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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对人性的影响探析

发布时间:2019-09-29

 

  学界对人性问题的研究硕果累累,但是,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没有将资本与人性进行关联起来研究。这个时代乃至于今后长时期,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在 《资本论》手稿中所言说的 “第二大社会形态”之中。与其说是人对物依赖的社会,毋宁说,是人对资本依赖的社会。资本逻辑依然像 “魔”一样地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建制,成为形而上学的抽象运作,它构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将万事万物裹挟在它之中。它也考问着人是什么?也就是追问人的本质和人的内在规定是什么,即追问人性的问题。正如大卫·休谟所言,“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着某种关系;不管看起来与人性相隔多远,每门科学都会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返回到人性之中。”

  当资本逻辑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建制,人性始终逃脱不了资本介入与规制,资本与人性关系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没有资本维度介入对人性的分析与解剖,我们永远只能停留在追问人性是善还是恶的伦理问题上,不追问资本与人性关系问题,我们永远也无法洞察到现代社会人性的真正本质。对资本与人性关系的哲学追问,为我们解密人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一方面,资本激活人性,另一方面,资本又异化人性,它们之间本质上就是二律背反。基于此,我们首先从这两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内在的勾连。

  一、资本激活人性

  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从经济哲学上看,它实现了两个重要的翻转:一是从 “信仰支配世界”到 “欲望支配世界”的翻转;二是从非经济性向经济性的翻转,它求解着资本出场的人性视域,彰显出资本对人性的激活。

  (一)从 “信仰支配世界”到 “欲望支配世界”的翻转

  “信仰支配世界”是对前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表征,驱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是信仰。我们知道,亚里斯多德 “四因说”,对中世纪产生重要影响,原因在于 “四因说”中的形式因在中世纪得到凸显,一切质料因都无足轻重,真正重要的是形式因。所有的质料因只有当它不断地去追求形式因的时候,才能实现它的定在。对上帝来说,无需证明,只需要信仰,而人的地位无足轻重,只是神学的婢女。在前现代社会中,人的欲望、私利、任性、冲动、利己被整合并融入到“信仰”之中,化为 “信仰”的 “一”.在信仰的整合、编码、排序中,它压制了人性中的欲望、利己、偏好、俗性,人生活在信仰的世界中。正如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对传统政治哲学的质疑, “因为他们着眼的是:人们应当如何生活,而非人们事实上是如何生活的。”[2]159所以说,在前现代社会中,统治阶级更多地关注 “应然”,而不是 “实然”的问题,更多地关注 “信仰”,而不是 “欲望”的问题。人的存在的本质被框定在彼岸世界,而非此岸世界,更多地受制于难于把握的命运或者机运控制,也就是说人和社会的运转更多地是靠信仰驱动的。现代性社会则是一个 “欲望支配世界”的社会。这里的 “欲望”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欲望有区别,它是经济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与利益、需要有密切关联,并关涉到生产、交换、货币、资本、财富、俗性等经济范畴,是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动力论机制。它大大激活了人的欲望、私利、需要、利己,这些作为人性的重要表征,在现代性社会被开发与激活,并把欲望翻转为利益和需要,进而通过生产和交换,在对象化中才能得到真正实现。而货币和资本作为实现人的欲望的重要表征,给人性注入了更多的自由因子。从这种维度上说,人对货币、资本的持有,也是对自由的持有,人性与自由紧密地勾连在一起。相对前现代社会来说,是人性解放的重要标尺,把人性从对神性的书写与注脚中翻转到人性对俗性的绵延与释放。

  (二)从非经济性向经济性的翻转

  在前现代社会中,非经济性表现为对经济性的最大化的偏离,在市场中更多地表现为意志、情感、习俗、无意识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无意识 (弗洛伊德语),人的行为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体现为:从本能的、肉欲出发;它是一种粗糙的,非计量,没有精算意识的行为;经济行为不是经常发生,交换限于局部,整个大市场还未出现;它没有时间和效率意识。其中,中世纪的时间观就明确指认了这一点,中世界的时间只属于上帝拥有,而商人的经商活动时常会遭到责难。法国着名的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 《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中指出,商人的赢利是 “一种对时间的借贷,而时间只属于上帝”[3]53.在一个财富有限的年代,放高利贷商人的行为被看成是一种罪恶的表现,因为高利贷商人通过时间来牟利,无论是借入还是借出抵押款,或者是进行物资的囤积与出售,在人们看来都是利用了时间的脉络---买进或卖出。所以说,在中世纪,人们对商人抱有成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商人把原本属于上帝形而上的精神时间翻转为形而下的世俗时间,并试图把感性的、对象化的、碎片式的经商、借贷、牟利、囤积等商人活动的世俗时间穿透到教会的精神时间隧道中,这显然与教会的精神背道而驰。与商人的世俗时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会的精神时间, “它只属于上帝,不可能成为牟利的对象。”[3]54-55因为教会的精神时间是 “罪过的时间和恩典的时间。是复活之前的在俗世中死亡的时间”[3]69.商人的世俗时间与教会的精神时间之间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表征着 “现实”与 “理想”、“实然”与 “应然”、“此岸世界”与 “彼岸世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人性角度上反思,它其实是求解着人性的不安分和对必然性的挣脱。人们力求用偶然性撞击必然性,以此证明人性不只是用来为上帝作脚注,它也有任性、有偏斜、有欲望。因此,人性的不安分在时刻撞击自由的进程,追求自由就是 “追求命运打击不到的领域”.这都表征和彰显出被世俗化了的人性对被神性化了的人性的一次巨大胜利,它为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翻转,开启了人类心智上的一次伟大的跨越。

  现代性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性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人性被大大激活的社会。经济性至少具有以下四种特征:一是它的始基性,也就是现代性打造的最初的动因。现代性的发育与推进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当我们深度来反思,经济性才是现代性发育与推进的最开始的动因,是它的始基;二是齐一性,主要体现为在现代性社会里,通过货币、资本把异质性的世界变成了齐一性的世界,把感性的、杂多的的存在翻转为可以用货币量化与均匀度量的存在;三是通约性,用货币来通约这个生存化的世界,从而使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四是世俗性,即经济性必然关联着货币、资本、财富等经济范畴,关联着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价值的实现,关联着货币对使用价值的度量,关联着资本运动的方向矢量,关联着财富的生产与涌动,逐利已经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一言以蔽之,世俗性即关联着人的 “欲望”.具体来说,这四种特征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来体现: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自然不再是人顶礼膜拜的对象,而 “要使自然的定在成为它自己的定在”[4]48;二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被翻转为市场,人自由进出市场,“在这一基地上,一切癖性、一切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又在 这 一 基 地 上 一 切 激 情 的 巨 浪, 汹 涌 澎湃”[4]197-198,人们交换的自由打碎了出生、门第、宗法关系,剪断了人对家族、土地依赖的脐带关系,它是人性高度弘扬的场域,人性在这里也自由地活跃并充盈着,它活跃着是因为有了对自由的秉持,它充盈着是因为避免了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 ‘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286的尴尬境地;三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正如黑格尔在抽象法中阐释人格时指出,“’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4]46.在大市场中,“自我---他人”就是一种对象性关系,自我生产的产品,只有通过交换供他人使用,自我才能走向他人,并通过他人实现自我的定在,这样的自我才是充盈的。所以说,在经济性的现代性社会,人性不是对单个人的诉说与描写,更不是对单个人的独白,它关涉着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是对经济活动的一种诉求与回应。从人性角度上来说,经济性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彰显,并回答并求解着货币、资本、财富出场的精神路径,并为它们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人性与心智上的确证。当货币出现之后,尤其是作为用来交换的货币,它度量的不仅仅是商品的价值量,更是对人性与自由的彰显;当把流动的货币翻转为资本时,人性便打上了欲望的烙印,欲望嵌入了人性之中;当财富充分涌动的年代,财富就不单单是对使用价值的技术层面的框定,更是对人性的一次彻底彰显,由“信仰动力论”到 “财富动力论”的翻转,它直接回击了关于人性是善还是恶的简单的、机械式的、伦理教条式的读写。然而,我们又必须指出,资本在激活人性的同时,又使人性异化。

  二、资本使人性异化

  那么,为何资本在激活人性的同时,又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呢?在马克思看来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体现为资本逻辑运作下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与冲动,才导致了人性的异化。资本的秉性就是不断地增殖,为了增殖,资本就必须要支配人的劳动来使得这个世界按照资本运行的模式与机理在进行着资本化运作,由此产生了资本运行的强大的客观规律来支配人和物, “简言之,资本逻辑乃是作为物化的生产关系的资本的自身运动的矛盾规律。”[6]

  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资本归属于资本家,工人拥有劳动,这两极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平衡的状态,也就是一种劳资关系的对立与冲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过去的、对象化的死劳动 (资本)对活劳动的支配与宰制,资本疯狂地对剩余劳动的占有与榨取,工人的劳动仅仅变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第二,本来作为主体的人,现在降格为客体,而作为客体的资本升级为主体,资本的主体性与人的客体性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资本获得了一种幽灵般的存在,是 “他人劳动的所有者”[7]121;第三,资本不仅是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关系,它具有支配劳动的权力,并成为市场权力的 “放大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证明人性被异化的事实。

  工人表面上的自由是以实质的不自由为前提,资本家也成为资本奴役的对象,变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结果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二种贫困的积累,一方面是工人的物质贫困的积累,另一方面是工人精神贫困的积累,它表征着资本对人性的宰制,是人性异化的生动表现。

  资本使人性异化又集中体现为:异化---物化---幻化。异化显然是对人性扭曲的一种有力的注解;而肯定意义上的物化确证了人的主体力量和作用,否定意义上的物化,特别是物化的社会关系,进一步加深了人的异化;幻化是资本导致人性异化的精神向度的深度表达,在被幻化的精神世界里,商品、货币、资本在不断地敲打着人的主观意识,使人陷入对物的迷恋与非理性崇拜,进一步延伸到对符号的崇拜与狂热。

  (一)异 化---资 本 导 致 人 性 异 化 的 初 始表达

  其实,最早对异化问题进行认知与思考,是法国哲学家卢梭。他之所以会提出异化问题,是因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现代性不断推进的年代,卢梭对英国和法国所打造的工业革命,进行了深度反思与批判,他的结论就是现代性是杀伤人性的,因为,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经济性 (世俗性)被货币、资本、财富演绎的淋漓尽致,这就把 “自然人”不断地改装成 “文明人”.他认为,肇始于英法的工业革命所打造的现代性,它为人类带上了带枷锁的自由,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8]4.他忧患的是工具理性给人类套上的枷锁,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卢梭对现代性的发声,代表了西方人对现代性的另一种思维方式。现代性之所以造成人的异化,那是因为它把自然状态的 “自然人”,通过 “历史化”的过程改变为 “文明人”,把自然的状态改变成“俗性”的状态与理性的状态,它背离了原在的人的存在 (自然状态)。卢梭对工具理性的忧患和对人性的把握确实是深刻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要读取人性,必须回到历史的自然中去把握人性,以此揭示出人性的贪欲。考察人性应该从 “历史化”的过程中来把握,在一个现代性推进的社会,企图把人性还原为人的自然秉性的做法,这注定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意。而对异化问题的阐释,马克思是最深刻的,异化问题贯穿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始终。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探索有一个历程,从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四重性的阐释,人与劳动对象、劳动结果、人的类本质、人之间的异化,来阐明人性的异化,主要立足的是人本学的角度。而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后来的 《资本论》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异化问题, “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IV-43]劳动能力的客观的漠不相干性即异己性一一已经达到如此地步,以致这些条件以资本家的人格的形式,即作为具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人格化,同工人的人格相对立”[7]100.马克思将异化劳动与资本紧密地关联起来,他着重阐释了工人的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异化。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劳动条件对工人的异化问题,仍然属于劳动与资本的异化问题。

  可见,异化问题无论是在卢梭那里还是马克思这里,在本质上都反映出来的是人性的异化,一方面,资本在不断地生产着自身,另一方面资本又不断地生产着人的异化。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明显减少使用异化概念,这并非他不关心异化问题,而是更多地使用物化概念来折射出异化问题,物化比异化更深一步,并且对资本主义社会用物与物的关系来遮蔽人与人之间的物化的社会关系的现实,进行了强有力地批判。

  (二)物化 (消极意义上的物化)---资本导致人性异化的进一步加深

  如果说异化只是资本导致人性异化的初始表达,那么,物化则是资本导致人性异化的进一步加深。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大量使用 “物化”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人卢卡奇在对马克思 《资本论》研究后认为, “物化理论”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他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指认为, “商品结构的本质已被多次强调指出过。

  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 ’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9]149然而,卢卡奇在该书中没有能够区分出 “物化”与 “异化”,他把 “物化”等同于 “异化”,因此遭到了后人的许多诟病。马克思所谓的 “物化”就是对象化,当对象化是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即肯定主体人的作用,这种 “物化”就不是异化,反之就是 “异化”,因此说,“物化”是否是异化,要具体分析,切勿以偏概全。作为资本导致人性异化进一步加深了的物化,显然是否定意义上的 “物化”:主体创造的对象反过来压制和反对主体自身。货币和资本作为物化的社会关系象征,货币本来是用来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可以通约一切,马克思对价值通约主义进行了强有力地批判,其实也就是在解答货币对人性的通兑问题, “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10]135就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论述货币或商品流通时进一步指出, “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变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 间 交 易 范 围 之 外 的 不 那 么 粗 陋 的 圣 物了。”[10]155资本对人性的酸蚀作用,远远超过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受自己双手创造的产品的支配,也就是受资本的支配,资本使得工人从事畸形分工,工人也变成畸形的人了。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具体阐释物化了的资本对人性的压制。这种物化了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处处可见,它集中体现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它们都对活劳动 (劳动者)进行控制。它们与活劳动都处于历史时空中,并且不停地做着有规律的运动,资本家关心它们,或者保存价值,或者转移价值,或者创造价值。具体说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前者表现为客观因素,后者表现为主观因素。作为主观因素的劳动者,精神的不安分时刻缠绕着他们,但是,在单向度的工具操作机面前,精神的不安分被格式化,被长长的生产流水线泯灭,工人同生产资料无异。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指认,资本家 “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10]306.资本把工人降低为生产资料,反过来生产资料统治工人, “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10]359.随着机器的全面推广,它夺去了工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工人既渴望自由,又害怕自由,自由在工人身上显现为矛盾的统一体。他们曾经 “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现在又恐惧自由。在物化了的资本强势冲击下,工人精神贫困化加剧,充斥着贫乏、失业、恐惧、生存的欲望。

  可见,在一个被物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里,资本考问的不仅仅是被世俗化的物性,更考问的是被世俗化蒸馏后的人性与精神。人被不断地物化,被锁定在物态的世界中,人就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从而导致人性中原本内在的生动性与丰富性降格为单调的、贫乏的物性,人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的一个螺丝而已,因此,人也被物所召唤了。如果说物化的社会关系是把人用僵硬的物的逻辑给框定的话,那么,幻化则是从人的心理的、精神的层面来诊断人性问题。

  (三)幻化---资本导致人性异化的精神向度的深度表达

  在批判拜物教逻辑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及到主观原始意象的精神幻化问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被物化了的社会存在,商品、货币、资本、财富都是重要的表征对象。这些表征对象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魔力,就在于它们不断地被货币、资本、符号进来抽象化之后,一方面,商品使用价值的属性被弱化,另一方面,商品背后的社会关系属性被强化,这种社会关系俨然已经成为社会存在并不断地敲打和侵扰着到人的主观意识和精神世界中,从而导致人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和评价都发生巨大转变。在商品、货币和资本的世界里,通过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抽象、货币对交换价值的抽象,商品的地位摇身一变, “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10]88对这种拜物教意识的幻化逻辑的认识论根源,康德曾这样描述:幻象其实只是一种错觉,被误看作对象的东西虽然是虚假的,但它却仍然存在着,来自于自我意识的主体产生的精神幻化, “经常导致他相信在自身之外看见和感到了仅仅在他头脑中的东西。”[11]53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严厉批判了拜物教的精神幻化问题,货币 “把那些愿望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改变成和转化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的存在。”[5]246货币就是具有这样的神奇与威力,它可以使丑陋变成尊贵,使黑白颠倒,使冰炭变成胶漆,使分离剂变成粘合剂,使邪恶变成伪善。人性中本真的东西,被货币过滤成欺诈的、颠倒的存在。所以说,商品拜物教就是把物与物的关系误以为是真实的关系,而产生了对商品的幻象,这种精神幻象不断地强化着人们去追逐商品、购买商品和消费商品,主体却不自主地跟随它,并且难以摆脱;货币拜物教就是因为货币通兑一切商品的能力而产生了对货币的幻觉;资本拜物教就是把资本增殖能力误以为是物 (资本)本身的能力,于是产生对资本的幻觉并对其追逐与崇拜,而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因此被遮蔽与扭曲。当 商 品 变 成 “可 感 觉 而 又 超 感 觉 的物”88后,货币就变成交换价值的蒸馏器,于是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就出来兴妖作怪了,人性在商品---货币---资本的历史通道中演绎出不同的异化样态与形式。通过对资本与人性关系的哲学追问,我们不难得出,二者之间就是二律背反:资本激活人性与异化人性,任何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的做法,都是以偏概全。

  三、资本的在场性与人性的在场性

  资本与人性之间的二律背反,它又对我们提出如下问题:在一个现代性不断推进的社会,如何把握资本的在场性与人性进化过程中的矛盾与张力?对此问题解答,首先只有考察人性的内部矛盾,才能深刻地把握。

  (一)人的单独化 (孤立化)

  与社会化之间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人性通过其内在的矛盾展现,康德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人的 “非社会性的社会性”[12]6问题 的解剖。在康德看来,一方面,人具有非社会性的一面,也即 “单独化(孤立化)”的一面,人具有保持自我的独立性的倾向,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 “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5]54,而人的单独化 (非社会性)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人的虚荣心、占有欲、权利欲望等多个方面,这些都反映出人具有私欲与欲望的禀性,人总是力求按照自我的意图来不断地放大自己的私欲,这就必然会侵犯到他人的利益,遇到他人的阻力,发生与他人的对抗,在这种对抗性的较量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克服自身的不足,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正如康德指出, “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 史 则 是 由 恶 而 开 始 的, 因 为 它 是 人 的 创作。”[12]70-71在康德看来,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 “恶”是历史哲学的 “恶”,其实就是指人的私欲、欲望,由于人在现实生活对自由的追求,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挫折与挫败,而人类又具有追求自我完善性的禀性,也正是因为产生了挫折与挫败,从而使得人类不断地去修正与克服这些挫折与挫败,这才能真正启动新一轮的自由,也就是康德所说 “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的真正内涵和意蕴。这深刻说明了康德对自由与 “恶”之间关系的理解,不是从一种肯定主义的美学,而是从一种否定主义的美学角度来把握。另一方面,人又具有社会性的一面,也即人具有进入社会的倾向,换言之,人都有告别自然人走向社会人的倾向,因为, “由人性的社会化倾向所构成的人类共有理念是人性摆脱自身的肉体性、狭隘性、孤独性和偏激性极好的工具。”[13]5-10人的非社会性使得人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维护自己的私利,这必然会和他人发生矛盾,而且在冲突的过程中,人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孤立化的人,更是社会化的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是相互依赖的。正如黑格尔指出, “通过辩证的运动,主观的利己主义借助普遍转化为特殊的中介,因此,每个人在为自己获取、生产和享受时,实际上是在为任何其他人的享受而获取和生产。造成这种精神的强制根源于每个人对全体的复杂的相互依赖”[14]32.

  由此,人从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通过这种转变,人的价值和意义得以提升,推动人的自然禀赋的不断地发展,从而真正显示出人的定在。可见,人的非社会性与社会性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贯通的,也正是由于人的非社会性和社会性的存在,才深刻凸显人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其实,人性的这种内在矛盾,进一步彰显了资本的在场性。随着资本的到来,资本不断地打破原子式的个人,进一步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个人必须融入到社会当中,去获取商品、货币、资本、财富来满足和发展自身。结果必然造成资本对人性的激活与异化的客观事实。

  (二)资本的在场性与人性进化过程中的在场性

  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社会由原来的从上到下的立体式的科层制向多向度的水平式翻转,这是一个理性启蒙、教条破除、公理批判、理论建构、人性弘扬的社会,更是一个资本流转、资本激活、资本导控、资本批判的社会。资本的在场性表述和彰显着资本逻辑的理性,它证明短期内力图扬弃这种逻辑的荒谬性,表征着人类跨越这一阶段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资本一定要经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历程,这不但是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哲学的问题:一方面,把资本放入 “历史化”的通道中,我们才能读懂资本与人性的关系,被 “历史化”浸透着的人性,其内在本质和规定性不是一尘不变的,而是不断地被商品、货币、资本、财富、金融冲刷着基底;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哲学对资本的介入与理性的抽象,我们才解答清楚资本对人性进行着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形塑。资本的在场性同时印证着人的不安分与追求自身完善性的禀性,当人类不断地开发与使用新的工具理性并享受它带给人类的便捷时,我们又常常陷入工具理性制造的幻象中而痛苦不堪。其实,资本的在场性表达着人性的在场性,资本作为人所抛出的理性工具与游戏规则,它既解放人性,又压抑人性。资本与人性之间的二律背反,它既为人类带来喜悦,也为人类带来困苦,既为人类带来机遇,也为人类带来挑战。从货币化的生存世界向金融化的生存世界转换与流变中,资本只有接受精神与人性的批判,才能彰显人类进步的意义与伟大;人性只有接受资本的考验与冲刷,才能表征人类生存化世界的价值。

  四、结语

  通过对资本与人性关系的哲学追问,从信仰动力论到欲望动力论的翻转,既指向资本,又指向人性;从非经济性向经济性的翻转,考察世俗时间与精神时间的异质性,彰显了人性有了经济的介入,变得充盈而有韧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又异化---物化---幻化着人性,同时更加证明资本与人性之间的二律背反,人的孤立化与社会化之间的内在矛盾与张力,解答与确证了资本的在场性与人性进化过程中的矛盾与张力,力求为人性作出单极化解释或终极性论证,注定都是徒劳无益的。资本金融化在21世纪的强势发展,使整个世界已被深度金融化,人更多地被锁定在资本金融之中。从人性角度上来反思,资本金融是人类追求自由的显现,在金融的世界里,意识有多远,财富就可能走多远。在这样一个资本金融突飞猛进的年代,一方面,我们享受着资本金融带给我们生活的多种便捷,另一方面,它也带给我们更多的“孤独性”[15]255、流变性、异质性、“自反性”[16]46,使得人们常常处在紧张与焦灼之中。在互联网终端,我们每天面临着庞大的数据,数据的流变常常牵引着精神的走向,而人的真实生活往往被数据幻象裹挟着。这背后其实是资本在作祟,同时也是对人性的一场考问。

  当前,我们要研究人性问题,必须关联资本与金融,这既是经济生活的凸显点,又是人性被诠释与注解的关节点,资本金融化与人性的关系,期待人们更好地去破解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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