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学校教育制度的传入和西方美学理论的引进，美育作为教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被大力提倡，而且被广泛地付诸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美育思想体系。

　　一、中国近代体育审美教育观的发展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美育的首倡者，他从情感教育的角度论述了美育的特点和作用，明确提出“美育”范畴，并对其作了科学的界定，极力鼓吹美的意义。他认为：“美是生活的一要素，或者还是各要素之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梁启超不再像古代的美学家那样只是将美当成达到某一目的的工具，而是将美、趣味看成人生的重要内容，看成是“生活的原动力”。可贵的是，梁启超在区分了情感与理解之后，又对情感本身作了辩证的分析。他说：“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道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而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样，有多少份量的磁，便吸引多大份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冲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他主张借助“艺术”这一“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来陶冶人的情感。

　　王国维在1906年发表《论教育的宗旨》一文，提出了着名的“心育论”观点。他认为教育包括体育和心育两大方面，心育包括智、德、美(情)三育，“德、智、体、美”四育并举才能造就“完全之人物”。他说：“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他还从美育与德育、智育和体育的联系中进一步强调了其作用，认为“美育者一方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善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三者并行而斯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事毕矣。”

　　蔡元培作为学界领袖，更是热心倡导美育，他的美育思想首先在于他第一次科学地界定了美育。他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的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的心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针对青少年的特点，他认为尤其需要加强对他们的美育。他说：“青少年形成概念之力尚弱，则尤倾于直观。

　　故无论开智陶情，均以利用美术为适宜。”蔡元培还将美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五个重要方面之一。1917年，在任北大校长时，他又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说，认为宗教虽与情感作用关系最为密切，但它是一种片面的宗教情感刺激，常常为扩张己教而攻击、排斥异教，甚至常常发生流血之战。因此，蔡元培主张，“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

　　将美育作为社会改造的重要手段，强调美育与“德、智、体”三者的密切联系，认为美育是“完全之教育”工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王国维首次把美育与德、智、体三育相提并论，并论证了其合理性，提出有美育的教育才是“完全之教育”。蔡元培1912年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提出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五个方面作为国民教育的宗旨。1922年，蔡元培又将自己的新式教育方针总结为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四个方面。他说，“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指出美育的作用在于“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想，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绝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人其中”。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的美育和体育审美教育思想远远超过了古代的美育思想，已基本具备科学的体系。但由于深受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观和美学理论的影响，缺乏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其美育思想往往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二、中国现代体育审美教育观发展

　　中国现代美育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基础上，为适应现代中国的发展，吸收了西方现代进步文化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并终于酿成了一场“新美育”运动，涌现了作为中国现代美育家的蔡元培、鲁迅、朱光潜以及王统照、吕激、丰子恺等人。他们以其美育实践与思想理论，为中国现代美育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早在1907年，鲁迅便发表《摩罗诗力说》，高呼：“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应当以“不为顺世和乐之音”、“不取媚于群而随顺旧俗”、“抗伪弊习以成诗”的“摩罗诗”

　　来启蒙心灵，解放个性，以图社会变革。这体现了鲁迅奋发向上、积极的美育思想。1912年7月12日，北洋政府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议“删除美育”。对此，鲁迅怀着愤激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除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为了提高美育，纠正当时国内有些人对美与美育的错误理解，鲁迅于1913年翻译了日本心理学家上野阳的《艺术玩赏之教育》和《社会教育与趣味》两篇论文。

　　1927年以后，鲁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介绍与研究。1930年，鲁迅介绍了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论着，介绍的同时鲁迅阐述了自己的美学观念，在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中译本《序言》中就论述了美的“功利”性与“直觉”性的辩证关系，指出“美的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的娱乐的根底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这体现了鲁迅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观。

　　丰子恺、朱光潜在中国现代美育史上都是值得书写的美育家。早在1919年，丰子恺就同周湘、欧阳予倩等发起成立了中华美育会，出版《美育》会刊，为新美育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他认为，“美术是感情的产物，是人生的慰安”，“世界倘若没有了艺术，人生将显得何等寂寥而枯燥”。因此，他极力提倡美育，撰写了《美的教育》、《艺术鉴赏的态度》、《谈中田画》等许多美学、美育论文。朱光潜对中国现代美育事业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他译介了大量西方美学着作，而且通过《谈美》、《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等文艺、美学着作，表现了他比较系统而深刻的美学、美育思想。他认为，“美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作用就在于怡情养性”。“现在我们要想复兴民族，必须复兴周以前歌舞的盛况，这就是说，必须提倡普及的美感教育。”朱光潜特别重视艺术的美育功能，认为“艺术是启发人生自然秘奥的灵钥”。这些见解，十分难得地道出了美育的本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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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许宁.试析改革开放以来几种主要的体育观[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5,(4).

　　[3]熊正英,孙国欣.试论新世纪学校体育的教育观[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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