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是一个商业民族，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历代史书对其多有记载。《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载：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
　　
　　《魏书》卷 102《西域传》载： “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
　　
　　《隋书》卷 83《西域传·康国》载： “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3]1849《旧唐书》卷198《西戎传 · 康国》载： “善商贾，争分铢之利。
　　
　　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4]5310《新唐书》卷 221 下《西域传下·康国》载： “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深目高鼻、多须髯、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的粟特人渐渐与儒学发生关系，而这其中年代较早而着名的关键人物就是何妥。《隋书》与《北史》之《儒林传》中均记载有何妥，何妥后来官至隋国子祭酒，这位姓何名妥的先生却是一位被叫做“何细脚胡”的粟特商人的儿子，更是唐末魏博节度使何进滔、何弘敬等的先祖，此何妥学问极好，有儒学着作《周易讲疏》和《孝经义疏》传世，我们就想看看一个被称为“细脚胡”的西域粟特胡商的儿子，是如何成为隋朝的国子祭酒兼儒学家的。他是特例，还是中古时期出现了一个粟特人接受儒学、儒家文化及科举的潮流？
　　
　　一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何妥的父亲“何细脚胡”做一些考察。《隋书》卷 75《儒林传·何妥传》载：
　　
　　“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3]1709《隋书》卷 75《儒林传·何妥传》校勘记[三]载： 父细胡。《北史》本传，“胡”上有“脚”字[3]1727.《北史》卷 82《儒林下·何妥传》
　　
　　载： “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6]2753《北史》卷 82《儒林下·何妥传》： “校勘记[一八]载： 西城人也。《隋书》
　　
　　卷 75《何妥传》同。《通志》卷 174《何妥传》‘城’作‘域'.按何妥先世当为西域何国人，疑《通志》是。”[6]2773《通志》卷 174《儒林传第三·何妥传》载： “何妥字栖凤，西域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至巨富，号为’西州大贾‘.”
　　
　　对于何妥的籍贯，前辈学者已经认识到其为西域何国人的事实，并对《北史》、《隋书》之记载做了订正，虽然用了“疑”字，但是这个订正很显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记载何妥时，直言：
　　
　　“何妥，西域人也。”[8]86但是诸史籍中对于何妥之籍贯的记载却仍然是诸说并存。如《贞观政要》卷7《崇儒学第二十七》载： “（ 隋何妥） 字栖凤，西城人，为国子祭酒。”
　　
　　《册府元龟》卷 775《总录部二十五·幼敏第三》载： “何妥字栖凤，西域人。”
　　
　　《天中记》卷 25《夙惠》载： “戏答姓。何妥字栖凤，西山人。”
　　
　　可见，《册府元龟》的记载是正确的，而《贞观政要》、《天中记》的记载则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为是。
　　
　　诸史籍对于何妥之父的记载只有这一句话，主要是说何妥之父通商入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其中对于何妥之父的称谓却令人十分疑惑。《北史》、《通志》作“细脚胡”,而《隋书》作“细胡”,这里的“细脚胡”与“细胡”究竟哪个为是？ 其所代表的含义又是什么？ 诸前辈学者在校勘史籍的过程中也没有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或称之为“何细脚胡”、“何细胡”,似通未通。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言何妥之父时亦曰： “父细胡 （ 北史作细脚胡） 通商入蜀。”[8]86由此亦可见陈先生对“细脚胡”、“细胡”之存疑。在检阅敦煌文书时，我们发现一则材料对于理解“细脚胡”、“细胡”或有帮助。敦煌文书P. 3622v 是一卷失名古类书。《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载： “P. 3622 类句乙。P. 3622v 文赋体类书乙。说明： 四字为句，存职事章第七，城廓章第八，还有人类章第三。P. 4034 卷。按： 正反两面均依王三庆定名。”
　　
　　王三庆《敦煌类书》对此文书只是做了叙录、录文，并没有做出更详细的考证[13].P. 3622v 之“人类章”载：
　　
　

　　
　　此“人类章”残损严重，仅残留上述部分，其内容主要介绍分布在南北东西的华夏先民，其中不免使用了“虏”、“巴儿”、“贼”等带有歧视性的字眼，引起我们强烈关注的是“细脚羌贼”一句，此“细脚”
　　
　　与“贼”字无疑是对“羌”的形容，充满了歧视，但是从中或可见当时所谓中原人士对“羌”的印象，尤其是“细脚”二字，更为色彩鲜明。我们再来看诸史籍对何妥之父的称谓“细脚胡”、“细胡”,再将其与 P. 3622v 文书所载“细脚羌贼”作比对，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细脚”一词是起修饰作用的，“细脚”是修饰“胡”与“羌”的，是名词化了的形容词，是用身体某部分的特征指代整体，这或许与“胡人”与“羌人”的生活习性相关，或许与他们善于奔走，善于往来各地经商有关，当然其中包含着歧视性色彩，但是，很显然“细脚胡”一词是可以解释通的，而所谓的“细胡”则是不通的。
　　
　　通过这些考察可以得知何妥是来自西域的粟特人，并且其父亲还被称为“细脚胡”,可见在何妥家族里，其父亲应该是南北朝时第一代或者是前几代来华的粟特胡商。
　　
　　二
　　
　　关于何妥早年的逸事，史书多有记载。《隋书》卷 75《儒林传·何妥传》载： “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戏之曰： ’汝既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是河水之河？‘应声答曰： ’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是新故之故？‘众咸异之。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时兰陵萧眘亦有俊才，住青杨巷，妥住白杨头，时人为之语曰：’世有两俊，白杨何妥，青杨萧眘。‘其见美如此。”[3]1709 -1710由此可见，何妥早年是生活在南朝梁的，他聪明伶俐，有俊才之誉，并且受知于湘东王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萧绎，本来是以技巧为业，后来萧绎知道了他的聪明，于是召为诵书左右。
　　
　　《粟特商人史》对何妥有这样的评价： “在四川益州/成都，最着名的是一个粟特商人家族融入汉族上层的例子，何妥与侄子何稠因此而被载入正史……年轻的何妥，曾就读于贵族子弟的专门学校国子学。这位异国商人之子，儒学方面的成就异常突出，并因此位居北朝官员之列。”[15]
　　
　　《隋书》卷75《儒林传·何妥传》又载： “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学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问儒者辛彦之，对曰： ’后与天子匹体齐尊，不宜有五。‘妥驳曰： ’帝喾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数？‘由是封襄城县伯。”[3]1710随着梁的灭亡，何妥进入了北周，周武帝授他太学博士。周宣帝欲立五后，儒者辛彦之不同意，而何妥却迎合了周宣帝，由此封襄城县伯，可见何妥还是很懂变通的一个人。到了隋朝，何妥依然加官进爵。《隋书》卷 75《儒林传·何妥传》载： “高祖受禅，除国子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3]1710但是何妥的性格却是“性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3]1710.并且何妥与苏威不睦，多次上书言苏威之非。“时苏威权兼数司，先尝隐武功，故妥言自负傅岩、滋水之气，以此激上。
　　
　　书奏，威大衔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学，又与妥更相诃诋。威勃然曰： ’无何妥，不虑无博士！ ‘妥应声曰： ’无苏威，亦何忧无执事！ ‘由是与威有隙。”[3]1712我们也可以看到何妥在弹劾苏威的奏疏中多引用儒家经典与孔子言论，亦可从侧面知晓何妥的学问水平，如“臣闻《礼》云：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孔子曰： ’仍旧贯，何必改作‘”[3]1711 -1712.
　　
　　何妥亦精通乐律。《隋书》卷 75《儒林传·何妥传》载：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及东土克定，乐人悉返，访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舞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流传古乐。然后取其会归，撮其指要，因循损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当今，传雅正于来叶，岂不美与！ 谨具录三调、四舞曲名，又制歌辞如别。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后。”[3]1714“书奏，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鞞》、《铎》、《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传宗庙雅乐，数十年唯作大吕，废黄钟。妥又以深乖 古 意，乃 奏 请 用 黄 钟。诏 下 公 卿 议，从之。”[3]1715陈四海、葛恩专《何妥与开皇乐议》一文对何妥的音乐才能与政治才能做了充分的肯定：
　　
　　“隋初开皇乐议历时十三载，最终被何妥’黄钟一宫‘调结束。何妥不仅因为懂音乐才得到隋文帝的信任，更因为他懂政治，他用’黄钟一宫‘调将政治与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到乐与政通； 他利用音乐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维护隋朝的政治统治。’黄钟一宫‘调在隋开皇期间的运用，加强了皇权，巩固了统治。因此，何妥并非不懂音乐，他是一位深谙音乐与政治之关系的音乐家。”
　　
　　关于何妥的子孙，正史中只记载了他的儿子何蔚。《隋书》卷 75《儒林传·何妥传》载： “俄而妥子蔚为秘书郎，有罪当刑。上哀之，减死论。是后恩礼渐薄。”[3]1715从何蔚的官职秘书郎来看，应该是继承了其父的学问，任职明显与其从兄弟何稠不同，何稠还是以技艺侍奉隋炀帝； 后来此何蔚有罪当刑，隋文帝因为何妥的缘故宽宥了何蔚，或许是何蔚所犯罪过极大，“减死论”之后对何妥的恩礼渐薄。
　　
　　关于何妥晚年的故事，史书记载亦颇多。《隋书》卷 75《儒林传·何妥传》又载： “六年，出为龙州刺史。时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
　　
　　为《刺史箴》，勒于州门外。在职三年，以疾请还，诏许之。复知学事。时上方使苏夔在太常，参议钟律。夔有所建议，朝士多从之，妥独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议，朝臣多排妥。妥复上封事，指陈得失，大抵论时政损益，并指斥当世朋党。于是苏威及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
　　
　　除伊州刺史，不行，寻为国子祭酒。卒官。谥曰肃。”[3]1715通过这些记载可知，开皇六年（ 586 年）何妥出为龙州刺史，他做了一篇《刺史箴》勒于州门外，还为负笈游学者讲说教授，可见其礼贤下士的胸怀。三年后何妥回到长安，由于何妥与苏夔在钟律问题上有不同意见，隋文帝令群臣商议，朝臣多赞同苏夔而排挤何妥，越是受排挤受压抑，何妥的斗争性越强，在讨论封禅时上书指斥当世朋党，致使苏威、卢恺、薛道衡等皆坐得罪。根据《隋书》卷 2《高祖下》所载： “十一年……五月……癸卯，诏百官悉诣朝堂上封事。”[3]36“十二年……秋七月乙巳，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礼部尚书、容城县侯卢恺，并坐事除名。”[3]37可知，何妥上封事指斥苏威等朋党的时间在开皇十一年（ 591 年） ,最终导致苏威等坐事除名是在开皇十二年（ 592年） .或许是由于何妥的上书导致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政治斗争，何妥继续被排挤，外放伊州刺史，但是没有成行，不久改授国子祭酒，并卒于官任，而其卒年必当在开皇十二年七月之后的一段时间。
　　
　　《隋书》卷 75《儒林传·何妥传》又载： “撰《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义疏》三卷，《庄子义疏》四卷，及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3]1715从何妥的着述来看，其不但对儒学有较高的造诣，对于道家学问亦有研究，作有《庄子义疏》，且有《封禅书》、《乐要》与文集并行于世。
　　
　　《隋书》卷 75《儒林传·萧该传》载： “兰陵萧该者，梁鄱阳王恢之孙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
　　
　　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3]1715 -1716这里所记载的是何妥与萧该正定经史之事，但是因为何妥与萧该各执所见，递相是非，致使久而不能就，隋文帝就终止了此次正定经史之事。由此亦可见，何妥在经史方面的修养，不然也不会选他与萧该正定经史，如何妥果真没有任何学问、主张，他也不会和萧该各执所见。
　　
　　对于何妥的儒学成就，焦桂梅《南北朝经学史》有专门的论述： “何妥经学着作主要有《周易讲疏》和《孝经义疏》二种。”[17]419“通观何氏佚文，其治《易》特色主要有三： 长于义理解《易》，间用象 数 之 说，借 注《易》表 达 自 己 的 政 治 理想。”[17]420“何妥在主要继承王弼以义理解《易》的基础上也引入了汉人象数之说，体现了其既重义理又不废象数，意欲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治《易》倾向。”[17]421“何氏《讲疏》在以申王为主的同时，又不废两汉旧注及近人新解，体现了该时期《周易》注疏不主一家、义理与象数相结合的基本特点。
　　
　　何妥释《易》简洁易懂，其说多为后人沿用。”[17]426可见，《南北朝经学史》对何妥的《周易讲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更可见何妥学术功力之深厚，何妥虽然由南朝入周、隋，《南北朝经学史》也将其列入隋朝经学家之中，但是他的学术渊源仍是南朝一脉的。
　　
　　何稠是何妥兄何通之子，博览古图，多识旧物。《隋书》卷 68《何稠传》载： “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入长安。
　　
　　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开皇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
　　
　　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寻加员外散骑侍郎。”[3]1596至于何稠会制作波斯金绵锦袍、琉璃等物，应该与其家族出身西域粟特胡有关。
　　
　　隋炀帝继位后，何稠依据儒家伦理负责营造舆服羽仪、服章文物、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隋书》卷 68《何稠传》载： “大业初，炀帝将幸扬州，谓稠曰： ’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选部郎薛迈等勾核之，数年方竟，毫厘无舛。稠参会今古，多所改创。魏、晋以来，皮弁有缨而无笄导。稠曰： ’此古田猎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变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导，自稠始也。又从省之服，初无佩绶，稠曰： ’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谒帝而去印绶，兼无佩玉之节乎？‘乃加兽头小绶及佩一只。旧制，五辂于辕上起箱，天子与参乘同在箱内。稠曰： ’君臣同所，过为相逼。‘乃广为盘舆，别构栏楯，侍臣立于其中。于内复起须弥平坐，天子独居其上。自余麾幢文物，增损极多，事见《威仪志》。帝复令稠造戎车万乘，钩陈八百连，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3]1597 -1598何稠后随隋炀帝出征辽东，且有造水桥与行殿及六合城之功，加金紫光禄大夫，后随隋炀帝至江都，隋炀帝死后，先后归于宇文化及、窦建德，最后归于大唐。《隋书》卷 68《何稠传》载： “后三岁，兼领少府监。辽东之役，摄右屯卫将军，领御营弩手三万人。时工部尚书宇文恺造辽水桥不成，师不得济，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桥，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于辽左与贼相对，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阙，面别一观，观下三门，迟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是岁，加金紫光禄大夫。明年，摄左屯卫将军，从至辽左。十二年，加右光禄大夫，从幸江都。
　　
　　遇宇文化及作乱，以为工部尚书。化及败，陷于窦建德，建德复以为工部尚书、舒国公。建德败，归于大唐，授将作少匠，卒。”[3]1598何稠在《隋书》中单独立传，且篇幅不小，可见其在隋朝的地位与影响，隋炀帝时何稠更是侍奉左右广受恩宠，这样来看，何妥与何稠所经营的何氏家族在隋朝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他们既是富商大贾，又是能工巧匠，还是儒学之家，这样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南北朝后期至隋朝时期的完整的粟特人家族，一个经过祖孙三代努力而构建起的声名鹊起的入华粟特人家族，成为入华粟特人的杰出代表。但由于隋朝的速亡，这个家族也忽然没有了记载，其子孙后世的信息也无从查询，直到《何弘敬墓志》的发现。
　　
　　三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之《何弘敬墓志》载： “公讳弘敬，字子肃，卢江人也。
　　
　　周唐叔虞之后，十代孙万食采于韩，封为韩氏，至韩王安，为秦所减，子孙流散，吴音轻浅，呼韩为何，因以为氏。”“至公九代祖妥，仕隋为国子祭酒、襄城公； 文德辉赫，冠绝当时，厥后因称襄城公房。
　　
　　又六代祖令恩，忠勇迈世，武艺绝伦，以中郎将统飞骑，破薛延陁于石□坡，与将军乔叔望执失恩力，争功为叔望所诬，兼并部曲八百人，迁于魏相贝三州，功名震曜，代济其美。繇是公家于魏。曾祖俊，赠左散骑常侍，生太保讳默，太保生太师讳进滔。公太师之嗣也。卫国太夫人康氏出焉。”
　　
　　“公娶武威安氏，累封燕国、魏国、楚国夫人。有子五人： 长曰全皞，起复震麾将军、守金吾将军、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充魏博节度观察处置等使。
　　
　　次曰全肇，奉义郎、检校光禄少卿、兼贝州别驾、赐绯鱼袋。次曰全绰，奉义郎、行贝州司仓参军。次曰全升，文林郎、前守□州司户参军。次曰全卿，奉义郎、行魏州大都督府户曹参军。女一人，适南阳张氏，封庐江县君。皆禀训义方，并为令器，学诗学礼，既孝且仁。昔之三虎八龙，不足多也。”
　　
　　“臣顷任怀州刺史，东接卫州，注来游宾，皆游于魏，闻何某教诸子，皆付与先生，时自阅试，苟讽念生梗，必加捶挞。今虽儒流寒土，亦不能如此。未有知书而不知君臣父子之道。”“又有故卫州刺史徐乃文，三任河北刺史，尝有战功，前年卒于所任，即以其子用宾为馆驿巡官。逎文幼子惧不得克终丧制，退而卢墓，以避夺情，未期年，卒于卢所。何某闻而悲叹，知乃文贞女，遂手择良日，纳彩奠雁，娶为全皞之妇。自古名人义士罕闻其比，况公辅大臣。藩方重德，未有为爱子娶妻不问贤愚好丑，不谋于其母氏也。圣人再三赏异，犹重言故卫州姓名。”
　　
　　《旧唐书》卷 181《何进滔传》载： “何进滔，灵武人也。曾祖孝物，祖俊，并本州军校。父默，夏州衙前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试太常卿。
　　
　　以进滔之贵，赠左散骑常侍。进滔客寄于魏，委质军门，事节度使田弘正。弘正奉诏讨郓州，破李师道，时进滔为衙内都知兵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
　　
　　大和三年，军众害史宪诚，连声而呼曰： ’得衙内都知兵马使何端公知留后，即三军安矣。‘推而立之。
　　
　　朝廷因授进滔左散骑常侍、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为魏帅十余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卒。”“子弘敬袭其位。朝廷时遣河中帅李执方、沧州帅刘约各遣使劝令归阙，别俟朝旨。弘敬不从，竟就加节制。及刘稹反，不时起兵。镇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次上党，弘敬方出师压境。
　　
　　大中后，宣宗务其姑息，继加官爵，亦至使相。咸通初卒。子全皞嗣之。朝廷寻降符节，累官亦至同平章事。十一年，为军人所害。子孙相继，四十余年。”
　　
　　据《何弘敬墓志》与《旧唐书·何进滔传》可以略知此何氏家族的状况，但是我们也怀疑《何弘敬墓志》所记载的“至公九代祖妥，仕隋为国子祭酒、襄城公”是否真实，是不是何弘敬及其子孙冒认先祖夸耀门第？ 但是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伪造的。我们在姑且信之的基础上对此何氏家族与儒学的关系做一考察。
　　
　　何妥应该是此何氏家族中第二代进入中原的，由其父被称为何细脚胡可知，而机缘巧合的是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的父亲为何妥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并接触、进入南朝的高层，十七岁时何妥以技巧事湘东王，并被召为诵书左右，这样的学习环境、人生经历必然是塑造何妥成为未来儒学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的侄子何稠后来是以技巧侍奉隋炀帝的，这和早年何妥以技巧侍奉湘东王一样，可见他们家族是有技艺传家的，并且是异域高端技艺，故深得两位帝王的宠信。何妥的儿子是何蔚，从其担任秘书郎可知，何妥的学问在他的这个儿子这里得到承袭，不然其如何能够担任秘书郎这个职位呢？ 但是何蔚与何稠之后何氏家族的谱系正史就没有记载了，《何弘敬墓志》中自言其九世祖为何妥，这样我们才把这个家族的前前后后联系起来。何弘敬的父亲是何进滔，儿子是何全皞，祖孙三代皆为魏博节度使，何氏家族再次发展到一个高峰，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从何弘敬开始这个家族对儒学的接受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何弘敬自己很重视儒学，而其五个儿子亦是在他的严厉要求下学诗学礼。即《何弘敬墓志》所载“皆禀训义方，并为令器，学诗学礼，既孝且仁”“闻何某教诸子，皆付与先生，时自阅试，苟讽念生梗，必加捶挞。今虽儒流寒土，亦不能如此”是也。虽然志文所记有奉承何弘敬、何全皞等人的意味在里面，但是很显然何氏家族对诗书礼仪还是很重视的，虽然他们不须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来获取官职，但是从何弘敬五子的官职来看，除何全皞外，已经皆是文官了，可见此时期的何氏家族的状况，亦可见他们与中原传统文化儒学的关系。
　　
　　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云： “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9]200陈寅恪先生更进一步说： “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19]212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诸多学者也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方积六《唐代河朔三镇“胡化”说辨析》言： “唐朝廷与河朔军将的斗争，属于唐朝统治集团内部统一与割据的斗争，不具有汉民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或汉化与胡化的相互对抗的性质。”
　　
　　王义康《唐代河朔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变迁》言： “所谓的’河朔胡化‘实际上是少数民族移民在融入汉人的过程中，尚未消弭的尚武特征。”
　　
　　崔明德《试论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及其民族关系》言： “唐代河朔地区既有胡化的趋向，也有汉文化保持和提高的趋向。”
　　
　　仇鹿鸣《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亦言： “过去对于河北藩镇往往会强调其胡化的一面，但这些胡人在进入中原长期定居，与普通汉族居民有了充分接触之后，其汉文化的程度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们不但应注意到河北胡化的一面，同时也要注意到胡人汉化的一面，从而充分认识河朔社会的复杂性。”“如最新刊布的一方粟特人米氏墓志，分别由其子孝臣撰文，忠臣书丹，如果说墓志的撰写尚有格套可循的话，那么书丹则是直接衡量出汉文化水平的标尺，可见入华胡人中熏染汉风者亦大有人在。”
　　
　　牟发松《墓志资料中的河北藩镇形象新探---以〈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镇为中心》言： “本文就《崔氏合祔墓志铭》所反映的成德藩镇情况，利用墓志资料，在前人基础上作了一点新的探讨。陈寅恪先生所论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实分为两部，河北藩镇被视为以战斗为职业的胡化戎区，乃如实反映了安史乱后唐代朝野特别是唐皇朝直接控制地区的普遍社会心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藩镇一律排斥’周孔文教‘,除了外来的士子，当地有儒学传统的家族仍承习’世业‘,使得政治军事上似乎’自为一秦‘的河北藩镇，仍以文化为媒介与长安皇朝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在文献及资料中有不少实证，墓志所见成德镇的情况亦为佳例。”
　　
　　诚然，诸位前贤的论述已经很详尽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对粟特人何妥家族或者说何弘敬家族与儒学的关系的考察就是可信的、合理的，何弘敬父子三代职掌魏博，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胡化的一面，也不能只看到他们汉化的一面，这肯定是一个交错进行的过程，他们必然要维持自己胡人的特点，但是身处中华文明之腹地，他们又哪能“独善其身”? 像何弘敬一样出身粟特节度使、军将家族的史孝章、米存实、米存贤等亦是“退让如诸生，称道皆《诗》《书》”.“学习礼经，以期乡秀”.这难道仅仅是个别现象？ 恐怕不是，即使在河朔三镇最跋扈的时期，诸节度使、军将家族的子孙们还是在学诗学礼，总之，我们并不能因为他们出身粟特藩镇、军将家族就认为他们对儒学乃至科举是不重视的，也许他们不由科举晋身，但是也不应该认为他们对儒学与科举是不闻不问、熟视无睹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猜想：
　　
　　这些出身粟特的藩镇、军将家族，表面上外交上是要维持胡人的特点以号召部下并维护其独立性的，而内政修身方面又要依靠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提升自己约束部众，虽然看似矛盾，但事实上粟特人与儒学的关系或许就是这样的矛盾集合体。
　　
　　四
　　
　　何妥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到了南北朝的后期，何妥能够成为儒学家或许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他的父亲还是一位被称为“细脚胡”的粟特商人，他本来应该也是这样的商人，可是由于其在南朝接受良好的教育，受到梁元帝等人的点拨，遂成为一位身怀绝技的学问家，但是他的家族无疑是以技艺传家的，他的父亲、哥哥、侄子就是用那些惊世技艺游走于帝王左右的，何妥实现了从依靠技艺为生到依靠学问为业的转变，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标志着入华粟特人的后代开始自觉学习、接受中原文化并试图融入其中，而不是仅仅依靠技艺或者商品换取利润而后挟之远归故国。并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些入华粟特人的后裔中，儿子们是有分工的，或许这种分工是潜移默化的，长子或者年龄稍长的儿子其主要任务是继承父祖之业，经商、做武将等等，而幼子们则需要开拓新的阵地，像中原士大夫一样，志学而后科举，当然这不是定律，也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应是自然而然的家族内部分工。何妥时代来华的粟特人很多，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目前只看到他实现了成功的转型，而何妥之前的时代是否也有人已经接受了儒学呢？ 这是前科举时代，儒学和仕途的联系还没有那么密切，所以对儒学的追逐更多的是探索知识性的，而后来的隋唐时代，科举成为整个帝国的人才选拨制度，那些进入中华的粟特人必然会很敏感地觉察到这巨大的变化，于是整个隋唐时期的诸多史籍中出现了众多粟特人学习儒家经典的记载，甚至包括向来被认为跋扈的河朔三镇的诸多节度使、军将家族，他们多数人的确不用依靠参加科举来取得官职，但是他们无疑认识到了儒学及科举的重要性。而大量中下级粟特人官员甚至一些沦落为平民的粟特人，他们要取得官职，要得到晋身之途，必然要通过最为正途的儒学及科举这条道路，而很多人终生都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所以他们的事迹也就湮灭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了。事实上，我们所分析的何妥家族中与儒学有联系的仅仅是何妥及其儿子何蔚，何弘敬及其诸子，而家族中更多的人，他们和儒学是没有联系的，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且虽然何妥与何弘敬同出一脉，但他们在接受儒学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何妥的着作、学问有没有在家族内得到传承尚不得而知，我们只是知道这个家族在两个时期出现了和儒学密切联系的现象，具体来看，何妥时代偶然性多一些，何弘敬时代必然性多一些，这是和整个历史发展潮流相一致的，是与科举制度深入发展相一致的。总之，中古时期的部分入华粟特人与儒学及科举之间曾有过亲密接触，这亲密接触给入华粟特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新的启迪，是与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信仰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接受愈多，粟特人身上的胡气便愈少。时光流转，长河漫漫，入华粟特人最终融化在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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