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论文第二篇

　　题目：东亚跨国公司的建立实现“一带一路”国际经验

　　摘要：东亚国家的大企业, 尤其是跨国公司具有浓厚的内在政治属性。不同于西方国家跨国公司, 其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政治实体属于非国家实体, 其政治属性是外生性的。今天在东亚的大型企业集团, 某种程度上正在经历着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历程。东亚国家的跨国企业的发展更多的不是得益于国家制度的开放, 某种程度上恰恰相反, 是得益于国家资本的高度集中,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 较为成功地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中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然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开展海外投资和海外并购, 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攻坚阶段。通过梳理和反思东亚跨国公司成长历程中的主要阶段, 将为中资企业参与全球治理, 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展开提供国际经验。

　　关键词：跨国公司; 东亚; 中资企业; 儒家文化;

　　The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East As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untry

　　Zhang Yi

　　一、东亚企业与东亚政治文化

　　儒学大家杜维明对韦伯分析发达国家早期工业现代化以及引领工业全球化的分析是这样理解的, 认为韦伯的方法是对一个现象的描述, 再加上亲和力 (即相关性变量) 的方法。如果把韦伯的命题提出来, 最简单的, 也可以说是最肤浅的观点, 就是说儒家伦理影响了工业东亚的经济发展, 或者说儒家伦理和工业东亚的经济发展之间有”选择的亲和性”。譬如在中国台湾地区, 经济发展的历程中经合会所扮演的角色就特别突出, 或者日本的国际贸易和工业部, 也就是配合工业, 贸易, 国际发展各方面的智囊组织所发生的效果, 或者是中国香港的贸易局,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计划, 这些都是可以输出的。假如我们说这些和儒家有关系, 而儒家文化又是和中国人, 东亚人血肉相连, 我们就不能要求加勒比海岸诸国先变成儒家, 再发展经济。这就等于我们不能要求以前的东亚人先变成基督教, 然后才有经济发展的条件一样。[1]

　　东亚国家的大企业, 尤其是跨国公司具有浓厚的内在政治属性。不同于西方国家跨国公司, 其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政治实体属于非国家实体, 其政治属性是外生性的。

　　一个国家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 却因政商关系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快速转型的国家往往都会经历政治体制张力的痛苦挣扎和偶尔的“逆生长”, 因为“过量的民主与依然存在的共谋性政商关系混合在一起, 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无效决策。”[2]东亚国家的制度传统成为历史包袱, 民主的早产会导致欲速则不达的悖论, 而转型迟缓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印证了“后发优势”的真实存在, 较为顺利地实现了政治转型与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东亚国家的政商关系普遍如同钟摆的左右摇晃, 越是刻意推进, 越是难以稳定支配。只有在外生性冲击与内在的政治惯性实现力学平衡之后, 才能实现良性发展。

　　今天在东亚的大型企业集团, 某种程度上正在经历着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历程。正如20世纪初, 美国的很多大集团控制着市场资源, 以权力垄断着市场。美国钢铁公司, 美孚石油公司, 摩根银行等等, 其发展历程都惊人相似。

　　大企业的家族属性在很多国家都具有普遍性, 不足为奇。然而作为高度集中的寡头支配的公司“网络”, 在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淋漓尽致, 以菲律宾马科斯时代的洛佩兹家族为例, 该家族曾长期支配马尼拉电力公司, SCAN公司, 菲律宾电力公司, 菲律宾电报电话公司洛佩兹基金会等十几家在菲大型企业。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政府豢养了一批新的以寻租为目的的资本家, 而不是促使企业在国际市场更有竞争力。这就使得大型企业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着另一种角色。

　　二、东亚跨国公司的政治角色

　　在一些东亚国家, 特别是东亚发展中国家, 由于大量的资源和精力从发展高效产业转向获取能服务于经济利益的政治保护, 社会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2](p128)从而,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传统上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资金支持。在菲律宾, 马尼拉Manbog学校是市区最重要的教育机构, 曾经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地方, 甚至经常受到来自周围农场的牲畜和噪音的滋扰, 儿童的教育受到影响, 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得到了美国企业的9500美元的建设投资。而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东亚国家的基建项目和资金来源逐渐从域外国家转向域外国家。2017年, 菲律宾政府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商, 亚投行将为马尼拉防洪项目的开启提供融资支持。该项目总成本5亿美元, 亚投行和世界银行将分别提供2.07亿美元贷款, 菲律宾政府自行承担余下的8600万美元。 (1)

　　东亚国家以财阀著称的大型跨国公司不断通过强化其政治纽带来作为商业战略的重要途径。大财阀长期以牺牲中小型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来扩大规模。人们的常识会认为市场自由化与全球化进程会大大减少资本寻租现象的发生, 从而制约大财阀的权力,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韩国的四大财阀, 现代集团、三星集团、LG、大宇, 从1986年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9%攀升到1995年的9.3%。

　　东亚国家的跨国企业的发展更多的不是得益于国家制度的开放, 某种程度上恰恰相反, 是得益于国家资本的高度集中, 从而通过权力寻租, 或者政策准入而获得生命力。例如在韩国, 三星或者大宇这样的大企业因为它拥有攫取国家资本和影响政策的特权, 从而基本上服务为财阀的私人利益, 但是社会也从就业机会的获取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中得到了实惠。

　　商界也罢, 政界也罢, 只要一方占有了过多的政治资源, 都会导致寻租现象的肆虐。而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跨国企业发展之间的张力, 恰恰在强烈的左右摇摆间忍受着撕裂的疼痛。

　　身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交叉地带, 同时受到国内制度和国际压力的制约, 领导人必须一方面要与外国政府打交道, 另一方面要在国内政治中求得生存, 而且还要去精心打造其经济政策。[2]混合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在整体经济中所占份额越大, 就越有可能去介入政治政策, 从而就越有可能去施加对政府公权力影响。这种巨型公司不同于只有单一部门的, 规模小而且混合经营程度不高的公司。如果我们设计一个光谱, 那么个体手工业位于其中的一端, 而日本的大集团, 韩国的财阀, 菲律宾的巨型家族企业, 则位于另一端。

　　1946年签订的《美菲关于菲律宾独立后过渡时期的贸易和有关事项的协定》规定, 美国国会众议院菲律宾商务委员会主席贾斯珀·贝尔 (Jasper Bell) 提出的“菲律宾贸易法案” (即“贝尔法案”) 即将生效执行。该法案此前相继在菲律宾国会和美国国会通过。“菲律宾贸易法案”以延长自由贸易时间以及给予美国最优惠的贸易待遇原则为基础, 规定在菲律宾实现独立以后, 美菲双方必须保持“自由贸易”制度, 而且优惠贸易权继续延长28年, 直到1974年7月3日为止。[3]

　　美国的《贝尔法案》赋予了美国企业在菲律宾的特殊待遇, 使得美在菲的跨国公司控制了菲国内经济。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对东道国的政局施加或明或暗的影响, 意识形态色彩浓厚, “普世价值”导向明显, 而东亚国家的跨国公司, 其母国基本上处于发展转型进程, 政治凝聚力较弱, 政府治理能力缺乏, 因此政界受商界的制衡, 商业色彩与利益导向更为纯粹和鲜明。

　　作为东亚地区的发达国家, 日本的跨国公司虽然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 然而身处东亚儒家文化圈, 在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中, 折射诸多共性。

　　很多日本跨国企业在历史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例如住友银行和本田, 曾因对员工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而受到东道国法律的制裁。日立公司曾因非法收购IBM公司的商业秘密而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审查, 日企一系列的历史污点使得在没设立的日本政府基金受阻。日本铃木公司生产的摩托因产品质量问题而受到美国公众的批评, 此外日本交通运输工具制造产业在美国也屡屡被告上法庭。

　　随着日本工业社会的成熟, 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越来越大, 日本的企业正在采用越来越多的社会项目。某些这样的社会项目被巧妙地与企业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4]

　　日本人的社会责任观念要比美国人的社会责任观念狭窄, 这种状况在历史传统上一直如此, 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而在韦伯理解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看来, 企业对资源环境, 工业产业的发展, 社会行为都负有更多义务, 从而应该提升工会力量, 通过政治利益集团对大型企业制衡。因此, 也就可以理解, 欧美大型企业的扩张一直伴随着工会力量的壮大, 美国的劳联产联动向便成为美国政党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晴雨表。

　　三、中资企业短板与跨国公司的国际参与

　　如何在现有国际规则下得到当地国家认可, 实现双赢博弈, 特别是遵循东道国当地法规政策规范市场运作, 是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门槛。以完善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文化来抵御规则对接中面临的风险, 是现代全球型企业竞争力的展现, 是跨国公司的“软实力”。

　　中国化工集团2016年斥资9.25亿欧元收购了克劳斯玛菲公司。这家有着180年历史和五千名员工的德企把总部留在慕尼黑, 高管们将核心技术留在公司, 计划依靠中国投资继续保持在中国市场以及其他国际市场的增长。“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提出使中国海外投资大幅增长, 使得以往将资金和技术流向国内的单向增长成为双向发展。除了大型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也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实现海外增长。

　　中资企业近年来在国际并购领域逐渐活跃。美的集团以45亿欧元收购德国奥格斯堡的机器人制造商库卡集团。吉利集团收购戴姆勒公司10%的股份, 另有重工业领域的普茨迈斯特公司凯奥叉车集团以及金融领域的豪克-奥夫豪泽银行被中资收购。资本流动具有自身的规则, “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亦伴随着资本自身的流向。开发一个国家的市场, 如果有该国资金的投入, 便会加速这一进程。这也是国际资本的输出国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例如德国PREH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开拓就得到了中方股东的推动。

　　传统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演化为全球型公司, 企业竞争从以往纯粹争夺市场的竞争演化为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的竞争, 竞争方式发生变化。由于各国政府加强监管和国际组织参与治理, 跨国公司需要学习并掌握国际规则。

　　2018年4月发生的中兴事件呈现出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参与主导国际市场规则方面缺乏规则意识, 暴露出能力短板。虽然受到美国政府调查, 然中兴仍未谨慎处理, 仍然没能把握机会堵住管理漏洞, 不配合的态度, 导致公司面对更严格的出口管制, 最终遭受损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BIS) 披露的信息对中兴违规事件掌握了全面的证据。

　　中兴通讯自主技术虽然发展迅速, 但是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器件还依赖国外供应商。如中兴全球价值链所采购的高速光通信接口等核心部件按出口管制规定被美国停止供货, 生产难以为继, 迫使中兴与美国司法当局和解。与中兴事件相比, 较为成功的案例是吉利公司放弃出售1500辆轿车给伊朗的明智之举。没有在国际法律机制上被美国抓住把柄。值得思考的是, 跨国公司进入全球化规则, 需要自身的诚信意识和规则意识不断提升。内部制度的完善并与东道国法制法规相对接, 是开拓市场与技术研发以外的另一项重大任务。并且, 在有效参与商业制度的同时遵循东道国市场规则, 是必须学习的课题。

　　在鼓励本国企业合规经营方面, 母国政府有一定责任。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公司监管力度都在不断加强。世界银行,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国际标准化组织, 以及其他专门性国际组织都在为跨国公司的征信机制制定标准和规则。很多发达国家, 以英国反贿赂法和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都对大型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行为制定了完善的监管与处罚方式。

　　不仅在中国, 乃至在整个东亚地区, 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都是巨大的。政府首先要社会发展与国家转型, 同时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推进跨国公司的海外规范管理。

　　四、结语: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展现国际责任

　　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发现中国跨国企业成功“走出去”所面临的短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大型跨境并购项目仍然由外资银行主导, 中资机构地位边缘化;二是境外法律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一些跨境项目需要借助外资机构来解决法律问题;三是由于中国与并购主体所在国家的文化制度传统的差异使得并购后的企业文化整合面临挑战。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 较为成功地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中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然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开展海外投资和海外并购, 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攻坚战。由于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 发达国家间有一种说法, 即中国借“一带一路”输出制度和模式, 利用所谓的“锐实力”进行“政治渗透”。美国联合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提出“印太战略”, 形成四边机制, 为的是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5](p146)

　　中国的经济从此与世界连为一体, 企业的海外并购也呈现出焕然一新的发展, 虽然大型国有企业仍然在海外并购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民营企业逐渐壮大, 成为海外并购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6]中国大型企业走向国际化, 走向海外并购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2000年为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并购数量少、规模小, 较为活跃的仅有石油、化工类传统行业。2001—2007年为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 并购主体日益多元化、行业日趋集中、地域范围更广阔、规模不断扩大由制造业向高科技和新型服务业转移。2008—2013年为高速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 民营企业开始占据重要地位, 行业更加多元化, 金融业迅速崛起民营企业集中在制造业, 国企集中在电力、矿业等传统领域, 金融业主要体现在保险业和银行业等;2014年至今为高速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 中国创造的一大批技术、产品、理念和模式都迅速向海外发展, 所涉及行业日趋多元化。

　　作为全球市场参与主体, 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模式处在逐步转化过程中。以往参与海外投资和跨境并购的都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 且以能源行业的并购为主要目标;进入2013年以后,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开始活跃, 截至2017年底, 中国工商银行累计支持“一带一路”沿线跨金融资项目212个, 累计承贷额674亿美元。[7]很多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参与度也迅速提升, 从能源行业扩展到技术引进, 服务行业等。

　　“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开展需要沿线国家, 包括各参与主体形成共识, 实现共同遵守的规则。“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 不仅需要中国输出资本, 输出产能, 也需要输出规则, 输出中国文化, 让跨国公司来展现儒家文化所持有的儒商理念。东亚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历史进程都印证着, “走出去”面临着法律规则的冲击与文化传统的碰撞。韦伯试图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来解决这一难题, 然而东亚文化, 特别是儒家文化圈需要另辟蹊径来实现“殊途同归”的“大同境界”, 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要阐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美]杜维明.杜维明文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0.
　　[2][美]康灿雄.裙带资本主义-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与发展[M].李巍, 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3]温荣刚.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的菲律宾政策[J].聊城大学学报, 2014, (04) .
　　[4][美]乔治·斯蒂纳, 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M].张志强, 王春香,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5]外交部边海司司长易先良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南海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EB/OL].http://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550806.shtml, 2018-04-13.
　　[6]邹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现代商贸工业, 2017, (26) .
　　[7]李峰.中资企业跨境并购的新趋势新机遇新生态[N].中国证券报, 2017-12-16 (A09) .

　　注释
　　1 参见《建筑技术开发》2017年7月第14期《亚投行将为马尼拉防洪项目融资2.07亿美元》一文。

　　范文一： 跨国公司论文(热门推荐6篇)
　　范文二： 东亚跨国公司的建立实现“一带一路”国际经验
　　范文三： “一带一路”下的跨国公司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主题
　　范文四： 探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的作用
　　范文五： 跨国公司全球化业务时的道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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