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转向发生深刻变动的20世纪初, 整个青年一代如何思考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动和实现中国哲学转向, 这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重大问题。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是中国哲学转向的典型代表, 但青年毛泽东哲学思考的主题和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等重大理论问题至今还没得到应有的澄明。借鉴身体哲学视角, 发掘青年毛泽东身体哲学的理论和实践滋养, 梳理青年毛泽东对“身体”问题的思考和从“身体”出发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 既能从整体上理解青年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的实质, 又能厘清毛泽东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亲和性关系, 从而获得对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新的理解。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 身体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

　　较之19世纪中叶的中国,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 思想领域发生了更为复杂深刻的变动和转向。面对“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 思想争论日趋激烈和多元。这一时期形成的思想格局和最终选择的马克思主义, 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的走向和转型, 而且还决定着当代中国的思考。无论是从理论形态的合理性还是从实践的结果来看, 青年毛泽东是20世纪初整个青年一代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出路思考最为深刻的代表, 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是实现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代表。但因受理性主义哲学框架和视角的局限, 青年毛泽东哲学思考的主题和重心、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等重大理论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明。中西方身体哲学的最新进展为重新把握青年毛泽东哲学及其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提供了新视角。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这一问题不仅是毛泽东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而且也是理解现代中国哲学转向的关键。这就使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具有了新的意义和深刻内涵。

　　一、青年毛泽东身体哲学的来源

　　(一) 中国传统身体哲学的深厚滋养

　　从思想渊源来说, 明末清初的王船山、清初的颜李学派以及近代湖湘文化代表人物杨昌济的身体哲学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滋养, 青年毛泽东并在游学自修活动、工读活动、新村活动等感性活动中身体力行。

　　张再林先生认为, “一部中国哲学的历史, 就是一部从身体的挺立到身体的退隐再到身体的回归这一‘反复其道’的历史。”[1]张再林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引进具有范式意义的身体哲学, 也为我们从身体哲学视角审视中国哲学提供了契机。明末清初的王船山、清初的颜李学派、近代湖湘文化代表人物杨昌济的思想都是中国哲学“身体”“挺立”的代表。张再林先生认为王船山是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集大成者。颜李学派从身体出发大力抨击宋明思辨哲学, 主张德、智、体三者并重。杨昌济堪称近代最早注意到身体问题和力奉“修身”的学者, 王船山的身体哲学对杨本人影响极大。杨昌济的身体哲学对青年毛泽东的身体哲学产生了“身体危机下的教育启蒙”作用[2]。就具体继承方式来说, 青年毛泽东对中国身体哲学的继承主要得益于个人的读书学习和劳动经历。

　　读书学习是青年毛泽东继承中国身体哲学的首要途径。在《体育之研究》里, 青年毛泽东高度评价颜习斋, “习斋远跋千里之外, 学击剑之术于塞北, 与勇士角而胜焉”[3]58。颜李学派力主的“习行”影响了青年毛泽东身心并育的新教育思想。王船山的思想和学说广被三湘四水, 哺育了湖南一代又一代人才, 蔡和森、毛泽东等人早年深受船山思想影响,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多次参加船山学社的活动, 后来还在船山学社的旧址上创办了自修大学。恩师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是不为过的, 青年毛泽东在自己的读书学习和生活里不断受到杨昌济身体哲学的熏染, 并最终继承了杨昌济的身体哲学。

　　丰富的体力劳动经历是青年毛泽东继承中国身体哲学的又一途径。《西行漫记》一书里, 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对自己青少年劳动经历进行了大量的回顾。劳动之余, 少年毛泽东贪读《水浒传》等“造反”传奇小说。在贪读这些传奇小说的过程中, 少年毛泽东察觉到了农民和农民的劳动与生活在传统的思想文化下是不被重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如果社会是一个身体, 那么青年毛泽东察觉了传统社会下社会身体的病症, 即忽视了提供身体营养的生产和生产者。王船山、颜李学派代表人物颜元和李塨、杨昌济诸人的身体哲学的共同特点就是比较接近社会下层, 对民间疾苦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说, 青年毛泽东通过劳动更加接近和继承了中国身体哲学的传统。

　　(二) 近代西方身体哲学的感染

　　青年毛泽东对近代西方哲学思潮广泛的阅读和深入的了解, 是青年毛泽东知识谱系的重要构成, 这些西学的影响和刺激是合理理解青年毛泽东哲学运思的重要依据。从《毛泽东早期文稿》 (以下简称《文稿》) 来看, 青年毛泽东对英、法、德、美的思想和历史都有广泛涉猎, 如霍布斯、斯密、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泡尔生、叔本华等人的思想和社会进化论等思潮。青年毛泽东的超迈时贤之处最可贵的恰恰是中西兼取和踏着中国社会、人生实际的宽广视域和修身进学态度。自霍布斯开始, 近代西方哲学对在世躯体之生存与平安幸福、身体权以及社会机体之进化与改良的关注, 正好符合青年毛泽东改造世界、改造中国的思想动机。青年毛泽东对杨昌济言传身教的尊奉, 也使他对西方身体哲学有了直接的切身感受。

　　《天演论》中心观点是“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把“物”定义作社会就是社会进化论。“物”是作为有生命的生物必须有的“身体”。社会进化论是身体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使用。进化论的传入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事, “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使进化论在中国最早以社会进化论面貌在思想界传播。对进化论的正面评价影响了青年毛泽东“动”和“斗”的人生观, 并把“动”、“斗”看作身体“追求实现”的外在表现。亚当·斯密在《原富》中重视人的经济生活并强调一定程度的利己主义。而无论经济、利己首先都服务于构成国家的单元——个人、人的身体。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 青年毛泽东正面评价“自存”[3]117, 这显然是霍布斯“自我保存”的观点, 霍布斯立论的“自我保存”首先是身体与和身体紧密相关的私有财产的自我保存。罗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立论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在世身体的平安、幸福。康德把自己的哲学思考归结为“人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 黑格尔哲学里极少关心现实的人。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面仍然或多或少有身体的影子, 虽然这一身体更显精神性, 但是不可缺少。《精神现象学》开篇序言中黑格尔耐心地向人们解释了意识 (人) 是怎样同混沌的自然动物 (身体) 断然分离的。可见, 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体系里, 身体是必须摆脱的, 但是身体也是无法忽略的。这是青年毛泽东接触西学之后的认识。青年毛泽东在接触西学之后写道, “吾国两千年来之学者, 皆可谓之学而不思。”[3]117他认为西方思想也未必都是对的, 西方思想也需要改造。“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实际, 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 几多之部分, 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之。”[3]73他对西方思想的不满可以被理解为他对西方思想中远离身体内容的不满。

　　二、青年毛泽东身体哲学的内容

　　从中西方身体哲学的历史演变来看, 对“身体”本身的思考与从“身体”出发的思考构成了身体哲学的基本内容。青年毛泽东身体哲学的内容也主要体现在他对“身体”本身的地位和特点的思考, 以及从“身体”出发对教育、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考。

　　(一) 对身体本身的思考

　　首先是对于身体的地位的思考。在青年毛泽东的身体思想中, 身体始终是处于第一位的。在身体与道德和知识的比较中, 青年毛泽东认为身体比道德和知识更为根本, 身体是“知识之载”、“道德之寓”。在讨论道德和知识如何实现时, 青年毛泽东认为身体是道德、知识得以实现的凭依。

　　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中认为, “诚以德智所系, 不外于身……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 一旦身不存, 德智则随之隳亦”[3]52。毛泽东认为德与智诚为可贵, 但身体与德智是本末的关系。青年毛泽东极为重视知识的问题, 他对知识的思考往往和身体相联系。“夫知识则诚可贵矣, 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尔。顾徒知识之何载乎?道德亦诚可贵矣, 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尔。顾徒道德之何寓乎?体者, 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3]57青年毛泽东认为把握知识与否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准, 他也肯定道德的价值, 但是身体是“知识之载”和“道德之寓者”, 这可以看作对身体在人的道德生活和认识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强调。青年毛泽东这一思想是对王船山“道即身”、“离器无道”的身体哲学的全面继承。青年毛泽东始终强调身体在人的道德生活和认识活动中的发轫。

　　其次是青年毛泽东对知识极为重视, 所以他对认识问题非常关注。“夫知识之事, 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 思索则赖乎脑筋, 耳目脑筋之谓体, 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今世百科之学, 无论学校独修, 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 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 其弱者也。强弱分, 而所任之区域以殊矣。”[3]60这段引文反映了青年毛泽东的认识论。青年毛泽东认为认识的目标是“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认识活动“有须于体者”, 也就是说认识活动离不开身体, 身体的耳目和脑筋的健全能保证认识的全面和深入。身体的强壮与否直接影响了认识能力和认识的效果, 身体决定了认识事物和判断事物之理的成败。青年毛泽东从身体出发的认识论思想, 成为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思想的发轫。

　　其次是对于身体的特点的思考。青年毛泽东在《文稿》中写道, “夫人之一生, 所乐何事, 夫曰实现。”“人固以发展一身之勇力为其最终之目的者也。”[3]155在青年毛泽东看来, “实现”、“发展一身之勇力”是身体的要求。青年毛泽东认为身体向外表现“动”、“斗”特点是身体“追求实现”和“发展”的反映。

　　李泽厚先生曾经指出, 青年毛泽东的人生观的特点是“动”和“斗”。“天地盖惟有动而已”[3]59, 青年毛泽东认为“动’是天地宇宙身心的本性, 他由人的身体性 (动物性) 得出人“尚动”。由这种“动”开始, 最终达到“营生”和“卫国”的效果, “营生”与“卫国”虽有小大之别, 但“营生”直接指向身体, “卫国”则是指向身体政治化的理解的社会大身体。所以这种“动”既“养乎吾生”又“乐乎吾心”, “动”是身体的动。“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 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 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的一切外铄之事, 如制裁、束缚之类, 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3]192此处“所得于天者”可以看作是身体, 身体的“本性”也就是上述的“实现”和“发展”。“本性”追求“实现”和“发展”的身体表现出来就是“动”和“斗”的形态, 所以身体具有“至伟至大之力”。

　　至于“斗”, 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说“非奋斗不可”[3]528。在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原文“无抵抗则无动力, 无障碍则无幸福”处, 青年毛泽东的“批注”是:“至真之理, 至澈之言”, “盖人类之势力增加, 外界之抵抗亦增加, 有大势力者, 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 其必要乃亦如普遍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伦布, 洪水之对于禹, 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3]160“河出潼关, 因有太华抵抗, 而水力益增其奔猛, 风迥三峡, 因有巫山之隔, 而风力益增其怒号。”[3]159外界之抵抗最直接地是指向身体, 所以人类之势力增加首先也是身体势力的增加。身体与外界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始终是处于“斗”的状态, 所以为了使身体不致处于“斗”的劣势, 青年毛泽东必然呼吁身体的强壮。

　　(二) 从身体出发的思考

　　青年毛泽东从身体出发的思考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身体与新教育的思考。他在《文稿》中写道, “以我立说, 乃有起点, 有本位, 人我并称, 无起点, 失却本位。”[3]125~126青年毛泽东把是身体、有身体的“我”当作立说的“起点”和“本位”, 赋予身体第一性的地位。在确立了身体的地位之后, 青年毛泽东从他的身体哲学出发, 首先提出了以培养“身心并完”的新人为目标、以体育优先为途径的新教育思想。

　　“国力 (恭) 苶弱, 武风不振, 民族之体质, 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3]56青年毛泽东认为, 民族、国家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问题, 主要原因是国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主要表现在无视身体锻炼以及国民体质颓败。同时, 他认为提倡教育的人“未得其本”, 而他所说的“本”自然是身体和身体的锻炼。青年毛泽东认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3]58。

　　青年毛泽东认为, 培养“精神与身体并完”、“身心并完”的人是教育的目标, 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强调体育锻炼。同以往重视培养温良恭俭让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君子的旧式教育相比较, 青年毛泽东认为通过体育锻炼拥有强壮的身体, 精神自然随之健全。青年毛泽东还分析了国人忽视体育运动的原因, 即“无自觉心”、“提倡不力”、“教体操者多无学识”、“学者以运动为可羞也”[3]61~62。除此, 青年毛泽东还对运动的注意事项作了说明, 他还例举了一套自己的运动方案。总之, 青年毛泽东从身体出发的围绕身体的体育锻炼的教育思想不仅是全新的, 而且是完整的, 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另一方面是对身体与社会和政治的思考。理查德·舒斯特曼认为, “对自身身体反应更清晰的了解, 还有助于在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语境中改善一个人对他人的行为。”[4]布莱恩·特纳在《身体与社会》一书里指出, “人们通常把身体 (Body) 当作肉体 (Flesh) , 仅就思想而言。这是对身体的降格。身体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现象, 其意义随民族与性别的不同而不同, 随历史与境遇的变化而变化。”[5]1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在《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一书中区分出了五种身体: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青年毛泽东也认为, 仁人以天下万世为身。“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 宇宙亦一人也。故谓世无团体, 只有个人, 亦无不可。”[3]133“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 即无宇宙。各我集合, 即成宇宙, 而各我又以我为存, 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固, 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 可畏者惟我也, 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 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 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 有之亦由我推之。”[3]205青年毛泽东在思想上极为强调“贵我”, 他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思考都是围绕这个所贵之“我”的, 而“我”首先是身体之我, 所以青年毛泽东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思考都是围绕“我”的身体。青年毛泽东认为“先有个人而后有国民, 非各人由国民而发生也。国民之生命即各人之总生命, 乃合个[人]之生命而成”“离群索居诚哉不堪, 然社会为个[人]而设, 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3]214~217。这些引文可以看作对社会契约论的解释。青年毛泽东从身体、个人出发的社会、国家观点与一些学者认为的身体是中国政治思想建构的认知基础的观点不谋而合。

　　《〈伦理学原理〉批注》论及社会形成时说, “此所谓同情, 然同情者由我而起也。”[3]127《孟子·公孙丑》里孟子在论述“仁政”思想的产生时如是说。从身体哲学看来这种同情是感同身受, 是设身处地。也就是说, 由身体之间的“同情”产生身体 (人与人) 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性质有公私之别。从单一的身体 (个人) 到身体的集合 (社会) , 是身体由小到大、由私转公的历程。所以, 我们可以说现实的政治都是为了保护在世身体的平安、发展。甚至福柯意义上的规训和惩罚指向的也是身体。福柯看到了“社会, 它的各种各样的实践内容和组织形式, 他的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 它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悲喜剧, 都围绕着身体而展开角逐, 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 都对身体进行精心的规划、设计和表现。”[6]

　　三、青年毛泽东身体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感性活动”、“感性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等概念和命题的阐发, 是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 蕴含着深刻的身体哲学思想。青年毛泽东也正是凭着对身体的思考和从身体出发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为我们合理地理解青年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体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 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毋庸置疑的身体性, 现实的人的身体性表现出来就是身体的感性活动和身体的感性需求。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直言,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体现在他对历史和社会的重新思考是从身体开始的”[7]。在此, 笔者以对“感性”、“生产”这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身体的关系的解剖为突破口, 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体性。

　　感性存在、异化和感性解放是马克思存在论思想的三个基本理论环节, 这三个环节贯穿于“感性活动”原则中。“任何对‘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个概念的匆匆越过, 都必将造成对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在理解上的困境或折扣。”[8]10考虑到感性存在的多重维度, 笔者在此对“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个关键维度进行说明, 以窥探马克思“感性活动”的存在论以及这一存在论里的身体。

　　“感性意识”一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 里直接出现了3次。即“感性 (见费尔巴哈) 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9]90~91。“‘社会主义’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9]92~93。“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9]127引文第一处凸显了“感性意识”的地位, 是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的说明。引文第二处认为, 现实的人和自然界是通过人的劳动诞生的, 凸显了劳动的意义。引文第三处与第二处相似, 是对 (劳动) 实践意义的强调。可以看出, 感性意识始终是产生于身体的感性意识, 感性意识得以表现的劳动实践也是身体的劳动和实践, 感性意识是马克思“感性活动”身体存在论的重要之维。

　　对于“感性需要”这一概念, “如果说‘感性活动’是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 (本体论) , 那么‘感性需要’就是对这种存在论的一种肯定。”[8]161马克思不仅对感性需要加以肯定, 而且积极要求感性解放。马克思的感性需要是身体的感性需要, 如五官、吃喝穿住等等的需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赋予了“感性需要”更为重要的意义——生产物质生活资料。

　　人类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 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 人与生产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剥离。在此, 可以通过对人类社会活动中三种生产里的身体和劳动异化理论里的身体的考察来探究身体与生产的关系。

　　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0]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是对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在此, 把唯物史观的“物”定位于身体亦不为过, 所以现实的感性的身体可看作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唯物史观从身体出发, 重视对身体需要的满足, 所以既视身体之为“物”, 又视身体需要之物、为身体生产之物为“物”。

　　其次是人的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马克思从历史出发, 首先肯定了人、人的身体的地位。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的感性需要, 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也就是人的感性-对象性原则的实现过程。感性需要是基于人 (身体) 的感性需要, 感性-对象性原则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人 (身体) 的存在, 所以身体与生产之间具有紧密联系。

　　在《手稿》中马克思还区分了两种生产, 即动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将使“真正的生产”成为可能, 使人真正实现“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来生产。这样, 伴随人的自由自觉的基于感性的劳动的实现, 人的类本质得以回归, 人的两个身体之间也将会实现“诗意的栖息”, 而人的另外一个身体就是自然界。马克思在《手稿》里说, “自然界, 就它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9]56我们从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出, 异化劳动最终导致的是身体的异化, 把人的感性存在的身体降低、定格在与动物的生产的躯体同样的水平。

　　(二) 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

　　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是明线和暗线的双线完成。明线部分是对青年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实语境、问题中的交汇过程, 而暗线中的身体哲学视角使我们得以更为深刻地理解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 看到身体哲学在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中发挥的作用。

　　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有一个历史过程, 透过这一过程可以看出, 青年毛泽东的身体哲学对他复杂、变动的青年时期思想的纠拔、提升和指引作用, 最终促成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青年毛泽东的身体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体”遥相呼应, 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青年毛泽东的身体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体性之间的深层互动完成的。

　　布莱恩·特纳认为, “从费尔巴哈开始, 哲学家们才最终把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观念同全新的唯物主义口号‘人吃什么就是什么’ (Man is what he eats) 对立起来。”[5]26李泽厚先生提出“吃饭哲学”, “‘人活着’‘人要吃饭’是这个‘经济决定论’和历史规律性的根本基础。”[11]特纳和李泽厚先生一致认为“吃饭”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居于基础地位。“吃饭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即重视现实的人和人的感性存在。“人活着”就是人有身体, “吃饭”即上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体性认为的人的感性需要, 身体和“吃饭”片刻不离。

　　青年毛泽东对农民的阶级感情首先是因为他们的“吃饭”问题长期没有达到解决。青年毛泽东极主“贵我”, “贵我”的基础首先是身体的自存, 身体自存必须“吃饭”。关注吃饭问题是蔡和森、毛泽东最早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解, 对“吃饭问题”的共同关注是青年毛泽东的身体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体性的内在契合, “吃饭”和身体片刻不离的关系使得青年毛泽东的身体哲学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过程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身体要“吃饭”, 所以身体必须从事生产。生产实践活动离不开工具的使用, 生产工具是人的身体的延伸;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交往活动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即单个的身体之间的交往扩大成为社会大身体。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称之为“感情起了变化”。对民族的苦难体验、对人民的感情这一“身体哲学”维度使青年毛泽东最终抛弃了观念论、意志论, 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身体哲学促成了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

　　因此, 从身体哲学的视角出发, 透过青年毛泽东哲学运思的多维性、复杂性和未定型性, 辨明青年毛泽东身体哲学之渊流, 梳理青年毛泽东对身体问题的思考和从身体出发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 探究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的根本性促成, 既能从整体上理解青年毛泽东哲学, 澄清青年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的实质, 又能对毛泽东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实关系获得新的理解。正是青年毛泽东的身体哲学对他复杂、变动的青年时期思想的纠拔、提升和指引作用, 促成了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 为毛泽东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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