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When human thoughts developed from the early civilization form to the Axis Age civilization form, rationalthinking came into being, namely, philosophy in the West, Darsana in India, and Taoism in China. These three great culturesevolved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aths before the human worlds unified their world histor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modern world dominated by the West, Darsana and Taoism have become part of the unified western philosophy. There ar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 major disadvantage is that the core contents of both Darsana and Taoism are concealed. There-fore, the re-demonstration of the original contents and meanings of Darsana and Taoism i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ration-al thought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word：rational thought; philosophy; Darsana; Taoism;

　　一、哲学:命名的困惑

　　什么是哲学?

　　初一看来似甚为清楚:全世界大学里都在教哲学课,都有哲学教科书,书的第一章都有关于哲学是什么的明确定义。且以当前西方出现的哲学着作(1)为例,无非是分为两大类,一是把哲学分成各个分支,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心灵哲学、艺术哲学(美学)……二是以各分支学科的核心观念作为主题:存在、真、善、正义、上帝、身心、美……各非西方文化在西方哲学的影响和互动中,呈现为大致相同的哲学形态,如中国,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哲学下分八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科学哲学、美学。如印度,布森(Nalini Bhushan)和盖菲德(Jay L.Garfield)编的《用英语写作的印度哲学》(Indian Philosophy in English:From Renaissance to Independence,2011)除了古代的吠檀多哲学外,就有形而上学、认识论、美学。而比里特(Roy W Berrett)编的印度哲学系列包括五本专着:认识论、逻辑及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宗教哲学、价值论(2000)。从名称和内容来看,哲学在世界各文化国已经呈现为具有共同性的观念和结构。

　　深而究之却陷入困惑:上面呈现的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学科和世界普遍性的哲学,是由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而形成的。在这一进程中,原本分散的世界成为一个统一整体,西方文化成为这个统一世界的主流文化。西方哲学成为世界理性思想的普遍名称。但哲学在统一的世界史之前两千年就产生了,不仅哲学产生于古代希腊,与哲学相似的思想,也产生于古代的印度和中国。所谓相似,乃从“同”去看,若就“异”而言,并不相同。其一,从名上就不同,哲学这一现代汉语,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汉字文化圈的东亚,中日学人在现代挑战的激励和未来大同的展望中,意译英语philosophy而形成。Philosophy(哲学)源于两千年前的希腊语Φιλοσοφíα。此词由两个部分Φιλìα(philo-爱)和σοφíα(sophy-智慧)组成,爱意味着有一个实体对象使之能爱,对象之值得爱在其有不受时间流变影响的永恒的本质。因此在哲学(爱智慧)一词的含义已经内蕴了西方哲学的特质:用一种智慧使所观察的对象-事物-世界(object-thing-world)实体化-本质化-永恒化(substantiation),从而使对象-事物-世界的实体性-本质性-永恒性(substance)呈现出来。然而,在印度和中国,与西方哲学相等之学,其名称却不是来自希腊智慧把对象-事物-世界实体化和本质化的“爱”。在印度,突出的印度智慧型之Dar s'anas(见)。在世界现代进程以来中西印的互动中,学界普遍承认,梵文的Dars'anas乃西文philosophy的对应词(2)。Dars'ana(见)由词根ds'(看)而形成,英语维基百科讲,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视觉所看之物的现象之景(vision);二是要从现象之实景见出其内有本质之真景(英文用具有幽灵词义的apparition,虽然带有西人对印度之梵的错解,但突出的是景中的玄意),特别是神圣之物之人。而印人的世界是一个突出时间之流对万物变化生灭产生影响的世界,欲得世界的本质,重在看出对象-事物-世界在时间之流的ks·an·a(“刹那”)(1)中生灭。从现象之实景到本质的真景的印度特质,乃达到洞悉时间之流内在于对象-事物-世界之中并产生着影响的刹见(glimpse)。(2)“见”不从见者讲,而从被见讲,又是所见之物的“见”(作“现”义讲)。“见”从真谛之呈现(见)和真谛被见者见到的结合来讲,形成了具有“正见”的“见地”,进而成为“思想体系”[1]。等于西方的哲“学”。但印度型的智慧之以Dars'ana(见地)这一梵语代表,强调的是其正见(Dars'anasDars'anas)内蕴着“刹见”于其中。把印度型的“见地”作为思想体现来把握,并在与西方和中国的并置,姑以中文“见说”(Dars'anas)表之。在中国,汉语中与西语philosophy最能对应,盖为“道论”(3)。如果说,西哲所“爱”的智慧,是那把世界万物精约为空间上的不变对象,客观化为永恒的“存在”(Being),突现为一种外在的追求。印度所“见”的真谛,是那把世界万物放在时间之流的变幻中,于māyā(幻)中见Brahman(梵)悟s'ūnyatā(空)的“正见”。而这识“梵”悟“空”的“见地”,只有在主体之“正见”中,方能悟出。而能悟者,是一个超越个体之见的主体。因此,在佛教,这主体就是Buddha(觉悟者)。在耆那教,就是获得最高位即解脱位的Jina(耆那,即征服生命欲望的解脱者)。在印度教,就是一个宇宙大全型与“梵”等同的āman(我)。从而“见”,从个人之“正见”到正见的“体系化”,体现为一种内在的修持和修行理论。中国之“道”,则重在“行”,人在世界中的对“道”的实行、履行或践行。道,甲骨文为、(严一萍《释》)[2],为(人)在(道路)中行走。金文为(貉子)、(散盘),为象征人的人头(首)或加上脚(止)在(道路)中行走。这人初为天神行于天道,后为人王行于朝廷的仪式的规定路线。道既是空间性的道路,又是人在道中进行时间性的行走。“行”把空间展开的道和时间运行之道结合了起来,把主体之人和客观之道结合了起来。“道”之为中国哲学的代表,在于强调实践性的道中之“行”。《说文》释“礼”曰:“礼,履也”,彰显的是在实行(用礼鞋代表身着礼服在行礼)中体会礼之道,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强调在人的实行中,道才显出规律的光亮。

　　以上对西方之philosophy(哲学),印度的Darsana(见说),中国的“道论”的简述,已经透出了中西印思想的稍些类型差异。如:在人生的目的上,西方以客观世界之追求为主(如何认识,进而征服或曰改造世界成为首要问题),印度以主体梵性-佛性的修持为主(怎样获得与梵同一或与佛同一亦即与空同性的心灵境界成为主要问题),中国主客俱容(改变世界之外王和德性修为的内圣同样重要)。在世界的确定性上,西方突出空间在世界确定性中的作用(西人的本质追求由之而生),印度彰显时间在世界确定性中的功能(印人的由幻而悟空的主题由之而出),中国时空兼顾(由之而有现象的确实性和本体的虚灵性的合一)。西方重对象-事物-世界之实体性(现代科学由之而产生),印度重虚体(形上境界由之而深邃),中国虚实兼重(内圣外王理想而之呈出)。在现象与本质上,西方和印度皆重本质而轻现象,但西方的本质是实体性,印度的本质是虚体性的,中国强调现象与本质同一的体用不二。在思维方式上,西方是区分-定义型的(即面对事物和世界,通过区分本质和非本质而进行定义),印度是悟空识幻型的(即面对事物和世界,通过本性之空而认识现象之幻,在幻的基础上展开对物的具体认知),中国是虚实关联型的(即通过具体事物之实而体实中之虚,进行体物之虚与宇宙之虚的关联)。在语言上,西方通过识具体物之是(to be)而达到物的本质(being)和世界的本质(Being),形成区分-定义型语汇。印度通过本质之是(as)和现象之是(bhū)的区分,而形成空幻型语汇。中国对天地之道和万物之道,既要体现其确定的一面,又要体现其流变的一面,形成了中国虚实关联型的“者…也”语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中西印的智慧之学有不同的名称,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三种不同名称之学-说-论,都不再用神话的方式来思考世界万物,而用理性的方式来思考世界万物。这里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在人类思想的演进中,西人用哲学来命名的思想,从世界思想史的演进看,具有某一时代的类型共性(目前这一共性由哲学来命名,似乎已成共识);二是这类型共性中,又具有文化的类型差异(目前这一差异以三大文化思想的不同命名中透出)。由此,关于自世界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已经成势而并非完全稳妥的所谓有“哲学”这一思想类型,盖可从两方面进行细研:一是从人类思想史的演进予以一个基本性质的定位;二是从中西印在这一思想类型中的不同命名,进入到同中之异,对这一思想的不同类型进行定位。

　　二、从人类思想的演进看“哲学”的命名

　　由今天回望过去,人类的思想经历了五个大的阶段,形成了五大基本类型。

　　第一阶段,原始时代的图腾-玛那型灵体思想。从200多万年前石器制造开始的人类观念的萌生,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原始仪式的出现,以及围绕着原始仪式而产生的岩画、雕塑、人体文身,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木器、玉器制造,人类的观念的基本内容,即人将人之外的动物、植物、山岳、河海、气象,看成比人更伟大的灵体(spirit-mana-灵),而且看成人类的血缘祖先(totem-图腾),形成原始类型。各地的原始文化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这一人与万物一体的思想类型,不妨把美洲原始文化中的totem(图腾)和美拉尼西亚原始文化中的mana(玛那),构成原始思想的基本结构。图腾与玛那两词一体但突出的重点不同,图腾重在外在形象,这种形象以非人形象为主(如动物之鹰和植物之树),以突出人通过与人之外的又高于人的灵体结成血缘一体。玛那强调内在灵体,由此人与宇宙中各种非人因素有了互换互渗的根据。图腾与玛那互为表里,原始时代的观念体系以之为核心建立起来。图腾突出了形象的怪异性以及各文化中不同怪异形象的共有原则,玛那彰显原始灵体的虚灵性和变易性,且是原始宇宙的统一性的最高灵体。由此可用图腾-玛那为原始思想类型的普遍性名称。图腾-玛那思想,以万物一体(主要由“图腾”一词体现出来)和变易不居(主要由“玛那”一词透露出来)的灵体为主要特色,这一阶段的思想可以命名为灵学思想(spirit-ology)。虽然以后人类思想不断升级,但凡还停留在灵学思想阶段的族群,都属此一思想类型。

　　第二阶段,早期文明以神庙为中心的神灵型思想。自6000年前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开始,印度的哈拉帕,中国的夏商周,美洲的奥尔梅特,以及后来非洲的约鲁巴,出现了早期文明。城市-神庙-青铜-文字,为早期文明的基本因子。这一时期,原始社会的灵体演进为常驻神庙中的神,神不仅体现在农耕文化的空间固定的神庙中,也表现于游牧文化的四处移动神帐中。这一思想有三大基型,首先是两类,一是印欧民族的虽可变化,但以实体性为主的deity(神),二是华夏民族的前身由实体之“神”和虚体之“灵”(1),形成虚实合一型之“神灵”,然后,印欧之神在进入欧洲的族群中,与埃及两河流域之神相结合,不断朝实体化方向演进,在进入印度的族群中,与当地的瑜珈型神结合,在《犁俱吠陀》里,开始向虚体之“幻”方面的演进。这样,以欧洲、中国、印度之神灵为代表,构成了早期文明的三种基型,且统一用deity(神灵)作为普遍性名称。在神灵一词中,神是在图腾基础上的提升,灵是在玛那基础上的提升。神灵与原始时代之图腾-玛那相比,一是具有相对固定形象,二是主要以人形为主。三是有相对固定的精美建筑(固定的神庙或流动的神帐),四是关于神的故事成为思想的核心,同样重要的是,神庙之神与族群之王构成了一种亲缘性的结构关系。王以神话形式和行仪式于神庙或神帐中,构成以神为核心的思想,铸就了世界的统一性。这一阶段的思想可以命名为神灵型思想(deiti-ology)。虽然以后人类思想不断升级,但凡还停留在神灵思想阶段的族群,都属于这一思想。

　　第三阶段,轴心时代的哲学型思想。自公元前800—前200年,在中国、印度、地中海三地区同时出现了摆脱神学思想,而从理性去思考世界的思维方式,在地中海,是由希腊哲学、希伯来先知、波斯帝国的琐罗亚斯德教共铸的理性思想,三大思想在互动和融合中形成了西方以“哲学”命名的理性思想。哲学虽然与宗教有关联但主要以区别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一特点对以后时期的理性思想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印度,是以奥义书、佛教、耆那教思想形成的理性思想。以奥义书为基础的印度教思想,以“见说”(Dars'anas)为名,佛教思想以Buddha(觉悟学)为名,耆那教以moks·a(解脱论)为名。由于印度教在印度具有主流地位,且三教之名在核心内容上相通,因此,“见说”可用为印度理性思想的总名。在中国,是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形成了理性思想。先秦诸子各有自己的核心概念,道家之道,儒家之仁,墨家之义,法家之法,阴阳家之术,但都承认天道为核心的天地人之道的根本性,因此,道论可为中国理性思想的总名。与西方理性把哲学与宗教区分开来不同,印度和中国都把宗教思想和理性思想统一起来。只是在宗教与理性的统一中,印度的宗教特点更突出,中国的理性特点更彰显。但无论三大文化的理性思想有怎样的不同,又具有轴心时期共同特点,就是不以图腾-玛那为图像和内质,也不以神-灵为形象和本体,而从人的理性出发,去思考世界万物,这时,虽然仍要承认灵和神的存在,但灵和神都被纳入到理性的框架之中。当此之时及现代化时期来到之前,地中海、印度、中国,基本上互不相交。进入现代化时期以后,西方思想成为世界的统治思想,西方哲学家把三大地区本有极大差别的理性思想关联起来进行整体思考,用来自西方的“哲学”一词予以命名。这一命名,虽然弊端不少,既掩盖了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的特点,又给人类后来的思想演进设置了巨大阻碍。但也有不宜否定的长处,尤其是在把轴心时代以后的理性思想,与原始时代的图腾-玛那思想和早期文明的神-灵思想区别开来。

　　第四阶段,现代化时代的科学型思想。自15—17世纪,现代社会在西方兴起,其独特性就是实验科学的出现。在实验科学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具有形上意味的思想即科学型思想。西方哲学型思想的特质,在欧几里得几何和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前进,必然产生西方科学。西方科学一旦产生,一方面带动和引领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哲学型思想进行科学气质的提升,在培根、笛卡尔、康德的思想中最为鲜明地彰显出来。同时,还让西方的哲学型思想不断地进入困境。这从休谟、贝克莱、怀特海、柏格森、尼采的思想中突显出来。现代化时代把之前分散的世界变成当今统一的世界。在统一的世界中,一方面,西方作为主流文化,影响了整体世界文化的进程,主要体现在各非西方文化,纷纷学习西方,以西方的文化体系和学术体系为基本框架,与本土文结合起来,形成了各非西方文化中带有强烈西方面貌的现代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在影响非西方各文化的同时又受到非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主要从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时代的演进中体现出来。西方现代文化分为两段,15—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早期现代(中文译为近代),这时的西方认为,西方文化是文明的、科学的、理性的、高级的,非西方文化是野蛮的、愚昧的、非理性的,低级的。虽然中国和印度比起其他非西方文化来讲,在思想程度上要高一些,但仍被认为还只停留在“思想”阶段,而未进入到“哲学”水平。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为现代晚期(中译为现代)(1),此段的思想类型,以存在主义的存在和存在者,精神分析的意识与无意识,结构主义的语言和言语,作为一种共同的结构,体现出来。这时西方文化认为,每一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具有与西方一样高的理性思想,这时,哲学之名被授予了中国和印度。由此观之,西方、印度、中国思想的话语体系,在现象层面以存在者、意识、言语等表层的方式体现为不同的形态,但在本质层面,即在存在、无意识、语言的深层结构上,又都有共同的深度和共同的性质。世界思想的整体,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是西方中心论的,在现代化的晚期阶段,是多元互动的。从早期到晚期的演进,就西方思想而言,既是其强项一面得到极大突显的时期,同时又是其弱项一面遭致极大暴露的时期,就非西方思想,特别是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而言,是其弱项的一面得到极大敞开的时期,也是其强项的一面获得逐渐理解的时期。

　　第五阶段,后现代-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型思想兴起。20世纪60年代至今,就西方而言,是从现代晚期思想转演为后现代思想。就全球而言,则是多元文化互动的全球思想整体的真正重建时代。后现代思想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福柯、阿多诺、伽达默尔、齐泽克为代表。如果说现代思想认为,西方、中国、印度思想各有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这一本质由西方思想更容易体会出来。因此虽然中国和印度的思想在思想等级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西方思想的优先仍被得到肯定。后现代思想则认为,各种不同思想的后面,没有一个本质。这样各种思想在本体论上处于同一个水上,从而有利于各种非西方思想的提升和其被遮蔽的特点的揭示。以此为基础,西方的后现代思想是有利于全球各文化多元思想互动的思想类型。在西方后现代思想的带动下,全球思想进入到了在新的多元互动基础上的整体重建的时代。这时,西方思想要在后现代思想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各非西方文化的思想,同时,各非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也要在多元文化互动的基础上,重新思考自己的古代思想特性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历程,面对新时代,在多元思想的互动中,去重建自身的现代思想和重建世界的整体思想。

　　通以人类思想五大阶段的演进和特色,可以初步感到,雅斯贝在现代思想时期用西方型的“哲学”来命名西方、印度、中国思想的共同点,从历史描述来讲,有所不妥,遮蔽了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的特点。从当前的思想状况来讲,有所不利,在后现代-全球化的多元思想互动中重建世界思想整体,用西方型的“哲学”来思考世界的各类思想,不利于突出本可对西方的弱项方面进行修正的中国和印度思想的特点,不利于世界思想的整体重建中尽快进入中西印互补的正道。今天已经看得比较清楚。西方思想引领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在获取巨大的辉煌和就成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偏差和危害。西方思想之所以启动现代化,在于只有西方思想可以产生科学型哲学,而中国和印度思想之所以没有也永远不会产生科学,正是在于中国和印度思想在产生之时起,就避免着西方型科学所一定会带来的偏差和危害的一面(当然在获得这一“避免”的好处的同时,也不能得到西方型科学所带来的辉煌和成就)。因此,中国和印度思想在现代之前阻止自身产生科学的特性,又正好在由科学带来的巨大偏差和危害之时,对之从思想的角度进行根本的修正。科学本身是注意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的,西方哲学自现代化时代以来,也不断地在用严格逻辑和严酷现实去修正自己的思想,这也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到后现代一步步演进和升级的巨大动因。然而西方哲学的基础本身,又阻碍着西方哲学完成自己的转型,尽管怀特海、杜威、荣格、拉康、后期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阿多若、德里达、德勒兹等着名现代和后现代哲学家,已经与中国和印度思想有很大的趋同和契合,而正是西方思想的固有基础和基本框架,使之前行困难重重。赫大维和安乐哲写有《通过孔子而思》(1987),引而申之,如何从中国和印度思想本身来看中国和印度思想,做到通过老子和孔子而思,通过奥义书和佛陀而思,将之与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思进行互补,是重建世界哲学整体的正确方向。而要真正进入通过老子、孔子、奥义书、佛陀而思,防止带着强烈西方思想色彩“哲学”之名,一开始就把路引偏,甚为重要。

　　三、从中西印思想内容以及在世界现代性进程中的演进

　　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西方哲人把中国和印度在轴心时代产生的理性思想也称为哲学,前面讲了,其实,中国的理性思想应称为“道”论,印度的理性思想应名为Darsanas(“见”说)。关于中国的道论和印度见说与西方哲学在内容上的根本不同,笔者在《哲学:中国、西方与印度在同名下的思想遮蔽》[3]有了详细的论述,这里只指其要点。

　　西方作为爱智慧的哲学(Φιλοσοφíα),主要有三点内容:第一,秩序宇宙。古希腊文的κóσμοs(kosmos/宇宙),主要含义是与混沌(chaos)相反的秩序(order),这是西方哲学明晰性和逻辑的基础。第二,物质构成。在秩序的宇宙里,宇宙的基础是物质性的τομον(atom/原子)。原子是最后最小的不可分的物质实体。形成了西方宇宙的基本结构:原子和虚空。认识的对象是原子而非虚空,形成了西方智慧实体性的认识方式。第三,实有本质。宇宙间的万物都由原子构成,都是实体的,都是可以认识的,可以用定义去予以肯定的。因此形成了西方哲学关于事物本质由肯定之εiμi(to be/是)而来的三个词汇,个体事物的本质:oυσia(substance/实体),εiμi(to be/是)的阴性分词表示。一类事物的本质:ιδεa(idea/form/理式),其词性也与εiμi(to be/是)紧密相关[4][5]。宇宙万物的整体本质:oυ·(being/是/有/在),其词乃εiμi(to be/是)中性分词。对于西方智慧来讲,面对世界,不论是个别之物,一类事物,还是宇宙万物,都是用“是”的方式去得到肯定性认识,用以“是”的方式给出一个本质性的定义。正是这三点,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内容,整个西方哲学体系,都是在这三个基础上展开的。

　　印度的见说,与之对照,也有三点基本内容。第一,空幻宇宙。与西人哲学把宇宙的根本看成实体性物质原子相反,印度把宇宙的根本看成是S'ūnyatā(空)。万物不是从有的物质中产生出来,而是从虚空中产生出来,如果说,在早期文明的神话阶段,万物是从神中产生,又复归于神,那么,当印度文化从早期文明的神论演进升级到理性思想的见说,神一方面演化为印度教的Brahman(梵),另方面演化为佛教的S'ūnyatā(空),在本质上梵与空相同,因此,整个印人的根本都是空。万物有生就有死,从生到死一直进行着生、长、衰、灭的过程,一是物在时间中演进的每一点回望过去,过去都为māyā(幻),二是从有生有长终归死来看,生即为māyā(幻),总而言之,物之生灭和人之生死,终归是幻。宇宙万物,都是从空而来,回归空去,过程的每一刻皆为幻。万物无不处在幻化与幻归之中。印度的宇宙乃一S'ūnyamāyā(空幻)宇宙。第二,梵即是我。西方哲学在演进中把世界客观化为物质,把精神客观化为理念,无论是物质还是理念,理念在本质上等同于逻辑、法则、规律、原理。都在人之外和在人之上。印度见说在从神学思想到理性思想的升级中,产生了客观性的brahman(梵)和主体性的Atman(我),但一再强调梵即是我,我即是梵。这意味着宇宙是主体化的。这引向印度见论的第三点,内在moks·a(解脱)。解脱要点不是外在世界而在人的心灵(1)。如果说西方哲学的主旨,在于认识外在世界的规律而征服自然以解放自己,那么印度见说的核心,在于战胜内心世界,摆脱人心avidya(无明)状态。以上三点,空幻宇宙、我即是梵、内在解脱,构成了印人智慧的特质。这一特质最大特点是对俗心的驯服而让梵性高扬。正因为印度思想的这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印人将自己的理性智慧不称为“哲学”而名为“见说”(DarS'ana)。见者,明心见性解脱入梵之谓也。

　　中国的道论在内容上也可归为三点。第一,天地一体。中国的宇宙,最初用的是“天地”(2)[6]一词。天包括天上的一切,从日月星辰到风云雷雨。地包括一上的一切,从山河田土到动植鱼虫。宇宙万物皆由天地互动而产生。天地一体更主要的体现为气的统一中。气化流行,产生天地万物,天干地支构成万物在其中运转的时空结构。天地一体,具体来讲,就现象和本质的统一整体。天和地既是现象的,又是本质的,现象和本质都包括在里面。中国的天地一体,是不同于印度也不同于西方的浑然整体。第二,虚实相生。天地一体,不但体现为天为阳、地为阴的阴阳相成,也体现为天为虚、地为实的相生。中国的宇宙是由虚和实两部分构成的,天上日月星辰之实与周围天空之虚形成整体,地上的山河动植之实与空间大气之虚构成整体,整个宇宙的万物与其生灭于其中的空间形成整体。关键在于,万物生灭的空间是万物产生之源,又是万物灭归后之所。这空不是西方式的纯粹之空,而乃生生之气。气把有与无、虚与实内在地关联起来。中国的宇宙是气的宇宙,气凝聚而成具体事物,物亡又复归于宇宙之气。气为虚,物为实,中国的宇宙是一个虚实相生的宇宙,宇宙中的万物同样是由虚和实两部分构成。《老子》(第十一章)讲的,车轮、器皿、房屋,都是由虚实两部分组成的(3)。为什么要把车轮、器皿、房屋中间的空算成其本质构成的必要部分呢,因为其空中的气与宇宙之气关联在一起,决定了它们作为此事物的性质。由于中国的宇宙和事物是虚实一体的。因此,对事物和宇宙的认识,不但要注重实的部分,还要注重虚的部分。对事物的认识,是对其形和气两部分的认识,对人的认识是对形和神两部分的认识。西方思想把实和虚严格地区分开来,重实而轻虚,形成了实体宇宙的特色,印度思想把宇宙定性为幻,梵和佛定性为空,形成了空性宇宙的特色。中国思想的虚实兼顾,而形成一个虚实相生的宇宙。如果说,印度的宇宙是幻生(māyā)而来的空幻宇宙,西方的宇宙是实生(matter)而来实体宇宙,那么中国的宇宙是化生而来虚实相生的宇宙。第三,内圣外王。中国的宇宙和事物都是由虚实两个部分组成的。内圣即心灵体悟到宇宙之本质之虚。即按照虚实相生的宇宙中的虚的规律,达到(庄子型的)“以天合天”或(孟子型的)“尽心知天”。外王即积极地管理世界,王字的起源,与原始仪式的祭火、军事酋长的斧钺、与原始巫师的冠帽、服饰中的玉饰等,都有关系[7]。而这些都服务于作为最高领导的地位。因此,对王的界定,《广韵》曰:“大也,君也,天下所法。”《正韵》曰:“主也,天下归往谓之王。”在中国虚实相生的宇宙中,外为实而内为虚。外王,是对天上实的部分进行有秩序的管理,让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处于按宇宙规律运行的良好秩序之中。

　　世界进入现代化进程,西方文化作为世界的主流文化,西方的philosophy(哲学)也扩展到世界,成了世界思想的主流。对这一世界思想进程,印度和中国在与西方的互动中有不同的回应。笔者的《哲学:中国、西方与印度在同名下的思想遮蔽》也作了较为详细的呈现。这里简而言之,印度的回应是:一方面采取西方的philosophy(哲学)一词,另方面坚持自身的DarS'ana(见说)一词(1),合此二者,彰显出印度学人的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世界都有哲学,印度的Dars'ana(见说)乃哲学的印度类型;第二,印度的Dars'ana(见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学。中国的回应是,经过曲折的过程,最后定义为“哲学”。中国和印度在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对西方philosophy的反应为什么有如此的差异呢?这又与中印思想的特质紧密关联。印度思想在梵幻的二重结构中,最重超越现世的梵和空,因此本为幻的现实中的种种失败,动摇不了其在对超越性的梵的见地上的优越感。中国思想的道是形上和形下兼顾,而以身-家-国-天下的现世结构为主,当古代型的身-家-国-天下的现代体系在现实中被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所打败之后,现代思想高于古代思想的价值判断,在一系列的现实失败被确立起来。中国现代思想采用一个与西方philosophy同质的新名,采用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结构来重建中国的现代哲学,就是一个必然如此而且果然如此的结果了。

　　中国思想在现代中国参照西方哲学框架进行的重建,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成绩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但其另方面,抹去中国思想的特质,对于中国思想在全球化时代进行新的升级,又形成一种阻碍,也不容忽视。

　　四、从哲学到思想:中西印思想比较中的世界重建

　　中西印思想,西方叫哲学,印度名见说,中国为道论,就其共性上讲,都是轴心时代产生的理性思想,就其差异上讲,三种理性思想产生出来的观念体系却有巨大的不同。如果把三种思想都如西方学人那样,或如中国和印度的现代学人那样,都称为哲学,那么,见说和道论的特质就会被遮蔽,正如中国和印度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所经历的那样。如果不把中国的道论和印度的见说称为哲学,而用一种共有的特征为之命名,比如用“理性思想”。而把中西印的思想分别称为道论、见说和哲学。实际上“论”和“说”在西文里都有“学”的含义,为了统一也可以把中国的道论称为“道学”,印度的见说称为“见学”。哲学、见学、道学之“学”都具有理性思想的共性,不过,为了突出中西印理性思想在内容上的不同,还是用哲学、见说、道论,以学-说-论进一步突出各自的不同,又有思想上的必要。而这一不同的彰显,特别是对这不同的比较研究,对于西方哲学走出自现代以来困境,对于中国和印度哲学认清自身的本来面目,对于世界新思想的重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以来,特别是到了西方的现代阶段和后现代阶段,用哲学来统世界的理性思想,特别是在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以及其他文化思想正在重新崛起之际,具有困难,就是西方文化本身,用哲学去统西方的思想,都现窘境。

　　哲学在西方的窘境之因,在于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后,在轴心时代兴起的以逻辑和思辨为核心的哲学,转为以科学和实验为核心,科学和实验室,一方面继承了西方的逻辑传统并将之向科学方面发展,演出数理逻辑,另一方面以实验、数据、计算为核心,从原来哲学的大树下,产生了一门又一门的新学科,这些学科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脱离哲学而去,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新兴学科越多越大,哲学反而在其中成了一个体量甚小的学科。在西方的区分型思维的基础上,每一门独立出来的学科都可以说自己不是哲学,而是可与哲学并列的一门学科。西方现代进程的结果,就是哲学从形而上的高位跌落下来,成为一个小小的学科。这一蜕变的根本在于,科学发展形成的各种学科,特别是走在科学前面的尖端自然学科(如物理学、宇宙学、人工智能、基因学等)的内容,已经为哲学家所理解不了,哲学不是像在英美的主流那样,成为各学科的语言明晰表达的检查官,就像在欧陆那样,成为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德语世界之)(精神科学)或英语世界之(人文科学)中的一个部分,它已经失却了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资质,分析哲学的反形而上学和欧陆哲学的反本质主义,实际上是在科学发展起来的逼宫运动中哲学的自保或自弃或自叹。所谓自保,并没有保住哲学的形上地位,只将之沦落为工具地位。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是如此,现象哲学的现象学方法也是如此,结构学-符号学则努力把自己的身份从哲学变成科学。这样,西方哲学的自保由之而成了实际上的自弃,放弃了自己作为一切科学的形上高位。海德格尔在看似自保实为自弃的潮流中,发出了哲学的根本被遮蔽了的自叹。海德格尔正是在这一自叹中,想通过把哲学与神学统合起来,给迷失方向的西方哲学找一出路,其统合方式正是要把哲学之有与宗教之无加以结合。跳出西方哲学的视域,可便知道,这是一条通向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之路。海德格尔在这条西方哲学演进的林中路中的寻寻觅觅,实际上是在探找一条中西印的互通之道。海德格尔所属的现象学,是一条标榜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精神科学的路径,而极力与科学靠拢的结构主义,则以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路径,向西方与非西方的互通之路猛进,当后结构解构结构主义的本体追寻,在德里达那里以presence(在场)和absence(阙如)推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正与中国思想的有与无和印度思想的色与空,有了外形上的相似。在后结构的其他大家(如福柯、德勒兹、拉康的思想)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和印度的思想不断飘荡。这仿佛透露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已经为西方哲人所意识到,这就是,只有引进中国的“无”和印度的“空”,哲学才能既能与科学区别开来,又能领悟科学由暗物质和暗能量发现而来新进展,还能保持哲学的形上高位。

　　当西方哲学在西方的科学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推动下,思想不断与中国与印度相交会,中国道论思想和印度的见说思想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应会不断地突显出来。这一特质从根本上讲,就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Being的印度见说之空性之“梵”和中国道论的以无为本之“道”。

　　一旦中国之“道”与印度之“梵”以自身的方式被重识,并与西方的Being进行根本性的会通,进而展开为西方的哲学与中国的道论和印度的见说进行全面的会通,人类的思想,才会得到真正的升级,而产生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思想体系。

　　以这一新的视点重观人类思想的演进,世界现代化进程以来,以西方哲学来统人类思想而形成的“从思想到philosophy(哲学)”的进程,突显的是西方思想中心论和西方思想高级论,全世界的思想到要以哲学来衡量其在世界思想等级上的位置,并向西方哲学型理性靠拢。而自全球化时代的非西方文化的崛起带来的思想互动,特别是中国道论和印度见说的理性思想的突出,呈现出“从philosophy(哲学)到思想”的趋势,其特征,就是去除哲学型理性的中心论和高级论,以中西印平等和中西印互补的新思维,去重建和构筑一种适应新时代的人类思想。

　　本文,以“从哲学到思想”为标题,不仅是点出西方哲学型理性、印度见说型理性、中国道论型理性在理性思想上的共性,而且是在人类五大阶段的思想,即原始时代的图腾-玛那型思想,早期文明时代的神-灵型思想,轴心时代的哲学-见说-道论的理性型思想,近代以来的科学-哲学型思想,这一人类思想的连续性上,去思考全球化时代所应有的思想。从西方在世界现代化以来思想演进上看,近代西方,是科学型哲学中科学方面和哲学方面一体的时期,现代西方是科学型哲学中哲学与科学的分离期,后现代西方是哲学意识自身与科学不同的时期,重新走向一种新型哲学的时期。后期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德里达是这一新哲学的代表。而这一新哲学之路,要从林中小路转为城市大道,需要中国道论和印度见说的助力。这从三位哲学人的论着中已经透露出来。在这一意义上,三位西方哲人所走之路,正是一个“从哲学到思想”之路。从这一角度看,人类思想新路已经在三位哲人的哲思中,开始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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