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以来，中国体育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体育发展的数量和规模日趋宏大，群众体育已基本实现了群众体育设施遍布城乡的目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28． 2%，2011 年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合格率达到了 88． 9%。［1］从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上取得的奖牌数来看，中国也“毫无疑义是国际体坛重要的竞技体育强国”［2］。

　　体育产业整体规模和效益稳步扩大，体育产业增加值以年平均 22． 6%的速度增长。［3］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目前中国人在国际体育组织任职的职位总数为 413 个，任职总人数为 262 人。［4］可以说，伴随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中国体育已经实现了由“冲出亚洲”到“走向世界”的历史性跨越，并且迈入了世界体育大国的行列，正向世界体育强国迈进。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5］当代中国体育辉煌成就的取得其核心经验便是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道路，它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不断总结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因此，深刻认识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形成的实践基础，既是在理论上深化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有助于在实践中有效化解实践创新与传统理论的冲突与悖离，开创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1、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的选择成为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代中国体育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紧密相连，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了国家和政府对体育事业极强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既很好地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期待，又最有效地拓宽了体育事业的发展渠道，增强了发展的活力并夯实了发展的基础，最终实现了中国体育的稳定、有序和健康发展。

　　选择走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道路成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及其自身发展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一个国家的体育体制对于该国的体育运动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作用”［6］，但同时一个国家体育体制的形成决非仅体育的因素，总会受到该国政治形态、经济体制、文化传统、民族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这些因素的客观存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都不可能存在完全相同的体育体制，体育的发展也因此会选择不同的模式和道路。

　　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社会主义。体育是党和国家领导下的一项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体育的发展必然受到中国特有的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与文化特征的强烈制约与影响，因此，“无论是竞技体育的运作模式、群众体育的工作方式还是体育产业的发展路子，都会走出一条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展体育运动的道路来”［7］。“撇开体育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能真正找到中国体育的出路、实现中国体育的现代化的。”［8］同时，“中国体育及其发展是在中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下，在两种不同价值理念和操作方式完全相异的融合中的产物”［9］，这种以引入为前提的改造与融合，“如果不顾本国实际情况，不经过本土化的诠释和实践检验，一味强调、一味套用其他国家的理论标准裁定中国的现实，或紧随别人身后亦步亦趋，那么，就会延误我国当前体育改革与发展，把它引进歧途”、10］。无论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总体思路、“各类体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普及”与“提高”的发展战略、“以政府为主体”的体育管理体制、“三级四线精英体育”训练和竞赛系统的形成，还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的落实等，我国体育体制的建立是国家和政府的直接推动和参与的结果。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外源型、后发型的国家，体育的发展和体育现代化建设不能不依赖于国家力量，只有通过强大的中央集权、高度的行政体制和“民本主义”政治，才能为中国体育事业创造必需的发展条件和环境。

　　因此，国家和政府的直接推动和参与促使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的形成，而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使中国体育的发展区别于其它体育发展模式的关键，也是中国体育体制首要和本质的特征。这是由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决定的，而且也是在体育发展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的。

　　2 中国体育的市场化改革植根于中国深刻变革的实践中

　　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的成功，得益于相对强势政党和有效政府的体制保障以及发展路径审慎而理性化选择的协同，即运动项目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从路径的内容上看，中国体育的发展打破了以往市场与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认识，走上了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体育曾进行包括社会化在内的内容广泛的改革，以完善和补充原有体育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不足，但是由于当时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尚未根本触动，因而国家办体育的基本格局从根本上并没有改变，“体育工作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1］。1992 年初，邓小平南方的系列讲话形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思路。1992 年 10 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我国体育的新一轮改革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及其以后一个相当时期的体育改革的指导思想。199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山会议”提出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若干意见》，并于1993 年在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通过。从此，中国体育走上了市场化改革道路。但体育市场化改革是国际体育发展的潮流、经验和趋势，对于中国体育发展来说这不是“中国特色”。在探索市场模式与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相统一的同时，赋予体育改革路径的以社会主义特质，这才是中国体育发展道路的特色所在。

　　《意见》中强调深化体育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得以明确，是要“改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靠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11］从中国体育的市场化改革和《意见》的精神来看，一方面体现了我国体育改革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改革，要实现的是以市场自由为理念和主体性的体育资源配置模式;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体育市场化改革客观要求政府调控和综合性的政府干预，并体现出常态性、广泛性和深入性等特色。

　　从实践过程看，中国体育的市场化改革植根于中国丰富而深刻变革的实践活动之中，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之路，改革具有很大的试验性。首先，坚持要“过河”。无论是“体育社会化”，还是“体育市场化”，都是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并表现为发展目的的明确性、发展意志的坚定性。而且无论是从之初的《意见》及其 5 个附件，到当前的《全民健身条例》等文件精神，还是从中国体育改革的实践历程来看，中国体育的发展不再基于意识形态至上，而是基于对社会基本现代化、增强国力、增强人民体质、促进国民健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各方面的承诺。其次，坚持“摸着石头”才“过河”。中国体育的市场化改革不是急于求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对行政管理体制、项目协会实体化、训练体制、竞赛制度、体育服务体系、体育科技教育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渐进性的改革，包括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突破性变革。这种稳步推进的体育发展道路则归属于中国体育发展的“增量改革”，即: “改革的实质是在不损害或剥夺人们已有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利益总量，使人们在改革中获得更多的好处”［12］。再次，“由浅入深”地“过河”。中国体育发展道路须坚持从“易”到“难”、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改革顺序，既确保原有利益格局不受“急剧性”冲击，又保证市场制度以“边际演进”的方式生长。所以这种发展路径具有较大的调整性、适应性和较小的震荡性，能够使市场优势获得“涓滴效应”和“墨渍效应”，从而为中国体育的市场化转型创造水到渠成的条件。例如“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先后进行的篮球、排球职业化改革，又如撤销国家体育总局职能业务司，实行建立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组织机构改革等。

　　3、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形成最坚实的社会支撑力量

　　“社会结构是反映社会的内部构成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综合性范畴。”［13］社会结构模式作为社会结构的具体存在形式或表现形式，不仅规定着社会结构的本质内容和实际体现，而且影响到社会结构功能的发挥，制约着社会结构的自身发展和变革。由于社会结构模式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内在逻辑关联，因此，要准确把握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必须正确认识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模式的特征。体育作为社会结构的元素之一，必然受到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意识发展的影响与制约。

　　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的形成和中国体育的体制改革是与中国社会结构模式的选择和转化相适应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虽然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历史继承性和在社会体制上对苏联体制很大程度的模仿，所以并没有真正找到一种促进中国社会结构转变的优化结构模式和转化途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总体社会结构中，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其中最重要的是就业机会) 及信息资源。以这种垄断为基础，国家对全部的社会生活实行着严格而全面的控制。同时，对任何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14］。国家利益的决定性地位使得我国社会结构模式中存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过度集中等各种弊端。在体育领域则表现为“所有的体育机构几乎全部是国家的政府机构，群众组织( 中华体总、中国奥委会等) 空有招牌，所有的体育行为都是政府行为，或是政府行为的延伸。”［15］“一切体育活动上升到政治体育氛围和国家体育意志话语，是高度组织化的体育利益格局。”［16］因此，虽然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的实现了“超前”发展，但体育在整体上缺乏社会自主性，体育利益的诉求无法真正表达。

　　随着社会经济、观念发展水平的提升，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提出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使中国社会实现了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化，同时也促生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新整合。这种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的社会结构变迁，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由“国民经济的经济模式、民本政府的政治模式、社稷体制的社会模式”共同构架的社会结构模式［17］。体育作为中国社会一个缩影，整个社会乃至社会结构变迁的大环境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国民经济为体育实现了资源配置方式、资源占有关系的改造，使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等领域由“大一统”向各自承担的功能分化; 民本政府引发的民众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丰富和多元，使体育在社会政治与公共生活、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等领域的功能和作用发生一系列根本性转变; 社稷体制导致社会分配关系、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功能结构的分化，促使中国体育利益格局的转变和体育利益需求主体的多元生成。姚洋教授认为社会平等是中国成功的首要因素［18］。体育公平是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成因的首要因素，其中包括体育权利的平等和体育机会的均等两个方面。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我国的体育处于长期落后的状态。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体育才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而且“体育公平只有化身于体育公共政策才具有现实意义”［19］。我国《宪法》第 21 条第 2 款、第 46 条，《体育法》第 10 条第 1款，《全民健身条例》第 4 条，以及政府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决定》、《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一系列文件，对体育公平中的体育权利有相应的规定。建立在社会平等基础上的体育公平，实现了社会平等，增强了社会活力，提高了中国社会人力资本的整体水平。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的成功，体育人口也是相当重要社会因素。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体育的普及和提高促使体育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规模的逐渐扩大; 另一方面，体育人口发展生成的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挖掘了额外的源泉。中国体育人口发展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4 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体育发展的本源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会在社会文化的整体变迁上有所体现。人的精神、观念、思想和文化则成为影响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不仅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提，也是现代化的关键推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影响到中国的古代和近代，甚至是在中西文化相互冲突、碰撞、整合、交融的当代，中国传统文化仍主导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渗透到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各个层面。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的形成源自于我国传统文化、传统体育文化，又依据马克思文化观得以演变、完善及成熟起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的“小国寡民”、佛家的“世俗超脱，目空万世”等传统文化特质成就了中国体育发展的“东方奇迹”。

　　首先，在中国，“家”与“国”的关系特别密切，“家”与“国”是“同构”的关系。基于家庭的社会伦理观，和以血缘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以及中国传统体育和民族体育认为的人们的体育行为规制于道德、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等因素，都为中国体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体育价值追求的三个主体中，个人以个体的自我实现为核心价值，通过体育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和谐发展; 社会以经济利益为核心价值，追求体育企业、体育组织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追逐市场利润的最大化; 国家则以政治利益为核心价值，追求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独立与完整，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表述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全面发展”、“用‘一国两制’解决奥运席位”、“体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内容，反映了国家利益至上的牢固观念和文化传统成为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内涵。

　　我国古代思想家创立的和合文化，是民族体育和传统体育的瑰宝之一。“和”“合”连用，组成“和合概念，除强调团结、协作外，更有向心、凝聚之义。和合文化通过协调各种关系塑造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关于身体观、人生观及其身体构造和身体活动的中国式修身文化思维，实现整个体育事业内部和外部之间最佳的和谐状态。在中国体育发展中，多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与稳定，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内在动因。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人生有为”的取向倡导个人奋斗对家族乃至社会价值目标的认同，催生了中国体育发展的独特模式和价值取向。中国体育的发展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本位的传统，“举国体制”的制度设计，“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的价值追求，不仅体现了国家培养的意识，“报效祖国”、“为国争光”，而且体现了运动员、社会个体的人生价值。这些都与儒家文化重责任与义务的传统不谋而合，更是中国体育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体育的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模式。

　　最后，中国体育的发展也是一个纵向的积累与横向的融合的整体性推进过程，并逐步实现了对西方以竞技为代表的体育的改造和接受，而且能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固守和更新上，也在于对外来的先进体育文化的吸收融合中。通过改革创新与博采众长，最终促成了中国特色体育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落后与制度文明落后等因素不利于社会现代化的推进，而先进体育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则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先导因素。因此，中国体育的发展变化均缘于先进体育文化的选择，而文化资本则成为决定中国体育特色发展的一种关键性生产要素和最终解释变量。

　　5 结语

　　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基于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建设和 30 多年体育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不断发展、逐步完善，其科学性和正确性使得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雷默认为“中国的弱点是它的未来”。中国体育的发展最终能否打破经济发展中“东亚模式”的宿命，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能否达到可资世界体育借鉴的模式水平，不仅需要历史来检验，更需要通过全面科学地研究和把握，特别需要对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的认识不断地拓展、丰富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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