法无法确保潜在可选理论必定是逐步逼近真理的。因此，斯坦福的反实在论也许是更可取的认识态度。如果我们只将科学理论视为有助于解释、预测现象的概念工具，那么我们能够以更一致的观点来看待理论的更替，既然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人类的认知能力中的想象力无法进步，后继科学共同体依然会选择当时尚未构想出的完全不同，但更强有力的概念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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