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解决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 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矛盾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比较难以在短期内下降， 中国的资金供给面相对仍非常充足；而且，多年形成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的基本格局也难以改变，毕竟，就业压力在上升，国内人口结构相对还比较年轻， 不大规模投资，经济难以发展，就业压力也难以化解。 如何解决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 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依赖的是国外市场，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思路。 ……答案只能是在内需上做文章。 要提高内需，靠最终消费自然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最终消费需求毕竟是由上亿家庭和机构分别独立作出的， 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基，制度变迁难以在中短期内改变国民的消费观念，政策推动更是乏力。 比较现实的方案就是，以投资推动内需的上升，而且其前提是， 投资推动内需的同时不能带来新的产能扩张。 怎么办？ 答案非常明晰，那就是必须投资于现有的生产能力， 即对现有产能进行更新改造，既让投资不转换为新的净生产能力，又能消化一部分储蓄，带动内需的上升。 换言之，现有的产能是资本的存量，投资是流量，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保障生产能力不剧烈上升的前提下，让投资这一流量上升。那就是，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淘汰旧的产能。 绿色产能革命，其本质就是这样的过程。 ”[1]（P165）李稻葵认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 “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靠的是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能力不会剧烈上升，以和国内低消费市场保持平衡。 李稻葵把这种模式称为“绿色产能革命”,即把增加的投资全部投到淘汰旧的产能上面。 李稻葵这种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绿色产能革命”是一种消极的平衡观，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经济过热论”,只不过比一般的 “经济过热论” 多了一个解套的方案---“绿色产能革命”,但这个方案在理论上和他后面的要“增加总供给”的提法相悖，在实践中则会陷入“滞涨”的悖境，所以不能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本身并不成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什么 “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 从直接现实性上看，我国确实存在着“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矛盾，但“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和“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不是一回事。 这两者的区别很重要。 “需求”是主观范畴，“消费”是客观范畴。 消费不足，既有可能是“需求”不足引起，也有可能是需求很强烈，但不敢消费造成。
　　
　　如果是前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 这一矛盾的假说有可能成立； 如果是后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就是一个假命题。 实事求是讲，中国目前“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只是假象，“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才是真相，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 问题的关键，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 “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 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
　　
　　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 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 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 提高人民的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 在于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 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扶持创业，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法治。 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定位于“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解决矛盾的途径定位于增加投资的同时降低生产能力，是削足适履，舍本求末。

　　
　　那么， 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 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 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 GDP 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 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 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 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
　　
　　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 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 GDP 目标。 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 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 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 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
　　
　　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 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 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 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 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 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国家基本建设的范畴； 投资任何国家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 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投资方向问题；与其说是“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把投资方向定位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而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 即能源革命完全可以纳入国家基本建设的范畴。 这与其说是所谓“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 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根据上面投资、 需求、 消费关系模型Ⅰ和Ⅱ（Ⅰ见第 12 章），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投资与需求这一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矛盾， 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 “绿色产能革命”,而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 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 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 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 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 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
　　
　　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 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 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 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 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 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 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 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 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 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 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 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

　　
　　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 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 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 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 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 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 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一。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 基础设施或国家基础设施是为国民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 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投资建设。 其中为国民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产生的资金流量可以成为GDP 增长统计数据源，为国民非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产生的资金流量不可以成为 GDP增长统计数据源。 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范畴。 把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 增加消费的同时， 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 把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 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 GDP,而且为 GDP 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 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 GDP 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 GDP 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 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 GDP 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 GDP 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 GDP 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 所以房地产是短期 GDP 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支柱产业。 “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 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 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 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
　　
　　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 应该是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础设施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 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 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 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
　　
　　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 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 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 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 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 GDP 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 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础设施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 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 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 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 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 走出“滞胀”这个悖境，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产能革命”,而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 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二。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把国家基本建设作为基础产业。国家基本建设，是以整个国家为单位、国家和跨区域为项目单元、中央财政为投资主体的长期、超大型基本建设，包括主要河流变水患为水利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沙漠变绿洲治理；野生动物生态链系列保护工程；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大运河重新开发疏通综合利用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风能太阳能电站建设；材料轻型化能源清洁化环境低碳化； 以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主体的国家绿化生态化建设； 城市生态化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 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性开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国家基本建设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基本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硬件部分， 可以说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基本建设可以带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使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平衡发展。 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加深、 外延不断扩展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工程，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可以极大提高我国民族主体性与国际竞争力、 抗国际国内风险能力，也是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无缝对接、扩大开放的基础。基础性、整体性、全局性、综合性、生态性、开放性，是国家基本建设的基本特征。 与时俱进不断自觉进行公民个人、 民营企业无法进行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之一， 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之一，和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 如果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柱产业， 那么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国家基本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 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 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 因此， 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 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 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 建设几百条高速铁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 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高速路有倍增放大的作用；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 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 把高速铁路、 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 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 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 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三。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李稻葵：“根据以上的陈述， 财政开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财政开支应该是民生性、福利型而不是生产性的，财政开支不应与民争利，不应带来挤出效应，而应该有带动其他社会开支的效应。 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 消费型的投资是提升国民消费的重要举措， 而不是增加过剩生产能力。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为将来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如节能减排、环境治理、 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 而不是生产性的，更不应该是政府自身开支的盲目扩大。 当然，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促进公务员廉洁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型， 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 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 应该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 在目前的条件下， 适当提高中央财政的赤字和债务比重是应该的，也是能做到的，这一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变值得大力提倡。 ”[2]（P166）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李稻葵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谓 “服务型政府”的经典描述，同时也是他的“绿色产能革命”思路的逻辑延伸。如果按照李稻葵的财政开支模式，上面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模式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同时，李稻葵的上述“公共财政理念”是把政府的生产性经济职能、 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 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 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 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 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 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 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 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 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 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 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 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 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 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 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 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 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 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 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 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 所以，避免公共财政与民争利与其说像李稻葵设计的限制中国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 把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 还不如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国家基本建设范畴。 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保证。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 李稻葵：“不夸张地讲，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 是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 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 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3]（P99）我不知李稻葵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擅长数据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不知得出这个结论的数据是什么？是依据GDP 增 速推论 ,还是名义工资增长 ,抑或购买力平价计算？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 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 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 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 30 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 30 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 10%不到。 这根本上是由于， 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 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 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 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 GDP 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 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 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 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 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 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 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 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 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 GDP 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 因此，GDP 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 笼统地根据 GDP 增速就推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又根据这个“奇迹”推出“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 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 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结论，既无数据分析也无逻辑分析，是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 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 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 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 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 李稻葵：“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我们今天还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 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 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 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涨'. ”[4]（P188）李稻葵接下来用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等几个方面，说明“在以上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无疑是在回缩。 企业减产、停产、破产的例子越来越多”.[5]（P183-184）且不说李稻葵这里的 “总供给冲击”、“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总需求膨胀”和同一本书中“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之间的自相矛盾，他对“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及其导致“滞涨”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本身也是牵强附会的。 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 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 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 “总供给曲线的回缩”. 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 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
　　
　　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 不是什么成本上涨， 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 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 李稻葵的所谓“滞涨”,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悖境；而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 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 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 必然产生李稻葵上面所描述的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悖境。 什么叫泡沫？ 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 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 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 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 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 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 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 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 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 以国家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 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产生和激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根源，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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