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78 年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开始，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取得成功困惑不解。事实上，他们将中国的成就、差异、不平等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混合在一起，用一种被视为普世的特殊社会制度模式---经济自由主义模式---来衡量中国。

　　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 “货币主义反革命”以来，这一模式在知识界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政治领域，自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和撒切尔的反革命实施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完全主导了盎格鲁-撒克逊世界。

　　这种理论断定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该理论在概念上具有极权主义特点，坚信普遍看来市场是最有效的社会互动合作模式。由于个体是有远见且理性的，该理论宣称市场合作总能带来最好的效果。由此可见，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应当尽可能地受到限制，当这种互动存在时，应当尽可能地加强它的可预测性，以便使其更好地顺应市场。

　　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一思想流派受到了新的激励。20 世纪 90 年代初，政治哲学家福山甚至预言了 “历史的终结”.全世界都采纳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市场制度： 财产所有权、法制、灵活价格、向国际贸易完全开放等。所有这些规则都被冠以“华盛顿共识”的名号。大量发展中国家也纷纷采纳了这种方案，直到 1997 年至 2002年间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爆发了一系列极具破坏性的危机。

　　在这种意识形态环境下，中国的表现与众不同。中国显然没有遵循自由主义的秘方，却继续享受着强劲的经济增长。面对这种奇特现象，受到新古典主义思想训练的西方经济学家分裂成了两大阵营： 乐观派和悲观派。乐观派用市场魔力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亲市场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中国正在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变，将会越来越向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靠拢，并将采纳代议制民主，这一般被视为等同于议会制政体。悲观派关注的则是中国人在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所认知的符合市场经济的特殊制度与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差距。

　　每当中国在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转型过程中遭遇危机时，悲观派总会预言中国将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崩溃。这些预言者的末日论调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政治事件及随后的亚洲危机震荡之后曾一度流行。如今，他们再次臆测中国将无法找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资本主义是一种权力关系制度，其规则要求一些非市场的社会制度

　　尽管资本主义并不等同于市场经济，但是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因为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完全不同于常规商品市场。市场经济建立在对人类活动进行划分的基础之上： 凭借这一点，个体之间相互区分，而不需要事先了解其他人的需求和欲望。为促成可能的交易，就需要共同信任，一种独立于所有个体之外的社会媒介应运而生，我们称之为货币。市场经济还创造出一种被称为“价值”的公制，被用来根据其他人用货币购买该产品的愿望来衡量人类活动的产品。

　　获得作为一般购买力的货币以及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支付货币的能力决定了价值。个体在地位上是平等的。随着个体欲望在强度上出现细微差别，数量差异显现，但数量差异不会在制度上促生不平等。

　　资本主义建立在一种二次区分的基础上，这是以原则差异进行的区分。由于在获得货币方面不平等，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创建了一种权力关系。资本家为了对生产资金融资而获取货币； 劳动者通过出租自己的劳动能力而获取货币。这一区分彻底改变了制度逻辑。资本家的目的是为了货币而积累货币，因为货币赋予他们支配其他人的权力。

　　能够调动的资金越多，对社会的支配权越大。劳动者因为不拥有生产资金，所以他们不能成为市场上的私人生产者。原则上，每个人都各自拥有根据自己的选择向资本家出租能力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会存在劳动市场。但是，劳动者阶级整体上从属于那些掌握生产资金的人。于是，工资并不是实际的劳动价格，而是在既定时间内租用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货币价格。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劳动合同与贸易合同是完全不同的。个体在履行贸易合同时是独立自主的。独立生产者要承担经济风险，这种风险与消费者对生产者所出售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具有不确定性有关； 因此，生产者的收入取决于生产活动的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是通过在市场上出售产品或服务以换取货币而实现的。当技术革新取得成功时，将会促进需求并提升需求空间。技术革新为能够开发利用市场的幸运的开拓者提供了额外的利润。与此相反，劳动合同必然导致劳动者在履行合同时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劳动者向资本主义企业出售任其随意使用劳动者能力的权利。这种使用是在企业管理者的领导下进行的，而管理者自然会寻求资本家利益的最大化。劳动者出售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但不是实际完成的劳动，因此超出工资部分的劳动价值就增加了企业的利润。

　　劳动强度可以在既定劳动时间内提高劳动量，因此劳动强度成为劳动规则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该劳动规则是由管理方单方面制定的。劳动报酬具有以下特征： 以劳动时间为基础，受到劳动激励手段的调整，被命名为有效工资，根据某种标准来衡量。技术革新往往加强了这种从属关系，以便降低劳动成本并提高劳动强度，这些都是增加企业利润的重要途径。资本主义企业为了增加利润，更倾向于通过贷款寻求资金支持，这种做法必然加强资本的集中积累。

　　金融是资本主义协同合作的核心，因为每个企业都必须依靠金融来积累资本和增加就业。但是，信贷市场是承载着未来承诺的市场，充满不确定性且无法挽回。供求源自目标不同且相互独立的经济人，而金融市场的价格并非由这种供求决定。在普通的市场中，比如汽车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不是同一个人。价格的波动是由供应方生产成本的收缩、需求方潜在消费者的购买力以及使用汽车的边际效用的下降等因素客观决定的。

　　但是，金融市场的情况并非如此。每个人在每时每刻都可以既是卖家又是买家，这取决于对他人的预期所作出的预期。价格可以在零到无限大之间波动。金钱不只是一种交易媒介，还是交易对象本身，需求在安乐感的传染性影响下可以将价格推向极端。市场参与方之间主观上的相互依赖促生了一种起伏变化的集体信任，我们称之为市场协议。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市场成为金钱游戏最钟情的场所，而这些金钱游戏往往会转变为投机泡沫，随后导致市场崩溃。在这里，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 钱生钱。正如货币不会饱和一样，贪婪永无止境。正因为如此，金融市场无法在公共品方面实现自我调节，必须由国家制度进行监管。

　　资本主义的生存本性要求社会创建并发展一个社会制度网，以便对作为资本主义基石的市场进行调节。必须有一些社会制度用于调节劳动市场，制定社会法规，保护劳动者权利，缓和权力关系之间的固有暴力，组织雇主和雇员的利益团体进行谈判。国家必须直接或间接地扎根于非市场的社会关系中，为市场提供基础设施，但也要调节收入分配，因为对劳动市场的协调远不能实现社会的凝聚力。正如道格拉斯·诺斯在其不朽巨着中所指出的，随着历史而演变的社会制度网能够影响经济人的行为，同时用适合每个国家的方式铸造市场机制。然而，市场经济的繁荣幻影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表明，社会福利的机能是不可能吸收个体偏好的。如果没有共同利益的存在，任何社会都无法维系。共同利益源自政治协商的过程，这与市场的过程是截然不同的。

　　一个国家的社会凝聚力依赖于其制度的连贯性，制度的连贯性还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一段既定时期的调节模式。尽管能够抑制劳动和金融市场的固有社会矛盾的制度大同小异，但是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在各国则各不相同。调节模式总是与由资本积累引发的潜在动荡相互作用。当调节模式能够疏通矛盾并令权力游戏在妥协中向前推进时，该模式就能够成功维系一个达到某种稳定状态的增长体制。当层出不穷的矛盾通过金融这一媒介令权力的天平严重且长期地向资本家利益一方倾斜时，已有制度就不再能够维系增长体制的连贯性。于是，调节模式逐渐衰弱，经济危机随之爆发。经济危机开启了一段转型时期，在这段转型时期内，制度必须得以重建，直至资本积累的新的创新力量在一个新的增长体制中重新步入正轨。因此，资本主义深深扎根于增长体制中，而各国的增长体制不尽相同，这些增长体制的形成取决于各国的历史道路。

　　简而言之，调节模式是一整套调节机制的总和，这些机制确保由资本积累导致的失衡仍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失衡尚能与每个国家的社会凝聚力相容并存。我们总能在一些特殊的背景下和一些既定的历史时刻观察到这种相容性。就有关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变化的所有分析而言，最好的检验就是描述这种凝聚力在本地区的表现。还需要理解为什么这种凝聚力在国家生活中既不是普世的，也不是永恒的，为什么调节模式的效率总是以衰弱告终。另外，也要了解危机产生的过程以及行动方案的演变。最后，必须尝试辨识出对旧调节模式形成致命打击的危机过程中所萌生出的新调节模式。

　　历史视角下的资本主义多样性

　　由于基本的社会制度和行为的文化基础可以具有长期性，所以，尽管调节模式的连贯性持续的时间一般没有那么长，但是一段长时期的历史对于未来而言具有最好的导向作用。历史可以用于检验调节理论的分析原则，使经济学家意识到资本主义模式具有多样性以及 “路径依赖”.

　　我们刚才提及的调节理论的基本分析原则与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学说具有很好的相容性。布罗代尔为研究 13-18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从自己广博的历史研究成果中提炼出五大原则。第一，资本主义一直都是一个综合体，总是根植于社会结构中。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也持同样的观点，他用极具说服力的方式阐明，经济关系在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是其有序运转的主要特点。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一些结构上的分化，而这些分化总是在资本主义模式中不断更新。第二，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相关性，但是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我们在定义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时也提到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具有积累的能力，其逻辑并非社会福利，而是钱生钱。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无法在社会福利方面实现自我调节，并且不会趋向一个理想的预定模式的原因。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正是一种演变的过程最终构成了其进化路径。

　　资本主义达到的每个阶段都取决于其所走的道路。如果当初力量的构型是不同的，那么这条道路也应该是另外的模样。这条道路绝不会通向一个有可能先于其存在的理想状态，既没有通往未来理想世界的目的论想法，也没有用于调整到平衡状态的机制概念。第三，市场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金钱是一种公共品，所以为了生产商品，有偿劳动是无法减少的。资本主义完全是一种历史现象，在这种现象中制度与市场结构协同演变。第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制度占上风，因为制度会引导社会的整个调节。非正式制度即集体信任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制度是最具可持续性的。集体信任代表了一个社会的公共品，例如在一种民族文化中的归属感。文化信任在各个社会中有所不同，会使制度受到主权国家的浸润。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公共品的原因。无论采用怎样的表达方式，只有通过共同信任所表达的人民的支持才能够赋予国家统治以合法性。第五，全球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均等的政权博弈，一般的竞争性平衡模式起不到任何作用。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分成高低等级，而分级标准是由财力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占统治地位的金融中心往往是攫取价值的有利地点的原因。

　　中国：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21 世纪的资本主义源自亚洲危机，这次危机令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性幻影灰飞烟灭。自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出现的转向不断得到强化，堪比资本主义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次转向。

　　因此，全球金融不能被视为一次资本主义的同化进程。金融是一个政治权力工具，中国能够利用这一工具保护自己的经济、保证供给以及获得核心技术。中国成功地避免了全球市场不稳定性的侵袭，大力发展了其国内金融系统，并对香港这一历史上的金融中心进行了改造，以便向全世界投射中国的金融实力。

　　近 30 年来中国实力的飞跃应当得到调节理论这一理论工具框架的检验。为了更好地理解自给自足的经济增长进程的根源，应当对中国过去令人惊叹的文化和政治遗产进行深入研究。还应当提出一些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曾被那些在中国的改革中只看到市场的神奇功效的经济学家所研究。正如丹尼·罗德里克 （ Dani Rodrik） （ 《全球化的悖论》） 以及其他学者所表明的，采取市场制度远不能满足一个发展中国家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需要。中国的历史提供了很好的佐证。1911 年推翻清王朝后，中华民国成立。

　　自由资本主义的所有要素似乎都汇聚在一起： 由资产阶级领导，1913 年实现议会选举，向资本开放，具有推动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意愿。但是，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所有这些要素只对工业化领域产生了作用。农村的广大人口对此并不感兴趣，传统的帝国秩序仍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根本不可能动员他们在国家层面上推进工业化进程。因此，我们尝试在这里解答一个问题，已出版的大量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类英文图书从未对此问题作出解答： 为什么在 20 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没有实现的事情反而在 20世纪 80 年代实现了？

　　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 为什么在文化精深、技术先进 （ 直到 18 世纪） 、政治制度长期稳定的条件下，中国未能于 18 世纪末和19 世纪初搭上工业革命的顺风车？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琼 - 劳伦特 · 罗森塔尔（ Jean - Laurent Rosenthal） 和王国斌 （ 《分歧前后---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变革政策》）给出了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颇具说服力的解释，使用了对中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我们将会使用类似的方法，以便重新回顾所谓的中国工业化 “发育不良”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显着发展这些历史问题。随后，我们会提出一个建立在农村经济自给自足这一假设和紧密结合的家庭结构基础上的正式模式，用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社会结构对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工业转移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中国改革的辩证法

　　本书采用布罗代尔的研究方法，意欲展示经济结构与社会制度的协同演变过程。我们将通过回顾过去，以历史的视角以及展望未来 20 年的方式来阐述中国的改革。

　　最根本的原则在于过去 2000 多年间王权的持续性。中国是一个具有帝国延续性的中央集权国家。共产党竭力要保留对政治体制的绝对控制。为了达到这一整体目标，必须使官僚的利益符合政治领域的共同利益，即稳定，同时向人民群众提供实际增长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因此，国家必须有战略、促发展。政治当局必须更高效地生产更多的财富，以这种方式管理经济。由此产生了两个结果： 其一，市场经济成为一种工具，而非目的； 其二，开放成为实现效率的条件，并通向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指令： 赶超西方。

　　本书第一章解释了中国文化中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这也可以用来理解社会制度的弹性。在帝国历史中，无所不在的社会网络以家庭结构为基础，与帝国的中央结构相互作用，而帝国的中央结构在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官僚制度而能够得到牢固维系。一种简洁的政治行政结构能够提供集体物品，这些集体物品会将分散在乡村的大量社团关联起来。

　　从这一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第二章回顾了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长期关注这一社会结构阻碍工业化进程的原因。我们将提出一个正式的宏观经济模式，以阐明为什么这一社会结构阻碍了劳动力向城市集中，而这一点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实现飞跃的必要条件。

　　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央集权的国家一度变得衰弱。20 世纪前半叶也是一段社会混乱、经济衰退的时期： 50 年间，实际平均收入出现了绝对下降。内战结束后，在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家主权得到恢复。第三章对随后的社会主义时期进行了详细研究和重新评价。与关于这一主题所做的一般的肤浅经济分析不同，我们将阐明1950-1978 年的社会主义时期对于理解政治经济改革和 20 世纪 80 年代第一阶段的成功至关重要。共产党管理下的中央计划和资源的高度集中促进了劳动力的动员和国家的工业化，这对 20 世纪 70 年代的农业生产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三章的一部分以及第四章和第五章关注了改革的逻辑、矛盾以及改革采取的方式。我们的阐释与一般经济学的阐释不同。

　　改革是经济结构与制度的共同改变。改革是多元的，在永无止境的过程中总是深陷改革自身所产生的各种矛盾之中，也没有任何理想的模式可供参考。改革的意义不是目的论的，而是存在于实践之中。由于政权具有连续性，改革在一种远见卓识的引导下循序渐进地推进，对改革的评估是务实的和经验性的。战略计划的目的是促进和谐，也就是对有利于加强国家主权的各种力量进行平衡。

　　由此，资本家的利益从来无法强大到能对国家毋庸置疑的最高权力构成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大范围地保留了最高所有权并对金融领域实施密切调控的原因。

　　由于改革充满了自身产生的矛盾，所以会经历一些危机，这些危机往往出现在转型期。改革随着阶段而变化，但是其目的始终是维持政治合法性。改革的进程是螺旋式的。在走上快速增长道路的高速阶段，会促生一些潜在的矛盾。诚然这些矛盾是内生的，但是会加剧外在的冲突。在减速阶段，这些矛盾已经在社会冲突中显现出来，对和谐构成威胁。在政治方面，这些矛盾在共产党内部及 8400 万党员中引起了反响，这推动了一种不透明的协商进程，直至达成妥协。

　　第三章到第五章表明，改革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横跨了 1989-1993 年的冲突转型期。第三章和第四章探讨了国内经济，第五章考察了贸易及随后的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改革的第二阶段严重偏离了轨道，走向资本的集约型积累，所以出现了一些内生性矛盾，从而引发了过度积累和社会紧张。2008 年秋达到顶点的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现行经济增长体制的内部矛盾，引发了一次新的棘手的转型。每次转型都是一个开放的过程，都使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只能以社会矛盾的博弈所生发的动力为基础来描述这个阶段的前景。

　　第六章和第七章对这些远景规划进行了研究。第六章描述了一种可持续增长的模式框架，对政治变化的系统分析正是由对在此框架内进行改革的方向的总体考察所引导的，而该分析是第七章的主要内容，也成为理解中国未来十余年战略计划的一种创新性尝试。

　　向可持续的增长机制的转型以一种资本和能源的弱集约性增长方式以及一种社会契约为基础，这种社会契约旨在减少不公平并实现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障。公共品的提供和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发展是战略计划的两大基石，该战略计划必须改变未来 20 年的增长机制。该计划还将特别强调变革对政府结构产生的政治影响以及将会面临的利益冲突。在价格结构、财税体系、土地所有权等领域推进改革的幅度亦不会受到低估。

　　最后，第八章又回到我们的出发点： 资本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及其对政治制度的依赖度。我们可以肯定，中国的社会网络文化相当强大，足以通过向党的政治机制施压的方式激励公民社会的发展，这必然使得进一步改革具有可行性，同时有利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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