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营改增税改两年多以来, 通过不断完善和落实政策, 减税规模不断扩大, 企业税负减轻, 税改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本文通过总结营改增税改后企业的减负成效, 分析了实施过程中影响增值税税改成效的主要问题, 如经济环境不良、企业运营成本高企、抵扣链中断导致重复征税等, 结合当前的经济环境, 提出了简并下调税率、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加快增值税立法和完善增值税抵扣链等进一步深化增值税税改的建议措施。

　　关键词：营改增; 减负; 增值税; 简并税率; 完善抵扣链;

　　2017年11月19日, 随着国务院相关法令的颁布, 在我囯实施了60多年的营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时代到来。特别是原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四行业的营业税纳税人, 切实感受到了营改增税改后带来的减负效果。

　　一、营改增后企业减负成效

　　自2016年5月1日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起, 到2017年11月正式实施全面推行营改增, 通过充分落实政策, 扩大了减税面, 提高了减税率, 增加减税额, 税改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在税改前, 营业税存在着重复征税, 不可抵扣进项税额等问题, 加重了企业税负, 有违税负公平。特别是近年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上升、增值迅速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四大行业, 其缴纳的营业税额占原营业税总收入比例约80%, 行业税收占比较高, 沉重的税负制约了这些行业的发展。营改增后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还拉长了产业链, 促进产业分工优化、转型升级, 助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并对双创热潮起了实质性的鼓励和推动作用, 使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起步低门槛、低成本, 激发了创业者的信心和创业勇气, 对稳增长、增活力、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5月份营改增全面试点开始, 当年减税4889亿元;2017年全年共减税9186亿元, 2017年7月1日起原增值税率四档改为三档, 将13%这档税率向下归并入11%税率档, 这个政策带来了147亿元的减税额度。2017年, 建筑业税负下降3.75%, 房地产业税负下降3.75%, 金融业税负下降14.72%, 生活服务业税负下降29.85%;2018年5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又作变更, 原17%档下降至16%, 11%档降至10%, 执行16%、10%和6%三档税率, 此举让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行业继续普遍减税。其中, 制造业累计实现净减税近500亿元;交通运输业累计净减税约31亿元;建筑业累计净减税近140亿元, 至9月底, 已合计减税2386.4亿元。2018年三季度, 增值税增幅首次出现负增长, 下降了1.2%。

　　整体来说, 营改增税改后, 随着政策的全面完善和落实, 基本实现了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减税规模不断扩大, 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提升了竞争力。

　　二、影响当前税改成效的主要问题

　　(一) 经济环境不良, 企业运营成本高企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明显, 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复杂多变。首先, 随着社会加速进入老龄化, 人口红利减少, 企业用人成本急增,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已失去了低成本的优势。与此同时, 人才结构不合理, 高级技术性人才缺乏, 很多省份开启了“抢人”行动, 这加剧了某些地区企业的人力成本。其次,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随着产业链升级, 特别是在东部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场地、人力、物流和材料等成本项目上升, 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特别是国际市场中处于劣势, 产品缺少竞争力, 经营风险加剧。第三, 自2018年年初以来,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双方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进口商品互相加征关税, 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出全面性、综合性和长期性的特点。美国通过缩表降低流动性、降低债务, 通过多次加息提升资金成本、降低债务, 人民币汇率已跌至近年来的历史低点, 接近破7。这影响了我国债务的成本和规模, 对我国流动性供给产生了紧缩影响, 引发企业固定资产价格的波动风险和财务风险。

　　在诸多不利因素下, 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在去杠杆背景下资本纷纷离场避险, 资本市场缺少后续资金的跟进, 导致失衡。成本高、利润薄、税负重、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成了多数企业经营常态, 抑制了企业的竞争力。

　　(二) 经济下行抵消减税利好

　　我国税收收入以企业的流转税为主, 增值税作为我国的第一主体税种, 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比约39%左右。增值税按企业一定时期内的销售额征税, 而不是按利润额征税。经济景气时企业利润高, 税收占利润比就较低;如果经济下行, 利润率下降, 而税收不变或变化较小, 税收占利润比例就会提高;如果经济继续下行, 税收占利润比例就会持续升高, 最终吞噬利润。当前整体经济下行趋势不减, 增值税额占利润比例持续升高, 这情况抵消了减税带来的利好, 因此, 即使政府减税力度再大, 多数企业仍然感觉税负在上升, 减税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应和作用。

　　(三) 全球减税潮涌动, 催动加大减税力度

　　从全球来看, 近年来英美等各国纷纷抛出减税计划和政策。以美国为例, 美国每年的减税大约是1500亿美元, 2017年的减税幅度在3%左右。与我国不同的是, 美国正处于经济繁荣期和经济政策的扩张期, 这使其减税效应叠加, 效果明显。国际税收竞争会驱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从高税国流向低税国, 这迫使我国进一步深化税改, 加大减税力度。

　　(四) 抵扣链中断导致重复征税

　　2017年我国第三产业税收收入增长9.9%, 占税收比重为56.1%, 现代服务业税收增速快。但服务类行业发票管理机制不完善, 下游供应商中小规模纳税人和工商个体户在数量上居多, 成本构成中普遍存在难以取得增值税进项税额发票的情况, 造成抵扣链中断, 导致重复征税。

　　以建筑业为例, 一线人工成本约占整个工程成本比例的30%, 这部分成本基本上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此外, 建筑业的供应商很多是个体工商户和农民, 往往难以开具合规真实的专票, 就算取得了专票, 还存在发票流转时间, 适用政策及税率、违规代开虚开发票产生税务风险等诸多问题, 导致抵扣不足或重复征税。

　　(五) 纳税成本高, 效率低

　　与原营业税相比, 增值税的征收与纳税程序复杂、纳税环节多、成本高。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为例, 领取、填开、作废、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理方法非常严格, 如发票需要进行真伪认证;遗失发票需到税务机构进行现场备案和处理;失误可能导致核算错误;虚开发票则相关人员须承担法律责任。特别对中小企业的会计人员来说, 增值税的相关会计核算难度大, 财务报表编制复杂、税务筹划难度提升。因纳税成本高, 效率低, 多数发达国家至今未实行增值税。

　　三、深化增值税税改的建议措施

　　(一) 简并税率

　　现行的增值税税率是16%、10%和6%三档多档税率。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了简并税率是增值税税改深化的重点, 拟将当前的三档基本税率向两档税率甚至一档税率简并, 同时设置两档调节税率, 绝大部分商品、服务适用基本税率, 少数需要调节的商品和服务适用高税率或低税率。

　　结合目前经济环境的现状, 从激发经济活力的角度考虑, 我认为可采用单一基本税率, 将现行税率简并为一档。多档税率会增加纳税人遵从成本和税务机关征管成本, 采用单一税率不仅可以保持税收中性, 还能降低税制设计成本、简化会计核算。基本税率应在充分考虑国家财政承受力的前提下, 尽可能设定低税率, 支持实体经济降低成本。同时, 可设置一档调节税率, 适用于少数需调节的商品或服务。在将来可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调整需求再进行调整。

　　(二) 进一步下调税率

　　和周边国家相比, 我国的增值税基本税率高, 其他国家一般设在6%—12%之间, 如新加坡、泰国是7%, 日本是8%, 韩国、澳大利亚、越南、印尼都是10%, 我国最高的16%税率有很大的下调空间。增值税是我国最大的税种, 只要是流通交易都需要交纳, 因此只要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税率, 可以马上显现出减税的效果, 这是最容易在短期内出效果的措施。

　　承上述简并税率为一档的设想, 可分阶段下调现行16%的基本税率, 在充分测算的前提下, 第一阶段可先下调1%—3%, 根据实施效果, 再进行第二阶段的调整, 继续下调1%—2%, 把增值税率降到大部分企业能真正感觉到减负效应的程度。方案二, 如果执行二档税率, 可保留高低两档税率, 将企业归并为两类。先将16%的税率下调1%—3%左右, 适用于一类, 6%的低税率暂时保持不变, 适用于另一类, 未来根据实际情况可继续调高或调低。

　　通过降低增值税税率, 优化增值税税制, 释放了企业利润空间。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税收政策是关键。

　　(三)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税收政策要有一定的稳定性, 变化不能过于频繁, 学习成本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成本。当前应确保已定的各项减税降负政策尽快落实到位, 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有切实的获得感, 从而稳定企业预期, 实现减负效果。

　　同时, 要进一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制定导向性的优惠税率政策, 扩大中小企业减税力度和范围, 实行行业性的, 阶段性的减免税政策, 切实降低微观企业的税负, 激发经济活力。在经济转型期减税, 在未来经济过热时偿还, 这样可以把未来经济景气或过热阶段的资源提前到目前经济转型阶段使用, 不仅有利于当前经济结构优化, 也有利于避免下一轮经济过热的发生, 使经济波动趋于平稳。

　　税务部门要依法收好税, 切实落实减免税, 打击偷税骗税,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系统技术简化征税程序、做好税源管理, 降低企业办税成本, 完成税收目标和减税目标。

　　(四) 加快增值税法律立法进程

　　立法部门应在对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基础上, 加快增值税立法进程, 适时将其上升为法律。增值税立法是构建税收法律制度体系, 深化增值税税制改革的最重要的一环。通过立法, 将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税基、税率、减免税政策等税收要素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建立一个更公正、简明、高效的增值税制度, 全面提升税收治理能力和税收国际竞争力。同时, 应在立法过程中为继续推进增值税税改留有空间。

　　(五) 完善增值税抵扣链

　　针对抵扣链中断的问题, 首先, 应全面实现税务、财务系统的信息化、网络化, 严格规范税源管理, 利用电子发票、共享云等技术, 打通数据共享通道, 使中小企业能实际享受到进项税额抵扣的政策。其次, 应根据某些行业的实际情况, 对一些直接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活动应允许抵扣。第三, 加强对下游供应商的筛选和整合, 完善增值税抵扣链。一方面尽量选择有专票资质的供应商, 另一方面, 企业可以进行业务外包, 如劳务外包给有专票资质的其他企业, 这样, 外购劳务可以进行进项税额抵扣, 同时有助于整合资源, 形成分工合作, 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和产业集群的形成,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第四, 加强企业索要专票的意识。对于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进行业务往来的情形, 要尽量要求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从而能顺利进行进项税额的抵扣。

　　此外, 企业要充分了解税收政策, 做好税收筹划工作。政府也要进一步优化社会保障体系, 降低企业用人成本。

　　降税后, 企业减负前行, 会带来经济活力的增加。而税基扩大后, 财政税收收入也会增加, 税改才能实现税收与经济的良性互动。通过相关政策的深化和完善, 下一轮的增值税税改一定能成为经济上行的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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