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以来王阳明（1472-1529）的学说开始风行， 成为儒学中的显学，《明史·儒林传》 就说：“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
　　
　　到了明清之际则发生了理学内部的转型，其主流方向就是由陆王心学回归于二程 （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与朱熹（1130-1200）的理学，明天启、崇祯年间的东林、蕺山两大学派都带有“由王返朱”的成分，然尚停留在调和的阶段；清顺治、康熙年间则“由王返朱”逐渐形成大趋势，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对于王学实行革命”,“王学反动，其第一步则返于程朱。 ”
　　
　　在清初程朱学派之中， 特别重要的一位学者就是陆陇其。陆陇其（1630-1693），原名龙其，字稼书，谥清献，浙江平湖人。 陆陇其是清初的理学名臣，在康熙朝被称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③，到了雍正朝又成为第一个从祀孔庙的本朝学者。 作为一个中下层官员，之所以受到清廷的诸多礼遇，就是因为在“卫道”上的突出贡献。 陆陇其通过刊行自己以及前人“尊朱辟王”的着述，以及与主张“调和”的学者论辩等多种形式，推动了“由王返朱”思潮的发展。 陆陇其本人的着述大多围绕《四书》展开，《增订四书大全》《四书讲义困勉录》《松阳讲义》等书的学术主旨也即“尊朱辟王”,在其《四书》诠释之中除了对程、朱之学加以发挥之外，还结合相关问题对阳明学的流弊作了批判。 通过考察陆陇其治《四书》的历程及其《松阳讲义》等书对朱、王学术的辨析，对于研究清初《四书》学与理学思潮的流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陆陇其一生致力于理学，他的《四书》诠释史与其“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互为因果。 陆陇其的《四书》学历经三个阶段，先后完成的《增订四书大全》《四书讲义困勉录》《松阳讲义》三书，正好有着三种不同的体例，成为清初程朱学派《四书》学的代表作。
　　
　　《四书》自元代以来，就是科举考试的重要教材，故而大多学者都曾加以研习，清初也不例外。
　　
　　早年的陆陇其，因为从事举业的关系，便曾研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束发受书，即知崇尚朱子为入圣之阶”⑤，然尚未有精深、真切的体会；对陆王一系的学术却曾有过一段研习的过程， 甚至有所沉溺。 顺治十五年（1658 年），陆陇其二十九岁时曾作《书座右》，其中例举了杨简（1141-1226）、陆九渊（1139-1193）、张九成（1092-1159）三人的为官清廉， 然后说：“是三先生学术， 皆偏僻不可为训， 而其居官乃能如是。 学程朱者， 其可不知愧哉？”⑥可见陆陇其虽近于“学程朱者”,但对陆学一系的学者非常熟悉，很是欣赏。 对段经历，他自己后来曾有总结：
　　
　　少时闻阳明之名，而窃诵其言，亦尝不胜高山景行之思， 而以宋儒为不足学。 三十以来，始沈潜反覆乎朱子之书，然后知操戈相向者之谬也，然犹且信且疑，未敢显言于人。
　　
　　也就是说，在其年轻之时对王阳明十分着迷，信服其学故认为宋儒如程、朱，皆不足学。 到了三十岁之后，方才开始认真读朱子之书，然而还是“且信且疑”,还在转向朱学的路上。
　　
　　康熙二年（1663 年），陆陇其三十四岁，完成了《增订四书大全》与《四书讲义》二书，此时可以说是其《四书》学的第一阶段。 《增订四书大全》就是对明初胡广等人编撰的《四书大全》加以增补，该书完成后也只作为自己留用的一个“读本”,并未有过刊行之意， 现存的刊本为其门人在其死后校订、刊行，书名改为《三鱼堂四书大全》，共四十卷，《四库全书》收入于“四书类存目”. 陆陇其晚年所作《旧本四书大全序》说：
　　
　　《旧本四书大全》， 余旧所读本也。 用墨笔点定，去其烦复及未合者，又采《蒙引》、《存疑》、《浅说》之要者，附于其间。 其万历以后诸家之说，则别为一册，不入于此。 ……自戊戌至癸卯，用力六年而始毕。 然是时，虽粗知读书之门户，而程朱之语录、文集皆未之见；敬轩、敬斋诸君子之书，皆未知求；嘉、隆以后，阳儒阴释之徒，改头换面、似是而非者，尤未尽触其蔀。 自庚戌以来， 乃始悉求诸家之书观之，然后知向之去取未能尽当。⑧此书所作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去其烦复及未合者”的注释，“有合于《章句集注》者附焉。”
　　
　　也就是说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将原来的《四书大全》之中不能相合的注释删除；其二是对 《四书大全》 加以增订， 将明代中后期的蔡清（1453-1508）《四书蒙引》、林希元（1481-1565）《四书存疑》、陈琛（1477-1545）《四书浅说》等书中的《四书》解说选摘辑入，其标准当还是合于朱子。 陆陇其自己认为当时只是“粗知读书之门户”,因为还有许多程朱的语录、 文集都没有见过， 薛瑄（1389-1464,敬轩 ）、吴与弼 （1391-1469,敬 斋 ）等明代朱学代表人物的书也还没有意识到去寻求。
　　
　　更为重要的是， 当时陆陇其治学的最大弊病在于对嘉靖、隆庆以来“阳儒阴释之徒，改头换面、似是而非者，尤未尽触其蔀”,也就是说尚对王阳明及其弟子的学说尚持“调和”态度，尚存程、朱与陆、王之间的“去取未能尽当”.这种情况的转变，则是在“庚戌以来”,即康熙九年他四十一岁之后，具体则体现在《四书讲义》续编的过程当中。
　　
　　康熙十年（1671 年），陆陇其进入《四书》学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四书讲义续编》的编撰。⑩其实康熙二年在完成《增订四书大全》的同时，也完成了《四书讲义》一书，这也就是上文提及的“万历之后的诸家之说，则别为一册”,此书陆陇其录入的主要是晚明以来学者的《四书》相关论着的条目，据统计所引诸家之说不下四五十家。
　　
　　吴光酉等编的《年谱》中说：
　　
　　辑《大全》时，于明季纷然杂出之讲章，亦靡不披览。 间有发明书理，及有待驳辨者，亦并录入集。 常言此书所收甚杂，阅之易惑，尤不轻以示人。
　　
　　然而《年谱》未曾说明《四书讲义》及其《续编》的工作也有原本，故《四库全书》此书《提要》之中说“是书因彦陵张氏所辑《讲义》原本”,此原本即张振渊的《四书说统》。
　　
　　然与《四书大全》的增订不同，陆陇其对《四书说统》所作的变动较大，而且增补、续编的工作在此后多年都在继续， 一直处于 “未定”状态。 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陆陇其还在更定此书的体例，计划以此书为基础，并参考《增订四书大全》，重新编为《困勉录》一书：
　　
　　内当分学、问、思、辨、行五项，采宋元诸儒之言， 是谓学； 采明兴以来及近年诸儒之言，是谓问；发先儒之未发，以“愚按”冠之，是谓思；辨诸说之同异，以“愚又按”冠之，是谓辨；更励学者勿徒为空言，以“学者读此章”五字冠之，是谓行。
　　
　　如这一精审的《四书》诠释宗旨得以落实，则是在《增订四书大全》与《四书讲义》及其《续编》的基础上的去浮存精。 可惜《困勉录》的工作陆陇其生前还来不及将之加以贯彻完成，然仅完成数十章，保存下来的只有《南宫适问于孔子》至《论语》篇末一册。
　　
　　陆陇其死后，由其族人、门人为之缮写、编次并刊行，将《四书讲义》与《续编》合刊，书名为《四书讲义困勉录》，共三十七卷，包括《大学》一卷、《中庸》二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四库全书》收录于“四书类二”;后来有学者又将其后半部分刊刻为《续困勉录》六卷，《四库全书》收录于“四书类存目”. 四库馆臣指出：“是书因彦陵张氏所辑《讲义》原本删剟精要，复益以明季诸家之说，而已见折衷之意。”
　　
　　馆臣还注意到此书的“尊朱辟王”特点：
　　
　　明自万历以后，异学争鸣，攻《集注》者固人自为说，即名为阐发《集注》者亦多阳儒阴释，似是而非。 陇其笃信朱子，所得于《四书》者尤深。 是编荟粹群言，一一别择，凡一切支离影响之谈，刊除略尽。 其羽翼朱子之功，较胡炳文诸人有过之无不及矣。
　　
　　陆陇其后半生的治学， 确实花费大量的功夫来甄别所谓“阳儒阴释”之处，所以此书虽然收录了大量明儒的《四书》学说，但因其编撰宗旨明确，故选摘也颇为精良，所谓“删剟”主要就是删除原本《四书说统》之中的陆、王之类，此书的最后定本当作为陆陇其“由王返朱”之后的《四书》学成果。 元代的胡炳文（1250-1333）所着《四书通》汇编诸儒注疏坚持朱子门户而考辨精良， 四库馆臣认为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录》的考辨则比胡“有过之无不及”,评价也是极高的。有意思的是，此书后来由主张朱、王调和的彭定求（1645-1719）作序，其中便不提及朱、王之辨，转而强调“先生一生心力，毕萃于孔、曾、思、孟之书，而禔躬之笃行、淑世之精诚，具见于此矣”,“吾党之见其书， 当如见其人者，困勉之义有待于精思力践也”. 彭定求的说法，当是从道德践履之笃实这一角度来评价陆陇其， 不过也对其《四书》学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
　　
　　《四书讲义续编》的编辑初期，正是陆陇其坚定于程朱理学并转而批判陆王心学的转折点，影响其中的关键人物则是吕留良（1629-1683,号晚村， 浙江石门人， 石门县即康熙元年以前的崇德县，后并入桐乡县）。 吕、陆二人仅有一次正式会面，此即康熙十一年（1672 年）的嘉兴之会。其实在此前一年，陆陇其的《四书讲义续编》就已经多取吕留良之说。
　　
　　陆陇其与吕留良会面所谈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尊朱辟王”并对其触动极大，他还将二人交谈的内容记录成《松阳钞存》一书。其中说：
　　
　　余于壬子五月，始会东庄于郡城旅舍，谆谆以学术人心为言。 曰：“今之人心大坏，至于此极，皆阳明之教之流毒也。”又曰：“泾阳、景逸之学，大段无不是。 然论心性，则虽甚辟阳明，而终不能脱阳明之藩篱。 ”……一时之言，皆有关系，余所深佩服者。
　　
　　当时所谈主要内容就是“尊朱辟王”,吕留良认为晚明以来“人心大坏”都是因为王学的“流毒”,还认为顾宪成（1550-1612,泾阳）与高攀龙（1562-1626,景逸）虽“辟王”然未脱“阳明藩篱”,这些都对陆陇其触动很大。 吴光酉等编的《年谱》中说：
　　
　　先生束发受书， 即知崇尚朱子为入圣之阶， 深恶讲家与作文之背注者。 至是与石门语，益信吾道不孤，心理本同，不可别立宗旨厚诬天下也。 遂辑成是录。 嘉、隆以来阳儒阴释之学，悉抉其疑似而剖其是非，遁辞知穷，而学者得不惑于邪说矣。
　　
　　陆陇其之所以结束在朱、王之间徘徊，坚信朱学之“吾道不孤”,都是因为结识吕留良。 也就是说，吕留良深刻影响了陆陇其的“尊朱辟王”学术趋向。
　　
　　关于这一点，陆陇其本人也不讳言。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十月，当陆陇其在京中获悉吕留良去世的凶讯，曾撰文祭奠。 在祭文中说：
　　
　　某不敏，四十以前，亦尝反覆程、朱之书，粗知其梗概。 继而纵观诸家之语录， 糠秕杂陈，珷玞并列，反生淆惑。 壬子癸丑，始遇先生，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 “陆陇其后来在与吕留良之子吕无党（？-1707）的书中说：”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学，有如饥渴。“他还敦促吕无党编刊吕留良之遗着：”宜辑其关系世道者汇为一书，如河津《读书录》，余干《居业录》之例。“后来吕无党并未将吕留良的着述选编为薛瑄《读书录》类似的书，然而在完成了吕留良的诗文集的刊刻之后，便刊刻了《四书讲义》。
　　
　　这也许与陆陇其的建议有关：”今刊行晚村 《四书讲义》，是无党奉先生之教而裒集以垂世者。 先生之不负良友在是，而有造后学亦在是矣。“他可能多次敦促吕无党，从而促成了《四书讲义》一书的刊行，这在陆陇其看来也是不负好友、 造就后学。 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后来流传颇广，陆陇其也受到此书”尊朱辟王“思想的极大影响。
　　
　　陆陇其《四书》学的第三阶段，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前后完成了其《四书》学的代表作《松阳讲义》。陆陇其五十六岁，任职灵寿知县的第三年，在此前后他经常为县学生员讲学，曾定每二、四、六、八日为讲书之期。
　　
　　讲稿的汇集即《松阳讲义》，康熙二十九年由其门人编次后刊行，共十二卷，包括《大学》一卷、《中庸》二卷、《论语》七卷、《孟子》二卷，这是其《四书》类着作中生前刊行的唯一一种，《四库全书》收录于”四书类二“.《松阳讲义》与《增订四书大全》、《四书讲义困勉录》不同，不是依据他人原本作的注疏补正，而是真正的讲义，且仅选取《四书》中的一百十八章，而不是《四书》的全部，”于《四书》不能遍及，盖随时劄记，非节节而为之解也“. 他自己也在序中说：
　　
　　有所触发，间疏其意示诸生，或述先儒注解，或自抒所见。 欲其即圣贤之言引而归之身心，不徒视为干禄之具，使书自书我自我。
　　
　　所谓 ”先儒注解“ 主要还是朱子的 《四书章句集注》， 并结合 《四书大全》《四书蒙引》《四书存疑》《四书浅说》等书加以辨析，指明何条为优如何为优等等。 除朱子之外引述较多的还有黄干（1152-1221,勉斋）、辅广（生卒不详，潜庵，书中称其”庆源辅氏“）、陈淳（1159-1223,北溪）、真德秀（1178-1235, 西 山 ）、 饶 鲁 （1193 -1264, 双 峰 ）、 金 履 祥（1232-1303,仁山 ）等朱子后学 ,偶然也有引述明清之际的陈龙正（1585-1645,几亭）、刁包（1603-1669,蒙吉）等人的。 而”自抒所见“则较《四书讲义困勉录》发挥更多，所以说此书是陆陇其《四书》学的精义所在。 关于此书的学术旨趣，四库馆臣说：
　　
　　惟于姚江一派，则异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词。 时黄宗羲之学盛于南， 孙奇逢之学盛于北，李颙之学盛于西，陇其皆不以为然。
　　
　　故此编于学术醇疵，再三致意。 其间融贯旧说，亦多深切着明，剖析精密。 盖朱子一生之精力尽于《四书》，陇其一生之精力尽于《章句集注》。 故此编虽得诸簿书之馀，而抒所心得以启导后生，剀切详明，有古循吏之遗意。 较聚生徒、刻语录、以博讲学之名者，其识趣固殊焉。
　　
　　他在自序之中也说：”自明中叶以来， 学术坏而风俗乖。 卑者迷溺于功利，高者沉沦于虚寂，……故尝以为今之为世道计者，必自羞乞璠、贱垄断、辟佛老、 黜阳儒阴释之学始， 而是编之中亦三致意焉。“与《四书讲义困勉录》不同，《松阳讲义》不只是不收录陆、王之类，还在其中大发议论，议论的重心便在于”尊朱辟王“,对于朱子、阳明学术之异同”不肯假借一词“,其用意就在于罢黜”阳儒阴释之学“,独尊朱子之学，故四库馆臣其说”一生之精力尽于《章句集注》“.
　　
　　《松阳讲义》引述先儒注解，其实还包括了吕留良，甚至可以说除朱子之外，吕留良的时文评选类书中的《四书》相关论说被引述最多、推崇最多。
　　
　　引述之后常有 ”破明季讲家之谬最有关系“”此段议论最足破俗儒见识“”发明此章言外之意尤尽“”说得最明“”说得尤妙“等赞语；当然也并非一味盲从，偶然也有”晚村之说似直捷“”此恐未然“”亦未是“等语。
　　
　　陆陇其《松阳讲义》对吕留良《四书讲义》的称引，钱穆先生也有关注，他曾指出：”后稼书议论，颇有蹈袭晚村。 “”蹈袭“一词下小注说：
　　
　　”稼书《松阳讲义》十二卷，其间称引晚村者不下三四十处，迹尤显也。“其实陆陇其诸如《松阳钞存》《学术辨》等着述对吕留良确实多有”蹈袭“,至于《松阳讲义》则”蹈袭“不多或称不上”蹈袭“. 然在清初的学者之中陆陇其最为推崇的必属吕留良，而吕留良的《四书》学也是他十分用力的所在。 从其称引来看，吕留良影响陆陇其的主要也是在”尊朱辟王“这点上。
　　
　　二
　　
　　陆陇其的《四书》学代表作《松阳讲义》所谓”力尊朱子 “,相当于 ”独尊朱子 “,遵信朱子之经注。
　　
　　他在讨论《大学》之《首章》时就说：
　　
　　吾辈今日学问，只是尊朱子，朱子之意即圣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圣人之意，断不可错认了。 但有一说，未有朱子《章句》、《或问》时，这章书患不明白，既有朱子《章句》、《或问》这章书不患不明白，只怕在口里说过了，不曾实在自家身心上体认， 则书自书， 我自我，何益之有？
　　
　　陆陇其强调的有两点， 第一就是必须明辨学术之正与邪，就明清之际的学者而言，必须独尊朱子，因为只有”朱子之意“方才是”圣人之意“;第二，明辨学术之后，学者就必须注意”实行“,即以朱子《章句》《或问》所讲在自己身心之上体察、认证，重要的是身体力行而不是”口里说过“. 《松阳讲义》全书最为突出的两个特点也就在于朱、 王之际辨正学术与于身、心之间讲求实行。此处则结合清初学术史来谈”尊朱辟王“.
　　
　　陆陇其认为：”不将异说扫去， 不免反被他淆惑，能辨得异说之非，则愈觉朱子之解有味，而圣学晓然在目矣。 “所谓”异说“也即”阳儒阴释之学“,主要是指中晚明兴起的阳明学。 在讨论《大学》之《首章》时陆陇其还说：
　　
　　自明季学术淆乱，各立宗旨，或以”明明德“为主，或以”止至善“为主，或主”修身“,或主”诚意“,或主”致知“,或主”格物“,或主”明明德于天下“,三纲领、八条目，几如晋、楚、齐、秦之递相雄长。 其说虽不同，总之，朱子欲分为三、为八，诸家则欲合为一，以分为支离，以合为易简，而圣人立言之旨汩没久矣。
　　
　　故今讲此书者， 只要晓得序不可乱， 功不可缺，便知一切牵合宗旨都是乱道。 三纲领，还他三件；八条目，还他八件，方是朱子之意，方是圣人之意。
　　
　　明末的学术被王阳明等人混淆而变乱， 诠释 《大学》而纷纷树立宗旨。比如王阳明于《大学》重在讲”致知“,而李材的止修学主”修身“,刘宗周的蕺山学主”诚意“,王艮的”淮南格物“则又新解了”格物“. 在陆陇其看来这些都是将《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强为之”合为一“,陆、王一系的学者”以分为支离“故反对朱子《集注》，转而”以合为易简“.
　　
　　然而各有各的”易简工夫“,纷纷然的诸多宗旨，只会使得”圣人立言之旨汩没“,因为这些宗旨牵合《大学》之文本而加以解说，”都是乱道“. 另外，陆陇其对王阳明诠释《大学》之”知“多有批评：
　　
　　阳明谓”知行合一“亦似近理，……但阳明所谓”知“,不是程朱所谓”知“,阳明所谓”知“,乃离物之”知“,而非格物久后豁然贯通之”知“.……认”识见“为”知“,执”光“为”明“矣，此则阳明所谓知，正朱子所谓”不食而自以为饱，其饱者病也“.
　　
　　习静、良知之学，以读书穷理为支离者，亦得托焉，遂谓知本是知之至，知本之外更无工夫，其弊可胜言哉！
　　
　　一是将朱子”穷理“说指为”支离“,一是将”知“说成”良知“,是心之”识见“,还有”知本之外更无工夫“, 王阳明的这两点都是陆陇其特别反对的，王学的”知“已是本体之明，而朱学的”知“还是认识本身。在他看来读《大学》只能回归程、朱，三纲领、八条目一一讲明，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意“.
　　
　　同样的，陆陇其在讲《中庸》之《首章》时也强调了回归于朱子《集注》，他说：明季以来，阳儒阴释之学兴，将性、道、教、戒慎、恐惧、已发、未发诸字都讲乱了，今须逐一扫去异说，归于正义，方见子思吃紧为人之意。 方见程子所谓其味无穷，皆实学也。
　　
　　陆陇其认为晚明讲家们讲《中庸》，将”性、道、教、戒慎、恐惧、已发、未发“之类都给讲乱了，所以就必须将其中的”异说“”逐一扫去“,然而回归于朱子所讲的”正义“,也就是子思传承于孔子的本来之义。 关于”已发“”未发“,陆陇其说：
　　
　　”未发“”已发“程朱皆分动、静二时言之。
　　
　　自阳明之学兴，谓”未发“是”发“之主宰，即”发“而有”未发“者在，不可以二时言，而以先儒添入”已“字为非。 不知此乃朱子旧说也。
　　
　　……而阳明尤自谓独得之见，亦误矣。
　　
　　如阳明论 ”致中“ 云：”今人存心止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止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必于静中无事时搜寻好货、好色、好名之根儿拔去之，使不复起。 “……此等议论亦似是，然既云未发，如何又云搜寻？ 程子曰”既思即是已发“, 搜寻岂不是已发乎？ 且不知其所谓搜寻者何所指？ 以辨别是非为搜寻耶，则属格致矣；以检点差失为搜寻耶，则属省察矣，皆非未发也。 若欲于未发时搜寻，不免坠入禅家玩弄此心之弊。
　　
　　王阳明认为”已发“”未发“不在动、静上作区分，强调”静中无事“之时做工夫，这在陆陇其看来与朱子”中和旧说“相似，而王阳明却以为是自己”独得“. 至于王阳明所说”静中无事时搜寻“是”未发“,还是如程子所说为”已发“,还需要去细细分辨，其实二人所指对象有些不同，陆陇其直接判定王阳明”未发时搜寻“故坠入禅家，还是武断了一点，如说王门后学中有此类现象则较为适合。其实陆陇其反对就是主静、求中、讲未发之类，认为近于禅宗、道家，所以多作一些分辨，来看如何诠释才合乎朱子。 至于《中庸》的本义，在他看来，是在说下学、 日用之中的吃紧为人的工夫， 也就是实行、实用之”实学“,这一看法也是贯彻其诠释《论语》《孟子》等始终的。
　　
　　三
　　
　　《松阳讲义》辨析程朱、陆王之异同，其中对王学进行批判的核心问题有三：”道问学即是尊德性“”知行合一“”无善无恶“.
　　
　　首先来看其一，由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辨，转而批判王阳明”道问学即是尊德性“的看法，陆陇其说：
　　
　　自吴草庐谓”陆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问学之意居多“, 却似两件工夫可偏用的，其误学者不浅，不知吴氏此说特欲调停朱、陆耳。 其实陆子谓”《六经》皆我注脚“,固不用道问学矣，而其教人专欲先立乎其大，多在虚静一路上走， 亦岂可谓能尊德性乎？ 朱子以讲学穷理为务，而尤以涵养本原、收拾放心为先， 尊于德性未尝缺略也。 又明季讲家多主阳明之说，谓‘道问学即是尊德性',工夫混作一件，此尤悖谬，皆不可不辨。
　　
　　此处陆陇其回顾了朱陆异同的问题， 特别反对吴澄（1249-1333,草庐）的说法，因为其所谓朱陆异同说，将”尊德性“与”道问学“分为两件工夫了，而其目的则是为了”调停“朱、陆，这些都是陆陇其所反对的。 陆九渊不讲”道问学“或”道问学“这边太轻，只求”先立乎其大“就容易导致”虚静“,也就无法真正做到”尊德性“;朱子讲”涵养本原“与”收拾放心“,正好是与”即物穷理“的”道问学“相互结合的”尊德性“工夫，也就是说只有朱子尊德性、道问学并重故无弊。至于王阳明讲”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则将”道问学“与”尊德性“混淆起来，自然问题比陆九渊更大了。 陆陇其还说：
　　
　　自明季姚江之学兴，谓”良知不由闻见而有“,由闻见而有者落在第二义中。 将圣门切实工夫一笔扫去，率天下而为虚无寂灭之学，使天下聪明之士， 尽变为不知妄作之士。 道术灭裂，风俗颓弊，其为世祸，不可胜言。 今日学者有志行道，舍”闻见择识“无下手处，须将朱子《大学·格致补传》及《或问》反复玩味，依其节目讲习、讨论，造乎知之之域，然后推而行指，庶几免于妄作也夫。
　　
　　进一步明辨王学在此问题上的弊病， 则因为王阳明”良知不由闻见而有“一语，”道问学“之中的”闻见之知“完全被否定，也就有更多的王门后学流入”虚无寂灭之学“,这确实也是王学的弊病之一。 陆陇其类似的批评还有：”自明季王阳明一派学问兴，都谓’真知之外更别无知‘,此是夫子欲扫去闻见话头，而反以朱注为支离。 此等邪说，今日学者不可染一毫在胸中。“他认为王学兴起之后，都在寻求”真知“,以为朱子《集注》之类都是”支离“,这当是部分王门后学的弊病。 陆陇其转而强调必须重视”闻见“工夫，必须按照朱子《补传》与《或问》所讲《大学》的具体”节目“进行讲习、讨论，才能避免”妄作“. 陆陇其还说：
　　
　　自姚江之学兴，借此章”良知“二字作宗旨，因借”不学“”不虑“字样，便欲扫除”学“”虑“,而孟子之旨尽晦。不知孟子所谓”良知“是指爱亲敬长之心言，阳明所谓”良知“乃指一点昭昭灵灵之心言，天渊不同。 孟子言”不学“”不虑“只是就人之本心自然发见者言，非以”学“”虑“为不好而必欲扫除之也。 此种议论真是乱道， 将程朱之书细细玩味， 自知其谬。
　　
　　王阳明重新诠释孟子的”良知“二字以及”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等，其中确实也有扫除学、虑的因素，与孟子的本来思想多有不合，这一点陆陇其说得也是比较到位的，在清初指引学者解读《四书》，明晰一下王门的 《四书》 学那些不符合孔孟与程朱，有其积极意义。
　　
　　陆陇其反对陆、王学说偏于尊德性，在某种程度上却遮隐了”尊德性“而极力主张”道问学“:
　　
　　功夫只在’道问学‘,果能尽’道问学‘功夫，则粗疏之气去得一分，至圣贤之德便近一分。
　　
　　也就是说虽然陆陇其认为朱子讲 ”尊德性而道问学“,然而还是侧重于”道问学“,或是从”道问学“入手才能逐渐”尊德性“,只有将”道问学“的工夫做尽了，才能接近圣贤德性。那么陆陇其本人如何看待”闻见“呢？ 他说：
　　
　　”闻见“二字，……《集注》皆不说明，《语类》曰：”闻，是闻前言往行；见，是见目今所为。 “今当依之。 ”多闻见而择识“,即是博学于文，好古敏求工夫。 《大学》所谓”致知在格物“,《中庸》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所谓”道问学“,皆是这工夫。 这工夫到极处，便是”一以贯之“”知天命“”耳顺“境界。
　　
　　”一贯“”忠恕“有生熟之分，”一贯“中又自有生熟之分。夫子”知天命“时，已是”一贯“了；到”从心所欲“,则又加熟。 若颜之”卓“、曾之”唯“、子贡之”非“,只是”知天命“地位。
　　
　　姚江一派讲学俱云”一贯“是初学入德事，谓必先”一贯“然后可”学识“,其说似将”一贯“作朱子所谓”存养“看，然与朱子之”存养“又不同，只是要捉住这个昭昭灵灵的精魂而已，此是狐禅，切不可从。
　　
　　陆陇其认为王学将《论语》讲”忠恕“的”一贯“诠释为”尊德性“的”起手“工夫，所谓”先一贯然后可学识“,则将《论语》”一贯“的丰富性给曲解了。 在陆陇其看来，”一贯“分别有生、熟，对于每个学者而言则有具体的情形需要处理。 而王学让学者初学即求”一贯“,则如同”捉住这个昭昭灵灵的精魂“,自然就是禅学了。 不论王学之中将”一贯“是否简化为”尊德性“,但陆陇其是将王学的工夫论也给简单化了。 陆陇其说朱子”道问学“与”尊德性“并重，然而他自己无论对朱子的解读，或是对阳明的批评，都没有把握这个”并重“.
　　
　　其二，对于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陆陇其也多有批评。 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
　　
　　人欲合知行为一， 我必分知行为二。 单提致知， 不如直说笃行为明白切实。 若以力行功夫，总以’致良知‘三字尽之，虽是透脱，恐学者先走入空寂一边。
　　
　　陆陇其认为知与行还是要区分为二， 如王阳明说”知行合一“,但后来的宗旨”致良知“却似单提”致1以“致知”为旨归，那么还不如单提“笃行”,更为“明白切实”. 陆陇其之所以反对的“知行合一”说，就是因为最后以“致良知”为旨归而容易流于空寂一边，“力行”的践履也会失去理性依据。 在《松阳讲义》中对“知”、“行”或“致知”、“力行”的关系作过多次讨论。他说：“天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人当用致知、力行工夫，以求止于这理上耳。最忌将’至善‘离却’明‘、’新‘,事理悬空看了。 ”
　　
　　也就是说“致良知”,求心之理，看似“透脱”,却容易走向“悬空”,真正的求知、行的“至善”,还是当与明明德、新民结合起来，与天下的事事物物的“定理”结合起来，知与行都应当以外在的天理、定理为依据。
　　
　　陆陇其反对“知行合一”的提法，他还说：
　　
　　或疑知、行不应画开，然论工夫则知、行并进，……论得手，则知、行有辨，有得力于知之时，有得力于行之时。
　　
　　在他看来，知与行，还是一个知先行后的关系，这是大纲， 然而就具体的工夫而言也可以不分先后而“并进”,就如“尊德性”与“道问学”合为一事，然而也可有先后之分。陆陇其还说：“盖行必本于知，知、行原不相离也。”“盖能行方是真知，知、行工夫不相离也。”
　　
　　强调了知必须由行来验证，能行才是真知， 只有在道德践履中才能不断加深对知的认识；“知”与“行”两者相辅相成，本不可分离，这些说法其实与王阳明也相近，然而强调“行”必须以“知”为本，呈现出朱学的特点。
　　
　　陆陇其对“知”有着特别的重视，他说：
　　
　　存心、致知便包得力行，盖存心不专是虚静工夫， ……存心包得力行也， 若以致知言之，知即知其所当行者，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皆致知事，则皆力行事。 《大学》之格、致、诚、正、修，《中庸》之学、问、思、辨、行，分言则二，合言只是一事，是致知亦包得力行也。
　　
　　此处所谓“知即知其所当行者”,也即所谓“真知”,也即能够“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等等，当然也就必然能够“力行”,所以说“致知亦包得力行”.陆陇其认为《大学》从“格物”“致知”到“修身”与 《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其实分开来看则分知分行，合起来则都是一件事，也就是说这些工夫都是“致知”,也都是“力行”,然还是以“致知”为其根本。 类似的说法还有：
　　
　　盖学者功夫有知、行两项，未有欲行而可不求知者， 欲行而不求知， 便是不知而作。
　　
　　……不知而作的人有二种：一种是不学的人，胸中昏暗，不知当然之理是如何，所以然之理是如何，只管卤莽去去行；一种是异学的人，自作聪明，谓当然之理只在我心，所以然之理亦只在吾心， 反以成宪为障碍， 以讲求为支离。
　　
　　陆陇其认为“行”必须先要有“知”,否则就是“不知而作”,或是“不学”的人，不懂得“当然之理”最后只是“卤莽”的妄行；或是“异学”的人，以为“当然之理”只在自己的内心，反而认为外在的规则是障碍，过于讲求则反生支离。此处所谓“异学”当是指王学，陆陇其虽然也认为知、行应当并进，但其理论却于王阳明“知行合一”有很大的不同，他最看重的还是“知”为先、“知”为本，可以说与王学几乎相反了。
　　
　　其三，针对王阳明“四句教”所说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等学说，陆陇其在《松阳讲义》之中也有所批评：
　　
　　“喜、怒、忧、惧”四者不可有，是言吾心当有主宰， 不可被四者缚住耳。 吾心之主宰者义理是也。 王阳明讲此却云：“心体上着不得一毫留滞， 就如那眼中着不得些子尘沙。 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头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充其说，是欲并义理而空之也。
　　
　　不知心为“四者”缚住，正由无义理以范围限制之耳。 若有义理为之权度，“四者” 如何缚得住？ 义理辟如眼中之神气，非“金玉屑”可比。 阳明之说与朱子“鉴空衡平”之说相类而大相反，切不可为此等似是而非之说所惑。
　　
　　王阳明及其后学多讲心体，有追求虚、寂的境界，也就是说为了求无，私念不得留，善念也不得留。
　　
　　陆陇其则完全反对此类境界的讲求， 强调必须使得心中纯纯然为天理，天理好比眼睛之中的神气，不可缺少。关于“至善”,陆陇其还说：“至若王阳明谓’至善是心之本体‘,又曰’至善只求诸心，心即理也‘,指心为善，更属乱道，不足论矣。 ”
　　
　　这当然是依照朱子学来对王阳明进行了批评。 朱子除了讲“事物当然之理”,也讲“虚灵不昧”,然而还加上了“具众理，应万事”,因此“虚灵”就不是“虚无”“虚空”. 陆陇其便说：“虚灵不昧四字离不得具众理，应万事，若非具众理，应万事，虽有知觉，叫不得虚灵。 ”
　　
　　陆陇其自己也曾解释“至善”:“至善之名本取至当之义，……盖到穷尽处，亦只是事事只当而已。 ”
　　
　　也就是说以“无”说心体，即使称之为“至善”, 也是陆陇其所反对的， 他只强调心的虚灵，还要有天理在，时时处处要做穷得理之至当的工夫。
　　
　　陆陇其还对“四句教”利根与钝根二分之说，也提出了批评。《松阳讲义》之中引了吕留良对“天泉证道”的批评，吕留良说“惟禅门有两种接机，姚江窃之”,故决非“圣道”,陆陇其认为吕留良“此条辨得最好”,然后说：
　　
　　或疑夫子书“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非两种接机乎？ 不知语上、语下，只是高卑远迩、浅深生熟之分，并不是两个道理，两个工夫。
　　
　　也有人认为《论语·雍也》当中讲到的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二分，也就相当于利根、钝根治二分，对此陆陇其批驳说，孔子所说的语上、语下只是“高卑远迩、浅深生熟”之类程度的差别，不像王阳明所说的那样，区分为两个道理、两种工夫。确实，陆陇其对于“学”依据朱子而强调循序渐进，不作高明之语，自然也反对渐悟与顿悟之区分了。
　　
　　四
　　
　　阳明学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等学说，确实解决了一些学者工夫论上过于执着“闻见之知”所产生的积弊，然而也留下了被误解而混淆“知”与“行”、“道问学”与“尊德性”,甚至“师心”“任情”从而失却了评判善恶的标准，讲求“无善无恶”的境界也会导致求内遗外、虚无寂灭的可能性。这些都是王门后学部分学者的问题， 当然不能说是整个王学的问题，更不能罪责于王阳明本人了。陆陇其以朱学的立场来批评王学，随意将王学归入佛、禅一路还是太过轻率，讲工夫论而角度有别，故而某些观点正好相反，类似“鸡同鸭讲”,争论一番虽然也有益处，但还是很难分辨出一个所以然。比较而言， 朱子学的工夫论， 关于下学上达的具体规矩、节目等论述完善、周全，相对流弊较少；而阳明学的工夫论则是突出关节点，注重个体性，然而容易引发误解，相对流弊较多。
　　
　　陆陇其虽也曾关注过《尚书》《礼记》等经典，但其用力最多无疑还是《四书》，除了自己有过三部着作之外，还曾多次为他人的《四书》学着作撰写序跋。《三鱼堂文集》之中还有《周永瞻先生四书断序》《周云虬先生四书集义序》等篇目，其中也多有阐发 “尊朱辟王” 思想的。 陆陇其为徐世沐（1632-1716,字尔澣）的《四书惜阴录》作有跋文 ,四库馆臣也说“陇其喜其能排陆、王，为之作跋”.
　　
　　陆陇其本人的《松阳讲义》等书对程朱、陆王以及虽同为朱门然解释互有异同之处的辨析， 对于理解《四书》本意，重新阐明朱子《集注》的精义所在，都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故在当时影响颇广，甚至在死后多年之后依旧有着极大的影响。 四库馆臣对 《松阳讲义》 评价极高：“故此编虽得诸簿书之馀，而抒所心得以启导后生，剀切详明。”
　　
　　“自明代迄今，讲《四书》者醇正、精实罕有能出其右，故数十年来经生家多采其说以为讲习之用， 其有功于学者非浅鲜云。”
　　
　　輲讹轮彭定求在《姚江释毁录》中说“当湖陆侍御以清德名儒，着书讲学，天下宗之”.焦袁熹在《此木轩四书说》的《序》中也说“心师陆陇其”;陈鋐《四书就正录》“多沿陆陇其”重订的《四书大全》。
　　
　　陆陇其的《四书》学被认为“醇正”,当是从朱子学的角度来看；“精实” 则是从适用于道德践履来看， 正是因为这两点既顺应了学术思潮的发展，又符合当时学者的需求，故他的着作能够有着较为久远的学术影响。
　　
　　在清初的理学家之中， 陆陇其辟异学最为坚决的，成为积极推动“由王返朱”思潮的理学家的代表，而他对《四书》的诠释对于该思潮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晚清学者唐鉴《清学案小识》将陆陇其列入传道学案卷一，认为经过他力辨“而后知阳明之学，断不能傅会于程朱”,“蒙是编，自平湖陆先生始，重传道也。 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后知阳明之学，断不能傅会于程朱。”
　　
　　正因为陆陇其的“传道”之功，对于程朱、陆王之是非加以明辨 ,再加之其后的李光地、张伯行等人的继续努力，才使得程朱之学在康熙朝确立为学术正统。
　　
　　至于程朱理学在乾隆朝又渐趋衰落， 考据学则如日中天，成为有清一代学术的代表。那么陆陇其等人如此努力去推进“由王返朱”,还有什么意义？是不是仅仅作为理学到朴学的准备？这当是另一问题，故此处不作展开。 然而，关于十七世纪的程朱学派之学术贡献， 陈荣捷先生认为不在于有助实证风尚的形成，还在于“实复苏程朱思想之真精神， 以及纵属简接， 亦有贡献于随后儒学之发展”.
　　
　　或许可以说，儒学的真精神，还是体现在为人为学都堪称楷模的陆陇其之类的理学家身上，其流风余韵从清初一直影响到清末，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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