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思邈的医学核心价值观是指孙思邈在医学研究和诊疗过程中坚守与奉行，并努力在医学界倡导与推行的价值取向、关键信念、行为准则中的核心精神要素。仁慈至善、赤诚济世是孙思邈对医学本质的认识和对医学发展方向的定位，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是孙思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价值取向，养性撙节、尚治未病与笃实诚信、贵义贱利则是孙思邈医学实践方面的行为指导。

　　关键词：孙思邈； 医学； 核心价值观；

　　孙思邈自号孙真人，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是我国唐代名医。千百年以来，他备受尊重爱戴， 民间立庙以“药王”祭祀之。孙思邈的医学核心价值观是指孙思邈在医学研究和诊疗过程中自己坚守与奉行、并努力在医学界倡导与推行的价值取向、关键信念、行为准则中的核心精神要素。
 

　　一、仁慈至善、赤诚济世

　　古代儒家把“修身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理想，把个人道德的修养与献身社会、治理国家统一起来。孙思邈的医学理论与医疗实践活动，深受儒家伦理学影响， 孙思邈视医学为“博施济众”的仁术，“业济含灵，命悬兹乎”；认为一个医生应该“志存救济”[1]（P2），心怀救济世人的想法，“但作救苦之心”。[1]（P1）以自己精良的医疗技术治病救人。

　　孙思邈将医学定位为“仁术”，赋予医学以仁慈至善的精神内涵。孙思邈认为，学医者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1]（P1）。医学家应具有“悲天悯人”的仁慈胸怀，时刻以苍生为念，没有对苍生疾苦决心救助的奉献精神，没有对患者身心痛苦强烈的同情，就没资格做一名医生。因而医术“非贤勿传，秘之”[1]（P448），以免传给德素质不好者贻害社会和他人。

　　孙思邈鼓励、鞭策医者以仁爱之心尊重生命、善待患者、博爱众生。他的传世名言是“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他主张医者对患者要有发自内心的关怀之情，“见彼苦恼，若已有之”，即使对那些患“疮庚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也只能用同情、怜悯、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去对待，“但发惭愧、凄性优恤之意，不得定一念蒂芥之心”。[1]（P1）医生对病人的痛苦若是心安理得，心中感到高兴，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这都是可耻的行为。

　　孙思邈本人就是一位深具仁爱之心的“大医”，终身以解除病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天职。“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的社会现实，对他产生很深的刺激，“远想令人慨然无已”。特别对那些“仆隶卑下、冒犯风寒”者， 在疫疠降临之际，“先被其毒”，更使他“悯之酸心”[2]（P81）。 唐朝时，麻疯病曾一度流行，这种病一到晚期往往造成残肢、狮面，眉毛、胡子脱落的丑形，人们避之莫及；然孙思邈却不避臭秽，不怕传染，把病人接到家中，或同住深山为其精心治疗，“莫不一一亲自抚养”[1]（P362）。抱着这种这种“悲天悯人”的仁慈胸怀，孙思邈孜孜不倦地钻研医学；又从“济物摄生，可以穷微尽性”[2]（序）出发，着成了《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不朽医着。

　　二、博极医源、精勤不倦

　　孙思邈认为，一位医生要精通医道，首先需要探险方书，熟悉医学源流，“凡欲为大医必须谙 《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侯、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此外，必须博览群书，因为“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 不能认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如果能够全部学到这些知识，就能达到”于医道无所滞碍“。否则，”若无目夜游，动致颠殒“，就会象盲人夜晚出游，随时都可能跌倒损伤。[1]（P1）

　　孙思邈认为医学乃”至精至微之事“，有同样的病、 表现外症不同，也有不是同样的病，但是外症表现相同。寸脉、关脉、尺脉，有浮沉弦紧的混淆；俞穴的开合、 气血的流注，有上下深浅的差别；肌肤有厚薄、筋骨有强弱的不同。如此深奥微妙的医学，用最粗率、最肤浅的思路来学习将是非常危险的，故”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1]（P1）。

　　孙思邈把”精“分做两层意思来解。一层是就医学的性质而言，医生对病人健康负有道德责任，对疾病 ”治之不当，根源不除“，会导致愚医杀人的后果，故”不可不精以为意“[1]（P117）。这就需要深入探索医学的内在规律，”极变探幽“以达”精超绝代之巧“。[2]另一层是就技术方面而言，医生诊治疾病要做到”详察形侯纤毫勿失“， 于”处判针药“时，无得参差。[1]（P1）如伤寒，”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消至速“。[1]（P145）对此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那么病者就难以救治了。孙思邈批评一些不负责的医生诊断中粗枝大叶的作法： ”各承家伎，始终循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个及足；人迎跌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1]（P1）

　　由于从医是至精至微的工作，动则系之人命，医理又渊博精奥，”故学者必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1]（P1）。他反对当时一些医生”学不稽古“。”方今医者，识悟非深，各承家技， 使为洞达，自负其长，竞称彼短，由斯对执，卒不得挹其源流也。“[2]（P285）认为”学者当细寻方意，消息用之，万不失一“[1]（P370）。

　　孙思邈一生勤奋好学，据 《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他”七岁就学，日诵千言。弱冠喜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初唐四杰“之一的文学家卢照邻称赞孙思邈”道洽古今，学殚术数“。他的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不仅使他能够从庄老及百家之说中吸取朴素自然辩证法思想指导医学实践，而且为他编撰医着时旁征博引、分析综合创造了条件。孙思邈在论述医理时，除了引用古医籍外，还大量引用了彭祖、老子、列子、周易以及嵇康、仲长统等人的论述。孙思邈在学习方面不仅求”博“，更勤奋致力于医理的精研。他在《千金翼方》序中所说：”余幼智蔑闻，老成无已。才非公干，夙婴沈疾，德异士安，阜缠尪瘵，所以志学之岁，驰百金而徇经方。耄及之年，竞三余而勤药饵，酌华公之绿帙，异术同窥。采葛生之玉函，奇方毕综。“可见，他不但”博极医源“”涉猎群书“，而且进行了”异术同窥“ ”奇方毕综“的分析、综合工作，凸显其求”精“的精神。 孙思邈对针灸穴位的辨析亦体现了其对”精“之追求。 ”至如石门、关元二穴，在带脉下相去一寸之间，针关元主妇人无子，针石门则终身绝嗣，神庭一穴在于额上，刺之主发狂，灸之则愈朗疾，其道幽隐、岂可轻侮之哉。“[2]（P257）孙思邈在编着《千金冀方》时曾得南朝医家、针灸学家泰承祖绘制的《明堂图》，他深怕针灸书中的孔穴错了，会以讹传讹造成事故，亲自从事校对。 由于他”用心精微“，因而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剂等基础理论，到临床氏外、妇、儿、针灸、按摩等各科，都对祖国医学有较大贡献。

　　三、养性撙节、尚治未病

　　孙思邈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指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1]（P3），其”治未病之病“的思想主要体现。

　　（一）未病养生，防病于先。孙思邈认为，完备的养生之道是上古之人能够过百岁而不衰颓的原因。”今时之人则不然。以酒为浆，以忘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他进而指出，”是以人之寿天在于撙节，若消息得所，则长生不死；恣其情欲， 则命同朝露也。“所以，孙思邈提倡养性。一方面通过修炼使人的秉性向善，”百行周备，虽绝药洱，足以遐年。 德行不充，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1]（P408）。另一方面，遵循自然界和人类身心发展的规律，避免不正当的嗜好干扰视听和淫乱邪说迷惑心志，”喜怒伤气，寒署伤形， 暴怒伤阴，暴喜伤阳。故喜怒不节，寒暑失度，生乃不固。人能依时摄养，故得免其夭枉也“[1]（P409）。只有”无犯日月之忌，无失岁时之和“[1]（P412），生命才会安固。

　　（二）欲病施治，防微杜渐。孙思邈强调”勿以康健使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2]（P137）。他说：”人非金石，况犯寒热雾露，既不调理，必生疾病，常宜服药，辟外气，和脏腑也。“不仅仅居家如此，出门远行也要预防途中发生不虞，”随身常有热艾一升“，各种常用的药丸亦需携带，还应带上及一两卷百一备急药方， ”并带辟毒蛇蝎毒药随身也“[1]（P413）。预防疾病宜随季节不同而有针对地进行，”春初冰解散，天行茵陈九散皆宜先贮之，以防疾发。忽有卒急，不备难求。腊月合一剂乌膏楸叶膏，以防痈疮等“[2]（P137）。他提出应”贮药藏用，以备不虞“。因为人的疾病”多起仓卒、不与人期“，如果不加准备，”一朝婴己，岂遑知救“。不注意预防，”既不能深心以自卫，一朝至此，何叹息之晚哉“[1]（P13）。

　　（三）已病早治，防止传变。

　　孙思邈强调有病必须早治，不可使”病气自在，恣意攻人“[1]（P44）。为了及早发现疾病，孙思邈对医患双方都有要求。从医者角度而言，要从察颜观色中发现征兆。 ”夫为医者虽善于脉候，而不知察于气色者，终为未尽要妙也。“[2]（P249）”智者之察微防未萌之疾。“[2]（P141）”善治病者，始于皮肤筋脉即须治之，若入藏腑则半死矣。“[1]（P292）从患者角度而言，”但能少时内省身心，则自知见行之中皆长诸疴“[1]（P411）。”有少苦，似不如平常“时，”即需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差，须臾之间，以成固疾“[1]（P146）。 ”凡居家、常戒约内外长幼，有不快即须早道，勿使随忍以为无苦。过时不知，便为重病，遂成不救。“[1]（P423）通过医患双方的努力，就能早期发现、诊断疾病，治愈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五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末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1]（P3）

　　四、笃实诚信、贵义贱利

　　孙思邈提倡的诚有三层意蕴：一是对医学事业之诚，二是对患者之诚，三是对医界同仁之诚。

　　对医学事业之诚，首先是要忠于使命、献身医业、 不图名利。孙思邈认为医者应”无欲无求“，不能在诊治疾病中抱有追求个人利益的目的，不能抱有从病人身上捞取个人好处的目的。其次要忠于职守，不贪荣贵和安逸。有患者需要救治之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勿避崄峨、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以医者自我牺牲精神，换取患者康复的幸福。第三，在治学诊疗、着述科研等方面要戒诳语妄言、弄虚作假。孙思邈批评”偶然治差一病，则昂首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者是”医人之膏盲也“。[1]（P1）他本人更是从不讳言自己的不足，如谈及他治疗犬咬伤时，”吾初学医，人以为业，有人遭此，将以问吾，吾了不知报答。以是经吾手而死者不一“。[1]（P385）如对大风恶疾的治疗，他很坦率地承认：”予尝手疗六百余人，差者十分有一。“[1]（P62）

　　对患者之诚即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医者的一切活动都应围绕着一切有利于患者康复这一轴心旋转。 医生不能凭借自己的专长，一心谋求钱财，只能存救济别人的想法。亦不能认为患者家庭富贵，便在药方中用珍贵的药物，使他们不能找到，以此来炫耀自己技能的高超；而是应该处处替患者节省开支着想，尽量用廉价易得之物治病。如治时行病，”今诸疗多用辛甘姜桂人参之属，此皆贵价难得。常有比行求之，转以失时。而苦参、青箱、葶苈、艾之属，所在尽有，除热解毒最良，胜于向贵价药也“。[1]（P157）”武德中有贵高人师市奴，在朴消煎中加金、谓之金石凌，“孙思邈指出， ”此为直用二消、寒水石、石膏可也，即不劳金。有金者，贵高人所加也。“[1]（P251）

　　对医界同仁之诚即在处理同行关系上做到互相尊重、虚怀着谷。不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1]（P1）。孙思邈认为扁鹊被疾贤妒能的秦太医令李醯所害是一件”甚可哀伤“的事，故而呼吁 ”不得使愚医相嫉“[1]（P2）。

　　贵义贱利是孟子性善论所倡导、体现的价值观，是儒家的经典思想之一，对孙思邈有深刻的影响。孙思邈反对把医术作为索取财物的手段，尤其反对那种惟名利是图的俚人市侩作风。他告诫医生：”医人不得侍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1]（P1）要求对待病人要”心行平等“ ”不怜富憎贫“”不重贵轻贱“[2]（P285）。如果患者来求医治， 不论贫贱富贵，老幼美丑，都要”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1]（P1）。有些医者为了钱财迎合富贵人一时口腔之欲， 不顾后果，孙思邈认为这样做很不道德。如水肿病”差后须慎口味“，有的医生却不顾这一治疗要求，为了取悦患者，明知病人”多嗜食不廉，却“随逐时情，意在财物，不本性命，病人欲食肉，于贵胜之处，劝令食羊头蹄肉。如此者未见有一愈者”[1]（P323）。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医者耐心说服患者，使其“受师教命，餐进药饵”。若能如此， 则疾病“何有不除”[1]（P362）。

　　仁慈至善、赤诚济世是孙思邈对医学本质的认识和对医学发展方向的定位，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是孙思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价值取向，养性撙节、尚治未病与笃实诚信、贵义贱利则是孙思邈医学实践方面的行为牵引。孙思邈的医学核心价值对后世医学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精神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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