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近几年, 金融市场出现新变化, 对金融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对金融改革提出了新举措。

　　关键词：金融定位; 金融服务; 金融市场; 金融改革;

　　一、我国金融工作的定位

　　习总书记表示, 金融经济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进而金融安全更是重中之重, 在国家安全层面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国家的金融制度更是一种发展国家的基础性制度。这是一个新的、明确的财务工作立场。这一论点反映了金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 世界大国的崛起往往依赖于强大的金融支持。回顾国际金融危机的历程, 经济风暴源于金融问题。国际公认的金融中心与经济强国地位相匹配[1]。

　　自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以来, 全球经济增长缓慢, 国际恐怖组织不断扩大, 地方地理紧张局势持续存在。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这是全球经济中存在的40-60年技术创新周期底部的一个特征。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是经济持续增加的核心动力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创新停滞, 经济社会问题会变得尖锐, 财政和货币刺激都无法解决。但这恰恰是孕育下一轮技术创新和国际经济格局可能转变的时刻。把握机遇的大国可以成为下一轮技术周期的领导者, 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力[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 全球经济环境最为相似。在全球大萧条之后, 出现的经济继续萧条, 虽然政府竭尽全力, 但收效甚微, 社会矛盾加剧, 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美国抓住当时的历史机遇, 吸引了大批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 实现了科学技术实力的综合超越, 并且美国开始全力发展产业, 通过大量资金积累[3], 出口, 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最终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4]。

　　在过去的几年里, 经济学家们经常争论中国是否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笔者认为不会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而且笔者还相信中国有潜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 就像二战前的美国。

　　1. 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 为76%, 全世界人口基数最多的几个国家中美国为65%, 印度则为55%[5]。

　　除了中国人民的勤劳文化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文化和制度上对妇女的保护和尊重, 这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参与劳动概率。中国妇女在社会和专业领域的参与和贡献是世界上最高的。

　　2. 高社会储蓄率。

　　在宏观经济背景下, 较高的社会储蓄率意味着投资的高回报率, 这意味着你可以自己快速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储蓄率低的国家要么不能实现工业化, 因为那样不容易搞活经济, 只能通过大量借贷积累资本, 实现工业化。而这种主要依靠外债发展经济的模式首先代价是昂贵的, 这就要求国内利率持续高于国际主流利率来吸引外资, 而且这样会加重社会保险的负担, 因为个人低储蓄的风险最后会溢出、转嫁到社会中。此外, 它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国际利率出现大幅波动, 很容易看到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并引发债务危机。这在拉丁美洲和南洋的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事实证明, 低储蓄率的后发国家通常难以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3. 社会人力资本优势。

　　在过去的十年里, 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中国劳动力红利的拐点问题, 但这只是低端劳动力供给的拐点, 这意味着像纺织品这样的低端产业将要淘汰, 面临被转移出中国的局面。随着国家实力的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技术的高度投入, 我国高等教育的人口迅速增加, 而高层次技术人才更是红利。中国现在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强大工程师队伍, 各行各业的高级技术人才数量急剧增加。30年来, 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和一般制造业, 再到精密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持续产业升级。在云计算、量子通信、空间测控等一系列新技术领域, 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有潜力成为下一轮技术革命的领导者[6]。

　　中国有潜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 但不一定能重塑经济格局。特别是由于金融体系的高度发展,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一个例子, 核心问题就在于金融。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着巨大的机遇, 当时美国的经济比较糟糕。由于苏联的长期军备竞赛, 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都很高。此外, 他们的货币一度过于宽松, 深受高通胀的困扰。金融体系过于开放, 该国的许多小银行 (储蓄银行) 竞争过于激烈, 在利率急剧上升后, 在技术上无力偿债。当时, 日本在精密制造、电子消费品、汽车工业等领域的工业竞争全面超过美国, 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美国的70%[7]。

　　美国也很难去杠杆化。1983年后, 500多家小型银行技术上倒闭, 但美国政府没有及时放宽资本管制, 而是放宽了对风险较高的资产的投资, 使其得以生存, 银行系统的问题进一步恶化。直到1988年, 美国当局才改变方针, 在1988年消灭了近200家银行, 在1989年消灭了300多家银行。在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之后, 面包师计划开始了, 不是为了澄清, 而是为了保留债务, 并为拉丁美洲提供更多的贷款。这些延误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 当局已经扭转了方向, 提出了一个降低拉美债务和直接减记大银行资产的布拉迪计划。金融系统的这种调整导致1990年和1991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89年的7.7%下降到1991年的3.3%[8]。然而, 从那时起, 美国银行系统的癌症已经消除, 健康的竞争状态已经恢复。银行股大幅上涨, 经济复苏, 技术创新再度浮出水面。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 美国再次领先。

　　相比之下, 日本继续犯财务错误, 错过了机会。自1986的《广场协议》以来, 货币宽松政策一直困扰着资产泡沫。在1991资产泡沫破裂后, 日本没有及时处理金融体系的坏账。相反, 它推迟了经济复苏问题的解决, 采取了银行间金融援助政策, 并试图将船只锁定在关键位置。直到1995年, 日本几乎没有金融机构倒闭。相反, 它让大银行合并成小银行, 这实际上增加了大银行的负担。总体而言, 在泡沫破灭后, 银行继续向房地产行业放贷, 试图在不中断的情况下挽救自己客户的现金流。这一延误的结果是错失了主动应对日益增长问题的机会。直到1997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这一制度在外部势力的冲击下终于站不住脚了。大量银行倒闭, 日本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二、金融业应该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习总书记强调,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命脉,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使命, 是金融的目的, 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措施。

　　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急需将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美国和日本的案例告诉我们, 没有实体经济的金融杠杆 (包括房地产业) 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隐患。

　　近年来, 我国也出现了一些相似的问题, 经过10年的金融自由化洗礼, 金融机构迅速扩大, 并且在近几年出现了明显的虚拟现实趋势, 对实体企业的贷款比率不断下降。房地产贷款比重持续上升, 金融体系内套利交易业务不断扩大, 投资业务不断扩大。随着利率从2016年底开始急剧上升,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激进的扩张, 被风险管理不善的小型金融机构一直难以生存。

　　自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 财务杠杆成为政策导向并持续实施。2017年以来, 银行同业拆借业务不断萎缩, 理财业务不断萎缩, 房地产信贷不断下滑, 而实体经济信贷却保持了稳定增长, 中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9]。

　　三、金融市场的新变化

　　2017年3月中旬以来, “一行三会”监管新政密集出台。在一系列强力监管之下, 中国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赚好钱”和“赚快钱”不再是时代的赚钱方式

　　在强大的监管环境下, 对金融机构最直接的影响是, 赚好钱和赚快钱的时代已经结束。

　　从2017年1月到5月, 一度普遍上涨的保费收入同比下降56.53%, 占个人保险保费收入的15.04%, 同比下降了17.5%。

　　在资本市场上, 新股发行量在正常状态下增加, 对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趋于严格。在“投机观念”和“赚快钱”的政策环境下, 传统的“投机观念”的运作模式已经失效, ST个人股、二级新股、高转移等集体寒冬。统计数据显示, 2017上半年, 10只最大跌幅股票里, ST股占了70%。同期, 东证指数和深度IPO指数分别下跌12%和28.6%。

　　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为“躺赢”的银行, 钱也不那么容易赚到。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利差和中间业务收入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商业银行净利差水平已从2014年第四季度的2.7%降至2017年第一季度的2.03%。

　　2. 市场环境正在回归主业

　　政府强监管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市场乱象, 守住风险底线。

　　截至2017年5月底, 银行业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总量为28.4万亿元, 低于四月底的30万亿元。

　　在监管的指导下, 商业银行开始调整资产负债结构, 为对公业务和零售业务留出更多的资源。支持北京-天津-河北地区、扬子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协调发展, 发展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 服务农业、农村、农村等薄弱环节。银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变得更加有活力。

　　在保险业中, 短期金融业务和有偿投资的盲目发展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寿险公司新推出的通用保险产品的结算利率在4%-5%之间, “8%”的结算利率已经消失。许多保险公司开始开发安全产品, 扩大交货业务, 收缩贸易, 业务结构更加健康, 发展势头更加强劲。

　　3. 中国经济对金融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成为一个相对过剩的经济体。社会储蓄大, 但投资机会相对稀缺。因此, 金融业的主要任务是从动员社会储蓄转向如何管理和分配这些储蓄资源, 如何有效地匹配投资机会, 并将这些储蓄转化为有形投资, 这变成了当前金融业的难题。

　　此外, 国民经济核算年度储蓄规模超过35万亿元。这些节省用于不超过两个目的。一是净出口, 相当于国外储蓄, 但是中国目前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高达13%。第二, 国内投资, 但国内许多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投资需求有限。

　　而就储蓄而言, 到2016年底, 全国储蓄存款余额为59.8万亿元, 金融产品余额接近30万亿元。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7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显示, 2016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额达到165万亿元, 是当年GDP的两倍以上。另一个数据显示, 房地产市场高达300万亿元。

　　这一切都表明, 中国金融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是如何管理和分配如此庞大的社会储蓄和财富, 既是对中国金融业的挑战, 也是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当前, 要大力加强金融能力建设, 作为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四、特色的金融改革

　　目前, 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发展迅速, 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产品屡出不断, 原有的监管体制的协调需要加强。中央政府应当及时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 提高金融监督管理水平, 协调有关监管部门, 以思想保障国家金融稳定, 实行“一盘棋”的思维手段。

　　在本次财政工作会议上, 要求地方政府在中央管理的前提下, 按照中央的统一规定, 加强风险处置责任。

　　为此, 为了防范和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国财政部在2018年3月发布了一份专门针对国有金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文件, 对国有金融企业的行为设置了“红线”。

　　在本次工作会议上, 有关扩大金融开放的信息也发布了。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积极稳妥地开放金融业,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进金融创新。

　　据银监会统计, 截至2016年底, 外资银行在华资产总额为2.93万亿元, 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29%, 而2011年以来外资银行在华资产份额逐年下降。这表明外资银行没有跟上中国银行的步伐, 而中国的银行业正在迅速发展。有关行业人士认为, 外资银行业务相对单一, 公司发展缓慢, 长期难以留住优秀的金融人才。此外,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跨国金融机构一直在收缩业务, 并将业务重点重新投向国内市场。并且, 金融机构跨国经营的成本也在逐年上升, 一些跨国金融机构已经退出新兴市场。此外,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还面临着一些政策性障碍, 如对持股比例和业务的限制。

　　中国银监会日前宣布, 经国务院批准, 将放宽对外资银行和民营银行以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股比例的限制, 对国内外股权投资, 继续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主要有三个政策方向:第一, 放宽对外资银行的商业形式选择, 促进国内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第二, 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空间, 取消外资银行办理人民币业务的等待期, 支持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办理国债业务, 放宽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办理人民币零售存款、支持外资银行的要求。外资银行可参与金融市场业务, 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活力。第三, 优化监管规则, 调整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营运资金管理要求和监管评估方法, 引导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发挥业务优势, 增强竞争力。

　　事实上, 这不仅仅是银行业。此前, 中国财政部表示, 将放宽对直接或简单地投资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公司的个人或多名外国投资者比例至51%的限制。对此措施实施三年后, 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以中国基金业为例, 截至2017年9月, 中国113家基金公司中有45家中外合资企业。这些合资企业拥有近45%的行业管理资产, 其中一些已经领先市场。因此, 外商持股比例增加到51%, 意味着未来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外资证券、期货和基金公司。国外优秀金融机构的大量进入, 对于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走向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借助国际化, 我国金融机构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中国企业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我国央行行长易钢在2018年3月25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发表讲话。

　　易钢谈到了金融自由化, 并表示将放宽对金融业准入的限制, 提高金融业的竞争力。他认为, 有三条规则可以遵循:作为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业, 金融业应遵循设立前国民待遇和消极名单的原则。通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可兑换进程, 促进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业的开放应等同于防范金融风险。为此, 中央银行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

　　这些措施, 将确保银行更多信贷流向服务业及中小企业, 让增长模式摆脱对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依赖, 而一些优质的外资金融机构将有更多机会进入中国, 融入中国, 促进与我国银行的竞争与合作, 投资者也将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 必将促进我国经济和金融业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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