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议题中“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创新社会治理”,目的在于通过“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而努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必要性。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治理研究及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能性。更为主要的是，一直以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而倍受政府和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今天，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从政治传播视角探讨贵州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1 社会治理中政治传播的重要作用
　　
　　在政治学领域，治理一般指国家治理。学术界对于“治理”的界定大致有三种：“社会中心论”者认为治理是一种自组织，它不需要国家和市场干预；在“国家中心论”者眼里，“治理”的意思与“政府或公共行政管理”基本相同；“合作主义”者将“治理”视为国家与社会间的有效互动或“协作方式”.综合这三种界定，本文将治理界定为一种理念，其要义是强调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多元化和平等性分工与协作、具有抑制和稳定的目标以及通过协商的方式灵活参与其中，并自觉认同和遵守决策等，目的在于发现并确立公共理性。按照学者们的观点，治理涉及“治理的有效性”和“治理的合法性”、“两个基本问题”或两个重要维度。其中“治理的有效性”派生出“有效治理”和“无效治理”,“无效治理”又有“相对无效治理”和“绝对无效治理”之分。在这些内容当中，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是“有效治理的实现”以及如何解决“无效治理”两个方面。
　　
　　国内外学者们认为，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社会与市场间的分工与协作”.要实现此类治理，“对称的信息”是基础，“组织机制”是有力保障，各参与主体间的“耦合”及其有效的信息沟通是关键。可见，政治传播在社会治理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传播具有“双向传递”信息的特点，涉及到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两个过程，社会治理与政治传播的有效性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即有效政治传播是有效治理的基础，无效治理产生的根源在于无效的政治传播。
　　
　　2 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状
　　
　　2.1 贵州民族地区的社会特点
　　
　　2.1.1 民族成分复杂
　　
　　贵州省共有49个民族，其中世居少数民族有17个，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9%,其少数民族成分个数居全国第二位。各少数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大，民族特色鲜明。
　　
　　2.1.2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从2015年的生产总值及产业构成看，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与绝大多数非民族地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工业化程度低、高科技产业不发达上。
　　
　　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受地形复杂、信息闭塞等的限制，且存在人为排斥工业化及现代高新产业发展等情况，其农业至今仍基本处在人、畜力耕作阶段。
　　
　　2.1.3 社会维稳难题多
　　
　　继瓮安时间之后，贵州省虽未发生重大暴力流血事件，但其地处西部且与事故多发的云南省毗邻，云南省的“3·1”火车站流血事件的传播或多或少会对其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甚至会成为区域维稳工作的强大阻力。而且，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民族成分复杂，与之相对应的宗教成分也复杂而多样。近年来，虽然全省继续加大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力度，但非法宗教活动给民族地区的社会维稳所带来的挑战仍然是巨大。
　　
　　2.2 社会治理面临的难题
　　
　　2.2.1 网络时代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越来越成为搭载本民族文化、向外界推介本民族的良好平台。在此引领下，贵州省的许多少数民族已开始利用网络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甚至探索新型商业模式等。但是，网络这把双刃剑，在带给贵州各少数民族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给其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一些通过网络传播的有害信息会造成民众心理恐慌等影响社会治安的问题。
　　
　　2.2.2各民族千差万别的宗教、习俗、禁忌也给社会治理增加了难度
　　
　　贵州省各少数民族之间在宗教、习俗、禁忌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习俗，贵州苗族村寨的寨老---德高望重的人物至今仍然在村寨中享有盛誉，被村民称为“能干人”.寨老因具有公正、诚实、稳重、孝顺等种种值得称颂的品德而受到村民的佩服和尊重，也往往理所当然的成为民众的主持公道者。这种传统的“人治”是“法治”的有效补充，在村支两委成员在村长和村支书没办法解决问题时，寨老会出面调停或解决。因而，在“人治”是“法治”出现冲突时，往往会使社会治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另外，少数民族的一些习俗和禁忌也不能一味地取缔，如苗族有信鬼神的传统。这样的民族传统往往与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有很大的关联，取缔了这种习俗就等同于否定其民族，也会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的麻烦。
　　
　　2.2.3 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
　　
　　社会组织能够为社会治理减轻负担。目前，贵州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均已形成了各种民间自发组织，如各种协会等。但是，这些社会组大都依赖政府而设立，具有较强的“官本位”色彩，在社会治理中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3 基于政治传播的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路径探索
　　
　　综上所述，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难度大、问题多、压力大。这种情形除了与社会特点有关外，最为关键的是缺少有效的社会治理，或者出现了不必要的“无效治理”.笔者认为，这种“无效治理”主要是由于信任的“存量不足”所致，根源在于“信息通道”的缺失。“政治传播”为解决当前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考，即“政治传播”的失效引发无效治理，而解决“信息通道缺失”是实现贵州民族地区有效治理的关键。
　　
　　3.1 信息通道缺失的根源
　　
　　信息通道缺失的根源在于：第一，“资本逻辑”的渗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事政治传播的组织经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单位制转变，“国有资本”中“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成分逐渐增加，结果导致“国有资本”中的“政治的逻辑”逐渐被“资本的逻辑”所替代而发生了很大变化---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影响了政治传播的“信息通道”.第二，“新媒介”的产生。当前信息的提供形式发生了改变---电子信息时代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与之相适应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使得政治传播的“信息通道”在购买力或使用能力等方面存在危机而受阻。在贵州民族地区，则表现为许多少数民族民众受生活水平低、教育水平不高等方面的制约，在政治传播中无法获取或传递通过“电子媒介”传播的信息。第三，多元化的政治传播的竞争性较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贵州民族地区的政治传播环境日益呈现多元化态势，较为激烈的竞争格局也日渐形成。特别是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一些尚未完全成熟的社团组织以及国外组织、宗教极端组织和暴力恐怖组织等反动组织在政治传播所使用的信息资源、通道和受众上竞争激烈，而且呈现多元的竞争格局，“干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甚至导致了国家与少数民族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以及居民与居民间的信息沟通的严重不足。
　　
　　3.2 弥补信息通道缺失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弥补信息通道缺失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合理设置信息通道，使其有利于有效治理的实现。在贵州民族地区，“信息通道的设置”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以有利于民族地区有效治理的实现为限度来增减或调整政治传播的信息通道，把握好政治传播资源的限度；第二，在设置政治传播的信息通道时，为了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民族地区治理环境，应将重点放在信息覆盖的广度和调动的灵活性上；第三，国家和社会应共同重视信息通道设置，将政治传播中的信息通道设置作为改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常抓不懈，确保抓出成效，使其真正成为改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有力措施。
　　
　　3.3 弥补信息通道缺失的途径和方法
　　
　　弥补贵州民族地区信息通道缺失，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法来实现。一是国家在职责上应当给予“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事业”明确的界定，合理限定其“资本”介入政治传播，对于不愿涉足“经营性文化事业”领域和地区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应大力加以鼓励。因为，“经营性文化事业”在“政治传播”中主要进行“文化传播”,其进入有关领域和地区所坚持的原则是利润最大化原则，所以对于低利润和无利润的民族地区较少涉足和进入。偶有涉足，也是以挤占到“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空间为交换的。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应在“公益性文化事业”进入贵州民族地区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二是国家应千方百计解决贵州少数民族使用“新媒介”能力不足的问题。建议合理调整“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的比例，使国家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民众之间能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一方面，大力发展并推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教育事业，提高民众购买和使用新媒介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要继续发展和推广“纸质媒介”,扩张传播渠道，改进传播形式。三是国家应针对不同的传播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政治传播的多元竞争问题：多管齐下、多种措施并使，在打击力度和强度上狠下功夫，在遏制非法政治传播上出奇招，决不允许“非法信息通道”对于“合法信息通道”的恶意排斥；对于“宗教信息通道”和“世俗信息通道”采取合理限定其传播范围的途径，以推进信息通道的良性发展；适度鼓励和引导民间社团组织的良性发展，使其在政治传播中成为国家与边远穷地区少数民族社会成员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有效中介，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蔡禾。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周雪光、冯仕政二文的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2,（02）。
　　
　　[2]党秀云，谭伟。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J].新视野，2016,（01）。
　　
　　[3]郭茜倩。贵州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探索---以黔西南州为例[J].改革与开放，2016,（13）。
　　
　　[4]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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