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话语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 体现着一种权力关系。公共政策是社会话语的载体, 是社会主体自我话语交锋与博弈的结果, 话语贯穿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 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与暴力方式相比, 政策话语的运作方式更具有隐蔽性, 能将强制性的权力关系运作得非强制化。从话语角度对公共政策过程进行分析, 能够洞察政策运作背后不同群体的话语表达与话语博弈, 从而清晰地理解权力的运作过程。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 信息扩散呈现多元化趋势, 传统行政组织“独白式”的话语体系受到挑战, 公共政策话语权处于解构与重构的复合状态, 治理主体在交往互动中亟需构建多元互动的政策话语体系。

　　关键词：行政组织; 信息沟通; 政策话语; 多元;

　　话语是信息沟通的重要内容, 如今, 话语已经超出语言学范畴被广泛应用于诸多学科领域。就政治学领域来说, 某种社会秩序的确立, 需要对既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格局进行合法性阐释, 这种阐释和论证的过程也就是一种话语建构的过程。作为理解社会的方式和引导主体实践的工具, 话语自产生之日起便具有一种天然的竞争本性, 话语能够赋予某一社会事件或社会问题以一定的意义, 处于话语霸权地位的解释能够获得他人的同意或认可, 进而完成社会关系的建构。与暴力方式相比, 这种权力的运作方式更具有隐蔽性,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能将强制性的权力关系运作得非强制化。承担着社会利益权威性分配功能的公共政策, 其实质是行政组织与其他社会主体通过信息的沟通与交换, 进而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信息是话语的最基本组成单位, 从话语角度对公共政策过程进行分析, 能够洞察政策运作背后不同群体的话语表达与话语博弈, 从而清晰地理解行政组织的运作过程。

　　一、话语: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

　　话语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 一个人应该说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以什么方式诉说、哪些人必须倾听、哪些人可以不听, 都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体现着一种权力关系。在一个社会中, 掌握话语权的阶层或集团必然拥有更大的权威与权力, 同时, 他们也依靠对话语权的争夺与控制来完成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进一步固化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对此, 福柯也曾指出, 话语是一个团体确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工具, 借助于传播, 为社会成员所共识。[1]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 社会由各种类型、规模不等的能量场组成, 在每个能量场内部和能量场之间, 人们都按照一定的规则行动, 也就是布尔迪厄所称的“惯习”, 这些规则的实质便是个体或集团间话语博弈的结果, 话语霸权者力图通过规则来维持现有秩序并巩固自己的地位, 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各方则通过各种途径力图改变现有规则, 以摆脱当前劣势, 提升自身地位, 规则的巩固亦或是改变均完成了社会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福克斯和米勒的公共能量场理论向我们描述的也是一个话语博弈的场域, 主张打破传统的政府“独白”的决策模式, 充分调动社会主体的参与热情, 展开对话并形成共识, 这种决策模式的变化彰显的是决策背后话语权地位的变化, 政府一家独大的绝对话语霸权被消解。正如福柯所说:话语是交往行动中必须加以控制的力量。[2]

　　阿尔都塞在考察生产力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时指出, 生产力的再生产中劳动技能的再生产是“通过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以及其他场合和机构”[3]来完成的, 其前提是劳动力必须承认或认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完成则是依靠“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得以保障。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再生产中不可忽略而且必须承认的事实, 意识形态通过意义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进行着社会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意识形态具有话语的权力, 其效果表现为对现有权力关系的维护或颠覆。[4]意识形态以复数的形式存在, 不同制度、组织、结构下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会有所差别, 彼此矛盾的意识形态统一存在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下, 在彼此对立的关系中形成、确立。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在于努力使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合法化、正当化, 使他人能够认可且不被质疑和挑战。不同于暴力胁迫的方式, 意识形态话语不是直接炫耀自己的权威和力量以形成威慑, 而是把自己的权力设法隐藏起来, 潜移默化地对他人施加影响。对于意识形态的叙事效果何以发生, 汤普森主要从行动、制度和社会结构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第一个层面是行动,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是通过话语来交换信息、指导行动。语言上的训导能够使某一行为重复发生, 以致成为一种习惯, 人们不自觉地按照这一习惯行事, 这样, 语言上的训导已经把某一权力关系根植到人们的心灵之中。第二个层次是制度, 通过惩罚制度对社会行为进行规范和控制。福柯认为, 不同于以往的暴力方式, 现在的惩罚制度在不断文明化、合理化、技术化, 用精神惩罚来代替以往的肉体折磨, 应该说这种方式使权力关系的巩固更加隐匿化。第三个层面是社会结构, 意识形态通过教育、习惯、惩罚等方式灌注在人们的头脑之中, 在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展开行动, 从而使社会结构被生产出来, 反过来, 人们在物化的社会结构中展开行动, 又进一步固化了这一结构。在这里, 社会制度、权力关系均不需要辩护, 因为它们都是已经物化的结果, 否则就是对原有制度和权力的颠覆。可以说, 意识形态的叙事效果表现在人们的行动之中, 体现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之中, 意识形态使权力隐匿在习惯、制度和社会结构之中, 使权力关系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

　　所有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以话语的形式出现的, 意识形态问题的实质就是话语权的博弈。在现实社会中,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通过宣传、教育等形式来传授知识、塑造行为、说服个人, 努力把权力关系正当化、隐匿化, 使权力关系呈现为非权力特征。在农业社会中, 社会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型”, 政治权利高度集中于金字塔顶端, 与之相对应, 意识形态话语权力也呈现出金字塔型的分布状态, 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权力最高层拥有绝对的话语霸权, 政治权力中心的话语便是社会的“元话语”, 具有普遍的适应性, 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元话语的生产者手中。统治者通过道德附魅的方式隐匿这种权力关系, 把“命令-服从”关系转化为社会的应然现象, 以维护社会秩序、巩固自己的政权。工业社会中, 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 个人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道德附魅的话语叙事开始失去其效力, 民主话语开始入场并发挥巨大作用。民主选举是最有效力的意识形态工作, 因为它把现实中的不平等有效地转化为选举中的平等, 把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转化为政治权利的平等, 这样, 政治权力被合法化和正当化。但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 传统的话语传播模式得以重塑, 政府一家独大的话语霸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之下, 社会进入自媒体时代, 人人都是发声器, 多元话语激烈交锋的背后是原有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形式的摇摇欲坠, 我们亟需寻求权力运作方式的变革, 以适应信息社会复杂治理的需求。

　　二、主体、价值与场域:政策话语的正当性

　　公共政策过程的实质是行政组织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围绕某一公共问题而展开的持续互动的对话过程,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话语的元属性。在公共政策的交往互动中, 如何体现政策“公共性”的元属性?哈贝马斯、福克斯、米勒与我国学者何修良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哈贝马斯将之表述为“理想的言语情境”, 并从沟通范围、沟通机会和沟通条件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从范围上来看对话涉及到每一个人, 也就是说只要有言说能力, 每个人都有参与对话的权利;从机会上来说, 每个人都有平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而且都能够尽己所能地为社会作出贡献;从条件上来说, 对话过程中不得有来自外在力量的支配或压迫, 参与对话者要遵从内心。为保障政策过程中话语沟通的效果, 福克斯和米勒提出了话语正当性的四个根据:主体要真诚;要有切合情境的意向性;交往主体自主参与;交往中要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5]在话语真实性的保证机制方面, 我国学者何修良提出了四个条件:无预设立场;形成公共场域能量束;倾听分享与排斥冷漠;理解和重视话语的文化背景。[6]结合以往学者的论述, 立足于论文阐释的需要, 本文从话语主体、价值和场域三个方面来阐释话语的正当性。

　　首先, 话语主体必须具备自我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对话是人的对话, 参与对话者要具有对话的能力。一个具备自我意识的行动主体才有可能清晰地表达自我, 在交往互动中分清自我与他人。在社会治理体系中, 参与政策对话的各方不仅要通过清晰的言语表达向对方准确传递信息并获得对方的理解和认可, 最终说服别人改变立场, 而且还要在对话过程中说服和完善自我, 在不断反思中进步。行政人员和社会公众都能在交往互动中秉持反思和批判的精神, 才有可能在充满张力的话语中碰撞出创新的火花, 使信息和知识不断实现增值。这就需要对话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对话与交流, 在开放透明的环境中寻求真诚合作的路径, 为此, 行政组织需要放弃以往的控制思维和独白式的话语模式, 积极吸纳民意, 并为社会各方的参与提供制度环境和服务平台。自我意识和反思精神的培养有助于塑造“他在性”意识, 使对话各方能够从他者的角度思考问题, 便于在矛盾和冲突中达成理解和共识, 并在追求共识的过程中承认差异的存在, 也就是说通过话语沟通寻求差异基础上的共识, 这样的政策才能体现出对他者的包容性, 才能体现出人为关怀并富有弹性。对他者的关怀才能够转化为在对话中认真倾听分享并排斥冷漠, 只有认真倾听才能使自我话语具有契合情境的意向性表达, 才能在政策的对话中发挥积极作用。倾听本身就是一种真实话语的愿望表达, 认真倾听才能在对话过程中反思他人、反思自我, 在反思中寻求共识, 在共识中不断进步。“学会倾听, 懂得关注, 排除冷漠, 话语内容也就有了主体间的意义, 真实的意义更为饱满和充实, 具有可能性和实践的意义。”[7]理性的批判精神有助于防止权力话语的潜在预置和由此而产生的话语霸权, 政策对话中, 任何外在的强制或支配都会影响话语的真实性。真实的话语应该是遵从内心, 是发自对话各方内心深处的真实声音和诉求, 而话题和规则的预设则把各方话语模式化、呆板化、统一化, 这种缺乏张力的话语体系失去了政策对话的应有意义, 其结果必然是政府的“一言堂”, 最终使对话沦为精英统治的工具。

　　其次, 政策话语必须坚持公共问题导向。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以公共问题的存在为前提, 也就是说有公共问题的存在才会有公共政策问题的建构, 而公共性则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和元属性。公共问题导向的对话, 有利于消解功利主义的话语倾向, 围绕公共事务而阐释问题、分析问题, 通过信息的不断沟通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围绕公共事务而展开的对话应该以追求公共利益的实现为价值旨归, 始终把公共性贯穿于公共政策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努力实现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与价值增进。当然, 公共问题导向与公共利益的追求并不是否定个人价值和个体利益的诉求, 行政主体在交往互动中追求各自利益的实现, 他们的利益可能相近, 也有可能对立, 因而需要在政策过程中充分沟通和交流。[8]正是存在多元利益冲突才体现出对话的价值, 在利益日益分化和公共问题愈发不确定的状态下, 传统的政府一元主体的治理模式显然无法满足复杂问题的治理需求, 需要建构多元主体相互合作的治理体系。社会主体在信息沟通中交换并整合相关信息, 在尊重主体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 找出问题的突破点。主体间协商对话的过程使信息的价值最大化, 在信息的不断分享和交换中实现知识的再生产, 从而合理分配各方利益, 协调各方利益冲突, 促进社会的良序发展和健康运行。话语论证形式规则的达成是对话主体间通过持续沟通、互动和协商而达到共识的成果, 这种对话需要以公共性为准则, 超脱出狭隘的自我中心的利益诉求, 在公开平等、开放透明的环境中充分展开对话。对话一旦开启, 话语的表达便不能背离公共问题探讨的初衷, 不能逾越公共利益追求的价值底线, 在没有预设话题和外在力量的支配下, 对话各方自由平等地发表意见, 经过充分协商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从而顺利开启政策议程。

　　最后, 政策对话必须置身于公共能量场之中。公共能量场既是一个政策过程的能量场, 又是一个话语交流的能量场。传统官僚制封闭性、控制性的结构特征导致了垄断性的话语霸权, 阻碍了社会主体间的自由对话, 官僚制的“一言堂”使公共行政陷入“独白式”对话的话语窘境。公共能量场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社会中的各种话语在这里汇集与交流, 社会主体围绕某一公共事务而展开充分的意向性交流, 不再受制于传统的精英决策控制。公共能量场中的话语正当性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话语双方的理性质疑。公共能量场中的对话各方由于所处社会阶层或组织团体不同, 因而导致各方话语会有自我情境的设定和自身利益的考量, 这一点虽与价值中立有所违背, 但也保证了话语的充分对抗性。理性的质疑才能有效消解话语主体间的冲突, 才能在对话中体现对他者的包容。但在公共生活中, 有的对话过程刚刚开启便遭到对方的非理性质疑, 在质辩过程中“自说自话”、无理取闹、离题千里甚至公开辱骂, 这种非理性的质疑显然有悖对话原则, 把对话贬低为吵架。二是要克服人情关系。在公共政策的对话过程中, 人情关系也是一种能量束, 存在于公共能量场之中, 这种关系的存在是对公共政策议程的潜在破坏。人情关系有可能屏蔽对抗性话语, 碍于颜面而受制于外在力量的支配, 破坏话语的真实性。话语空间需要一定的张力关系, 既要克服与他人的不可通约性, 也要防止与他人的过度通约性, 也即人情关系。三是要预防“伪公共场域”的出现。拥有社会权力的主体力图通过自我影响而扩大控制面, 而处于从属地位的主体则会做出抵制、协商抑或是退出的回应。[9]当公众的意志受到控制, 或者退出对话的空间, 单一话语的“伪公共场域”随之出现, 公共领域也随之异化为少数人的私人领域, 以私人意志取代公共意志, 其话语的真实性、正当性自然难以保障。

　　话语的正当性不仅体现着社会主体真诚交往的意愿, 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社会主体平等真诚地展开对话, 有利于社会信息的全面汇集, 在各方观点的质疑和辩论中有利于洞察社会问题的本质所在, 提高政策问题界定的准确性。此外, 各方话语的充分互动有利于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 提高政策的弹性与包容性, 从而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因此, 话语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如何建构有效的话语体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三、媒介革命:政策对话中“独白”式话语的终结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 信息传播的方式建构着社会的结构和形态, 从而完成社会权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因而对社会话语权的控制其实质就是对信息传播的控制。从国家治理模式的发展演变轨迹来看, 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都把对信息传播的控制作为对社会施加影响、巩固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

　　在农业社会中, 受到传播技术的限制, 文字、信息和知识被少数特权阶层垄断, 信息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 统治者依靠对信息资源的高度垄断, 建立起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 信息在高度封闭的官僚体制之内进行有限的流通与交换, 保障政治、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同时, 更强化了统治者的权威。与金字塔式权力结构相适应,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形成一套垂直的信息传播体制:社会信息层层上传, 决策信息逐层下达。信息的流动方向主要是上下垂直流动, 而横向流动被严格控制, 甚至是禁止。社会民众由于受到自身知识水平的限制, 获取信息的能力较低, 方式极其有限, 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绝对服从的被动地位。由于缺乏主体化的个人意识, 社会民众不可能萌发公共事务的参与要求, 不具备参与对话的机会和能力, 因而整个社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金字塔顶端, 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代表着一切。为了固化这种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 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采取道德附魅的形式, 将统治者的地位神圣化, 以“忠”“孝”“善”等超凡脱俗的道德要求来规范个人行为, 从而成功地将统治权力非权力化, 掩盖了道德所服务的真正群体。因此, 农业社会中的行政伦理服务于整体目标, 着眼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而个人仅仅是被作为出发点, 个体需求被忽略。

　　在工业社会中, 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讯传播方式的产生, 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实现了声音、画面的即时传播, 开创了方便快捷、低价高效的空中通道, 民主化浪潮兴起并迅速遍及全球。启蒙运动唤醒了社会公众沉睡多年的主体意识, “人民主权”“人人平等”的社会意识取代了“君权神授”的神圣化思想。随着公众话语水平的提高和信息流动方式的变化, 传统的具有高度封闭性和刚性的社会结构与权力运作体制已经满足不了社会治理的需求, 统治行政逐渐被管理行政所取代。在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话语霸权的指导下, 官僚制被认为是与工业社会最匹配的组织形式。与农业社会时期的官僚系统不同, 组织的运作动力不再来自于个人的主观意志, 而是来自于一套系统的规则和制度, 组织内部的公务人员在各自岗位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遵守着不同的岗位要求, 角色划分取代了以往的身份定位, 权力关系的不平等被成功地转化为岗位关系。韦伯指出[10], 实行等级化和职务分类的原则是服从于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 通过这一做法可以将复杂的社会问题与工作任务进行分解细化, 使行政治理中的难题细化、标准化、易操作化。将这些任务物化为部门的目标、完成目标的手段并归属于某一特定部门, 便可以为部门工作人员提供有效的信息, 在上一层级的统一部署和协调下, 各部门既相互分工又彼此协作, 共同构成了一个稳定的运作机制。

　　韦伯式官僚制的运作机制的确呈现了较高的行政效率, 信息的传播和流动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官僚制的运作依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控制思维。官僚制的等级权威一般有两个来源:职位权力和信息控制。官僚制组织层级分明, 下级要服从上级并出色完成任务, 否则会受到处罚, 影响绩效考核结果。另一权威则是来自对信息的控制。出于维护职位权力的考量, 上级一般采取垄断信息的做法, 使下级对决策信息难以知晓, 以体现自己的权威, 即使是平行部门, 信息的垄断和控制也被视为攫取自我利益的有效手段。“垄断信息就变成根深蒂固的官僚制度的价值……市场机制要求信息分享;官僚制则要求信息囤积。”[11]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说, 官僚制的稳定性与其所依赖的信息的广泛性和扩散性是不相容的。其实, 在官僚制组织内部存在着信息的双重垄断现象, 除了上级行政部门出于权威维护的需要而对下级垄断信息之外, 下级行政部门也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瞒报、谎报或者选择性上报相关信息, 从而出现“共谋现象”。周雪光认为[12], 从组织分析角度来看, “共谋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官僚制组织在制度环境、决策过程和激励机制方面存在自身矛盾与不兼容性。[12]在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中, 双向信息垄断的现象同样出现在行政组织与社会之间, 行政组织有选择性地对信息进行删选和编码, 通过官方媒介或文件等形式向社会进行扩散, 力图保持自身在话语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在意识形态话语的营造方面, 把民主、自由、平等符号化, 以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来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 从而将权力关系转变为非权力化的表现。社会组织和公众则通过各种媒介和方式设法搜寻和捕获更多的信息, 以便能够增加自己的话语权, 更好地参与决策过程。另一方面, 为了在决策中占据话语优势, 对上报政府的信息采取隐报、篡改等方式, 力图通过决策过程获取更多资源。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人类步入互动传播的高级阶段。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 彻底改变了传统信息的编码和扩散方式, 重塑着政治生态环境并使其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信息社会的到来打破了原来信息垄断的局面, 当个人能够轻松地通过网络获取自己所需信息的时候, 信息便不再是权力, 也就是说信息资源的公开削弱了权力。权力资源的变化将会重塑整个社会结构, 社会权力关系需要完成权力的再生产, 因此, 原有的社会治理过程也将会被改写。在社会治理处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状态时, 传统官僚制封闭的、信息垄断的运作模式尚能满足社会治理的需求, 维持整个社会的良好运作。但在信息社会背景下, 面对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治理难题, 官僚制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越来越多, 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把它称之为官僚制的“反功能”。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未来组织的建构不需要权力, 因为权力对于协调部门、整合行动是必要的。张康之教授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也就是将权力本身与权力意志相分离。[14]同时, 他认为在信息共享社会体制的自觉建构中要从社会治理系统的开放性入手, 积极构建平等协商、多元互动的对话机制, 彻底打破传统官僚制的“独白”式话语体系。

　　四、多元互动:公共政策话语的建构

　　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 公共政策承担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功能、社会行为的引导功能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 其实质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社会行动主体围绕某一公共问题而展开互动与博弈的结果。在公共场域中, 话语持有者努力将自己的问题赋予一定的社会意义并通过对话和媒介进行扩散, 力图营造一定的社会舆论, 进而影响社会意识并引起权威决策者的关注和支持。话语“强势者”往往能够在交往中将自己的话语强加于其他主体之上, 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表达与意愿, 按照自己的偏好思考问题、展开行动, 最终通过决策使其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公共政策文本实质是在话语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意义体系”的书面呈现。在信息社会中, 自媒体的发展使社会民众成为“发声器”, 信息扩散呈现多元化趋势, 公共政策话语权处于解构与重构的复合状态, 社会治理主体在交往互动中亟需构建多元表达的话语沟通机制。

　　第一, 要培养合作互信的交往能力。在信息社会中, 信息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态势与即时性扩散的特征, 这一趋势使社会治理陷入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 面对风险社会的治理挑战, 行动主体需要在充分互信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对于行政组织来说, 信息泛滥和信息匮乏一样会带来治理难题, 因为太多太杂的数据与信息不仅考验着行政组织的信息处理能力, 而且使他们面临更多的决策风险。因此, 行政组织在提高自身信息处理能力与信息运用能力的同时, 还需要设法提高社会治理主体的信息识别能力与交往水平。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能够对大量的、繁杂的数据快速进行筛选、归类与整理, 并在此基础上提取有用信息, 进行合理编码与抽象。经过良好编码的信息有利于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与分享, 使交往主体能够共享信息编码的背景, 准确捕获并理解彼此传达的信息, 从而提高政策对话的有效性, 增强治理的回应性。治理主体只有在共享信息或者信息占有相对对称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在政策对话过程中实现互利共赢。其次, 要培养合作主体的反思与批判能力。反思批判能力的提高能够在治理体系中形成主体间性的多元人际关系, 行政人员与社会公众之间突破了传统行政模式下的“治理者-被治理者”的主客体关系, 实现了“我”到“我们”的转换, 完成了主客体的融合, 以一个主动的、负责任的、积极的主人翁姿态共同应对治理难题。在反思批判能力的指引下, 合作主体敢于在政策对话中从既设的框架中解放出来, 摆脱以往的落后思维与问题解决进路, 在向权威提出质疑和挑战的过程中寻求新问题的解决办法, 促进共同行动的动态协同与整体优化。合作互信交往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学习, 一方面, 通过学习型政府的构建, 以知识权威取代职位权威、以知识型的人员取代规训化的工具, 将学习逐渐内化为行政人员满怀责任感的、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 通过参与式学习的培养, 激发社会公众的学习动力、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与行动能力, 实现学习过程与行动过程的统一。

　　第二, 要塑造以人为本的交往价值。在信息社会中, 互联网在对治理主体进行技术赋权的同时, 也在悄然改变公共行政的信息编码形式与信息扩散路径, 在政策互动中, 政务信息公开程度与透明程度不断提高, “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得以彰显和体现。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治理模式追求的是秩序的稳定, 社会主体间的关系是一种身份关系, 体现的是一种“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治理模式追求的是公正和效率, 社会主体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 体现的是“权利本位”的价值取向;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应该是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维系社会主体间关系的则是一种合作关系, 这一治理模式的价值内核是服务, 社会治理的主导关系是伦理关系, 是“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现。具体地说, “开放-合作”的信息沟通模式所追求的是实现人的全面进步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性是其本质属性。以人为本交往价值的塑造首先需要在治理体系中建构制度正义, 也就是通过制度设计、重构与完善, 使正义理想能够转化为现实可至的目标, 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此, 制度设计要从关注人的价值实现出发, 以“人性至上”取代“工具理性至上”的发展理念, 在制度内容设计上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 在制度程序设计上保障民主参与的机会, 在制度评价设计上矫正非正义的不公现象。其次, 以人为本的交往价值的塑造离不开公共精神与公共美德的培养。行政组织在信息沟通与交换中要对公共事务充满关注, 满怀“他在性”意识, 与其他主体通力合作, 着眼于公共问题的解决。交往主体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控制关系, 而是“问题导向”的合作关系。在交往互动中, 行动主体不再是把信息视为权力资源而加以垄断和控制, 而是作为互动中的重要内容而加以分享, 力争在信息的分享、辩论与商讨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因此, “开放-合作”沟通模式下的信息编码不再以技术控制为目的, 而是在编码中立足于分享, 定位在扩散。有别于传统官僚制, 伦理不再依附于技术理性, 被技术理性所淹没, 信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个体责任与合作行动中的伦理判断源自于个人的内心选择, 占据了个体行动的全部。在民主治理中, 针对因个体差异或情境变化产生的不一致的道德判断, 由治理主体通过辩论、协商来交换意见、解决分歧。外在民主形式与内在道德自律共同撑起了人类社会合作共治的美好图景。

　　第三, 要构建多元互动的开放场域。在信息社会中, 信息扩散路径跨越了传统组织与制度的边界, 使信息出现平行流动的态势, 治理主体间的信息沟通场域日益呈现出开放性的、“去中心化”的特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人类步入互动传播的高级阶段。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 彻底改变了传统信息的编码和扩散方式, 重塑着政治生态环境并使其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顺应这一趋势, “多元互动”政策话语模式的构建首先需要在行政组织的具体形态上寻求变革, 也就是积极构建网络化的合作制组织。有别于官僚制组织的线性结构设计, 合作制组织所呈现的是网状结构, 组织的构成要素不是固定于某一位置, 而是具有动态流动性, 随着环境的变化, 这些要素会被布局在不确定的组织的某一节点。网状结构的组织设计使合作制组织更具适应性与回应性, 组织的信息流动克服了传统官僚制层级流动、缓慢失真的弊端, 信息在组织中呈放射性的、由点及面的扩散态势。作用于组织任何一个要素的来自于外界环境的压力均可以及时被传送到组织的每个角落, 在组织成员、部门之间迅速形成互动, 从而提高整个组织对外界环境压力的感知和反应速度。网状结构设计同时也意味着传统官僚制组织“中心-边缘”结构的消解, “多元互动”政策话语模式努力营造的是一种积极对话、多中心的开放合作的治理体系。这一治理体系建构在承认他人能力的基础之上, 对他人能力的承认, 其实质就是面向他者的行政建构, 彰显了治理体系向他者开放的立场, 体现了集体行动中社会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其次, 打造虚拟治理场域。要积极利用信息技术, 打造丰富、便民的公共信息界面, 使其他行动主体能够准确及时获取公共信息的同时, 增强信息的反馈能力, 打造一个开放畅通的信息沟通和交流的虚拟场域, 促进信息的生产与再生产。治理主体在围绕某一社会话题而形成的公共能量场中, 满怀公共精神与他在性意识, 展开政策对话, 真诚交流与互动, 主体互动中随着环境的变化会出现持续的退场与入场现象, 每一次新的主体的入场都会带来新的张力, 推动主体间进行激烈辩论与信息交换, 成为治理体系持续创新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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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张康之:《现代权力关系的交换属性及其超越方案》,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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