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发展之不平衡、不充分是中国"新时代"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经济充分发展体现在价值实现层面， 全部生产力要素参与创造价值， 并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发展是经济规律和资本逻辑使然， 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是多重的， 最基本的结构是生产与消费协调， 从更高层面看， 是经济与社会协调。由于经济每一步发展有其特定的时代内容， 构成发展的路径依赖， 因此发展中不仅存在着各类瓶颈和逻辑演进上的陷阱， 还存在人为的设局或拆局， 左右经济运行的秩序。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 有必要认识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型逻辑， 理顺经济运行生态， 认识"陷阱"形态， 估量转型中的风险， 立足"充分发展", 把"比较优势"转化为有效的价值， 实现地域充分发展。

　　关键词：中国经济； 转型逻辑； 贸易自由化； 经济陷阱；

　　Abstract:

　　The imbalance and insuffici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 core problems t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Ful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embodied in the realization of value. All factors of productivity participate in creating value, and the market decide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 be said to be the result of economic law and capital logic. In fact,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that restri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multiple. The most basic structure is the coordin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rom a higher level, it is economic and social coordination. Theref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its specific era content, and then constitutes a path dependence of development. A path dependence, therefore, there are all kinds of bottlenecks and logical evolution trap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re are also artificial Bureau or dismantlement, which influence the order of economic operation.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Sino-US trade war,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logic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straighten out the ecology of economic operation, understand the existing forms of "traps", assess the risks in th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ful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to effective value, so as to realize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Keyword:

　　China's economy; transformation logic; trade liberalization; traps;

　　一、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与动能

　　（一） 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与"量"的可拓展空间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 发展内含人民生活的改善。当下我国已进入了"新时代", 亟待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 提高效率， 满足需求， 让人在生产、生活中都能得到解放， 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意味着存在发展的潜力与空间。不平衡本身也是不充分的表现形态， 诸如区域间差距， 体现在生产力布局与技术效率上， 最终反映于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 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国家层面的发展不平衡， 一般可归因于生产力水平差距， 呈现为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区域发展不平衡一般用地区经济增长指标和地区间居民生活水平指标加以判定。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 而是与社会演进分不开， 在各个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结构性问题， 这也是制约平衡发展或充分发展的因素。就发展问题， 有市场力量作用的累积因果关系的区域经济不平衡结果， 有非均衡发展的"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 有地区差距由趋大转变为趋小的倒"U"型趋向。这些发现解释了经济现象， 并赋予一般"经济规律"的意义， 进而成为政府导向性政策的重要依据。

　　发展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 生产出更多产品以丰富或改善居民的生活。这就需要技术变革和调整生产组织方式， 体现于价值体系层面， 经由市场所反映出来的效用价值， 让资源要素参与价值创造。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 价值创造需要注重生产效率， 突出创新引导， 提升价值链地位。技术效率的改善可以通过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两条路径实现， 技术扩散的效果呈现为产能加速扩张， 技术创新则是通过产品创新创造出新的需求空间， 新产品具有更高的效用价值， 进而改变了原有的效用价值体系。

　　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已不局限于工、农业的物质产品生产， 还包括体验在内的服务提供， 服务经济为经济发展拓展了巨大空间。另外， 效用价值的价值链不断向服务领域延伸， 同时， 制造业与服务业更加融合， 生产性服务业蓬勃发展， 制造业也加速服务化， 由此服务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种经济"量"的拓展本身也是"质"的提升。

　　就"质"而言， 首要的是经济运行的健康。经济运行的基础是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关系， 生产与消费互为促进， 消费与生产的结构关系又内含收入结构、消费结构和投入结构的三重关系， 因此， 生产与消费不可无限度脱离， 在特定的分配结构下， 消费决定生产不容小觑。

　　国家富裕体现在总产值上， 但总产值必须是适销对路的生产和服务。在数据层面， 统计来自三次产业， 由此， 提高产业化程度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经济发展转型过程实质上是社会结构变迁过程， 也只有适应生活方式改变、生活领域愈加社会化， 家庭自助式服务为现代专业化服务取代， 即进入由数值呈现出来的高收入高消费阶段。在高收入阶段， 生产和生活高度社会化， 资产关系复杂化， 生活成本高。服务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知识经济通过无限复制与共享， 实现乘数效应。如果没有服务经济的强大， 依靠做大第二产业， 局限于快生产与高消费， 有效的经济循环只能停留于重复性建设， 满足低劣产品的生产与消费。

　　（二） 技术效率、价值体系与价值链影响的经济总量

　　劳动创造价值构成价值理论的根基， 在财富的货币化时代， 财富集聚又表现为资本集聚。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创造价值， 在既定技术条件下， 价值创造需要有效整合劳动资源和要素配置， 加大劳动的投入量， 参与社会财富创造。劳动价值论隐含的假设条件是资源不存在稀缺， 资源通常视为无"价值"量的。事实上， 我们的价值体系遵循的乃是效用价值体系， 资源效用价值通常依据其获取的难度定价， 即资源采掘所付出的劳动而有偿使用， 资源还会因稀缺性而以替代之付出的代价或采用之的效用价值进行付费。

　　技术创新而生产效用函数不同。技术性生产效率提高通常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一般性技术效率改进， 达到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效率影响质量， 低效率意味高成本， 低收入也意味着生活的高成本， 即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达到同等质量的生活。另一种是借助技术的突破性创新， 实现行业技术领先或产品创新， 从而达到生产工具或产品效用价值提升。在竞争性开放市场条件下， 效用价值呈递减规律， 技术的创新与技术更迭， 则又加速这一变迁进程。另外， 资源也因技术的实现程度， 使得传统资源优势被替换， 也使潜在资源的价值转变为现实的应用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 相关产业在价值链环节中的地位必然影响其本国资源要素的价值比附水平， 因效用价值的乘数效应， 总价值也会得到大幅提升。

　　由于价值理解上的分歧， 衍生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两种分歧的价值理论。在劳动价值论视角下， 价值源于劳动， 而效用价值论则认为价值乃物品的效用。事实上， 效用价值体系的基础是劳动， 即取决于商品生产所需的劳动或商品功能在使用中对劳动的替代关系。然而， 这种"效用价值"的适应范围的泛化乃至局限化， 变成资本盈利效用。

　　效用价值主要反映在科技进步对价值体系的影响上， 效用价值体系借助于市场的不均衡， 体现在全球生产分工的价值链上， 占据价值链高端就意味着高收益， 进而通过经济体本土市场价值比附体系而站队高收入国家之列。一个经济体的价值体系可理解为基于特定技术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市场均衡下的财富分配体系， 因为全球化的参与， 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体现为本国资源的效用价值发挥， 受本国资源配置影响， 进而决定本国整体劳动的价值分量。正因为生产要素的效用价值的物价效应， 在价值总量上构成乘数效应， 使得经济活动总价值量变得更大。另外， 技术改变生产中的资源使用， 资源因使用而获得新的 （效用） 价值。高收入阶段是全面的社会化、资产化的经济活动， 呈现为数字上的高收入， 社会生活其实意味着高成本。

　　科技创新主导产业价值链分工， 形成世界经济的中心与外围的结构关系， 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尖端产业正成为各国激烈角逐的重点领地。今天， 科技日趋复杂， 创新难度加大， 依靠简单仿造难以达到创新目标。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严加保护， 实行技术垄断， 必要时也用技术门槛设置贸易壁垒甚至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企业活动。

　　在开放市场背景下， 各部门技术效率改善的节奏是不同步的， 特别是由科技创新主导的先进制造业勃发， 传统产业即便技术效率有所改善， 仍摆脱不了价值低端化的命运。

　　受技术创新的更迭与技术扩散影响， 一方面， 因技术创新产业价值得到提升， 另一方面， 技术性产品或产业呈现效用价值递减规律， 形成趋向均衡的资本收益率， 即一般均衡， 亦即价值由高效用价值端滑向劳动价值端。在效用价值导向下， 资本掌控技术的产业发展， 在资本转嫁成本的劳资博弈中呈现出劳动报酬递减规律。而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条件下， 部门价值比附需要作适应性调整， 资本退出后非盈利性企业接盘， 满足劳动应有的报酬， 形成福利性生产部门。非盈利性企业有其存在之必要性， 是服务经济的根基。

　　（三） 转型节点、产业更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转型过程也是社会结构的演进过程。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有其特殊的规律， 因而会面临特殊的问题， 欲速则不达。经济社会有序发展中有多个转型节点， 需要处理好各阶段的结构性问题， 实质上是优化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与平衡是对立统一关系， 不平衡成为有序化动力所在， 平衡是导向性目标所在。在当下，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是供给体系质量高、效率高、稳定性高[1], 供给侧结构背后是多重的结构问题。

　　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演进的工业化积累阶段， 需要突出处理投资与消费关系， 也就是处理好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 实质上就是抑制消费， 靠投资拉动发展。当工业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后， 就需要注重人民生活改善性需求， 提高生产效率， 创造财富、满足需求。

　　经济发展推进社会结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量变过程， 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而言， 社会结构依附于由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动态调整， 呈现代际过渡特征， 在此过程中， 往往传统产业产能过剩， 新兴产业发展不足， 映射出价值体系的扭曲。在这样的经济运行格局下， 资源低效率配置意味低收入和高成本， 使用高技术性工具的成本高于人力成本。

　　在内外科技处于极不平衡格局下， 寻求开放发展， 有助于缩小技术差距， 减少摸索、缩短工业化进程。同时， 弥补资金缺口， 让闲置生产要素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 参与价值创造。即便在内外不平衡的价值体系下， 参与者亦能从中获益。当经济社会转型因资源配置达到新的结构性平衡时， 产业工人工资与农业从业收入趋近平衡， 进入劳动与资本的财富分配博弈， 全生产力要素更加合理地参与分配。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复存在， 意味着依靠低成本的产能扩张的出口贸易之路已日渐走到尽头。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创新驱动阶段， 产业的高价值链逐步向服务经济领域位移， 服务业的价值比附得以提升， 消费升级更加拓展服务经济的发展空间。

　　市场化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 强化资产性收益是遵循市场逻辑的必然形态和必要前提， 市场化也是拓展经济空间的有效手段。经济社会转型时常出现结构性困扰， 形成利益固化的平衡， 加重资源配置扭曲， 助长各种"锁定效应", 形成诸如坐吃地租、房租的食利阶层， 以致消耗经济增长的动能。当今， 经济进入外需萎缩， 劳动力不再"丰裕", 生产成本趋升、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发掘经济新动能， 成功带动经济转型是当务之急。"新时代"则为我们开启了新的发展征程， 新时代是消费升级的时代， 休闲成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更加凸显。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 将更加有助于促进国民收入再次分配。信息化会让市场更加灵敏与透明， "信息化"融合， 为传统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新业态， 为高质量发展带来新希望。

　　另外， 经济在一定制度环境下运行， 因而矫正经济运行方式也是拓展发展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直面经济结构问题时， 一些发达国家已积极发展绿色经济， 为绿色经济发展设定时间表、目标和措施。适应新时代主题， 我们国家倡导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相关约束性规制相继出台。

　　二、中国经济转型中一般均衡与结构平衡的重要性

　　（一） 内、外部结构问题在价值体系层面的反映

　　价值体系是各类商物品或服务在交换时的相对数量的比例关系， 价值体系体现为经济体资源特点及其配置状态。效用价值体系超脱劳动的替代关系， 演变为资本的赚钱效应， 进而成为为资本行为辩解的工具。效用递减规律通常抽象掉了竞争的不平衡与资源配置不平衡， 进而把劳动低价值回报视为经济规律使然与必然。由此认识误区， 产生资本对传统产业福利性生产的嫌弃， 追逐产品形式上的新奇特。

　　产业因技术创新或产品创新而获得更高的效用价值， 从而位居价值链高端， 进而使得一些传统产业或行业即便生产效率有所提高， 终归沦为价值链低端。效用价值体系的存在基础就是非均衡的资源配置结构， 价值的递减规律实质是一般市场均衡过程， 价值由技术呈现的高效用价值端滑向由劳动呈现出的低效用价值端。其实一个健康的经济生态， 即便技术效用弱化部门仍能维持起码的劳动价值回报， 通过资源配置调整， 借助市场的一般均衡化解"外部性"的价值损耗， 达到行业 （产品） 合理的价值比附水平。

　　科技主导经济发展是通过效用价值的改变、重塑整个价值体系， 进而诱导资源配置调整， 促成生产组织方式调整。在效用价值导向下资本主导工业生产的全球化分工、布局， 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产业关键领域或环节所处的价值链地位决定全球价值体系。全球科技创新的不平衡呈现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外围关系。创新中心地通过技术垄断掌控产业价值链。而科技创新的节奏则主导产业生命周期， 衍生为经济的波动周期， 创新节奏延滞就会影响产业梯度转移， 或引起产能过剩的危机。然而， 创新中心也在变迁， 历史上世界创新中心发生过多次转移， 当今， 新兴经济体创新愈发活跃， 世界呈现多中心化迹象。创新中心的变迁必然引发全球性的结构调整， 也会引起原创新中心地国家的忧虑， 故而设置他国崛起的障碍， 藉此达到维护其自身创新中心的地位。

　　经济体的价值体系形成取决于本国市场中资源配置的情况， 其市场是一体化的， 一定程度上实现着自由配置。而世界经济处于不平衡的结构中， 全球并未形成一体化的均衡市场， 各国分别处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中， 因此"全球价值体系"则主要体现为由技术创新不平衡决定特定产品的效用价值差异， 表现为产业的价值链地位。其实， 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 价值链地位是具体的， 就国家产业整体地位而言， 则是相对的。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不均衡， 资源在不同效用价值体系市场中定价， 由资本推进自由贸易发展， 这便有了"国际市场价格".这种国际价格的形成， 或是依据于资源国的价值体系定价， 或是依据于资源输入国的价值体系定价， 取决于资本运作与博弈， 即表现为资源定价权。依据资源丰度的产品则具有更大的操控隐蔽性乃至攻击性。如国际粮食价格， 粮食价格 （价值） 与国家人地关系、社会结构紧密关联， 但把粮食价格作为工具， 则具有价值体系的重塑功能， 甚至能达到扰乱国际生产秩序和价格体系的目的。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农业效率改善为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空间， 但农业效率的提高必须要与经济社会转型同步推进， 对于微观经济主体农民而言， 只有劳动的价值实现的效率改善才是有意义的。

　　伴随对全球化的深度融入， 全球化对各经济体的影响也就不断加深。其实， 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这两种价值链分工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 具有不同的效应，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 则区域间经济差距就越大；嵌入国家价值链的程度越深， 则区域间经济差距就越小[2].原因无非是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 在更广域的市场空间中一般均衡更难企及， 全球化更多的是关键技术的价值链地位。

　　（二） 国际贸易的必要性与贸易平衡的局限性

　　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是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平衡， 从工业化视角来看， 就在于处理好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 （投资） 关系， 应对扩大再生产的结构需要。受制于地域资源局限和科技发展的不均衡格局， 便产生效用价值上的差异， 可以通过发展贸易， 交换价值弥补资源短缺， 引进技术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因此， 加快工业经济的发展， 贸易显得非常必要。建国初期， 毛泽东就认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主动发展对外贸易关系， 但"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 主要靠国内市场"[3].

　　在国家层面， 受特定技术条件约束， 再由资源特点和配置结构决定， 形成不同价值体系， 由此为各经济主体参与全球化拓展获利机会和空间。改革开放后， 在全球化的融入中遇到效用支撑的"价值链"问题， 造成对价值体系的冲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自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义。资本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是资本的声张， 国家在应对经济结构问题时， 特别是产能扩张引起的经济周期性危机， 也正是基于对贸易自由化理论的信念， 推崇新自由主义政策举措。然而， 全球化并非所有的资源要素都能自由参与全球化配置。

　　经济体因产业发展参差不齐， 设置保护性壁垒是必要的， 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开展广泛贸易， 只能在一定壁垒高度的前提下实现各有所取。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自由贸易推进， 应双方各有强弱， 并在权衡利弊后相互妥协。互利互惠成为国际贸易的一条基本原则， 经济体的整体利益平衡成为考量参与全球化的基本尺度。贸易规则只是一般的操作规范， 市场瞬息万变， 不能确保达到平衡， 交互摩擦时有发生， 利益平衡简化为贸易"量"的平衡， 这种量的贸易平衡进而成为国际贸易重要基准。资本受这种平衡的结构约束， 只有通过资本投资自由化来改变， 即绕过行政藩篱， 摆脱主体利益要求的种种设限， 进而选择产业的全球化布局。

　　中国因特殊的要素优势和条件， 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因此频繁遭遇到各类全球性经济风波影响。同时， 由于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平衡"建立在不同系统层面， 增量的劳动投入与增量的产品输出抵消， 生产效率与收入关联性弱化， 打破了本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协调路径与节奏。全球化问题的根不在于贸易， 而在于资本的全球化布局， 这些资本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 也引致发达经济体产业空心化。全球价值链分工不仅是企业间财富增长和利益分配的问题， 更事关国家之间财富增长和利益分配[4], 还引致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 造成蓝领工人反对经济全球化[5].

　　经济体对全球化的融入， 其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其中发达经济体的资本掌控核心技术， 从而获得财富集聚， 依赖进口廉价消费品满足一般阶层消费， 一旦创新后继不足， 就会产生新的结构问题， 设法推进制造业回归， 重建自己的制造业体系， 只能构筑承受更高成本的堤坝。在全球化的今天， 价值链分工是全球化的根本形态， 把产品迅速推广还得借助于相互贸易。

　　另外， 贸易平衡并不意味着公平合理。单纯贸易平衡不成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 乃至取代生产-消费的结构平衡。美国跨国公司掌控着中美贸易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利益分配主导权[6].一直以来， 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是对资本的放任， 是对资本的逻辑辩护， 漠视主体利益对等这一前提， 即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正是应资本全球化布局的需要， 才有了国际贸易由双边贸易规则向多边贸易规则演进。贸易自由化规则是依据资本"逻辑"的制度设定， 并且这种规则还深受"规制工具化"左右。资本投资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是一致的， 在资本全球化生产布局情况下， 并以贸易量均衡化要求， 强迫他国开放市场和管制， 乃至强买强卖。各经济体的价值体系反映的是资源要素配置结构， 实质上也是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 放开市场壁垒或自由贸易化， 必然构成冲击， 特别体现在农业方面， 农业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结构转型问题。

　　（三） 一般市场均衡的多层面与社会结构优化

　　经济发展常受多重的结构问题困扰， 呈现为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结构问题集中反映在生产与消费结构， 生产与消费相脱节， 表现为生产主要不为本地域居民消费。这种结构源自于全球市场不均衡， 抽象为价值链地位， 用以诠释资本的财富集聚， 实质上是以廉价的劳动为发达国家提供福利生产， 淡化发达经济体内部直接的劳资矛盾。全球化加速制造业生产的适地化转移， 造成发达经济体产业空心化的局面， 即便通过高技术产品出口在国际贸易中维持贸易平衡， 也会因高技术生产对一般高成本劳动的排斥， 造成失业扩大。即便经济服务化一定程度上实现着财富再分配， 也只是缓解了生产与消费地区结构恶化程度。

　　经济转型要与社会转型协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换言之经济转型实质是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 转型的量变过程是由不平衡的发展格局趋向平衡， 技术创新时常打破这种趋向平衡的格局， 造成新的不平衡， 由此策动了经济波浪式前行。工业化推进城镇化， 农业走向现代化， 因而， 经济与社会结构优化不是一个单纯的指标值。

　　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条件下， 市场自然趋向一般均衡。马克思从"一般均衡"衍生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指出"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 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7]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局限于一般均衡价格的理论， 缺乏应有的价值基础， 满足于对一般均衡价格本身进行表面的讨论[8], 但"一般均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意义。

　　市场均衡包括劳动成本的均衡化和资本盈利性均衡， 进而是劳动与资本等生产力要素参与分配的均衡化。市场均衡总是在特定技术条件下资源配置的结构平衡， 在一个经济体的社会生产力变迁进程中， 部门间生产效率改进不同步， 这种效率的不平衡就需要价值体系作适应性调整， 而价值体系的调整则通过资本配置引起利润趋向平均化的资源配置和以劳动收入水平趋向平均化的劳动配置平衡得以实现。其中， 劳动配置的适应性调整实质上就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动态过程， 转型不畅则造成价值体系的扭曲， 资源在部门间的低效率配置平衡， 就会制约经济潜力进一步发挥。

　　现实世界也总是存在以产权形态的资源垄断， 使得全球市场难以接近理想的平衡状态。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的适地化， 借助于全球贸易， 形成以节点城市为主体的产业集聚模式， 与经济体其他区域形成单向性流动， 诸如劳动要素流动取代产业梯度转移， 区域差距拉大。这种全球化引致趋向极化的区域经济结构的路径依赖， 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 影响一般市场机制的发挥。

　　另外， 受行政区的管辖体制的影响， 特别是功能分区化与功能区行政区化。事实上， 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层层复制倾向， 把经济绩效指标考核层层下压， 最终， 把区域性结构问题放在功能分区化的行政单元内解决， 追求工业化、城镇化率， 基于此来补齐"短板".

　　三、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瓶颈与陷阱

　　（一） 瓶颈与陷阱的概念演绎及形态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存在多重结构问题， 这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甚至让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陷阱".通常按照经济理论或常规发展经验路径付诸努力， 结果往往出现与预想的目标有重大偏离或巨大反差， 由此， 让人疑惑"陷阱"的存在。"陷阱"便成为经济理论的必要解释补充。关于经济发展中的陷阱概念， 或以现象特征命名， 或以行为特征命名， 或以问题本质命名， 诸如贫困陷阱、低水平均衡陷阱， 在全球化中有"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模仿陷阱、追赶陷阱、国际分工陷阱、比较优势陷阱， 其他有"美元陷阱"乃至"特朗普陷阱"等。

　　陷阱概念的抽象化程度不同， 影响人们对其理解。在当下， 最为关注的莫过于"中等收入陷阱".厉以宁将其分解为"发展的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技术陷阱"[9], 从区域发展不平衡现状观之， 部分地区已有突破， 故而认为对中国而言， 这已是"伪命题"[10].既然"陷阱"是一种经济现象的抽象化， 那必定有其存在的机理， 只是我们没能找到合理的解释罢了， 进而需要提出更为抽象化的概念， 以便于解释这些现象。拉美现象抽象出拉美陷阱， "拉美陷阱"概念的进一步延伸与认识， 衍生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指类似于拉美国家对起初的发展道路自信的失落产生的体认， 或用以警示沿用拉美的发展模式的国家或地区。从"陷阱"存在形态方面看， 第一种情况是， 在经济运行逻辑上由于初始条件与运行结果相互关联， 互为因果强化进入一个封闭循环的体系， 即所谓各类"恶循环".第二种情况是， 从系统层面看， 即一个开放性系统因输入与输出达到平衡状态， 掣肘系统向更高层级跃迁， 系统整体处于受控格局， 多体现为社会结构性或制度性障碍。第三种情况是， 存在经济主体行为层面的故意陷害， 按照方案初衷的逻辑设想或设计的规则本可以获得圆满的发展晋级通道， 然而制度和规则设计者有意撤回先前条件， 打乱对手阵脚， 使之陷入困局。在商业社会中， 这种陷阱频频出现。在经济体层面， "美元陷阱"当归属此列， 特朗普强硬破坏WTO规则亦可谓"特朗普陷阱".

　　因此， "陷阱"的存在源自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一种路径依赖。问题多体现于制度设定延滞性、社会结构稳定性、技术发展的路径化等等。

　　与陷阱相类似的概念还有瓶颈和短板。短板源自"木桶原理", 核心点是短板效应。当有短板存在， 必定造成其他要素资源的闲置， 因此就需要补短板， 补短板也就会产生正向的乘数效应。短板反映构成整体的同等重要的部分对于整体的影响关系。瓶颈则一般是指在系统运行流程中， 薄弱环节， 对整体效果构成影响的关键限制因素。经济生产体系中的瓶颈是指那些限制工作流程整体水平的单个或少数几个因素。更广义地讲， 瓶颈是指整个流程中制约产出的薄弱环节的反映， 该环节本身可能不直接创造价值， 但却制约其他要素作用的发挥。诸如技术瓶颈、质量瓶颈、生产环境与配套瓶颈、制度瓶颈等， 这些环节往往又不是一时就能改变的， 同时瓶颈也正是转型延滞的原因所在。

　　短板是问题直观现象的概念化， 瓶颈是短板存在机理层面的难点概念化， 陷阱则是瓶颈得不到化解之结果层面的辅助解释。现实中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陷阱与瓶颈往往不易辨识又或将同时存在。

　　（二） 经济运行规律与陷阱存在的深层逻辑

　　经济运行的逻辑支撑包含遵循政治与伦理的发展观， 但通常我们仅局限于用有限的、抽象化的规律或原理对经济现象加以解释， 将一些重大的问题归为"经济规律使然".经济规律是特定假设前提下的运行状态， 有时这种假设性前提是隐含的， 事实上经济社会运行并非不受假设条件之外的因素干扰， 因而这些假设性前提就成为制度设定的重要依据， 进而经济运行得以驾驭。正是制度设定的人为性， 注定存在各种人为"陷阱".理论体系有其初衷， 但经过抽象化的逻辑演绎形成的制度设定， 往往预判不足， 漏洞多， 最终偏离初衷， 何况存在规则设计者故设陷阱， 蒙蔽参与者的情况。国家之间亦然。

　　理论体系在不断发展， 并环环相扣。关于经济发展， 早期有基于人口增长论提出"马尔萨斯陷阱"[11], 为走出陷阱， 罗斯托定义"经济起飞"条件， 依据效用递减规律， 提出把发展重点转移到高报酬的城市工业部门。纳克斯指出低收入决定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资金不足的"贫困恶循环"[12], 继而有了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13].寻求不平衡路径， 解决积累之不足， 赫希曼推出"不平衡增长"理论， 佩鲁提出"增长极", 突出集聚与辐射效应。罗森斯坦-罗丹从产业间关联性， 突出重点产业投资拉动的"大推进".在国际层面， 适应不平衡格局， 突出开放与贸易之必要性， 有"中心-外围"理论。

　　发展中经济体实行追赶战略， 参与全球化分工， 发挥其资源要素的比较优势， 有望达到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比较优势"理论， 在内外贸易平衡导向下， 言外之意， 就是接受"进口替代理论"."进口替代理论"寄予开放市场能获得"技术溢出"效应， 实现"以市场换技术".进而， "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成为国家提升工业化进程的战略选择， 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 在效用价值递减趋近平衡值时， 比较优势就不复存在。发展的根本动力需要科技创新驱动。

　　后发地区频现快速崛起的现象， 谓之"后发赶超", 引申出"后发优势"概念。后发优势理论中的核心是技术的后发优势， 实现经济和科技的"蛙跳式"发展。但技术发展并非线性的， 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时模仿的难度就会越大， 模仿的速率就会下降， 甚至是倒退[14], 即所谓陷入"模仿陷阱"乃至技术引进的"追赶陷阱".微观经济主体通常接受技术转让， 一般多为发达经济体亟待更新换代的技术， 基于此的技术路径往往落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怪圈， 而关键核心技术处于价值效用峰值部位， 通过价值链环节主导产业发展， 无法依靠购买， 只能自主创新。实际上， 大型采购商和跨国公司通过俘获型治理模式将低端制造业锁定或"俘获"在价值链低端， 阻断了其转型升级的路径[15], 实现对低端环节的控制。

　　由于受制于技术的路径依赖与核心技术的封锁， 一些追赶中的经济体或将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经济体要打破这种格局就需要推进创新驱动。创新型高技术企业其产品占据产业的价值链高端， 可获得超额利润， 有足够的实力投入到科技创新研发。而跟随其后模仿或引入其亟待转移的技术， 这不仅要支付专利费， 其产品的效用价值已趋下行， 企业实行引进再创新面临大笔资金投入的压力。这种技术追赶的路径依赖， 只能跟随创新主体亦步亦趋， 此所谓"追赶的陷阱".这显示出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后发经济体为破解创新动力不足， 需要政府进行创新补贴， 若相关机制不全， 还可能落入"补贴陷阱".

　　经济发展转型是社会转型过程， 呈现趋势性、阶段性特征， 对于各经济体而言， 其发展有特殊的时代内容， 面临不同背景环境， 这便成为其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经济规律是特定条件下的规律， 经济理论的实践导向是将假设条件实行规制化， 达到现实化。因而， 规制设定难免遇到发展环境的悄然生变， 这就是"陷阱"产生的根源， 而重修规制必将对路径依赖构成破坏， 造成混乱。

　　发展中的"陷阱"与价值链、价值体系相关联， "陷阱"突破在于从价值体系层面突破资源配置不合理局面。"中等收入陷阱"事关中国开放崛起的道路选择， 问题不局限于概念本身是否具有普遍性， 而在于通向"陷阱"的各种路径的现实性。一个经济体必须坚持大逻辑， 把握发展的大框架， 谋求大福利， 做到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决定资源要素配置在对当前的转型至关重要， 权衡"效用价值"与"劳动价值"之间过渡， 将创新动力与市场活力充分调动。正确看待产业领域的"效用"追求， 避免传统产业因自身的结构调整的失序， 忽视对福利性生产及其问题的深邃思考， 抛弃传统行业的价值或福利创造。

　　四、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风险规避

　　（一） 国家所要的经济生态与责任担当

　　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最终体现为物质财富丰度与精神生活状态， 经济活力来自产业兴旺， 体现个体参与的价值创造。作为以传统经济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 国民在经历过长期的物资匮乏后， 形成一种对物质财富的特殊情感， 养成一种勤劳致富的财富观， 节俭成为美德。节约在经济活动中所体现的投资与消费结构， 在工业化追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但在新时代， 可能引发经济结构层面的生产与消费脱节。在价值认识层面， 将物质生产劳动视为价值的唯一来源， 在货币化财富时代， 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沉湎于追求金钱的数量， 疏于精神生活享受， 进而轻视服务领域的经济活动。

　　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是生产与消费结构。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处理好消费与积累的关系， 这也事关生产中的财富分配。在开放经济背景下， 生产与消费在空间结构形态上往往存在重大结构隐患， 因为经济转型的过程同时又是社会结构转型过程， 生产地与消费地关联性脱节， 势必影响地域经济生态， 在节点城市极化效应下， 甚至引起地域产业空心化或人口空心化。生产与消费脱节问题， 终将引起资源错配， 造成国内价值体系扭曲， 进而导致内外双重扭曲， 加重财富分配不公， 加剧财富集聚， 为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积累隐患。

　　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是微观主体活动。技术创新重塑价值体系， 效用价值规律决定着微观经济主体行为， 在效用价值光芒映照下， 劳动价值显得黯然， 资本通过主导经济活动自由化， 对财富集聚不厌其多， 资本庇护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将国内阶层矛盾外部化， 掩盖阶层矛盾， 将生产与消费结构关系扩展到全球范围， 即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满足资本对财富集聚要求， 适应资本扩张需要， 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 通过效用的价值体系， 输出"高附加值"产品， 通过引入国际廉价劳动的大众消费品为本国国民提高福利水平。由于技术创新存在非确定性和永续性， 引起中心-外围结构的不稳定， 技术创新节奏引起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更替， 一旦技术创新延滞， 便引起产业梯度转移不畅， 经济活动惯性运行与结构锁定， 便衍生出结构性危机。

　　国家有责任维持经济的良性运转， 坚守基于一种经济伦理的理论初衷， 按照市场逻辑的平衡与技术逻辑的不平衡互动， 发挥价值体系的健康导向。国家是一个综合的政治代言， 因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 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是责任所在， 技术赶超往往是使命所在。发达国家侧重资本代言， 保护产权， 摆脱或转嫁经济危机。在国际经贸关系方面， 向来都是由他们掌控话语权， 采用实用主义态度， 主导规则制定， 侵害发展中经济体利益。

　　发达经济体为资本代言， 回应本国资本逐利声张， 放任资本借助于"效用价值"在世界范围扩张需要， 以化解内部结构矛盾、阶层矛盾等。该导向正是基于技术创新主导的中心-外围关系结构的塑造。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因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已经导致创新中心的分化与迁移， 加上因创新节奏的变更， 内部结构矛盾加大， 发达经济体便无法接受被其他经济体追赶或超越的现实， 进而义无反顾地改变规则， 保全其核心利益和地位。美国当属于此列。

　　经济伦理不局限于"利益相关者"层面， 在后危机时代， 国家经济安全应成为经济伦理的重要价值取向[16], 政府应消除经济运行中潜在不稳定因素。因为经济技术活动不仅仅沿着经济运行逻辑上依赖的路径而滑落入技术陷阱乃至经济陷阱， 技术层面不仅仅是微观经济活动主导的行为， 政府行为也是使经济体坠入"陷阱"的一大推手。

　　中国人民勤俭文化价值观是中国工业化成功之关键。中国选择走开放崛起的道路， 必须把持大原则、大逻辑、大结构、大框架， 发挥全要素生产力作用， 避免资源闲置， 杜绝营造食利闲人的经济生态。把持开放度， 坚持保护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同等重要， 应藏富于民， 避免频繁动用杠杆和金融工具， 以化解"资本"的风险为宗旨。

　　（二） 辨识国家体量与基于价值链的陷阱规避

　　当今全球化时代， 经济地位取决于科技地位， 取决于创新资源整合与研发投入。技术或产品更新换代频度加快， 迅速占领市场至关重要， 生产企业通过选择一种技术组合， 搭载自己的专利技术， 通过冠名制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产品， 集成创新模式成为当今制造业的主流形态。这是基于全球化的市场与要素流通， 存在对他国专利技术一定程度的依赖， 这也是市场换技术的新方式， 摆脱这种格局只有自主创新， 以一系列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组合， 实现弯道超车。

　　由于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与多中心化倾向， 由此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着原先的创新中心地的地位。

　　政府行为的强行介入， 也会给经济运行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将"美国优先"奉为圭臬， 以国家安全为由， 挑战世界各类规则， 否定多边贸易规则， 实行单边主义行动， 企图重塑双边贸易， 求得国别化的"贸易平衡", 还企图从价值链层面击垮中国高科技企业， 让中国经济进入其设定的陷阱。回归双边贸易下的贸易平衡的规制导向， 类似于回归物-物交易时代， 受制于需求不对称， 实质上增加不自由。由此， 必然造成一种结构性束缚。所有发达国家的发家史， 都是建立在开放的、不平衡的世界体系之中， 通过技术创新创造全球性需求， 获得产品的效用价值， 也只有在更广域的市场中才能让创新成果的效用价值发挥到极致。

　　国家因体质、体量、性质的不同， 其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存在巨大差异。大国一般具有更多的创新资源集聚的潜质， 合理的制度设置便可迅速整合创新资源， 组建创新联盟， 实现集成创新， 由此喷发出创新活力。而小国创新资源要素的质与量都有其局限性， 国家体量小， 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易于迅速同步转型， 其中， 发展中的经济体， 取向于自由贸易体制， 谋求在一般市场均衡中取得发展。而创新实力强的小国， 有限的强项需要走出国门， 充分实现效用价值， 更倾向于自由贸易体制， 不满足局限于平衡的双边贸易规则框架下。体量较小的经济体需要在外部寻找差异性的互补， 必要时寻求抱团一致对外， 达到能与大体量经济体抗衡的整体实力， 实行自由经济区化。自由贸易区化是将成员内部结构矛盾次要化， 但随着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推进， 特别是在稳定的多边体制环境下， 外部矛盾逐步淡出， 内部矛盾则上升至主要矛盾， 进而走向分裂， 以致英国脱欧事件。若欧盟瓦解， 欧盟各科技创新国的活力将大打折扣。大国内部有较多的互补性资源、要素， 可在统一价值体系下实现优化配置， 经济多元化发展， 产业体系完整。因国家体量大， 其结构转型往往迟缓， 由此体现为经济的韧性， 接受冲击的回旋余地大。

　　整体而言， 大国较小国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我国为人口大国， 资源禀赋不足， 寻求开放发展以交换价值很必要。当下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进入了"新时代", 巨大的潜在腹地市场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成长空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产业体系与配套完整， 虽然受到追赶陷阱困扰， 影响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收益与创新投入能力， 但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整合创新资源， 达到集中攻关， 极大展现大国优势， 自我提供市场化环境， 在后发追赶中避免与发达经济体正面短兵交接， 比拼研发投入。尽管"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 具有阶段性和暂时性特征， 正是由于大国经济体在体制、制度、结构方面， 在转型的纵深空间上， 量能集聚需要较长时间， 为"比较优势"发挥提供较稳态的结构。

　　中国是腹地广阔的人口大国， 生产配套齐全， 巨大物流量支撑低成本优势。我们的经济韧性建立在我们的弱点之上， 即农业发展不充分与城镇化滞后， 当现代农业遭遇经济波动时， 通过传统农业对劳动力的社会吸纳和农业农村的消费增加， 缓冲经济硬着陆。优势与劣势均体现于价值体系中， 必须认识到结构转型的滞后， 国土空间发展的不均衡， 以及由此造成社会结构固化， 进而造成"未富先老"局面。"新时代"背景下，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不再局限于低价劳动力， 新的优势也在集聚， 必须认识到转型中固化的"比较优势"引起价值上的损耗。重要的是有效利用好内部市场， 强化地域间优势互补。

　　（三） 中国转型所需的环境与开放危机的把控

　　资本主义国家为资本庇护， 由技术优势转化为贸易优势， 实现"贸易立国".资本造成国内阶级矛盾激化， 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存续， 国家才对资本行为实行驾驭。在国际层面， 民族国家独立， 贸易只能回归到互设保护壁垒的格局下。为化解内部阶层矛盾和产能过剩危机， 在资本的声张下， 开启经由双边贸易谈判到多边贸易谈判， 推进自由贸易发展。先发国家是全球的创新中心， 受制于资源约束、市场范围局限、人力成本和贸易壁垒束缚， 资本出于战略需要， 选择适地化生产。生产配套优越， 能展现集聚效应的环境， 成为全球产业布局的首要选择。由此， 收入等级体系向着有利于高收入人群方向变动， 如美国从1970年代以来， 最富有的5%和剩余的95%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从3.5倍变成7倍[17].

　　发展贸易互通有无， 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与效益， 这是亚当·斯密等经典经济学家的基本精神所在。在效用价值体系下， 贸易自由化为资本谋利提供便利， 也为发展中经济体工业化追赶提供帮助， 让"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价值， 实现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理论基石是生产力理论， 认为不同生产活动具有不同的"质", 而按照交换价值理论所设想的国际分工体系或全球价值链， 各类经济活动无实质性差别， 一个国家从事哪类活动并不重要[4].

　　发挥全生产力要素潜能， 把"比较优势"转化为有效的价值， 调整发展战略是一个经济体的应有职责。比较优势是动态的， 经济体因经济社会结构演进和伴随科技创新的价值体系调整， 原有的优势或将不复存在。创新提升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价值链地位， 进而改变国际货物流向， 对原有的国际贸易的结构构成影响。"国民收入"增长理应是劳动报酬增长， 不能刻意"维持"低价格竞争的"传统优势"格局。全球化的深度融入对于经济体内部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加剧生产与消费的脱节， 节点城市极化的区域经济结构。受制于区域经济结构影响， 形成发展的路径依赖，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产业向腹地转移。回应贸易战， 调整战略， 发展内需经济正当其时。

　　贸易自由化让资本获得广阔的市场空间， 让创新成果的效用价值达到极致。这对经济体而言， 意味着加大开放与交换市场。产业或产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决定国家的资源要素的效用价值比附体系， 由此获得乘数效应， 进而体现出国家富裕程度。中国的对外贸易只是参与了一些高技术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生产环节， 在出口商品结构中， 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因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差异财富分配明显不对等， 即便是高效的外资也会有意压低生产基地价值链环节的分配份额。显然， 贸易大国并不等于贸易强国， 贸易强国地位不仅取决于贸易产品结构以及产品技术含量、创新能力， 还取决于贸易中的定价权、规则制定权等。事实上， 国际价格体系存在众多人为的因素。在新形势下， 中国传统的以量取胜的竞争优势无法支撑贸易强国的发展， 需要适应全球化动态， 立足于满足本土市场需求， 激发创造活力。

　　以何种逻辑交换市场， 正是国际贸易争议焦点。全球化表征为资本流与物流关系， 掩盖了所有权的利益关系， 即代表资本所有权的收益与代表国家主体利益关系。两个层级主体具有不同价值取向。政府在代表资本推进自由化与代表国家整体阶层利益的结构平衡的两条路径不可兼得。从国家核心利益角度看， 市场的开放度把持就需要根据本地生产商整体的综合制造业水平， 不对等的贸易条件无非是门槛条件与总量平衡， 开放度无非就是一种保护市场的壁垒形式。

　　除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层面的技术"陷阱"外， 还存在经济体层面的人为性架设价值链"陷阱".多边贸易框架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提供更大便利化， 因而对于微观经济行为主体而言， 自由贸易是合理的制度设计， 能迅速把产品投向全球市场， 充分扩展产能空间。全球化的生产势必改变国际贸易平衡格局， 进而改变国家既得利益格局。美国习惯于长期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 不容许他国挑战。当今特朗普政府非常急躁， 但面临着既要代表美国资本全球扩张又要代表国家利益贸易平衡的矛盾， 故而在看待国际资本的"本土化"与本土资本"国际化"关系上也总是采取对立的态度。美国让多边贸易规则重回到双边贸易规则， 这种针对贸易逆差的逆全球化举动， 意在打乱当下的国际秩序。这种举动违背他们的资本逻辑， 必然遭到本国资本反对， 利益链依赖于价值链， 突破价值链或割断价值链， 必定要重建依据高收入标准的价值体系和产业体系， 这种代价必定高昂。特朗普重修规则， 是规制工具化的"陷阱"存在形态。

　　现代政府除了保护市场、引导市场行为、培育竞争力， 必须把控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 促进经济与社会结构协调。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 若世界贸易重回双边贸易时代， 在逻辑上中国也不会输给谁， 甚至更有利于自身的转型发展。重要的是一个稳定的， 可以预期的市场环境。因此， 在大趋势、大逻辑面前， 权衡资本逻辑与国家利益的逻辑， 谨防规制工具化的扰动， 谨慎对待"价值链"理性的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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